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的喊叫，好像滔滔不绝地喊叫，就能把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场灾难的内心感受清除得一干二净。这种气氛是由自我陶醉的活跃分子制造出来的，正像毛泽东鼓励他们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只是一场教育公众的争论，还是毛泽东为了从政治局赶出某个人，像以前几次一样，用报纸上的争论铺平道路？毛泽东在新年前夕，已经给出了答案。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说。
尽管毛泽东很衰弱，他还是又打起了精神，试图挽救“文化大革命”正在消失的成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他写了《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并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怀疑，60年代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事物”，在邓小平的手里会前途暗淡。他的怀疑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只是插曲，它没有带来新的结构。毛泽东曾希望全民都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
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也希望除掉那些已经背离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同事。
一种新的心态，在60年代的确控制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敬畏削弱了。一种新的政治方法的确显现出来；对草根们的动员，导致过去消极而忧郁的千百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政治。毛泽东在高层的敌人被搬掉了，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倒台了。
然而，这些变化都没有持续下来。到了70年代，年轻人的兴奋被相当普遍的玩世不恭所代替。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又回来执政（邓小平是其中的代表）。如果说对权威的敬畏减弱并延续了下来，那它现在正转变成对共产党的怀疑。
让“文化大革命”复活，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插曲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但是，人们大概可以看出，为什么像往常一样把导师角色和领袖角色掺合起来的老年毛泽东，想要在他辞世前再次尝试这样做。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精心制作了两块可爱的蛋糕，用来祝贺理查德·尼克松63岁生日。
有白色和褐色糖霜的香草味蛋糕，是为当时饭店的贵宾朱莉和戴维准备的。一块较大的蛋糕装在丝绸面的盒子里，上面饰有“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的字样，是让这对夫妇带回圣克莱门蒂的。
当厨房工作人员在制作要拿到楼上艾森豪威尔夫妇房间的蛋糕时，一位信使来到他们的房门口，带来了一个来自北京的不幸消息：周恩来因癌症去世，享年78岁。
朱莉和戴维早餐吃了蛋糕。中国的生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当报纸从猛烈批评周恩来的政策转而赞美周恩来时也是如此。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去世的305医院运到了紫禁城里的一间大厅里。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将近百万默默哭泣的人群怀着复杂的情感目送送葬队伍，灵车上悬挂着黑黄两色的玫瑰状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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