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带头向陈独秀“开炮”
据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五大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陈独秀报告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多年后，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地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如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右倾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共产党的责任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由共产党领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夺取。
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对瞿秋白的小册子，陈独秀很不满意，彭述之附和着说：“这是见了鬼。”“见鬼”，这是彭述之的口头禅。他在主席台上一口咬定中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等于似有似无的鬼……”瞿秋白在散会时说：“彭述之承认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只和‘鬼’联合，而不要和人——工农联盟，把革命的领导权双手供奉给‘鬼’，这真是见了‘鬼’！”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会上，一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
蔡和森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象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的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日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他称陈独秀报告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还批评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位团中央书记，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任弼时在五大上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10日，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他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党的五大的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书记。
关于在党的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应当说明的是，在党的五大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当时全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参加会议的李立三就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王若飞也回忆说：“1927年5月在汉口参加五全大会（指党的五大——引者注）时，对当时客观严重的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
党的五大前，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也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
1936年，毛泽东曾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他说：
“第二年（指1927年——引者注）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