《毛泽东传》

 

【基本信息】

作者：【美】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著

译者：何宇光 刘加英

出版时间：2010年9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学者兼记者、作家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被誉为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最受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自登陆中国以来，已经累积畅销近两百万册，在国内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该书的名著珍藏版，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的珍藏版，对原著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忠实的再现，行文旁征博引又不乏风趣幽默。在修正了一些上一版错误的基础上，该版本版式设计更为精美大气，并增加了多幅精美珍贵的照片。

有研究者认为，此次名著珍藏版的出版，必将推动国内当下的毛泽东研究热潮的继续深化，使人们看到一个从这种独特的角度描述和阐释的毛泽东，从而开阔视野，受到启发，并以自己个人的眼光、经历、立场出发，重新去理解、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出版业内人士也认为，该书将成为图书市场新的亮点，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名人传记热潮。

【作者简介】

罗斯·特里尔，193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62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历史政治科学一级荣誉学位，后来他获得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深造，并于1970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

特里尔已出版数十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有关中国。1980年《毛泽东传》出版，随即被翻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希伯来文等，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译介到中国以来，畅销一百八十万册。

特里尔获得了美国重要的两项新闻奖，即美国国家杂志优秀报道奖和乔治·伯克纪念奖的最佳杂志报道奖。

近年来，特里尔担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客座教授，2008年被任命为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学者。

【名人推荐】

这是一部最翔实和最权威的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传记，通过利用近年来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最新的资料全书得到了充实。特里尔是一个传记天才……他对毛泽东形象的真实刻画持续不断地、令人着魔地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休斯敦纪事报》

一部杰出的作品……对中国最伟大革命的历程、动机和主要活动做出了卓越的叙述性的解释。

——费正清

特里尔的杰出天赋在于他能够将学者的研究与新闻记者的绚丽多彩而又优美自如的笔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对于了解毛泽东和最近这个世纪的中国发生的事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是一部迷人的作品。

——《芝加哥太阳时报》

特里尔的书一贯读起来轻松……充满冷嘲热讽或者有趣的观察和例证……这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毛泽东的行为举止的本质介绍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史景迁

令人愉悦和栩栩如生的叙述……充满各种翔实资料、奇闻轶事以及适当的例证……这是一部学者纯粹可靠的知识和新闻记者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得到结合的作品。

——《太平洋事务》

 

【目录】

第一章  童年（1893-1910）

第二章  为何求知

第三章  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

第四章  组织工作

第五章  斗争

第六章  把握未来

第七章  抗日

第八章  圣人

第九章  即将成熟的桃子

第十章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第十一章  改造

第十二章  建设

第十三章  怀疑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

第十五章  俄国以及俄国之外

第十六章  退却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

第十八章  高枝交易

第十九章  尼克松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

第二十一章  飞镝即将坠落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当1975年的最后一分钟滴答过去时，毛泽东正默默地坐在他书房外间的沙发里。他面色蜡黄僵硬，目光呆滞，显得像德累斯顿细瓷一样脆弱，而且似乎和瓷器一样没有生命力。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丈夫戴维从夜色中走来。两名年轻女护士帮助毛泽东挣扎着站起来。他踉跄了一下，然后稳住自己，两名护士退了回去。他在照相机的嗡嗡声中和刺眼的电视摄像机照明灯光下跟这两个美国人握手。那两位护士又把他搀回到沙发上。

朱莉从厚纸信封中抽出一封信放到毛泽东瘦削而苍白的手里。这封信是一位下了台的男人写给另一位即将下台但还没有下台的男人的。

毛泽东在回忆起1972年与尼克松那奇异的政治联姻时恢复了活力。“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营造一种怀旧的氛围。

“我在等你父亲。”毛泽东说到尼克松即将成行的第二次访华时说，他把双臂重重地放在沙发两侧的扶手上，以强调他的话；这是他这一晚上最有生气的一句话。

【朱莉说到当时也在座的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时说：“他没有坐在那里专注地听这位主席说的每句话，这让我很诧异。”黄镇的目光“漫不经心地在房间里到处看”。

考虑到谈话中那些令人厌烦的辞令和陈腐的内容，这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毛泽东似乎只是个展品，而特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个“展品”了。

当毛泽东站起来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拿梳子为他梳了梳头发，然后电视工作人员录下了最后的握手画面。】

在1976年开始的这个时候，朱莉和戴维偶然发现了毛泽东身上的一个矛盾。他们发现，他对一切美国的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跟踪着你们的行程，”当艾森豪威尔夫妇离开上海前往华盛顿时，一位中国高层人物对他们说，“他把你们当成他的家里人。"

然而，这对夫妇碰到了许多极左主义的泛滥，其中有一些是毛泽东自己的杰作。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提到一首充满战斗精神的词（当时正在排版以便重印）时说，“那是我1965年写的。”但是，《重上井冈山》这首词是一枚“左倾”主义的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它那预示大动乱的诗句这样说。

报道毛泽东和艾森豪威尔夫妇谈话的那期《人民日报》，也登载了《重上井冈山》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同样好斗的词《鸟儿问答》，《鸟儿问答》的最后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两首词）。

如果说1975年1月自右翼吹来了一股微风，现在1976年1月，则从“左翼”刮来了一阵强风。虽然毛泽东不像一年前那么直接地管事情（当全国人大的“问答”落在了错误的“鸟儿”一边时，他愤怒不已），但他还关注着风的走向，这是一位老人非常认真的最后一搏。

清华大学一个“工农兵”小组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是导致1976年春收获极左思潮泛滥的谷壳的一粒种子。

 

这封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信中反映说，这座中国著名的技术大学的“资产阶级”，已经“掀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换句话说，常识，已经回来反击“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闹剧。

这封信在另两封来自清华务实派的信之后来到毛泽东的桌子上。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

邓小平支持刘冰。当刘告诉这位脾气火暴的副总理说，“左倾”分子抱怨有“右倾歪风”时，邓小平骂起来，并蔑视地发誓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问题是互相联系的：“红”对“专”。毛泽东能鼓起精神作一个裁决吗？

毛泽东年龄越大，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即使当他对学校的仇恨增长时也是如此，而学校的任务正是要培养这种主观的意志。他甚至说：“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贬低教授们。他告诉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作弊。他把作家们送到偏远的村庄去种稻子。

然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失去儒家的一个信念：认为教师和书本能铸造世界。即使在他贬低教授们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们；北京版的1956年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纠缠了他多年。即使他诋毁作家们写的故事是废话，他也情不自禁地要读一读。

要想寻找悲剧的根源，可以回到20世纪20年代他穿越湖南的旅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欢欣鼓舞地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1976年不是1927年。在心怀绝望的农民寻找词语来总结毁坏他们生活的弊端时，政治口号会传播得很快，但口号在清华不能像那时一样“长翅膀”。年轻的毛泽东，只从和革命的关系的角度看待知识。年老的毛泽东认识不到，对70年代的普通的化学或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育为革命服务”毫无意义。

毛泽东没有作任何批复就退回了刘冰的信。但极左分子的“生日”来信，他很喜欢；他看过之后不久就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极左分子经毛泽东点头发表的关于教育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中，有一句典型的话是：“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又发动起来了，毫无例外，也是从教育和文化领域开始的，因为在这里，容易把言词和现实混淆起来。

【当年晚些时候，毛泽东接见一位教育家蒋南翔，他在“左翼”风暴中从高位上被清除。当蒋南翔进来时，正在毛泽东的床边转来转去的江青警告他说，他就教育形势给毛泽东的汇报“不能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校长，现在对政策不再抱希望，他冷冷地低声说：“我的汇报30秒就够了。”他直截了当地为毛泽东概括说：“大学生在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生。”

老年的毛泽东，这位教育衰落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

“敌人”像是来自装配线一样涌现出来。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被说成是卷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之中。说“革命”比“生产”更重要，成了时髦话。周恩来和邓小平阵营的官员被吓住了。外贸也蒙受损失。

 

到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的喊叫，好像滔滔不绝地喊叫，就能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场灾难的内心感受清除得一干二净。这种气氛是由自我陶醉的活跃分子制造出来的，正像毛泽东鼓励他们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只是一场教育公众的争论，还是毛泽东为了从政治局赶出某个人，像以前几次一样，用报纸上的争论铺平道路？毛泽东在新年前夕，已经给出了答案。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说。

尽管毛泽东很衰弱，他还是又打起了精神，试图挽救“文化大革命”正在消失的成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他写了《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并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怀疑，60年代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事物”，在邓小平的手里会前途暗淡。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只是插曲，它没有带来新的结构。毛泽东曾希望全民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

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也希望除掉那些已经背离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同事。

一种新的心态，在60年代的确控制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敬畏削弱了。一种新的政治方法的确显现出来；对草根们的动员，导致过去消极而忧郁的千百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政治。毛泽东在高层的敌人被搬掉了，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倒台了。

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持续下来。到了70年代，年轻人的兴奋被相当普遍的玩世不恭所代替。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又回来执政（邓小平是其中的代表）。如果说对权威的敬畏减弱并延续了下来，那它现在正转变成对共产党的怀疑。

让“文化大革命”复活，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插曲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但是，人们大概可以看出，为什么像往常一样把导师角色和领袖角色掺合起来的老年毛泽东，想要在他辞世前再次尝试这样做。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精心制作了两块可爱的蛋糕，用来祝贺理查德·尼克松63岁生日。

有白色和褐色糖霜的香草味蛋糕，是为当时饭店的贵宾朱莉和戴维准备的。一块较大的蛋糕装在丝绸面的盒子里，上面饰有“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的字样，是让这对夫妇带回圣克莱门蒂的。

当厨房工作人员在制作要拿到楼上艾森豪威尔夫妇房间的蛋糕时，一位信使来到他们的房门口，带来了一个来自北京的不幸消息：周恩来因癌症去世，享年78岁。

朱莉和戴维早餐吃了蛋糕。中国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当报纸从猛烈批评周恩来的政策转而赞美周恩来时也是如此。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去世的305医院运到了紫禁城里的一间大厅里。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将近百万默默哭泣的人群怀着复杂的情感目送送葬队伍，灵车上悬挂着黑黄两色的玫瑰状缎带。

 

到医院对周恩来遗体作最后告别的悼念者人流中，中国领导人里唯有毛泽东没有出现。连90岁的朱德也来与这瘦削而僵硬的遗体道别；遗体上覆盖着中共党旗，周围装饰着鲜花和苍松翠柏。

毛泽东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会上，邓小平面对中国最高层的5000人致了溢美夸赞的悼词，而尴尬地主持追悼会的王洪文，就像个误入教授们集会的学生。

自50年代以来，毛泽东只参加过很少几个葬礼。自从参加过1972年陈毅的葬礼以来，再没有参加过其他人的葬礼。

他送了一个纸花圈，放在这位担任中国总理长达26年的人的遗像旁，另一边放着中共中央送的花圈，两个花圈中间放着骨灰盒（周恩来要求火化，并把骨灰“撒在我们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想让很多人见到自己。但是很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缺席感到诧异。他从没有像跟陈毅那样跟周恩来亲近过，他在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没有流泪。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曾写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逝世重如泰山，而且，出人意料地，他的逝世早于毛泽东。

周恩来如果在世，可能会缓和毛泽东过世的冲击。但是，毛泽东的在世，不能减弱（实际上反而增长了）从周恩来的骨灰里冒出的政治火焰。

由于没有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处于“李尔王”的境地，并具有猴性，极左派对邓小平生硬的作风提出挑战，就是个必赢的赌注。

总之，1976年初周恩来的逝世导致了两派分化。单是毛泽东的存在（加上他变幻不定的偏爱）就已事先为反邓赌博的色子做了手脚。

江青去告别周恩来的遗体时没有脱帽。一段电视新闻捕捉到的这种明显的轻慢态度，引发了激烈的情绪。沈阳的一个战士激愤地把椅子扔向电视机，广州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开始齐声喊：“打死她！”

当邓小平走近棺材时，周恩来的遗孀、俭朴而广受尊敬的邓颖超友爱地迎接他。但是邓女士对江青却是冷漠的。她对待张春桥的态度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图像是中国最接近于西方调查报告的对应物：毛泽东向艾森豪威尔夫妇提到的“党内斗争”，在周恩来尸骨未寒之时，已经正式开始了，电视录像片提示了斗争的轮廓。

由于周恩来的辞世，邓小平失去了他意欲安排毛泽东之后权力组成的关键性支柱。极左分子看到了向他们亮起的绿灯，开始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组成，江青会在她最大的一次赌博里掷出色子。毛泽东看的文件比以前少了，因此“宫廷阴谋”加剧了。江青在她反邓小平的运动中，把材料拿到毛泽东的床边，要求医生们用大号字重写，以便毛泽东能够辨认。医生们抗议说，他们的职责只是照看毛泽东的健康。“给他看点文件，好让他感觉好一些。”江青把她的反邓材料推过去说。

尽管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一些友爱的情感，而对他疏远了的妻子没有这种情感，但是，毛泽东仍是处于好斗的情绪中，对邓小平很生气。如果毛泽东加入了在305医院的悼念者队伍，周恩来的遗孀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拥抱他。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冬至时毛泽东又口出格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甚至当毛泽东亲切地询问朱莉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所传达的信息，也是表达了确切的对邓小平全部政策的不满。

 

当一轮折磨人的政治局会议开始时，这些问题像浓雾一样悬浮在半空。毛泽东的每条语录的小土堆，都被争斗的不同派别夸大成令人惊讶的大山，而且形同桂林奇形怪状的山峰。一场对总理位置的争夺战正在上演。

邓小平是代替周恩来的一名候选人。张春桥是另一名。

刀已经出鞘，毛泽东的在场不足以制止他们。邓小平对15人的政治局作了经济政策报告。姚文元批评这一报告理论上有问题。有人（不是毛泽东）大胆抓住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提议邓小平为总理。极左分子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不会在他手下做事。江青提名张春桥作为反击，张春桥是她的圈子里能推出的最可能被广泛接受的人选。包括军事领导人叶剑英在内的邓小平的支持者，设法阻止了张春桥被任命为总理。

毛泽东自己的目光则转向了来自他家乡省份的得意门生华国锋，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惹过麻烦。毛在1976年2月让华当了代理总理。温厚的华国锋54岁，是个谦逊的人，而且直到这时为止，他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谦逊。毛泽东至少可以信任他——在非常缺乏信任的被毒化的气氛下，这是华国锋极大的优势。

华国锋1969年才从湖南来到全国的政治舞台上，比久经战阵的邓小平的敌人要少。在一些关键性的政策问题上，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分子之间。在当时普遍头脑发热的情势下，他是冷静的。

然而，山西出生的华国锋主要的资本，就是他为毛泽东所做过的事，再加上毛泽东不喜欢别的候选人。他在毛泽东的家乡搞了灌溉工程；监督建造了无疑是谄媚奉承之作的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他在毛的授权下，修建了一条连接该地区和长沙的铁路（这对这个小村子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好运），并在韶山建了一座彩色电视机厂，把有吸引力的职务给了毛泽东的许多远亲；更有实质意义的是，他向林彪投掷了政治石块。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选择了一个二流人物，而不是最好的备选人来代替周恩来。他知道有人说华国锋“蠢”，是个“土包子”（很可能是他疏远的妻子说的）。他反驳说，他发现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此话引自一位汉朝帝王为他的一位大臣所作的辩护。）

毛泽东还觉得有必要为华国锋的“不蠢”多作宣传。他承认华国锋身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以后，老人指示说：“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

如果说华国锋是个让人能够接受的妥协性的选择，那么这并没有使斗争结束。

毛泽东心里的某个魔鬼希望斗争继续下去，即使其目标只是幻象。“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在华国锋被提升后不久的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宣告中写道，“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最典型的毛泽东，一个仍在探索而不相信平衡的人，一个在倾慕光明的同时常常提醒人们还存在黑暗的人。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突然爆发似的说到邓小平。癌症夺走周恩来的生命以后，无论邓小平的处境多么困难，这些话才是钉在邓小平1976年的政治棺材上的钉子。

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这很容易，而且很多人在这样说。他曾列出一个主席坚持的方针政策——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阶级斗争。但是，到1976年，据说毛泽东本来的意思，不是说这些方针同等重要。

报纸叫嚣说（虽然没点邓小平的名），邓小平违背了毛泽东的路线，把“阶级斗争”从“纲”降到了跟其他各项同等的“目”的地位。这个副总理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毛泽东称邓小平及其朋友是“走资派”，不仅违背事实，而且弄巧成拙。邓小平的一些高层支持者（军界领导人叶剑英是其中之一）非常反感对这位副总理的攻击，他们示威似的走出政治局的房间，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同时高声说他们不再进一步参加这种破坏性的会议，并对毛泽东的武断牢骚满腹。

 

同时，邓小平确实从不是个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很少提到马克思或列宁。“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在一次少有而典型的评论中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曾经令人着迷地谈到孙中山是怎样弃医从政的。“那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们，”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这一极端儒家式的议论，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从政是选择了一条更高尚的道路。这样，一个人可以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当导师，其对象就是人们的灵魂。孙中山做过的，毛泽东也做了。

毛泽东经常说到探求灵魂的必要性。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这句话很有冲击力。直到没人再有意见。

同一性是毛泽东的理想。讲课必须把意思交代清楚。政治上也一样。统治者是放大了的教师，因为他要把人民聚合到一起，使他们感觉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民主和权威这奇怪的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心里跳起来了。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这段话让不少人觉得难解。当然了！只有当群众把他们的内心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加以协调，并编织出作为政治的道德目标的集体同一性。这里面的可怕问题，在毛泽东和他侄子毛远新的一次对话中显现出来。毛远新在1975年9月急速地升到毛泽东内阁的核心。毛泽东在告诉这个年轻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时说：“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说出“清醒的头脑”之前肯定停顿了一下，以便找出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当党改变主意时，你究竟该做什么？你赞成政策的改变吗？或者，应不应该坚持不同意见呢？头脑清醒，只会加剧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

毛泽东是一个导师；他的确希望他的学生，即中国人民，自己头脑要清醒。但只能有一个头脑，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思想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这就是进行说教的毛泽东和挥舞权力的毛泽东之间不幸的一环。到70年代，这“不幸的一环”已经导致中国政治制度中久治不愈的疾患。

虽然1949年的毛泽东没有期望“解放”以后会一帆风顺，但是他把未来紧张关系的性质搞错了。他在取得政权的前夕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25年以后，这句话确实应验了。

不过，这出长剧，不是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性的。毛泽东多次寻求通过英雄行为更新制度，不断地渴望有一个层次更深的道德社会。但是，这一探索，只在毛泽东的个人世界里有意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没有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胜利本身，就造就了将超越他而继续前进的一代人。当昨天的愿景挣扎着完善自己的时候，历史不会停滞不前。毛泽东就像一个演讲人对着一群听众在说话，而他们已经离开去进行下一步的活动了。

年轻时，毛泽东有一天跟他弟弟打了起来。他父母不久以前才去世。韶山正在筹备建立中共的一个支部。继承了父亲作风的毛泽东，把家庭事务和中共事务混为一谈，弟弟泽覃则反对这样做。他脱口对毛泽东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家族祠堂。”

这话（其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亲密家族生活的鬼魂！）激怒了毛泽东。他抓起一根棍子，想要打泽覃。

【原文表述有误。毛泽东四次在不同场合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那是1930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有一次毛泽覃和毛泽东争论一个问题，兄弟二人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毛泽东当时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泽覃，泽覃也很要强，拍着桌子大声质问道：“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是红军的队伍，不是毛氏宗祠！”以后毛泽东多次以此为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编者注】

“批孔”运动的一部分灾难性后果在于，已经从“长剧”里删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不管是儒家的还是毛泽东的。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国家的经济未来，优先于长期累积下来的信条的荣耀，孔夫子和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在他们看来是书呆子之间的事。

“我们可爱的同胞，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毛泽东在赢得权力之前写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兴趣各异、观点多样的一群公民。他说“人民”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这有一些真实性，他的政府广泛地代表了普通人的意愿，而且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好处。然而，“人民”决不会只因为代表他们的人换了，就取得了政权。

毛泽东的确把自己看作圣人，圣人跟群众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机构，而这种中间机构，正是属于现代意义的政治范畴。这种中间机构的模式在旧中国就已确立。但是，由一位集真理和权力于一身的圣人统治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个非常有害的模式，而且是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曾说，“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发生了；这个极端主义，就是毛泽东的极端主义。

用红黑两色漆着“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洛杉矶机场，这可算是新景象。飞机是来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以来第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露面。

中国政府派出一架飞机到外国接一名因私的外国客人飞往中国，这还是第一次。飞机在凉爽的雾气中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任代总理华国锋满面笑容地站在跑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像老朋友似的相见，并且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尼克松坐在江青旁边听关于“解放台湾”的歌曲。尼克松笑着参观了精心制作的关于无所不在的、血腥的阶级斗争的展览，内容覆盖了从穴居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邀请声名不佳的尼克松回访，是毛泽东做出的姿态；看来这是一位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作决定的老人的又一个错误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但不包括毛泽东，尼克松如此戏剧性地再次露面，似乎像社交聚会上泄漏的瓦斯的味道一样不受欢迎。就在三天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让人重新想起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这对白宫来说是极为痛苦的。

后来得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家们也曾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回访“可能会被误解”。但是这些负责中国美洲事务的新人的建议被否决了。

毛泽东希望见尼克松。1974年下半年，他曾嘱咐伊梅尔达·马科斯把这一点转告尼克松，并向随后的三位来宾重复了这一信息。按毛泽东的看法，无论中国外交部是否赞同，都得接受这项安排。

毛泽东从来不是个要费心弄清楚别国内政微妙之处的人，82岁的毛泽东就更不会这样做。对他来说，有象征意义就有现实意义，过去的记忆对当前仍有意义，而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与世隔离的世界。

毛泽东并不是像有些美国人怀疑的那样，在试图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他正在做的比那要简单，也在更大程度上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佩服尼克松在中美关系政策方面做出的突破，为什么不应该尊敬他呢？他对福特的墨守成规感到气馁。当福特在反苏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对中国也几乎没做什么时，有什么可损失的呢？

尼克松受到和两个月前给予福特一样的政府首脑的待遇。他用了6个小时跟华国锋会谈，对于这个世界对之几乎还一无所知的人，他成了探索其内心的第一个外国人。他是第一个得到允许，在人民大会堂以私人名义向中国政府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国人。

毛泽东从不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观点。难道不应该允许统治者进行统治吗？“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向泰国的克立抱怨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对蓬皮杜说。他不懂为什么在他看来那么小的一个事故，能让尼克松总统下台。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不喜欢美国这种翻肠倒肚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造成“水门事件”可笑结局的原因做出的诊断，“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毛泽东问。他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已开始做同样的事。“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他若有所思地说。他还向克立宣布说：“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他以惊人的坦率对克立说，“说我很想念他。”在说到尼克松的倒台时，毛泽东的话语中有困惑，有感伤，还有深深的中华民族中心主义。

在邀请尼克松回访中国时，毛泽东是在试图激励福特，而不是要让他窘迫。毛泽东对美国的总统初选几乎不懂；而且，尼克松之行时间的最后确定，是由圣克莱门蒂做出而不是北京做出的。毛泽东在集中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应该重申跟美国的联系，还是让它萎缩下去转而求得跟苏联和解？

当中国千百万人在《人民日报》头版看到尼克松跟这位主席握手时，得到的信息不是批评福特，而是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和解表示了怀疑，这就达到了毛泽东的目的。尼克松在一次宴会讲话中说，如果相信“仅仅签订原则性声明或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那就“太天真了”。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的赫尔辛基会议提出尖锐批评的言论，毛泽东听起来十分悦耳，就像音乐一样，虽然对福特来说不是这样。

美国问题和邓小平问题在毛泽东的心里——如果不是在事实上——是有联系的，而去年发生的两段奇怪的插曲已经变得清晰了。【邓小平好像跟尼克松一起被困在了一个横跨太平洋的转门里一样：当尼克松“进来”时（1972年），邓小平“出去”了；当邓小平“进来”时（1973-1975年），尼克松“出去”了；现在当尼克松又挤“进来”时，邓小平又“出去”了。】

福特来中国之前，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遭到批判，认为它是奸诈阴险的。毛泽东觉得，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上是“投降主义的”。一反长期以来普遍的观点，他宣布，《水浒传》里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是英雄。在张玉凤和助教芦荻在场时，他咕哝着提出这样的批评。张玉凤让芦荻把毛泽东的话记下来，因为它们等于是重大的政策。于是，北京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小道消息，说邓小平（还可能有他的一些人民解放军朋友）准备向莫斯科“投降”，就像宋江一方面假装要反抗到底，一方面向帝王“投降”一样。

邓小平对有关《水浒传》的批判中勉强的类比和草率的结论不屑一顾。“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他讥笑地说。

第二个插曲也同样怪诞。21个月之前在中国西北遭扣留的一架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曾多次被北京宣布是“间谍”，恰在福特蹒跚地从北京回家以后，他们突然被开释了。中国政府说他们根本不是间谍，让他们享受了一顿精美的筵宴之后，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了莫斯科。

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北京从来没有在间谍指控上以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立场，并在多次指称侵入者为间谍后，又宣布他们无罪。难道在毛泽东和福特峰会失败的时候，中国政府内部对苏联不只有一种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毛泽东不赞成在福特毫无生气的访问刚刚结束时，就开释苏联直升机机组人员。而只可能是邓小平，当时作为毛泽东的首席主管，授权对莫斯科做出姿态。

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之行既没有像美国报纸所说会危害美中关系，也没有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除了在中国公众的心里以外）。

尼克松把毛泽东的诗句用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两个人都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似乎是在攀爬个人的高峰，而不是给外部世界带来任何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此行主要是对1972年之行的怀旧性脚注。对毛泽东来说也是怀旧，但是它还是扔到政治局斗争战场上的一颗手榴弹。

就在《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对邓小平个人的第一次谴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刚刚一周以后，毛泽东得到消息，在不远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酝酿一场悄悄的但很激情的示威。

当时是清明，是纪念亡灵的时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聚集起来围观这盛大的场面。情形似乎是平静而无害的。

 

但是，空气紧张。有些诗词不仅纪念周恩来，而且攻击极左分子；这些极左分子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三个月里大肆鼓噪。毛泽东前妻杨开慧受到赞扬，意在对江青进行挞伐。有人还提到妖魔，用了姚文元的姓的谐音字“妖”。这很微妙，但极具爆炸性。【无论是清明节还是其他时间，虽然“左倾”的安全部头头康生也是新近去世的，但是没有人给他送花圈。】

 

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忧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个人从通常禁止人们上去的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向人群呐喊，“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泽东的批评是背后的第三个主题。有个标语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提到的这个帝王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他常被提出来当作完美典范，用以替代“腐朽”的孔子。在这基本是年轻人参加的示威中，有人暗暗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家长式的武断作风的不满。一首诗挑战性地甚至以警告的语气说：“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不是仅仅在纪念备受爱戴的周恩来。纪念碑前群情高涨，很可能是对几个月以来极左派间接攻击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有力回击。

毛远新把广场的消息传过来以后，毛泽东做出了若干决定，像一串点燃的爆竹一样一个接一个炸响了。北京市政府从纪念碑周围挪走了花圈。这个行动把平静的纪念活动变成一场动乱，持续了14个小时，卷入了至少10万人。有人遭到暴力袭击，车辆被烧，近百人受伤。一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赞美者。他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大意是说周恩来有时犯有“反对毛主席”的罪。随后，一群愤怒的人用电线把他双手绑起来，从纪念碑台阶上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

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投票解除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正式把华国锋提升为总理和中共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位），使他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亲手操办的。

邓小平成为不稳定的政治继承方式的牺牲品，成为他自己强硬作风的牺牲品，成为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者的不走运的牺牲品。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支持动乱。如果北京市市长没有在得到毛泽东的点头之后命令把献给周恩来的花圈挪走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场动乱。

毛泽东甚至放任自己称呼邓小平（他个子不高）为“矮子”。据说政治局解除邓小平职务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这不可信。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叶剑英、许世友和其他人都同意吗？无疑，他们都没有出席会议。邓小平也投票赞成解除自己的职务吗？“一致通过”意味着，不能允许任何人记录在案表明他曾反对过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点名道姓地正式谴责邓小平，说他“死不改悔”，这倒是事实。他没有对毛泽东全力反击（他只是寻求保留一些地盘以便东山再起），但是他的确用舌头战斗了。

“如果他们说你是个走资派，”他对支持者说，“那意味着你做得很好。”

新西兰的马尔登总理在4月末来到了中南海，发现那里的景象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只能把头懒洋洋地靠在沙发背上，费很大的劲才气喘吁吁地说出几个词。

“我心里明白，”不安的马尔登说，“他不久于人世了。” 

有时候，毛泽东会伸出他那光滑而衰老的手去拿便笺本，在上面涂上几个字。对任何习惯了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手写体的人来说，写出的表意字是足够清楚的，但并不总能看懂它们的意思。

毛泽东在和马尔登10分钟的谈话之后回到床上之前，在纸上为华国锋写下“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但是，办什么事？下周的养猪会议？让马尔登安全地回到新西兰？反邓小平运动？还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天晚上，毛泽东还写下“照过去方针办”。究竟毛泽东心里想的是什么？毛泽东肯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点也不奇怪。但他是一般地指过去的惯例，还是指某个新出炉的指示？

5月里，新加坡总理跟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令人痛苦的几分钟。李光耀提到毛泽东跟外国人倒数第二次的这次会见时说：“那不是一次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听不清楚。得先由王海容辨别一番，然后译成英语。偶尔地，王会把它们写下来再跟他核对一下。" 

 

尽管张玉凤有时跟毛泽东争吵，但是她仍是他固定的助手。自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头一年从东北到北京以后，他就是毛泽东政治上信赖的关键性人物（他跟江青也很亲近）。 

政治局成员发现在1975-1976年间难以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如何对待这位半神半人式的人物，因为他仍然是他们每个人政治命运的支点。于是，毛泽东继续留在舞台上，喃喃着他的台词，而高级同事们像传信的小天使一样在舞台两侧飞翔，不能负任何责任。

“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一位级别较低的外交部官员6月里说，“党中央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从上次中国官员就毛泽东的个人状况发表声明以来已经过去很久了。这条信息很清楚：毛泽东已奄奄一息，而多年以来一直只见到毛泽东会见外国人照片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见到他活着的形象了。然而，没有提到毛泽东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或心脏病。考虑到此前几周里毛泽东跟新西兰、新加坡、老挝和巴基斯坦领导人令人痛苦的、短暂的会见，这个决定做得太晚了。但是，这是难以做出的决定。无论谁作决定，都肯定不是“党中央”的全体。

看来极左派反对这一步。对上海的激进分子、江青和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赖以围着跳舞的五朔节花柱。（五朔节，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春天的来临，并祈望丰收，每年5月1日举行。五朔节前夕，欧洲一些国家会有“五月柱”活动，用挺拔的树干做柱，漆成彩色，装饰上树叶、鲜花、缎带，人们盛装围绕花柱歌舞。——编者注）

虽然政治局里剩下来的务实派欢迎这一决定，但是这些领导人势力太弱，不可能强行通过这一决定。

无疑，华国锋带了头。这位腼腆的新总理跟毛泽东很亲近，他策划这项决定不会有引发毛泽东发怒的危险。他不是极左派的一分子，他不会允许江青一伙把毛泽东当作遮羞布抓住不放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毛泽东是否也参与了作决定，或者是他自己作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

因毛泽东生命垂危，又因为没有正常的转交权力的程序能让他自然地把权力交给大家商定的继承人手中，毛受到奉承者的摆布。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国到访者并不意味着他已退出政坛。

近水楼台、枪杆子、个人忠诚、血缘关系变得比宪法或任何其他的规定都更重要。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互相争着要得到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的文件和信息。很多权力转到了毛泽东的长期警卫员汪东兴手里，他现在控制着8341部队这个精英警卫团、间谍工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的权力对江青不利，他看不起江青，对“左派”极为厌恶。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也绝没有放弃任何机会。在“左派”方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成了向政治和媒体圈子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有批评的渠道。

毛远新上任后不久的一天，进来告诉他伯父，上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一张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悼词里对周的赞美过头了。“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不管毛远新讲这张大字报时自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做出了意思明确的回应。“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他推论说，“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里拿到了一条新的毛泽东的语录，语录模糊的含义，形象地表明了由一位行将死去的圣人进行统治，而又无力实施实际统治的尖锐问题。

语录说：“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他侄子的谈话，而“左派”媒体告诉他们说，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是，极左分子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而且为了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说不定还伪造了毛泽东不满的程度。

 

甚至当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会面时，他的名字也在激烈的争辩中被抛来抛去。在一次会上，张春桥批评中国进口全套工厂项目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大着胆子说：“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高声回嘴说：“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毛泽东显然坐（或躺）着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斗争场合。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脾气越来越坏，只是偶尔做个手势，然后在当晚写下一句关键的格言，并且为了表明他的同情在哪一方面，要求一方或另一方的主要领导人来见他。

“人到七十古来稀，”毛泽东对在他卧室开会的人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似乎不是可供讨论的事。毛泽东的心境是要暴露人生无情的一面，他凝视着沉默而焦虑的同事们。“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他继续无情地说。

华国锋好不容易能开口说话了：“没有。”

毛泽东不接受华国锋的遁词：“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似乎在1976年对中国没有发善心。好像清明的政治地震还不够，就在朱德逝世不久，在仲夏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地震，唐山市被彻底摧毁，大约25万人罹难。

唐山大地震把毛泽东的床摇晃得很厉害。他对唐山大地震的反应是情绪化的，甚至有些害怕。他的住处不得不搬到也是在中南海里面的可以抗地震的202号楼。

如果这一场悲剧没有让他感觉到某种先兆，倒是令人惊诧了。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人们就相信，自然现象预示着政治事件。农民们认为，严重的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其统治的天命即将结束。毛泽东头脑里有大量的传统思想，他肯定想到了同样的联系。

谣言满天飞，大部分都说毛泽东的死亡近在眼前。官方报纸发表社论反对传播谣言，意味着承认谣言失控。

地震之前，龟鳖变得不安，熊猫抱着头尖叫，老虎和牦牛感觉到地面震动就躺倒在地上。动物们先察觉了大自然的不稳定。

地震之后，谣言甚嚣尘上，银行被抢，社会关系中的不文明行为比以前频繁，工作人员拒绝负责任。人们感到了政治的不稳定。

无论1949年以来路线上的所有左倾右摆有多么吓人或有风险，毛泽东的存在一直是个不变的因素，是权威的最终源泉，是任何动荡的一个底线。

那个时代即将结束。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里，还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隐隐显现的断层的先例。

“负担太重时，”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曾说过，“死亡是一种解脱。”到8月底，毛泽东的负担就太重了。9月2日，他发作了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心肌梗塞。

是时候了，那些叙写偶像传记的笔开始搜罗沉重的词语。华国锋也还有时间为继承制订计划。江青和邓小平及邓的支持者们也该忙着制订对抗计划了。

 

他真的可能仍然活着吗？躺在防震的202号楼里的毛泽东似乎有些虚幻。因为政治局里各派都开始用毛泽东思想代替毛泽东。这样，82岁的现实中的毛泽东，就被再造成十多个符合再造者需要的“毛泽东”。

江青及其同伙对即将到来的后毛泽东时代最不乐观。虽然他们试图从毛泽东颤抖的双唇里挤出一条最后的指示，但是他已经不能再谈论政治了。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去世后将带来不确定性。然而，毛泽东的存在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他辞世的时间，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毛泽东的住处现在摆放了众多的医疗设备。在任何时间都有两名政治局成员在那里值班。其中之一的王洪文是“四人帮”里最年轻的，为了消除紧张，他就看香港电影，或溜出去到离西苑军用机场不远的田野里打兔子。

那是北京秋天里一个温和宜人的下午。三点半时，收音机事先宣告，半小时以后将有最重大的消息要宣布。在北京中心区工作的一些人猜到了消息要说什么，因为他们在上午看到小汽车不断从中南海进出。

“毛主席逝世了。”

在那个9月的凌晨时分，毛泽东离开了人世。政府只花了16个小时就把消息告诉了全国和全世界（按北京的标准，这是闪电般的速度）。

在地方，有的人哭了，更多的人是感觉懵了。

毛泽东领导中共比现代任何人领导一个主要国家的时间都长。几亿中国人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各地降半旗志哀。很多人若干年来第一次把好几个毛泽东的像章同时挂在胸前。几十万平常从不仔细看一看《人民日报》毫无新意的文章的人，都买来一份报纸，以便了解一些细节，这份报纸在北京的销量达到通常销量的9倍。

然而，首都的气氛相当平静（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更是如此），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存在当年斯大林去世时笼罩苏联的那种怪异的瘫痪的感觉。在群众中没有任何自发的“事件”，人们像往常一样进行自己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对中国人来说，死亡在自然界的秩序里有其位置。极少有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敬爱强烈到让他们流泪的程度。发布的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充满了感情。“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这位使中共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中国震撼西方的农民领袖，被称为“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悼念活动宣布要进行一周。在9亿人的土地上将没有体育运动或娱乐活动，毛泽东的遗体将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任何人，无论高低贵贱，都可排队走过灵柩“致以最后的敬意”。

这至少是新华通讯社最初的说法。在这条消息发布之前又做了小小的变更。“最后的”三个字被删掉。人们将“致以敬意”。

 

这一变更表明，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体（更不要说他的精神遗产）对面色阴郁的政治局委员们来说是棘手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曾写下指示，他的遗体要火化。他在另一场合说：“我死后，把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他曾多次驱车到八宝山公墓为自己和江青选定墓地。他还不止一次在江青陪同下重访公墓里的那块地。

在1976年，对有些中国领导人来说，把毛泽东与江青安葬在一起的丧葬计划是不能接受的。火化并把毛泽东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恩来对自己丧葬的指示），在许多人看来，是最适宜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他死后几个小时之内，政治局就做出决议，毛泽东的遗体要永久保留。医生们怀疑这项任务能否完成。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朵已经因腐烂而脱落，换成蜡制的，而斯大林的胡子也已经掉了。不过，还是向毛泽东的遗体注入了22升甲醛。这只能是临时性措施。古老的中国方法被认定没有用处，因为帝王的尸体都深埋在地下，从没有暴露在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要暴露在空气中，以便向中国老百姓展示。

中央派出人员到河内了解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是，越南人三缄其口，有谣传，胡的遗体在7年后也开始腐烂。医生们决定变更一下甲醛的用法，先把心脏、肺、胃、肾脏、肠、肝脏、膀胱、胰腺、胆和脾脏摘除，然后把一根管子装到毛泽东的脖子里，以便能把甲醛时不时地泵入没有内脏的空腔里。作为备份，工艺美术学院受命制作一个毛泽东的遗体的复制品，他们真的制作了一个毫发不差的复制品。

30万人排队走过灵柩台“作告别”。为外国的外交人员保留了瞻仰的时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盟友安排了单独的时段。在各委员会送的花圈之中，有一个上面写着：“深切悼念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此外还有毛泽东的子女和一些其他亲属的名字。）

123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很多是赞扬的官样文章；越是在五六十年代曾中伤过毛泽东的外国政府，在1976年对毛泽东的赞颂越是热情洋溢。毛泽东对这种矛盾会感到很愉快。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降了半旗。在莫斯科，《消息报》在倒数第二页的底部用两行字刊载了这条消息。在香港，股市指数下跌。在台湾，有兴高采烈的庆祝活动。

自多伦多传来了伤感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有人要求80岁的张国焘就他老对手的去世发表评论时他说。“像我一样，”这位疲惫的老人没有怨恨地说，“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百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在哀悼周结束时举行的追悼会。下午3点整，全中国停工3分钟。9亿人（无疑会有一些例外）安静地站立默哀。中国所有的汽笛（火车上的、工厂里的、轮船上的）都在那3分钟里拉响了。

背离逻辑常常使葬礼成为谎言。正是这样，王洪文走上了讲台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以他审慎的话语赞颂毛泽东的伟大。

华国锋大谈特谈党内“走资派”仍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时，孙中山的遗孀就站在华国锋的旁边。

会议结束时，在场的人（跟全中国观看或倾听的亿万人一起）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肖像庄严地三鞠躬。随后，一个500人的乐队奏出响亮的赞歌《东方红》，其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到下午4点，人群散去。自行车潮开始像往常一样涌过天安门，碾在追悼会留下的印有大会程序的废纸屑上。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