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为何仍连任党的总书记
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党的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
罗易是1927年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果然，罗易通过党的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五次讲话。这样，党的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五大，但罗易在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五大上得到彻底的贯彻。正如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的：“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
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但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让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除了罗易的主导作用，中共当时对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依赖和信任也很严重。多年后，郑超麟曾经形象地描述了党的五大欢迎汪精卫来会演说的“盛况”：“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的。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纠纠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面前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象是国民党衙门内一小科员。汪精卫上台时，台上台下拍掌欢呼声音是我在中国未曾听过的。我们自己的领袖陈独秀第一日上台也得到欢呼，但那怎么能同这日相比哩！至于汪精卫的演说本身，则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丧失独立决断的地位和能力，当时的中央领导层真的是很难独撑危局。
五大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连任党的总书记。据五大代表雷晓晖回忆，大会闭幕那天，大会给陈独秀送了一套蓝色工人服，并给他穿上，“以示他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者，要全心全意地为全国各族人民工作。”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大革命后期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的评价各异，但争论中却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即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错误，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陈独秀在五大上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统治中央，大革命也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问题在于，五大召开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经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即“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而且陈独秀也在会上受到众多代表的批判，可他为何仍能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呢？
事实上，陈独秀在五大上继续连任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素，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一方面，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
党的五大召开时，中国大革命面临相当危急的局面。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已对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颇为不满。正如五大刚结束后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党员从900多人增加到5万多人，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是鲍罗廷”。罗易甚至斥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五大会议期间，他听罗亦农讲，“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
但是，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会议讨论”和“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确信：中共上海中心和汉口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
结果众所周知，陈独秀还是连任党的总书记。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指出的：“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他认为，党的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可以说，党的五大选举陈独秀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党的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继续当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决定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瞿秋白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在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
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很有代表性。
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
事实上，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没有能力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而是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是中共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构）的不健全。所以，五大后，尽管陈独秀是总书记，但无力驾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与中共的最高上级共产国际，对危急时刻的中国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应当说，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特别提醒：“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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