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五大的贡献与局限
一直以来，无论党内还是学界，对党的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认为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没起过什么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一些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有必要面对如下一些事实。
首先，如前所述，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并且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其次，五大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这在党以往的历次会议上还无先例。这为三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四大曾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正是在五大上，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很少注意土地问题。而五大的中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不但重申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些原则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总之，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对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有一定的贡献。五大后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多方面主、客观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重大意义。
同时，我们也承认，党的五大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当时的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时间的明确方针。尤其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土地革命的方针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过分的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五大不可能拿出挽救大革命的方案，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这些大政方针，在诸如五大的召开时间、日程、参加人数等“小事情”上，共产国际也是说一不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五大召开前，罗易和多里奥曾建议“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30名委员”，结果五大果真就选举了31名中央委员。
其次，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党的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党的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不足为怪。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观点。但怎样加强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旦接触到实际问题，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中共领导人，还是五大通过的决议，无一例外地过分强调国民党的作用，强调武汉政府的作用。当时武汉国民党掌握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人手中，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越过汪精卫等国民党当权派去直接指挥国民党。这样，五大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再次，盲目乐观的情绪。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领导人，都没能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上，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
最后，没有充分认识党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中共领导人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它的历史贡献，还是它的局限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辩证地看待党的五大，如同辩证地认识历史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一样，都需要努力放弃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思维定式，把历史上的人和事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既不以当下的标准衡量过去的人和事、苛求前人，又不一味地厚古薄今，放弃原则。总之，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给出评价。其实，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胸怀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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