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号：978-7-5099-0342-1
作者：李颖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2.6
价格： 36.00元
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每一次党代会都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走向。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普通读者对历届党代会的了解并不多。事实上，许多党代会都称得上曲折复杂、惊心动魄。本书用流畅生动的笔法讲述了中共高层和早期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探寻许多重大决策出台或突发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力求突出现场感，使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对整个党代会有比较全面的感知。全书设计了99个相对独立又紧密勾连的问题，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中真实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成长历程。书中许多史料和图片都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作者简介】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副巡视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出版个人论文专集《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历史》，以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中共创立掀起革命洪流》、《共和国历史的细节》等专著，主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1-16卷）、《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等书籍，发表文章70余篇。
【目录】
1.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
2.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3.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4.最年轻的一大代表才19岁
5.一大中就有所谓“‘左’和‘右’两种倾向”吗
6.一大曾热烈争论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的问题
7.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
8.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9.一大中央局选举，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10.国家主席、烈士、叛徒、被判死刑的汉奸……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11.二大在党成立仅一年后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12.个人回忆与档案记载相左——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二大仍是个谜
13.二大改变了一大提出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主张
14.二大创造了党的历史上至少八个“第一”
15.三大为何选址广州
16.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17.三大对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
18.陈独秀公开批评自己和张国焘
19.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20.张国焘落选三届中委
21.三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新党员有候补期及党员可以“自请出党”
22.四大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
23.四大代表忆趣事
24.四大与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25.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26.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齐聚武汉
27.“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
28.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为何仍连任党的总书记
29.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30.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主动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31.五大的贡献与局限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2.六大为何远赴国外召开，会址究竟在莫斯科哪里
33.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参会途中的惊险遭遇
34.多方劝说，陈独秀终未出席六大；选举时有代表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引起轩然大波
35.只重出身，不看水平，工人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36.为什么二大至六大通过的党章都没有总纲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37.相隔17年之久的党代会一开就是50天
38.夫妻、姐妹、父女、同乡共赴盛会
39.代表们历尽艰辛陆续从全国各地向延安集中
40.毛泽东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
41.大会空前民主，代表畅所欲言
42.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博古、王明位列倒数第一和第二，王稼祥落选
43.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44.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高度评价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
45.遵义会议10年后才真正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6.新中国成立后为何迟迟未开党代会
47.八大前党在各个方面的探索
48.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负责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吗
49.周恩来和刘少奇彻夜商议八大文稿；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50.毛泽东因何要提“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51.八大中央委员选举哪些人得票高，毛泽东如何评价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和陈云
52.长期滞留莫斯科不肯回国的王明怎么会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53.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54.八大有哪些特色
55.八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何重提阶级斗争
56.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主席台作报告
57.毛泽东力挺朱德、陈毅当九大代表，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
58.毛泽东突然提名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
59.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缩影，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60.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一番苦心促使邓小平“复出”
61.十大召开前毛泽东最关心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
62.十大前毛泽东为何选中年轻的王洪文
63.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的毛泽东坐着目送代表们先退场
64. 仓促和草率召开的十大，江青集团结成
65.邓小平后来如何评价所谓“十次大的路线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6.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67.十一大没能承担起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6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69.十二大年轻代表将近40%
70.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把党的地位与国家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71.十二大党章在党的组织制度方面的新规定
72.十二大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创造
73.十三大的主题是“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
74.邓小平：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75.十三大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76. “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是怎么回事
77.差额选举是从十三大开始的吗
78.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79.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80.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概括
81.十四大把“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82. 十四大党章修正案对“民主集中制”的新解读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83.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处在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84.十五大庄严宣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
85.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继而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86.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五大修改党章的基本考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7.十六大代表有怎样的遴选程序
88.十六大“大家庭”里增添两个“新面孔”
89.江泽民：“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
90.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9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92.参会代表对十六大的深刻印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93.十七大报告起草前先就议题广泛征求意见
94.十七大“两委”考察工作参与党员群众达13万人次
95.首次网络全球同步直播党代会
96.高举一面伟大旗帜，坚持一条伟大道路，坚持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97.胡锦涛逐一介绍其他八位常委：“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
98.十七大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
99.十七大党章修正案增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等新内容及党务公开等新规定
后记
章节选读：
引言
解读党代会的99个历史细节
194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李葆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
“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无法想象。”62年后，十六大召开前夕，已是满头华发的李葆华深情地说，“为什么大家这样冒死也要去开这个会？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实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转折点。”新华社十六大报道组编写：《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实》，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历史中，已召开过17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次党代会，都是在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多数真正履行了职权，研究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作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决策，大都在党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党代会召开的时间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固定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秘密到公开、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历程。党代会是党的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回顾党代会的历史，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顾党的历史。
而一提到会议，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的。但事实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历史上的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尤其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的召开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会前准备都异常复杂，每一次的进行过程都各具特色，每一次的历史影响都非同寻常……
党代会是党内各方面代表的大聚会，是代表们展现性情和才智的大舞台。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碰撞火花，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历次党代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与此相关的人和事是中国人说不尽的话题：曾激扬青春、指点江山的年轻人，后来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初掌政权的政治力量，面对内外重重困局，怎样突围？一个犯过错误、栽过跟头的政党，为何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了解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不了解历次党代会，就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党代会研究情有独钟。一直想写一本书，告诉人们一些以前不知道或没注意到的内幕细节，挖掘一些或著名或普通的历史人物在党代会上的表现，探寻某些重大决策出台或突发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力求突出现场感，使读者能在轻松的阅读中，对整个党代会有一个比较立体全面的感知。这样，就有了《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这本书。我从每次党代会中大致选取五六个问题，包括重点、疑点和难点问题，以及新史实新材料的披露。17次党代会共选取99个问题。
在设计这99个问题的时候，我反复修改推敲，颇费了一番心思。在问题的选择上，坚持选取那些“好的问题”。何谓“好的问题”？第一，能引起阅读者非常真实的好奇心；第二，不能太过宽泛或者太过具体，最好是看似不大的题目却蕴涵较重大历史意义和包含较大信息量；第三，不能仅仅局限于党代会本身，还要包括会议背景、后果等相关延伸内容；第四，每次党代会的几个问题，要体现出这次党代会的主要特点和鲜明特色；第五，17次党代会的99个问题，每个都能独立成篇，全部串在一起，又基本能做到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大致勾勒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简史。
至于问题的解读，尽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的口吻，尝试用故事式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生动的真实细节。我给自己确立的解读原则是：坚持用事实说话，立足原始档案资料，体现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同时，抱着与读者共同探讨问题的心态，能解读多少就解读多少，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
总之，全书想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不同类型的读者都觉得好看。为此，我作了很大努力，以足够真诚的创作态度用心写作。但是，由于时间较紧，并受个人理论水平、史料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等所限，本书可能仍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肯定还有不少毛病乃至错漏。在此，恳请各位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亲爱的朋友，还是让我们一起，现在就翻开这本书，在历史的密林中，寻找一个个“路标”，走进党代会现场，探寻历史深处的细节，解答心中的疑问。
李颖2012年5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13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余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
1.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也就是党的生日。为此，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但是，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开幕日期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此文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渐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了。
其实，党的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开幕，长期存在着不同说法。
就一大代表而言，李达回忆说是“7月1日下午8时”，张国焘也说是7月1日；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是7月底；共产国际指派参加一大的代表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笼统地说是7月，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说是7月。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
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这一年的7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同时发表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社论。《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纪念建党20周年活动。
从此以后，纪念七一成为我们党、新中国成立后同时也成为我们国家的例行活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结论。这一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仍旧延续下来。2011年7月1日，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2. 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
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在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100人。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
3.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档案资料极其缺乏、当事人相继离世等诸多原因，有关党的一大的一些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比如一大的闭幕时间，一大代表的资格和人数，一大中央局成员等。但最引人关注和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李汉俊等在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陈公博出席党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包惠僧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包惠僧还说：“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陈独秀虽然没有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大会，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那么李大钊呢？当时，他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刘仁静。刘仁静称：
“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
“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无法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他们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的头脑中，党已经成立（指1920年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无独有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邓中夏说他不能参会的理由，也是此间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要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
恐怕两位伟人当时更没有想到，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28年后会解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执掌政权；90年后，会成长为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党，在追根溯源的时候，会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兴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党的一大代表。
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两位有这样大胆的推想，在孰轻孰重的衡量中，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么，今天，我们再看一大代表，肯定不会是上述13位了。所以说，历史有必然性，历史也有偶然性，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我去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它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陈独秀对我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
是的，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没有忘记“南陈北李”，全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4.最年轻的一大代表才19岁
在出席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长的是45岁的何叔衡，最年轻的是19岁的刘仁静。30岁以下的9位，占70%。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恰巧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在13位代表中，湖北籍5位，湖南籍4位，“两湖”相加共9位，占70%。此外，山东、江西、贵州、广东籍各一位。与北京大学有关系的有5位，即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过的毛泽东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如再加上未参加会议的“南陈北李”两位北大教授，共7位。另外，13位代表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即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如再加上“南陈北李”，共6位。
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
北京代表张国焘是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的数理教师，刘仁静是英语教师。
长沙代表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相当于校长，何叔衡是该校教师。
武汉代表董必武是武汉中学校长，陈潭秋是该校英文教师。
济南代表王尽美是济南一师学生，邓恩铭是济南一中学生，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水族）。
广州代表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
包惠僧当时无固定职业，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发行人苏新甫介绍，暂在报馆工作。
留学生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的中国留学生。
5.一大中就有所谓“‘左’和‘右’两种倾向”吗
濮清泉是陈独秀的表弟，因参加托派组织曾和陈独秀等人一同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狱中陈独秀经常和他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些谈话给濮清泉留下很深的印象。1980年，濮清泉发表几万字的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披露了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濮清泉谈到陈独秀对党的一大的评价：“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
事实确实如此。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农业部部长）的住宅内召开。
当天，参加大会开幕式的13位代表全部到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会议。
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但气氛却很庄重。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张长条型大餐桌，四周围着一圈圆凳；桌上放着茶具、一对紫铜烟缸和一只饰有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东、西墙边各安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靠北端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小桌。
会议原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话后，由马林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因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太长，工作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也就都比较简短。
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才能决定。他认为，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对于李、刘二人之间的争论，濮清泉如实记录了陈独秀的评价：
“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象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应该说，陈独秀对一大“左”、右两种倾向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他对一大纲领的评价今天看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于强调遵循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国际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弊病。
6.一大曾热烈争论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的问题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引起热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共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篇档案资料对“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作出如下记载：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
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反映了争论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一般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重要职务，但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和士兵、警察之类职务。这个《纲领》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而上段引文的英文稿有一条注释：“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7.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中途闯入会场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么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第六次会议的时候，一名身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朝屋里环视。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然后就退了出去。在距此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个社联组织，但这组织既没有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因此，大家认为这事非常可疑。
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立即说这是一个“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于是代表们很快收起文件走了出去，只剩下陈公博和李汉俊。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车停在了望志路，十来个巡捕包围了这栋小楼，法国警官带着中国密探进入楼内搜查。由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没多久就离开了。
那么，7月30日晚，那个首先闯入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几十年过去了，无人知晓。直到1990年，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处了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这个人。叶永烈便前往薛耕莘老人的寓所拜访。在谈话中得知，那个身穿灰布长衫闯入上海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臂力过人。他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遂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作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程子卿也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经有关人士说明相关情况，程子卿没有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处理。1956年，程病逝于上海。
8.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当一大上海会场受到法国巡捕搜查后，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召开。王会悟后来回忆说：“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的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
第一批代表由王会悟带领离开上海后，李达又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出发。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怕再引起别人注意，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也没有去嘉兴。王会悟回忆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上船后，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我坐在船舱外望风，见有船划近了，就敲窗门，提醒代表们注意。”
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继续7月30日晚上被打断的议程。
首先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吃过午饭，会议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李达后来回忆说：
“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
关于这个宣言草案，陈公博回忆说：
“最后，宣言被通过，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
会议在讨论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出现了短时间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从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其他党派是采取斗争还是联合的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第一种意见。会议最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共六项内容，其中第五项专门是“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其全文如下：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进行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汽艇“突突突”的声音。在船头放哨的她警惕地敲了几下窗户，船舱内的代表们中止了讨论，把摆在桌面上的文件收藏起来，“呼啦呼啦”地搓起麻将牌。等汽艇渐渐靠近，才发现不是警察的巡逻艇，是私人租用游玩的。
经过刚才的虚惊，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加快讨论，尽快结束会议。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全国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
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一大“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即李达——引者注）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这显然与会议的记载和其他当事人回忆有些出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周佛海，选定由周佛海代理书记。周佛海的回忆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显然有自抬身价之嫌，因为当时既没有委员长、部长之说，当然也就没有他担任副委员长之事。
下午6时，夜游消夏的游船逐渐增多，南湖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在这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张国焘宣布会议闭幕，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在庄重的气氛中，代表们轻声呼喊：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代表们走下画舫来到岸上的时候，湖面上已经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晚车赶回上海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是中国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政党不能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刚刚诞生的、只有五十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9.一大中央局选举，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象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三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于对有人越轨的极大惊异以及对李汉俊的个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会忘掉无记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当场查问起来。
现在看来，刘仁静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争论对象李汉俊一票，首先说明刘仁静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书生，看到李汉俊有学问有贡献，不免惺惺相惜。同时，这一票也说明刘仁静襟怀坦白，争论时对事不对人，即使对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讨论。刘仁静之子、刘仁静传记作者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总的看，这一票投者无意，闻者有心，后来似乎成为大会的花絮流传。几年后蔡和森还开玩笑地说这票有历史意义，这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折射出当年选举的一些特色。无论当年酝酿候选人名单的具体过程如何，张国焘个人当时显然还不具有使选票高度集中的威望与能力，所以当他后来与代表们逐个商谈时，势必要借马林的权威来说服人。在这种情况下，刘仁静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谈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说成有历史意义，亦即被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刚诞生时对共产国际也并非唯命是从，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选举是否根据马林的意见规定了候选人，并由张国焘在选举之前与大家做说服工作呢？陈独秀后来在南京监狱中与濮清泉的一段谈话，似乎可以作为印证：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
10.国家主席、烈士、叛徒、被判死刑的汉奸……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
一大结束后，13位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分赴各地，也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归宿。
李达：上海代表，一大召开前负责组织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革命丛书。创办上海平民女校，任校长。1922年7月出席党的二大。同年11月赴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随后离开党组织。此后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李汉俊：上海代表，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一大上海会址便是他兄长李书城的家。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意见分歧，离开上海到武汉，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但仍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同年10月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2月参加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同年6月在没有出席党的三大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中共中央鉴于他自动脱党，正式开除其党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愤怒声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并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927年被桂系军阀杀害，终年37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国焘：北京代表。一大后，又连续出席了党的二大至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回国，被派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至12月，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继而另立“党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到达陕北。虽然党中央批判了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但为了教育和挽救他，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靠国民党。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新中国成立前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病故于加拿大一养老院，时年82岁。
刘仁静：北京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1922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回国，参加党的三大。同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被选入团中央领导机构。1926年起赴苏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1929年又私访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发表过批评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的文章。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曾任国务院参事。张国焘去世后，他成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1987年8月，在北京北太平庄附近过马路时，被一辆行驶很快的公交车撞上，不治身亡，终年85岁。
毛泽东：湖南代表。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1931年11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何叔衡：湖南代表，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湖南省党部改组工作，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秘密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6月赴苏，出席党的六大。同年9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奉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在福建长汀牺牲，终年58岁。
董必武：湖北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临时最高法庭主任。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主任。1937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参与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1944年11月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陈潭秋：湖北代表。1923年2月，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江岸地区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27年5月，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等职。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同年12月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7月去上海治伤，曾参与指导左联的工作。后赴苏联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5月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终年47岁。牺牲后因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王尽美：山东代表。1922年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人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5年1月，出席党的四大。同年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终年27岁。
邓恩铭：山东代表。党的一大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同年，参加发起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底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5年，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同年8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出席党的五大。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春，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后调回省委，被派到淄博矿区负责党的工作。同年12月，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终年31岁。
陈公博：广东代表。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对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及对一大党纲、决议等相关文献的披露，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一大和中共早期历史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8年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4年11月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时年56岁。
周佛海：旅日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卖身投靠日本充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
包惠僧：由陈独秀指定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曾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扣留，后回武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任国务院参事。撰写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除以上13位代表外，有必要稍加笔墨介绍一下两位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华化名孙铎。马林是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荷兰人。在荷兰荷京大学修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于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港运秘书。1900年到铁路部门工作。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1914年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1920年6月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秘书。会后受列宁委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共产党。1922年至1923年三次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随后被共产国际任命为远东局负责人之一。后回国，在荷兰码头工会担任秘书。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38年拒绝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后被德国法西斯逮捕，于1942年4月被杀害，终年59岁。
尼克尔斯基：俄国人。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工作。1921年加入俄共（布），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又转到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回国，先后在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工作。1938年因涉嫌托洛茨基派被捕。1943年遭到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
时代骄子，风云际会。十几个人，相聚上海，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还是这十几个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者有之，为人民解放而献身者有之，中途脱党者有之，背叛革命者有之，沦为汉奸者有之。他们的曲折经历，尽现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也让后人留下对人生深深的感慨和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2.个人回忆与档案记载相左——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二大仍是个谜
关于二大代表的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比较公认的是12人说，但具体是哪12个人，未能形成统一意见。
二大代表12人说的主要的依据是以下两份文件：
一份是1922年12月9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的《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的补充报告，其中提到，参加二大的代表“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的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该文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原稿上面少一个地区。这份报告所说的七人，只是地区代表，而未将临时中央局成员三名和工会、青年团代表各一名计算在内，如再加上这五位，正好是12位代表。
另一份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这是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回顾整理出的一份名单。
主要依据以上两份文件，《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览解说词等，对二大代表问题大致采用同一种说法，即：“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以上点出的11人，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中除去毛泽东后余下的人。这里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指明“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根据《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记载，毛泽东是12位代表之一。
问题是，毛泽东本人说自己没有参加二大。他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我被派赴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冬（应该是1922年7月——引者注）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出席，却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此后，毛泽东几次提到他没有参加党的二大，都讲得比较笼统。在1945年4月21日的七大预备会上，他说：“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在1956年9月10日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说：“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确实，鉴于一大的经验，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二大决定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每次大会都要更换一处地址，以避免上海租界巡捕的注意。二大共举行三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在李达家的客厅里，其他两次在哪里召开的，多方人士费了很大劲，到今天也没有考证出来。所以，当年已在上海的毛泽东找不到二大开会的地方，也是很正常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中，也没有毛泽东参加党的二大的相关记载。
在党的历史上，二大是制定党的纲领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大的召开才宣告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大可与一大的历史意义相提并论，二大的12位代表也与一大代表一样，都会为参加这样重要的大会而终身感到自豪和荣耀。按常理，对这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会议，当事人一来不会忘记，二来不会有意回避。因此，毛泽东应该不会记不清到底是否参加过二大，更不会有意回避。
而六大的那份档案，又是代表们在会上回忆整理而成的，那时离二大召开不过六年时间，又有多人互相印证，出错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总之，关于二大，毛泽东本人回忆说没参加，但有的档案记载他参加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仍无法确定；二大代表是否只有12人，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查证。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6.近半个世纪无从查证的三大会址终被确认
党成立初期，活动多为秘密和地下状态，对于三大的记述也是寥寥无几。不论是当事人回忆，还是各种相关材料，在谈到三大会址时，多笼统地称为“广州东山”，但具体东山区什么位置，就没人讲得清楚了。
三大结束后整整49年，三大会址确切地点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早提出寻找会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当时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提供了三大会址的一个具体线索:东山恤孤院路。但这一说法范围太广，无从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亲自来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寻找三大会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曾进行三大会址的调查工作。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实质进展。
为了查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于1972年1月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找当年曾参加三大的代表们直接调查，以便收集比较准确的回忆。
经批准后，一方面，调查组组织人力前往武汉访问党的三大代表罗章龙。罗章龙回忆说：“党的三大会议期间曾住过中共广东区委，在该处往东南面走约五、六里地就到会址，会址所在地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会址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园24号）不远。”
另一方面，邀请徐梅坤来穗查勘确定党的三大会址位置。1972年10月，经过几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来到广州，协助调查组寻找党的三大会址。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前，徐梅坤老人抬头仰望，屋顶上赫然刻着“1922”四个阿拉伯数字。
看到这四个数字，老人激动异常。他说：“这座别墅叫逵园，三大会址就在它对面。”他还说，当年开三大时，透过窗户，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这几个字，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徐梅坤还回忆说：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在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尽管三大会址的调查还有一些存疑的细节，但到1972年底，三大会址及其建筑样式、内部布局等总体轮廓已渐清晰。特别是会址得到确认: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1972年时为恤孤院路3号。
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市革委会正式提交《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保护文物‘恢复原状，以存其真’的原则，按当年‘党的三大’会址原貌进行复原……征用‘春园’、‘简园’，按原状修缮……”
一年多后，即1974年初，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文化组提交复原党的三大会址的报告。国务院国家文物局复函，建议以省委名义向中央直接请示。省革委会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请示报告。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复。耽搁下来，眨眼就是20多年。
虽然党的三大会址未能复建，但在1979年，该处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园、简园、逵园也陆续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到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重建三大会址的各界呼声渐高，引起广东省委关注。此时，党的一大、二大、七大的会址都已得到保护或复建。
2000年1月3日，广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厅上报《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4月17日，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党的三大旧址保护及陈列馆建设工程事宜；7月24日，市文化局向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报送《关于“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项目建设建议书》……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广东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下，党的三大会址复建问题，终于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重要革命遗迹，广东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2006年初，广州市文物部门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三大会址进行了发掘、考证。三大会址得到了科学的确认。这些工作为三大会址的保护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对于修复三大会址和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建立纪念馆的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省市各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广东省、广州市投入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仅用短短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时隔三大召开83年之后，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85华诞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广州市委在广州联合举行中共三大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保护工程暨纪念馆落成典礼。
尘封了80余年的党的三大会址，终于携带着那一段珍贵而激情澎湃的历史，再现于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3.四大代表忆趣事
关于四大的回忆不多。四大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讲述了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味事：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甚么机关。”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也有些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顺便说及，他于1924年暮春由莫斯科返国，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乃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乃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挫折而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则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乃仅仅两年，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此外就是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维金斯基（华名伍廷康）。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金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见到维金斯基。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已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任翻译者是张太雷或他人已记不清，只记得他关照各代表分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金斯基所说的报告，则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
“当时，有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说在他动身之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表示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当加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按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参加会议。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25.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党的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绞杀。《晨报》留下了这位党的创始人从容就义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发来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李大钊牺牲在党的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召开，拉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后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9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1924年，由于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毫无疑问，国民党从国共合作政策中获益良多。但进入1925年，随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领导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挑战中央权威；接着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北京西山会议派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都与国民党内部对待国共合作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与国共两党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
此后，1926年上半年，蒋介石借三二〇事件（亦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实现了排挤共产党的目的，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只用半年时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至此，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蓬勃兴起。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各县、乡建立了农民协会，约200万农民入会。1926年12月，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担任候补执行委员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返回湖南家乡，考察了农民运动，大力赞誉其“好得很！”此时，为逃避群众斗争，许多土豪劣绅逃到上海、武汉等地，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下如何“胡来”，咒骂“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此时，国民党中、上层的多数人，以及社会上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致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糟得很！”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内多数军官构成巨大心理压力。近代中国的军官大都出身农村相对富裕家庭，他们有了优厚收入后再在家乡买地，循环往复，“军官即地主”便成为普遍现象。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后，除了叶挺独立团这种以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部队外，其他部队多数军官都产生了强烈反共情绪。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各国列强看到北洋军阀走向失败，也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军事集团身上。
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7年3月，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继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势力，因需苏联和中共方面的援助以进行北伐，一直没有与共产党公开破裂。但三二〇事件已经暴露出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政权的野心。北伐前，他更是扬言，革命成功后“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面对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展力量心存不满甚至“切齿”痛恨。
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它的历史结构造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国民党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如此，北伐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1927年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在蒋介石感到羽翼渐丰，不再需要苏联和中共的支援后，一场血雨腥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26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终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在此之前的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党中央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足，由于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党中央、团中央都决定迁到武汉。在1927 年 4 月上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在鄂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此时上海蒋介石、李宗仁新军阀势力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当时，武汉政府还保有鄂、湘、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严重的动摇，武汉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类矛盾集于一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这样，武汉革命形势出现极为复杂、于左派十分不利的局面,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中共的顶头上司；鲍罗廷则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手中掌握着苏俄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是武汉政权的核心人物。罗、鲍二人的观点往往左右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惜在此严重关头，两人的政策、方案并没有切实的成效，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主要负责的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等7人，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经常参加会议的讨论,这些人基本上构成了党的五大将要组成的政治局。
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种种危机相继袭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阶级关系重新组合，党内意见莫衷一是，中国革命面临着极端危急的局面——这就是五大召开前党内党外的状况。是否继续国共合作？怎样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围？如何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如何挽救处于紧急情势中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急迫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到了党的五大面前。
26.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齐聚武汉
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15天，党的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北方、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省的正式代表共82名，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张国焘、彭述之、邓培、方志敏、张太雷、王荷波、朱锦棠、罗章龙、毛泽东、苏兆征、陈乔年、陈延年、彭湃、李立三、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邓中夏、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黄平、潘心源、尹宽、郑超麟等，代表全国党员57967人。党的第四届的九名中央委员，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未能到会，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
虽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关头，但当时武汉政府还未公开叛变，因此党的五大还是开得比较从容。
会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一百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招待来宾和与会代表。据参加会议的郑超麟回忆，他这一天，“奉了使命，领国际代表团过江到武昌去。老汤曼，曾见过马克思，当时他还是小学徒哩，如今头发都白了。他不懂法国语。鲁易（即罗易——引者注）懂得法国语，多里奥自然懂得。到武昌汉阳门起坡，雇了黄包车去第一小学，那时正在拆城，砖头满地，黄包车不好，老汤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车，擦破了手腕一块皮。”
开幕式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领了一支纠察队进会场行礼。国民党方面，除徐谦外，谭延闿、孙科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没有讲话。
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张金保等15人。郑超麟回忆说：“选举主席团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刚刚宣布开会后，湖北省代表团主席罗章龙就站起来提出主席团名单。我不记得人数和人名，但记得除陈独秀外都是反对派（即反对陈独秀的人），一切忠实执行上海中央路线的人都不在名单之内。这个名单通过了，蔡和森当选为大会秘书长。”在这15人中，除一般熟悉者外，顾顺章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是在上海享有较高声誉的工人领袖，此人后来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李维汉则是以湖南省委书记身份,领导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引人注目。
五大是秘密的，就是说不许报纸登载的。当时，武汉所有的报纸或是共产党员当编辑的，或是受共产党指挥的。后来，有一个报纸，因为透露了党的五大召开的消息，受了处罚。之所以要保密，一是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防备反动派袭击。而且，武昌开大会也带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第一附小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此后，会场就移到汉口，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4月29日起，党的五大的正式会议继续在汉口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汉口自治街31号）举行。黄陂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油印也在里面，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门外的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兵士操练机关枪。
主席台上，并列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很长的红标语，大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遵守孙中山和列宁遗教，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类的话。这是新的宣传，以前未曾有过。
当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约有二三百人，其中有很多穿军服、扎皮带和裹绑腿的人。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据参加会议的杨之华回忆，陈独秀“穿着长衫，说的是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高，讲的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中文有几万字。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党的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他说：“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关于北伐，陈独秀说：“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整体看来，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他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的检讨也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声：“糟糕！”许多代表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7. “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
据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五大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陈独秀报告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地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如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右倾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共产党的责任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对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满意，彭述之附和着说：“这是见了鬼。”“见鬼”，这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象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10日，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他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党的五大的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
关于在党的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应当说明的是，在党的五大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当时全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就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王若飞也回忆说：“1927年5月在汉口参加五全大会（指党的五大——引者注）时，对当时客观严重的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
党的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1936年，毛泽东曾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他说：
“第二年（指1927年——引者注）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28.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为何仍连任党的总书记
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党的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
罗易是1927年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果然，罗易通过党的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五次讲话。这样，党的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五大，但罗易在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五大上得到彻底的贯彻。正如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的：“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
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但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让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除了罗易的主导作用，中共当时对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依赖和信任也很严重。多年后，郑超麟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党的五大欢迎汪精卫来会演说的“盛况”：“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纠纠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象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在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丧失独立决断的地位和能力，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真的是很难独撑危局。
五大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连任党的总书记。据五大代表雷晓晖回忆，大会闭幕那天，大会给陈独秀送了一套蓝色工人服，并给他穿上，“以示他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全国各族人民工作。”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大革命后期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的评价各异，但争论中却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即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错误，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陈独秀在五大上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统治中央，大革命也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问题在于，五大召开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经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即“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而且陈独秀也在会上受到众多代表的批判，可他为何仍能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呢？
事实上，陈独秀在五大上继续连任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素，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一方面，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
党的五大召开时，中国大革命面临相当危急的局面。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已对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颇为不满。正如五大刚结束后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党员从900多人增加到5万多人，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是鲍罗廷”。罗易甚至斥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五大会议期间，他听罗亦农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
但是，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会议讨论”和“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确信：中共上海中心和汉口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
结果众所周知，陈独秀还是连任党的总书记。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指出的：“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他认为，党的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可以说，党的五大选举陈独秀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党的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继续当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决定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瞿秋白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在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
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很有代表性。
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
事实上，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没有能力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而是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构）的不健全。所以，五大后，尽管陈独秀是总书记，但无力驾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与中共的最高上级共产国际，对危急时刻的中国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应当说，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特别提醒：“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29.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据郑超麟回忆，他是与陆定一做伴去武汉参加五大的。他们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七十多年后，郑超麟还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戴眼镜的老头子”的代表记忆犹新：
“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象鱼行老板。’”
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党的历史上首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党的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制度。近代政党政治形成以来，大部分政党都设立了自己的监察机构。然而，中国最先建立纪律监察机构的政党，却不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它的合作者和老对手——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到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历经挫折与失败，痛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于是下决心“以俄为师”，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改组国民党。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其党章也专门设置了第十一章“纪律”。
但是，这个诞生于国共合作蜜月期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名成员中五名是国民党右派，没有一名共产党员。由这些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乏善可陈，却多次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召开西山会议、炮制整理党务案和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急先锋。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那么，在党的五大上诞生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一把指向中共党内、维护党组织纯洁的利剑。
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
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建党六年后，才在党的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便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然而，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位同志都是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山西太原人。曾出席党的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大闭幕后三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几天后，玉田暴动取得成功，王荷波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除王荷波外，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委员中，先后有7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30.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主动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只要到过河北西柏坡的人，都会对纪念馆前广场上的中共五大书记塑像印象深刻。这五大书记，就是党的七大选出的五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中，除朱德外，其余四人都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是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周恩来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虽然是继三大后第二次进入中央并且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但三个月后，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后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员”。
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外，党的五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郭亮、恽代英、彭湃、杨之华……这个群星璀璨、藏龙卧虎的超豪华阵容表明，五大并非郑超麟所说的，只是为了孤立陈独秀而进行的“清君侧”。
五大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的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
另据张金保老人回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表决后，在院子里休息时，杨之华对瞿秋白说：“秋白，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你说怎么办？”瞿秋白说：“这是大家选的，你当不了，就应该向大会声明。”当大会继续进行时，杨之华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张金保是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就对杨之华说：“之华，你不要推辞了。代表们是看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才选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应该努力干。”杨之华见会上有几个同志表示支持张金保的意见，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说明，五大确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五大为什么能开成这样一个会议呢？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陈独秀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只有几十人到数百人的秘密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此时，如果还没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实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雷晓晖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岁老人，2005年元月8日病逝，这一天离她百岁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党的五大代表。
31.五大的贡献与局限
一直以来，无论党内还是学界，对党的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认为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没起过什么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一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有必要面对如下一些事实。
首先，如前所述，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并且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次，五大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这在党以往的历次会议上还无先例。这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四大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正是在五大上，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很少注意土地问题。而五大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不但重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些原则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总之，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贡献。五大后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多方面主、客观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重大意义。
同时，我们也承认，党的五大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当时的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时间的明确方针。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过分的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大不可能拿出挽救大革命的方案，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这些大政方针，在诸如五大的召开时间、日程、参加人数等“小事情”上，共产国际也是说一不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五大召开前，罗易和多里奥曾建议“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30名委员”，结果五大果真就选举了31名中央委员。
其次，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党的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不足为怪。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观点。但怎样加强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旦接触到实际问题，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领导人，还是五大通过的决议，无一例外地过分强调国民党的作用，强调武汉政府的作用。当时武汉国民党掌握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人手中，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越过汪精卫等国民党当权派去直接指挥国民党。这样，五大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再次，盲目乐观的情绪。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没能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上，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
最后，没有充分认识党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它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局限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辩证地看待党的五大，如同辩证地认识历史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一样，都需要努力放弃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思维定式，把历史上的人和事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既不以当下的标准衡量过去的人和事、苛求前人，又不一味地厚古薄今，放弃原则。总之，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给出评价。其实，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胸怀和担当。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经历三年大动乱之后，在“准备打仗”的口号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共有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大会的选举中，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56.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主席台作报告
九大召开前后，1969年年初至1970年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准备打仗”成了九大的指导思想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被请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这是党代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说到这里，还要从九大的筹备讲起。
1966年，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此事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秘密策划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年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再至基层党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做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的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章。同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发姚文元的报告。此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1968年10月召开中央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通过新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全会还批准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了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对九大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
在此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美苏争霸一时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更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已陷于瘫痪和停顿。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戒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向中国发出新的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苏联边防军三次 (1969年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这件事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估计，给九大以重要的影响。在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样，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成了即将召开的九大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
根据安排，来自珍宝岛前沿的孙玉国登上主席台，报告他们是怎样打垮苏军武装挑衅的。当他讲到我英勇的边防军于3月2日全歼入侵的苏军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带头为孙玉国、为英勇的边防军鼓掌，紧接着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孙玉国继续发言，当他讲到我边防军把苏联的先进坦克炸瘫在我国内河一侧，讲到我军3月15日又一次打败苏军挑衅时，毛泽东又一次站起来，带头为他鼓掌。这一次，孙玉国大胆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央，向毛泽东敬了礼，毛泽东亲切地与他握手，台上台下，掌声雷动。这不仅表现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姿态，无疑也寄托了对在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从此之后，珍宝岛战斗事迹轰动全国，战斗英雄孙玉国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他的工作职务，也由边防站长而逐级上升为副团长、团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33岁的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但他也难以逃脱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段弯路，很快由辉煌回归平凡。1982年，他按正团职转业后开始再次创业，历任军工厂厂长、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进出口部总经理、经贸局总经理助理、经贸局副局长等职。
九大前后这次高度紧张的战备，直到1969年年底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战争立即爆发的迹象减少，才开始有所缓和。但这次大规模战备对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紧张的空气和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坚决措施，对于抑制武斗、平息动乱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紧张的气氛又助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战即将来临的认识也对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工作产生多方面影响。1969年年底，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不仅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这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而且包括虽然已在群众中点名批判但还不算是被“打倒”的，都被紧急地分别疏散到外地，从而被完全排除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
57.毛泽东力挺朱德、陈毅当九大代表，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
早在1967年11月初，毛泽东就曾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些实际成为九大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代会，完全破坏了民主推选党代表的传统。在九大代表的产生工作中，由于党组织瘫痪，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指责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爪牙，成了九大的代表；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有的是在确定为九大的代表以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的。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努力。
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他们鼓动一些人在中南海贴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还把这类大字报贴到街上。1968年，谢富治等又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直接进行干预，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提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阴谋未能得逞。
在九大期间的4月21日，朱德在华北组会议上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四十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听到也会反对的……”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进行了揭露。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甘心，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政治局。后来，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
陈毅是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元帅，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家，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靠边站了，没有工作，遭到的冲击并不比别人少。他被列为九大代表，是毛泽东坚持的结果。当时对他的所谓问题，并没有平反，也没有个公允的结论。
陈毅向毛泽东提出：“我怎么能出席这样的会？我是右派啊!”
毛泽东说：“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还有许多老同志作为九大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做了许多论争才让参加的。
以上不难看出，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干预出席会议代表的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做法，足见阻力之大，问题之严重。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单之中。至于代表是怎么选上的，无须细论。值得一说的是，这份代表名单不知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了，还是谁跟毛泽东讲过这件事情，总之，毛泽东知道了李讷也是九大代表。他很不赞成。在那份代表名单上，他提起笔来把李讷的名字给圈去了，并指定从警卫部队补选一名代表。这样，警卫一中队的副区队长耿文喜就成了九大代表。
在九大代表的推选上，周恩来也尽了最大努力。
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准备担任九大代表的名单，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他们中有的人不久前还被剥夺出席全会的资格。
随着九大的临近，周恩来继续努力，尽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额。1969年1月12日，他分别起草中共中央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提出应说服两地的干部群众，将王恩茂（新疆）和陈康（云南）补选为九大代表。他把电报送毛泽东阅，并注明：王、陈二人如不当代表，“恐对全局不利”。当得知外交部所报九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耿飚时，经过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议，让耿飚出席九大。3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又就徐海东作九大代表和进入九大主席团一事，在有关会议上作出说明，并介绍徐海东的历史功绩。
九大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规定中央委员人数不超过250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53人。
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酝酿、预选过程延续达10天之久。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名额由原定的不得超过250人改为279人。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自信的毛泽东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党的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随即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那样严重不正常的环境下，仍有代表在选举中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从中我们也看到，正义的力量是任何势力都压不倒的，这也是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生命力所在。
58.毛泽东突然提名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
九大开幕那天，毛泽东身着一身整齐的中山服装，精神很好，仍旧乘坐那辆苏制的大吉斯保险车，出中南海西门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4月的北京，不冷不热，树木花草已长出新绿，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节之一。毛泽东下车后直接进入118厅准备开会。118厅位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舞台的一侧，它的进出口在西南小院，车辆往来较为方便。这里的厅室宽敞朴素且适用，附近还有几间小屋，作附属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多次在这里小住，会见客人，甚至一些小型会议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去大礼堂主席台，也可以说是最为便当的了。
预定举行开幕式的时间到了。出席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也已到齐入座了。毛泽东从118厅出来，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员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也分别入座，自然还是林彪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在毛泽东右边。全体代表起立，掌声大震。
在掌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大会要通过主席团名单，然后推举大会主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马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这时，毛泽东才同意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包括现场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笔者，至今仍没有弄明白。也许，毛泽东确实不乐意做主席团主席这种事务性工作，也许他就是无意那么一说。总之，这是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谜。
59.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缩影，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九大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保密措施。会议的日期、议程都是保密的，连代表们进京也都是保密的。一到北京，代表们就被通知“五不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包括大会开幕式，代表们是采取秘密的办法进入会场。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代表们一到北京就为“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会议的基调就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一个简短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打断10次。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被称赞为“划时代的伟大报告”、“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党宣言》”、“向共产主义进军的伟大纲领”等。九大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个人崇拜盛行的一个缩影和再现。
党内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左”倾思想的发展相互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的八大曾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还重申了党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颂的方针。然而，这些规定在后来的实践中，不但没有坚持下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随着“左”倾错误发生和发展，个人崇拜的风气也日益盛行。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当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同志互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毛泽东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成都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的这段话，分析了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并加以区别。而实际上，这所谓的两种个人崇拜是很难区别的，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在这次会上，柯庆施就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在成都会议的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当林彪搞个人崇拜活动发展到极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他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他还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1968年，针对林彪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有时是欢迎的，有时也表示“讨嫌”。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却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77.差额选举是从十三大开始的吗
大会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选举，确实是从十三大开始的。
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党代会筹备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召开十三大后，1986年1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三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1987年2月，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党的十三大代表选举工作的补充通知》。
全国33个选举单位，根据上述决议和两个通知的精神认真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分别召开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代表选举工作已全部完成。这次选举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行差额选举。这标志着党内民主取得新的进展。
198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出席党的十三大的1936名代表已全部选出。选出的1936名代表，代表了全党4600多万名党员。他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级干部占75.7%，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人员占18.9%，著名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占5.4%。妇女占14.9%，少数民族占10.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9.5%。代表中，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各占有一定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占大多数。代表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朝气蓬勃的中青年优秀党员，55岁以下的占58.8%。台湾省籍党员代表是由台湾省籍党员代表会议选出的。
各选举单位在选举工作中，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和选举人的意志。大多数单位的代表候选人是由下而上提名，逐级推选出来的，广泛听取了广大党员的意见。全部代表都是经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的。整个选举工作进行顺利。
1987年10月27日上午，党的十三大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规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经差额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5%，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预提候选人数的12%。差额预选分两次进行，即先进行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预选，然后进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中央委员候选人落选的，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名单，参加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预选。差额预选以代表团为单位分别投票，由大会统一记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按照差额预选的结果，研究提出候选人名单，再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确定。“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选举分四张选票，即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各一张选票，在同一票箱依次投票，分别记票，一次宣布选举结果。”
10月29日下午和30日上午，33个代表团经过酝酿，按照选举办法规定进行选举。经两个半天的无记名投票，差额选出了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以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提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10月31日，各代表团又酝酿了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代表们同意这些名单。
虽然党的十三大只是在候选人的选举上实行了差额选举，正式选举还实行等额选举，但还是应该肯定这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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