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参加会议。陈独秀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会要求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设立中央政治局等。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大会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25.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党的五大召开的第二天，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绞杀。《晨报》留下了这位党的创始人从容就义的遗照，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他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发来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李大钊牺牲在党的五大召开之际，这是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的召开，拉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多人，顾正红身中四弹，后伤重身亡。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9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
1924年，由于成功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毫无疑问，国民党从国共合作政策中获益良多。但进入1925年，随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领导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擅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挑战中央权威；接着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北京西山会议派公开另立中央，与广州分庭抗礼。这些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都与国民党内部对待国共合作政策上久已存在的意见分歧，与国共两党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的政治情势直接相关。
此后，1926年上半年，蒋介石借三二〇事件（亦称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实现了排挤共产党的目的，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只用半年时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至此，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长江流域蓬勃兴起。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各县、乡建立了农民协会，约200万农民入会。1926年12月，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担任候补执行委员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返回湖南家乡，考察了农民运动，大力赞誉其“好得很！”此时，为逃避群众斗争，许多土豪劣绅逃到上海、武汉等地，声泪俱下地控诉农民协会在乡下如何“胡来”，咒骂“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此时，国民党中、上层的多数人，以及社会上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致说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糟得很！”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内多数军官构成巨大心理压力。近代中国的军官大都出身农村相对富裕家庭，他们有了优厚收入后再在家乡买地，循环往复，“军官即地主”便成为普遍现象。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后，除了叶挺独立团这种以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部队外，其他部队多数军官都产生了强烈反共情绪。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各国列强看到北洋军阀走向失败，也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军事集团身上。
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7年3月，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继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势力，因需苏联和中共方面的援助以进行北伐，一直没有与共产党公开破裂。但三二〇事件已经暴露出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政权的野心。北伐前，他更是扬言，革命成功后“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面对北伐胜利进军过程中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蒋介石开始对共产党发展力量心存不满甚至“切齿”痛恨。
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反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它的历史结构造成的。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联盟，内部有很多豪绅势力、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当革命一旦深入并影响到国民党内部这些势力的利益时，国共破裂就不可避免。
如此，北伐胜利的结果，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1927年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在蒋介石感到羽翼渐丰，不再需要苏联和中共的支援后，一场血雨腥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26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最终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进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在此之前的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样，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党中央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足，由于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党中央、团中央都决定迁到武汉。在1927 年 4 月上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在鄂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此时上海蒋介石、李宗仁新军阀势力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当时，武汉政府还保有鄂、湘、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集团和买办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严重的动摇，武汉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各类矛盾集于一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这样，武汉革命形势出现极为复杂、于左派十分不利的局面,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瓦解开始加剧。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中共的顶头上司；鲍罗廷则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手中掌握着苏俄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是武汉政权的核心人物。罗、鲍二人的观点往往左右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可惜在此严重关头，两人的政策、方案并没有切实的成效，只是流于冗长的辩论。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主要负责的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等7人，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经常参加会议的讨论,这些人基本上构成了党的五大将要组成的政治局。
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种种危机相继袭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阶级关系重新组合，党内意见莫衷一是，中国革命面临着极端危急的局面——这就是五大召开前党内党外的状况。是否继续国共合作？怎样才能打破反革命的包围？如何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如何挽救处于紧急情势中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这些急迫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到了党的五大面前。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