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
据郑超麟回忆，他是与陆定一做伴去武汉参加五大的。他们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七十多年后，郑超麟还对一位装扮成鱼行老板的“戴眼镜的老头子”的代表记忆犹新：
“老头子携带他的老伴儿以及四五个儿女，说是到汉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么地方开鱼行。我们问他鱼的市价，问他哪种鱼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个弟弟王震东，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铺位隔得远远地。我同王震东在甲板上散步，我说：‘你的哥哥真象鱼行老板。’”
就是这位“鱼行老板”，成为党的历史上首位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也是党的五大另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
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监督百官的监察御史制度。近代政党政治形成以来，大部分政党都设立了自己的监察机构。然而，中国最先建立纪律监察机构的政党，却不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党、以纪律严明著称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它的合作者和老对手——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组织同盟会到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历经挫折与失败，痛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于是下决心“以俄为师”，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改组国民党。
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国民党成立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其党章也专门设置了第十一章“纪律”。
但是，这个诞生于国共合作蜜月期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十名成员中五名是国民党右派，没有一名共产党员。由这些成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维护、执行党纪乏善可陈，却多次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召开西山会议、炮制整理党务案和策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充当急先锋。
如果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反共和排斥异己的政治工具，那么，在党的五大上诞生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是一把指向中共党内、维护党组织纯洁的利剑。
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均专设“纪律”一章。
如此重视党的纪律监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建党初期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建党六年后，才在党的五大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呢？
从党的发展历程看，党的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几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为党筹集经费。由于党员人数少、质量高，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机构精干且纪律严明，违纪现象较少发生，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虽然没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却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便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能保持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原因。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到来，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随之迅猛发展。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纷纷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严峻形势。
然而，更大的考验是，国共合作后，大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内任职。这些跨党任职的党员时刻面临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不约而同地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的危急情况下，脱党、“自首”甚至叛党投敌等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27年5月9日，五大选举产生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位同志都是工农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在群众中拥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王荷波，山西太原人。曾出席党的三大和四大，历任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上海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局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五大闭幕后三个月，王荷波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到天津，调查处理顺直省委组织纠纷，撤销了坚持右倾错误、拒不执行八七会议方针的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接着来到河北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武装暴动。有的同志出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痛恨，要求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把他枪毙。王荷波反问：“你们要求枪毙陈独秀，是根据党章上哪一条？党章上有枪毙党员的规定吗？”接下来，他耐心解释，平息了大家的怨气。几天后，玉田暴动取得成功，王荷波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让他们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西边英勇就义，终年45岁。
除王荷波外，党的五大选出的10名监察委员中，先后有7人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却无一人叛党投敌。这些党的监察先驱，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为鲜红的党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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