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信中反映说，这座中国著名的技术大学的“资产阶级”，已经“掀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换句话说，常识，已经回来反击“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闹剧。
这封信在另两封来自清华务实派的信之后来到毛泽东的桌子上。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支持刘冰。当刘告诉这位脾气火暴的副总理说，“左倾”分子抱怨有“右倾歪风”时，邓小平骂起来，并蔑视地发誓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问题是互相联系的：“红”对“专”。毛泽东能鼓起精神作一个裁决吗？
毛泽东年龄越大，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即使当他对学校的仇恨增长时也是如此，而学校的任务正是要培养这种主观的意志。他甚至说：“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贬低教授们。他告诉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作弊。他把作家们送到偏远的村庄去种稻子。
然而，毛泽东从来没有失去儒家的一个信念：认为教师和书本能铸造世界。即使在他贬低教授们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们；北京版的1956年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纠缠了他多年。即使他诋毁作家们写的故事是废话，他也情不自禁地要读一读。
要想寻找悲剧的根源，可以回到20世纪20年代他穿越湖南的旅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欢欣鼓舞地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1976年不是1927年。在心怀绝望的农民寻找词语来总结毁坏他们生活的弊端时，政治口号会传播得很快，但口号在清华不能像那时一样“长翅膀”。年轻的毛泽东，只从和革命的关系的角度看待知识。年老的毛泽东认识不到，对70年代的普通的化学或物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教育为革命服务”毫无意义。
毛泽东没有作任何批复就退回了刘冰的信。但极左分子的“生日”来信，他很喜欢；他看过之后不久就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极左分子经毛泽东点头发表的关于教育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中，有一句典型的话是：“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又发动起来了，毫无例外，也是从教育和文化领域开始的，因为在这里，容易把言词和现实混淆起来。
【当年晚些时候，毛泽东接见一位教育家蒋南翔，他在“左翼”风暴中从高位上被清除。当蒋南翔进来时，正在毛泽东的床边转来转去的江青警告他说，他就教育形势给毛泽东的汇报“不能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曾是清华大学校长，现在对政策不再抱希望，他冷冷地低声说：“我的汇报30秒就够了。”他直截了当地为毛泽东概括说：“大学生在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当于小学生。”
老年的毛泽东，这位教育衰落的幕后制造者，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
“敌人”像是来自装配线一样涌现出来。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被说成是卷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之中。说“革命”比“生产”更重要，成了时髦话。周恩来和邓小平阵营的官员被吓住了。外贸也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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