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23.四大代表忆趣事
关于四大的回忆不多。四大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讲述了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味事：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甚么机关。”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天津代表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也有些回忆：
“各地代表中，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即李维汉、尹宽、阮济和笔者。床是没有的，大家都席地而睡。李、尹是长人，所备棉被长度不够，他们和衣而睡，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这样，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
“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顺便说及，他于1924年暮春由莫斯科返国，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中央准备派他回到他所熟悉的天津工作，乃天津某些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他有成见，表示反对。中央乃改派他去广州。这一来，他反而因挫折而得福，一则当时广州的革命高潮恰好给他以发抒抱负的机会，奠定他日后成就的基础；二则彼时北方白色恐怖严重，他去了广州，中央改派一位新由莫斯科回来的川人李季达到天津负责。乃仅仅两年，就遭直鲁系军阀逮捕杀害。周在天津是五四运动健将之一，许多人都认识他，在秘密工作中很难掩蔽。”
“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继之以讨论议案，通过一项宣言，决议案有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民族革命运动、职工问题、农民问题、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只有职工运动草案，原由项英起草，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最后，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低，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当场将原案收回，另行起草。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此外就是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
“当时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维金斯基（华名伍廷康）。某日会议结束时，秘书处报告称维金斯基要和代表们见面并发表一项报告，请各代表晚间分批前往外白渡桥畔的苏联领事馆会合。我们依时前往，见到维金斯基。他开口就说他原来准备就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作一报告，但据报告领事馆附近已有若干警探监视，恐已引起租界方面注意，只好停止进行，日后再将原稿交付中共中央在大会中宣读。任翻译者是张太雷或他人已记不清，只记得他关照各代表分批外出，最好到大世界或电影院等人众猬杂的地方兜一转，不要直接径回住所，以免被人跟踪。我们外出时并未见路上有何异状，只是突然有许多华人晚间进入苏领馆，自难免引起警探注意。至于维金斯基所说的报告，则直到终会也未见在会议中提出。”
“最后一项节目是推举第四届中央委员……”
“当时，有山东代表尹宽提出异议，说在他动身之前，山东同志有一项意见，表示反对张国焘任四届中委。陈仲甫当加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难以顾虑他的缺点，如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尹宽也未坚持。按张国焘是中共原始建造人之一，在劳工和学生群众中很有威望，他能力极强，缺点也多，所以引起若干人不满。他原为二届三名中委之一，负责中央组织部；到三届大会因一些争端未能蝉联中委。此次大会他未能出席，但有一信写给大会，申述他的一些意见，只记得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期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作用。有人认为他这封信无异于一种竞选中委的伎俩，结果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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