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缩影，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九大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都是保密的，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一到北京，代表们就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包括大会开幕式，代表们是采取秘密的办法进入会场。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代表们一到北京就为“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会议的基调就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一个简短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打断10次。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被称赞为“划时代的伟大报告”、“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向共产主义进军的伟大纲领”等。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一个缩影和再现。
党内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左”倾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的八大曾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颂的方针。然而，这些规定在后来的实践中，不但没有坚持下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随着“左”倾错误发生和发展，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益盛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当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同志互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的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而实际上，这所谓的两种个人崇拜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在这次会上，柯庆施就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在成都会议的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当林彪搞个人崇拜活动发展到极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他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他还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1968年，针对林彪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有时是欢迎的，有时也表示“讨嫌”。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却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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