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基本信息】

　　作者：朱继东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

　　【作者简介】

　　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延伸阅读】

　　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增强领导干部执政本领

　　目录

　　序

　　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一、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二、国内外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现状综述

　　三、本书的研究特色、创新之处与时代意义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二、意识形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波折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一、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及其在《莱茵报》的革命斗争

　　二、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闪光思想和里程碑意义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一、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二、从创办《新莱茵报》到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

　　第二章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内涵

　　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二、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成功实践

　　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探索

　　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一、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毛泽东关于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想

　　三、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三节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发展和内涵变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二、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三、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和变化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面临三大考验

　　第一节 全球化的全面渗透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一、全球化思潮的演变过程

　　二、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

　　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第二节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

　　三、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第三节 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一、互联网的出现和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二、微博兴起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特点

　　三、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第四章 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一、领导层的背叛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二、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三、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

　　一、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

　　二、卡扎菲对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后果严重

　　三、卡扎菲走向自我毁灭带给我们的警示

　　第三节 查韦斯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和启示

　　一、将毛泽东思想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二、带领民众学习马列著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三、查韦斯敢于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一、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二、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三、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第二节 拒腐防变、服务群众，团结共创伟业

　　一、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三、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一、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二、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结论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尝试用理论指导现实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一项针对两千多名领导干部的大型调研中，无论是面对面以心交心的访谈、调查，还是集体座谈时的讨论、争辩，或者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进行的交流、沟通，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意识形态能力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力量源泉。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之后，广大领导干部都深刻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领导干部的强烈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新时期迎接新挑战的指路明灯和力量源泉。因此，笔者尝试将意识形态能力细分为十个方面去科学建设：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好意识形态的主动仗，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由于受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漠视道德修养，忽视理论学习，轻视文化建设，导致一部分领导干部精神上“缺钙”，不仅缺乏正确的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能力较差，而且没有应有的理论自信、价值自信，精神迷茫、信仰迷失甚至自甘堕落，更无法高举旗帜正确引领社会思潮。这也警示我们，领导干部要真正走出迷茫、告别迷失，就应该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一、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近年来，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事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领导干部身上最受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备受诟病而没有得到根治的顽症之一。2011年的11月初的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有接连六起被媒体报道的涉及官员生活作风的道德失范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也就是因为这一连串发生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事件引起人们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使得“官德”成为2011年的年度热词之一。农历马年春节前夕，2014年1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现象，我们必须深刻剖析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根源，认清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巨大危害，并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对策，争取早日彻底根治这个顽疾，给人民群众树立一个良好榜样。

　　（一）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我国儒家强调“德治”，官员道德始终处于社会道德的核心地位。《论语·颜渊》提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且《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很多人所熟知，就是强调为官者要自己带头为民众做好道德典范，提倡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的“德治”。“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也使得中国民众在道德上历来有“以官为师”的心态。其实，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我们党就一直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自从江泽民在2001年初提出“以德治国”后，党中央也非常重视领导干部道德问题并多次强调要“以德治国”，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加强道德修养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道德品行的纯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为何还屡禁不止？其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深思和面对的问题。

　　首先，一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是最重要原因。理想信念是思想、行动的“总开关”。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2012年11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些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也道出了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深入剖析一起起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丑闻，可以发现，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分不清是非，辨不了黑白，面对金钱名利、声色犬马等诱惑难以抵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道德防线崩溃，信仰明灯熄灭，是重要原因。道德失范是指社会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的缺失与不健全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以及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错误思潮的冲击和侵蚀下，一些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的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加强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精神迷茫、信仰迷失导致很容易失去方向、腐化堕落，极易作出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

　　有些领导干部宁愿将他们的狗喂得肥肥胖胖，宁愿将他们的情人养得穿金戴银，却不愿给自己年迈的父母一些最基本的关爱，更别说爱人民了。这些领导干部做人之道都没有了，为官之素质更是丧失殆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领导干部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其次，一些组织部门选拔领导干部没有严格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邓小平说得好：“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但事实却是，由于缺乏一套对领导干部道德水平进行科学评价的体系和机制，当前领导干部选拔中重才轻德、以才蔽德、以绩掩德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地方、部门、单位选用领导干部，往往只注重政绩、学历、背景等，忽视个人品德，对绯闻不断者也照样提拔不误。如广东鹤山市桃源镇党委副书记张志青涉嫌强奸女下属的事件，据反映，张志青平时生活作风就不太检点，并且当地很多人都知道，还有不少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多次。尽管如此，张志青仍然在2010年4月被提名为桃源镇副镇长候选人，并在2011年8月升任桃源镇委副书记。张志青为何会被“带病提拔”并且是连续提拔？应该认真调查其中缘由和严厉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而不良的选人用人风气一旦形成，便会为不道德行为的进一步滋生、扩散和蔓延撑起一把保护伞，偏袒那些善于阿谀奉承却道德水平低下的人，边缘化那些敢于直言且工作又兢兢业业的人，最终造成恶性循环，导致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一再发生。我们应该承认，在对官员道德“高标准严要求”方面，当前我们做得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差距很大，尤其是在官员的选拔、任用过程中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良好的道德评价机制和正确的用人导向能够使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引导人积极上进，同时也使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受到惩罚，承担舆论压力甚至付出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其个人不注重理论学习和道德修养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选人、用人不当。虽然从上到下一直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组织部门选拔干部并没有严格遵循这样的标准。这样就导致一些品行较差但却会讨上级领导欢心的人被提拔，即使在政治修养、生活作风上等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存在问题也被认为是细枝末节，成为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屡屡发生的巨大隐患。

　　再者，没有真正建立起对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的透明监督机制和严厉惩处制度。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内，人性往往会被权力所扭曲，理想常常会被金钱腐蚀，道德自律不知不觉中成为空谈，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容易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群众监督权难以得到落实，使得权力运行过程缺少严格的制度规范和监督，容易以权谋私，引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自然容易引发道德失范问题。由于没有真正建立起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透明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成为领导干部道德滑坡乃至沦丧的重要制度原因。因为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多数领导干部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范。在这种只靠“应该”而缺乏“必须”的制度设计状况下，在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下，某些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往往就会从可能变成了现实。现实中，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让一些领导干部出现谋取私利、奢靡腐化甚至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就是很好的证明。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多年来一直没有直接介入领导干部私生活领域，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缺失问题，也几乎是“民不举官不究”。这自然导致对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监督乏力，成为领导干部生活丑闻频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组织监管、纪检监管、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法规制度监督等多种监管渠道，但由于一些地方、部门、单位没有真正把这些监督落到实处，再加上相互之间关系不顺，导致“都监都不监，都管都不管，出事才来管”的被动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尤其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方面监督乏力、监管不力。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和办法，但不少流于形式，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的并不多。如曾经实行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尽管年年都会填表申报，但不少人都没有如实填写，甚至不少单位是组织人事部门或者办公室给你写好了让你抄写，完全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糊弄。面对这种公开的秘密，却很少有哪一个部门会去审查核实，更没有几个领导干部因为申报不实而受到查处。而对于领导干部的社会交往、“八小时外”的娱乐活动等私生活，很多单位更是不管不问。正是由于监督上的走过场、流于形式甚至严重“缺位”，淡忘了群众路线和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再加上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是重教育轻处罚，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以及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惩戒作用。

　　（二）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影响恶劣、危害巨大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众不但要求他们有过人的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更要有着很高的道德修养。从“微博门”、“裸聊门”、“开房门”、“短信门”、“裸照门”再到“醉奸门”、“猥亵门”、“名表门”、“视频门”等接连曝光，这些美丑不分、寡廉鲜耻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行为影响恶劣、危害巨大，不仅严重误导、丑化了公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认知，而且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甚至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并危害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第一，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严重误导、丑化了公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认知。道德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领导干部起码应该认真履行作为公民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道德理念，守住起码的道德底线，这是为官从政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此基础上，领导干部应主动以更高的道德修养、道德水准要求自己，使自己能够做到以德修身，以良好的道德素养、道德魅力和人格魅力赢得群众的认可、支持和拥护，真正做到以德服众。为官之道在于德高，为政之本在于望众。领导干部是公权人物，他们的个人婚姻状况、生活作风、社会交往等道德行为自然影响到其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甚至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整个领导干部群体的看法。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加以根治，就会一次次突破老百姓的心理承受底线，严重损害人们心中的公仆形象，严重误导、丑化公众对领导干部群体的认知，甚至导致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

　　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让公众在蔑视的同时丧失了对领导干部起码的尊重。网络上流行一则段子，称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是：“身体越来越胖，心胸越来越窄；讲话越来越长，真话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低；年纪越来越老，情人越来越小。”描述未免夸张，但却真实映射了少数领导干部的道德状况。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通过一项调查发现，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并且，不少领导干部对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几乎麻木不仁，甚至还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领导干部能不让人民失望吗？

　　第二，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对社会道德建设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遵守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是维系社会或者个人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虽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但从道德基本内涵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尤其是官员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一直居于风向标的特殊、核心地位，官员道德水准直接影响了社会道德水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在今天，领导干部道德更是社会道德的主导因素，可以说领导干部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进程，领导干部道德水准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大环境，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自然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模范遵守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践行者。

　　人们常常从各级领导干部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中感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要求，又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行为中判断善恶是非。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体现了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社会道德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干部比一般社会成员对社会道德建设的影响更大、更多。中国社会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否认的事实，不断翻版的“彭宇案”、“小悦悦事件”，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等，就是一幅幅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缩影。针对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被碾轧身亡事件，环球网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曾发起一次国人道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人认为相比于十年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有很大倒退”，其中道德水平下降最集中地体现在政府官员、司法执法人员等群体身上。这个调查结果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如果人们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甚至怀疑，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上当受骗，自然不会积极参与党和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甚至可以说，少数领导干部的道德滑坡带动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且加剧了社会的道德不自信、不自觉，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是整个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关键原因之一。更可怕的是，领导干部道德失范很容易让民众群起效仿，造成恶性循环。不少媒体和学者认为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始自领导干部道德水准的下降，相信这不仅没有言过其实，而且也不是危言耸听，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第三，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对巩固和确保党长期执政地位形成严峻挑战。道德失范、滑坡虽然只是少数领导干部的行为，但对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如同“附骨之疽”。少数领导干部道德的滑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群体失去信任，进而就会对党失去信任，从而导致党的执政地位动摇甚至丧失。正如邓小平所说，国家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除了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外，还“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这也再次警示我们，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绝非个人的私事、小事，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道德形象关系各级党委、政府的道德形象。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道德评价，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道德评价，主要依据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与道德形象来判断。

　　当前部分领导干部道德水准下降、道德素养滑坡甚至道德沦丧，既败坏了党风、政风，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道德形象。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对巩固和确保党长期执政地位形成严峻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印证。

　　事实证明，近些年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大多有道德沦丧、生活腐化等因素在内，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道德沦丧并走向犯罪，成为西方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借口。而近几年来涉及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丑闻不断发生更是让人们从对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的指责发展到对共产党员素质和各级党委、政府形象的批评，呼吁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查找原因。由此可见，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不仅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甚至引发恶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而且可能会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信心，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危害到党的执政地位。

　　（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

　　近年来面对不断被曝光出来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社会各界都在反思，各级党委和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但是，为什么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这些年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根治，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确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坚定理想信念问题，并对领导干部道德修养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结合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发生的根源和产生的危害进行深入剖析、作出科学研判，从而采取思想教育、纪律处罚、法律制裁和全方位监督等多种有力、有利、有效的措施相结合，让全社会都来监督、推进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

　　首先，要切实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使之长期化、制度化。德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领导干部更是要做谨守道德的模范。领导干部的德才状况直接关系着党的事业兴衰成败。而在德才素质中，“德”是“统帅”，是“灵魂”，决定着“才”的用力方向与施展力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加强领导干部队伍道德建设，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才能使之经受住多重考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而不是把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对立起来。要把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教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科学的群众观、历史观、发展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清除权力意志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形形色色腐朽人生观的消极影响，努力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国家公务员局2011年10月发布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对全体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并把该培训列入公务员初任、任职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这也表明，切实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使之长期化、制度化，从而最终实现道德自觉和价值自信，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人民的期盼、历史的必然。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能流于形式，触动心灵、注重实效是关键。我们要经常组织广大领导干部认真剖析道德失范的案例，对照自身、结合实际，总结出自己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才能警示自身、警钟长鸣。我们一定要结合近年来发生的领导干部道德失范事件，有针对性地进行热烈讨论、深入剖析、认真总结，让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力争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把加强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和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增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话语支配力等，使得更多领导干部从关系个人发展、党和政府形象、社会道德风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地位等多个方面，科学认识、高度重视和自觉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

　　其次，对出现道德失范问题的领导干部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道路、就是形象，同时也就是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我们选拔领导干部时要特别注重对其道德品行的考察，不论他的才能是多么的出众，只要其德行不过关，就坚决不能提拔重用。要特别注重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对出现道德失范问题的官员要一票否决并严厉惩处、绝不姑息。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有不少地方、部门、单位在领导干部道德范问题被媒体曝光之后，对事件的当事人都进行了严肃处理，使之受到了党纪国法应有的惩罚。这样也确实警醒了广大领导干部，如果做了违背伦理和道德的道德失范行为，一定会受到严惩。但也有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不够重视，轻描淡写，甚至只是简单批评了之，这无疑是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纵容，也最终会毁了他们的前程，更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不负责任。

　　俗话说“小节不保，大节必失”，对领导干部中出现的轻微道德失范问题，绝对不能轻视、忽视，一定要提前筑牢“第一道防线”。有个故事说，明代的王廷相，他在一次接见下级官员时说：“我昨天乘轿进城遇雨。一位刚穿了双新鞋的轿夫，一开头很小心地循着干净的地方落脚，生怕弄脏了新鞋。可后来一不小心踩在泥水里，鞋子脏了。从此便不复顾惜，什么地方都踩下去。”其实，绝大多数出现严重道德失范问题的领导干部，都是如前文中轿夫一样，刚开始总是想走干净的路，但第一次不小心出现小问题时没有人提醒、教育，就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最终出现了影响恶劣的道德失范问题，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这就要求我们要防微杜渐，从小事抓起，对小问题、小错误也绝不放过。

　　对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严重道德失范问题，一定要严厉惩处、绝不姑息，并且应该“零容忍”。纪检、监察部门对道德问题严重或者一再出现道德失范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坚决撤职、开除，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的绝不手软。事实上，官员道德法制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普遍做法。如美国1978年就出台了《从政道德法》，对从总统到最低一级的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规定和限制，通过明确从政道德规范可以让官员在道德实践中有“德”可依，民众在监督官员时也有“德”可依；1981年韩国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1996年古巴颁布了《古巴国家干部道德法规》；1999年日本通过了《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2001年意大利出台了《道德法典》；2002年美国在原来法律的基础上，对公务员的操行进一步细化，公布了《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尽管我们已经颁布了《公务员法》，但却没有对领导干部道德予以廓清和规范，使得领导干部道德问题一直处于没有法律规定与限制的“盲区”。

　　因此，我们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尤其是借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通过法规详细规定和严格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循道德准则的做法，加快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法制化步伐，尽快制定出中国的公务员道德法或从政道德法，用法律形式将基本的政治伦理和从政道德进行规范和明确，从而为领导干部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准则，也方便公众监督，使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并且要对领导干部的道德失范行为，不管大小事，只要涉嫌违法，司法部门都应该依法监督、主动监督。对于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仅仅是给予停职、调离、免职或者撤职的处分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进一步彻查并及时公开调查结果，触犯刑律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其公职身份而法外施恩。

　　再者，通过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选拔、任用、考核干部时，要认真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不过关、一票否决”的用人标准，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注重选拔那些确有才干、实绩突出的领导干部。在2008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2009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道德问题上，党员、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并进一步明确要求，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引领社会风尚。2010年9月，他在浦东干部学院出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又强调，要引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激情，始终保持道德品行的纯洁性，经受住各种考验，尽职尽责干好工作。2011年8月，他深入四川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做好换届工作，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选人用人。要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全面考察干部的德，注重选用坚持原则、敢于负责、敢抓善管的干部。一次次强调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行，可见其对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把“以德治国”的理念贯彻到领导干部考察、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中去，确保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领导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既对所有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是一种正向引导，对那些自身要求不严格的领导干部更是一种压力，也必将大力推进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

　　建立领导干部道德评价机制的关键是建立道德奖惩机制，把道德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要把道德品质作为领导干部任职、升降的一项必要条件，并建立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考察、考核的具体制度，形成一套测评领导干部道德的有效机制，使领导干部的道德能够被量化，然后把这种量化了的道德要求与领导干部最为关心的升迁、收入等挂起钩来，实行道德问题“一票否决”。胡锦涛200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将领导干部的道德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而且强调要“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2013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领导干部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2013年6月，他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指出：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这一切都表明中央对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的高度重视，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部门也在积极探索如何使领导干部道德的评价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在浙江、河北、湖北、陕西、广东等地，一项针对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的德考正在进行。这项被称为“反向测评”的评价机制，在考量干部道德表现时，试图用更为清晰的量化指标，对干部道德表现进行较为客观地评价。江苏沭阳2010年就开始将个人品德纳入干部考核，个人品德在百分制中所占的权重有10分，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江苏南通则将违反社会道德和秩序的不良行为从2011年开始都以“禁令”的形式列入《南通市公务员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行为规范》中；山西陵川县在干部选拔中注重在考察环节坚持德、能、勤、绩、学、廉全方位考察，尤其突出“德”的考察，通过会议述德、正向测德、反向查德等多种考察方式把“德”考准。尤其是通过引入对德的反向测评，注重从成长轨迹、群众眼光、常态监管等方面进一步作延伸和深度考察，力求看得清、选得准，切实防止出现“高分低德”问题；吉林省在2011年全国开展的换届选举中实行了领导干部不良行为测评，让群众对每名考察人选是否存在不良行为及程度进行评价；北京市2012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公务员考核工作的意见》中，“道德考核”指标在量化考核100分的分值中占到了2分。2011年10月，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要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廉洁自律为重点，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的考核；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其中考核道德品行，主要考核干部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坚决不用品质不好、为政不廉的人，坚决不用群众观念淡漠、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的人，坚决不用作风不正、热衷做表面文章和搞形式主义的人，坚决不用不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和严重闹不团结的人，已在领导岗位上的要撤换下来。2014新年伊始，中央修订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干部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情况的考察，并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明确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七项原则之一。这些做法和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积极探索，我们要及时总结、深入研究、科学评析其经验、得失，尽快制定出“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一票否决”的科学考评机制在全国推广。最后，通过网络等多种手段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由于近年来公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私生活也成为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内容。尽管我们大步走向依法治国、制度管人，但同样不应该忘记“贵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这句古训，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并做到“权力慎独”。而要真正做到“权力慎独”，强化对领导干部日常言行的监督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进一步理顺监督领导体制，健全监督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民主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通过网络、电话、信访等多种手段拓宽、加大实现民主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和惩戒，让他们明白，如果以为在工作之余或者身在网络虚拟世界就可以不受监督，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就可以不加约束甚至放浪形骸，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让领导干部知道自己时刻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他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压力，从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逐渐真正做到“权力慎独”。

　　因此，纪检、监察部门要以防微杜渐、惩前毖后的态度加强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的监督。在加强对领导干部“工作圈”监督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的监督，铲除其道德失范行为、权力滥用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认真观察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从生活细节入手加强监督，注意防止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腐化堕落。我们要绝不护短、不怕揭短、勇于查短，及时对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予以通报、曝光，这种防微杜渐、惩前毖后的做法才会真正起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并且，我们要注重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纯洁性、先进性建设等来认真听取群众对领导干部道德问题的反映，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道德失范等在有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认真倾听广大群众对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等的建议。尤其是在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深入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坚决反对“四风”，带头制定整改落实措施，成为群众拥护、爱戴的道德楷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干标兵。同时要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创造条件主动欢迎人民监督。政务公开是让公众了解政府的行为、让社会舆论监督领导干部行为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政府应该具有的主要特征之一。如英美等国都特别注重外部监督，特别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发挥大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美国除了《信息披露法》、《政府阳光法案》、《情报自由法案》等之外，更是要求保存并公开每一位官员的道德品行档案，英国更是从法律上明确赋予媒体等舆论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使得政府的行政活动和公职人员的品行档案都置于大众和媒体的直接监督之下。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新闻、微博、微信、论坛、博客、播客等多种传播形式不断发展，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为人民监督政府、监督领导干部提供了阵地和舞台，这也是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不断被曝光出来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积极利用网络拓宽和畅通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渠道，反腐败职能部门要特别注重从网络曝光中发现领导干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线索，鼓励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通过多种合法途径举报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问题等腐败行为，使那些道德失范的领导干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而逐步实现“做人有人品、当官有官德”的目标。

　　二、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是否具有理论兴趣，是否注重理论学习，是否重视理论建设，是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活力和前途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确实，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理学习、知识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尤其是在人们思想高度活跃、各种知识信息大爆炸、社会思潮极其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兴学习之风，坚决纠正学习方法上的几种错误倾向，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全体领导干部中间形成爱学习、会学习、勤学习的好风气，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增强纠正错误倾向、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一）警惕并纠正空洞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重要性一直非常重视，其中列宁的论述最为经典。列宁曾指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等观点是极大的错误，并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毛泽东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特别强调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并使之成为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宝贵财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理论学习中，因为教条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和怕说错话的思维作怪，出现了不少表面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甚至漠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空洞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内容空洞、苍白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一个顽症，并被一些深受其害的干部形象地概括为“精心准备讲废话，认认真真走形式”，对各级领导干部影响恶劣、危害很大。这种顽症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不少领导干部不学习、不研究，而是单调地重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复述中央的文件，并且很多会议的讲话都是内容重复；一些专家学者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中央文件的表述和用一些单调、枯燥的词汇来进行研究，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没有错误，却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愿看”；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一是怕吃苦，二是怕说错话，三是急功近利，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进行所谓的“再加工”，虽然可以逃过抄袭软件的检测，却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思想，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基层干部、群众“一听政治就像催眠，一讲理论就想睡觉”，其危害可想而知。

　　思想理论的“僵化”是“永远正确”倾向的另一个表现。这种理论脱离实际，以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僵化理论来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甚至有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僵化”模式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累牍，一些领导人讲话的小册子印刷了几千万册都很少有人认真去读，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和对新闻的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重大教训之一，决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虽然话语权从表现上看是思想意识形态，但其本质上却是立足于鲜活的实践，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真正是增强话语权的核心。我们要坚决摒弃“永远正确”的唯心主义思想工作方法，转变为不断“向正确方向努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同时，那种认为人民群众能够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大众的理论武装和思想领导。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必须静下心来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学习他们是如何紧密结合实践去研究问题、阐述理论、引导群众的，这样才能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解读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破解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才能够用老百姓爱听、爱看、爱读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并以此武装他们的头脑，指导他们的行动，才不会走形式、走过场、讲大话、讲空话，才能真正增强话语权，真正引领好社会思潮。如何才能做到不走形式、走过场、讲大话、讲空话？我们一方面要敢于直面问题，不怕讲错话，允许知错就改，不一棒子打死人，才能不讲空话；另一方面，上面不能只给精神，不给具体措施。说要解决问题，就要一个措施一个措施地教下面怎么做。上面不能只发指示而不指导，只是让下面自己去想办法落实。出了事，责任在下面，自己总是对的，这样不行。当年毛泽东接到下面治军的好办法的报告总是抄报全军供效仿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及时搜集、总结专家学者正确的理论创新成果及各地值得借鉴的有益探索并积极加以推广，帮助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真正学会并做到不讲大话，不讲空话。

　　我们要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前、当今和以后都是如此。毛泽东说得好：“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从中可见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理论源泉。作为劳动人民思想武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如果停止了大众化，脱离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其生命也就停止了。同样，任何理论如果脱离了伟大实践也就没有生命。广大领导干部在学习中应该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并以不断深化、升华的理论去推动时代进步。真正的伟人都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典范。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走出书斋，主动、迅速地把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之成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明灯，最终照亮了全世界。毛泽东也是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和自己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延安整风中批评“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曾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他还尖锐指出：“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这些话不仅是衡量我们理论学习、研究成败的重要标准，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分界线。这些话不仅是讲给共产党员的，也是讲给所有的领导干部的，是我们永不过时的行动指南。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永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广大理论工作者一起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的场所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用所学的科学理论破解实践难题，创造性地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并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努力成为真正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警惕并纠正缺乏自信的所谓“世界影响”倾向

　　当前不少地方、部门、单位虽然是越来越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队伍建设，但是有的地方、部委机关、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却把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衡量一篇理论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志，甚至以此作为提拔干部、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不少研究机构、高校规定，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抵得上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几篇，即使参加为了挣钱而举办的众多国外论坛被收入所谓的论文集当中的论文也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要求正高职称参评者必须有海外学习经历，甚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没有海外的经历就不能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带头人；不少地方政府、研究机构、高校招聘人才的时候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的优先录用，没有海外的经历就很难得到录用、提拔、重用……近些年来，一味追求所谓“世界影响”的倾向在不少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甚至党政机关蔓延，并且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可能成为普遍趋势，甚至用这个标准对包括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一刀切”，而且美其名曰追求“世界影响力”！在这种“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下，不仅很多科研人员、高校教师为了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绞尽脑汁，有些直接花钱在国外期刊买版面，有的拿手中的权力或者资源做交易，还有人利用这种“机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且，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也纷纷把领导干部送到美国、新加坡等国外进行培训，请国外专家用西方的价值观、理论体系等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上课，如果不能真正批判吸收，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主动送上门让西方给我们“洗脑”。

　　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所谓的思想包容就是一个不断被西化的过程。西方的理论标准被简单套用为我们的标准，理论评判标准乃至体系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人，这种做法让国内学术理论期刊受到很大冲击，也让不少踏踏实实扎根中国、深入生活、服务大众的学者很受伤害。回想当年，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等曾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的科研成果都是首发在国内学术理论期刊上，也大大增强了这些期刊的影响力。但如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许多学者有科研成果都首选国外期刊发表，导致大量优质学术理论文章外流，并且这种风气已经从自然科学领域蔓延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导致我国学术期刊越来越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不少国内期刊为了和国际接轨，也放弃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把西方的那套评判标准照搬到中国来，导致中国理论研究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科研评判体系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手中的影响力的期刊轻易将我国很多高端科研成果收入囊中，也让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被西方绑架，中国的科研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让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仅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稍微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研究的最权威之地就是中国，“又红又专”是对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可惜的是，目前一些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却放弃了“红”这条主线，逼着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地去国外“取经”，最终目的只是成为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所谓“专”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这样做的出发点和用意何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用人导向的所谓“海外经历”倾向、一味追求所谓“世界影响”的倾向等不仅使得我们永远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且会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误导，更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的愚蠢做法。试问，当有些理论工作者只以西方化的思维来进行科研，用这种思维研究出来的成果为国家出谋划策，并用这种思想影响、教育身边的人和更多的人，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权，又如何引领好社会思潮？如何保证中国不走邪路？

　　因此，为了真正抓好理论学习，真正建立起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改革落后、错误的理论评判体系，尤其是严厉批判并果断摒弃理论评判上的“崇洋媚外”做法，坚决反对和制止那些盲信、迷信西方理论，鼓吹“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彻底私有化”等错误思潮的做法，揭露、批判其危害和险恶用心，对鼓吹这些思潮的人坚决不能使用甚至予以清除。同时，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评判标准，并在干部选拔、职称评定、课题评审以及各种评奖等现实生活中严格加以落实，引导更多理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三）警惕并纠正混淆视听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

　　在当前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建立话语权的讨论和争论中，关于如何对待解放思想成为焦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前提；有的人则认为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而是要“大胆改大胆试”，不要怕办错事、走错路。我们发现，那些大力鼓吹国企私有化的人打着的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鼓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人打着的也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在课堂上、论坛上、文章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打着的还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西化、分化中国的人打着的仍是解放思想的旗号……因此，澄清社会上某些人对解放思想的错误理解和恶意诠释，警惕并纠正混淆视听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否则我们打造的就是错误的话语体系，并很可能在某些人烹制的解放思想的迷魂汤中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论述是极富创造性的，他不仅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且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并列起来，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的精髓之一。他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才能调动一切积极性、加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他也进一步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因此，邓小平理论之中的解放思想是一个有前提、有党性、高度自觉的口号，前提就是实事求是，党性就是社会主义，自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理论指引下，我们克服了很多“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破除了长期以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僵化理解，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解放思想是我们真正搞好理论学习的需要，是成功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但需要警惕的是，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正举着“自由”的话语大棒，妄图诱使我们服从于其制定的所谓“国际标准”，加入其主导的所谓“国际社会”中去。而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摆脱一切观念约束的自由、放任状态，并且实践可以自动或自发地检验思想路线。有人甚至故意把解放思想作为一个无党性的口号，提出“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呼吁要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思想禁区”，甚至将解放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来不断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底线，甚至扬言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扫进历史的故纸堆”并彻底否定，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种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时刻坚持把解放思想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被某些人故意忽略的重要含义。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绝不是思想的随意“排放”，更不是思想上的“排污”，而必须遵循一定的思想轨道。这个思想轨道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今天的解放思想恰恰是要全面、客观、公正地总结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得失，要认真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全力去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腐朽和落后现象死灰复燃等新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完整地把握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根本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地推动解放思想，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解放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才能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建立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自强，才能真正创造性地解答好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才能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不迷失方向。无论有些人怎样去淡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就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不可改变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话语权上面都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只不过其做法更巧妙、更隐蔽罢了。并且话语权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事关中国前进道路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任何在话语权问题上一厢情愿地“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主导地位，就不可能真正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信。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设立由党的中央总书记兼任一把手的中央理论委员会或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下设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针对党和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及时加强研究，提出建议，注重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通过正确的、先进的理论引领方向、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始终统一到党的正确领导上来，不断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可度、信任度、忠诚度，不断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论自信、价值自信。

　　三、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

　　自信的能力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成熟、强大的标志。面对“普世价值”论等西方价值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的冲击，当代中国民族自信的关键是真正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明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成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应该占有的地位和应赢得的敬重，这就是价值自信。价值自信是一个人、群体、组织更是一个政党、民族、国家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自信和充分肯定，是一个民族始终秉承的精、气、神，是一种战无不胜的不竭精神动力和强大灵魂支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没有价值自信，民族自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梦。要民族自信必须价值自信，只有价值自信才会拥有真正的民族自信，真正凝聚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红色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色彩，也是价值自信的最鲜亮底色和最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应该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红色文化为主导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给了中国让世界认识自身文化的机会。全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不仅让中国更加自觉、自信地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成为可能，而且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独特的红色文化成为现实，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是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从为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红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色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屈原、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等一位位令人敬慕的民族英雄身上积累和传承的勤劳勇敢、与人为善、天下一统、大公无私和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等文化基因，是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鸦片战争以来，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毛泽东提出要创造我们的新文化。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队伍就以“活报剧”、“秧歌剧”等短小精悍的形式，唱响了爱国救亡的时代强音，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官兵、瓦解敌人等重要作用，是红色文化的大发展。如井冈山革命斗争和红军长征等历史时期，红军官兵用四川调改编的《调兵歌》、《草鞋歌》和《大败江西两只羊》，以及用采茶调改编的《十送红军同志歌》、《当兵就要当红军》等等，都成为军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大大鼓舞了红军士气。这些红色歌曲代代流传，成为红色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唱至今仍具有独特魅力。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有文武两条战线，要战胜敌人，仅有拿枪的军队不行，还要有文化的军队。在延安时期，他称赞丁玲一支笔相当于三千毛瑟精兵，并专门赋词一首《临江仙》相赠，称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既是对红色文化力量的肯定，也体现出毛泽东对红色文化的重视和赞赏。也正是丁玲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红色文化作品鼓舞着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成为今天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红日》、《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红色文化经典，生动展现了激动人心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并涌现出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一个个红色文化的经典形象，鼓舞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红色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主流并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文化工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和书写红色历史，以更加贴近时代、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符合人性的立场对“红色文化”进行崭新表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始了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近年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的十八大等重大活动前后，在中国各地掀起的一股股红色文化热潮，包括城市公园里的退休老人唱红歌、诵红诗、跳红舞、赞革命、颂英雄、扬正气，都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风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赢得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一项公众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同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红色文化精神内涵中有可弘扬和继承的内容。

　　鲁迅先生说得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红色文化为主导，并结合各地实际。事实证明，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的红色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其影响力历久弥新，并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大步走向世界。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每一种精神都蕴含着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奋发向上的红色文化，都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鲜艳旗帜，都是民族进步、中华腾飞的不竭动力，不断增强着我们的价值自信，鼓舞支撑着亿万人民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这些精神也逐步走向世界，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和敬重。文化兴国、文化强国寄寓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红色文化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了解中华文化和我国科学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国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国际责任明显加重。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主要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万小时，并占有世界三分之二的电影市场总票房等，其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拥有的文化霸权和网络霸权，不仅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其控制的传播媒体，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同时还想方设法来维护他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这都加大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难度和风险。

　　因此，坚守好、传承好、弘扬好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是又好又快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源泉。另外，国外游客对中国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甚至是很喜欢的，而不是像有的人想当然认为的不感兴趣。

　　因此，积极弘扬红色文化，还可以向世界很好地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二）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价值自信的旗帜

　　中华民族素有价值自信的气度，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海纳百川，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是我们价值自信的基础。中华民族能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产生和形成了为整个民族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价值理念。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科学和物质成果、精神和政治智慧、制度和社会文明，其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促团结、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时代价值，都是我们价值自信的基础，我们应该认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和精神财富。

　　中华民族一直就有反压迫、反侵略的优秀传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每一次抗争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展现，是价值自信的体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个没有自信、崇洋媚外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当国学热在全国兴起并深入人心，当汉语热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热，当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学习，当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的全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当中国的红色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发现、容纳和提升世界多种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悠久、灿烂、包容文化中培育的价值自信必将激发起令世界瞩目的民族自信。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理论自信、价值自信的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战胜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信仰力量的支撑、价值自信的鼓舞。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领导人民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价值自信的重要内核之一——实事求是。正是我们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提升的革命文化，不断增强着中国共产党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动力源泉和生动体现。红色文化、革命思想、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充满高度价值自信的根基和支柱，不仅让我们中华民族找回了民族自信，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按照自己模式发展壮大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价值自信能激起的民族自信力量之强大可以震惊世界，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模式”举世瞩目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与美国相差悬殊，再加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军事威胁，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但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毅然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价值自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成为很多中外政治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使西方世界不敢小瞧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价值自信的胜利，全面诠释了我们价值自信的丰富内涵。如今，有些人大肆攻击、诋毁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以及党的历史等，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暗流的真正目的是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当年苏联解体就是攻击、诋毁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导致了苏共亡党，前车之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别让历史虚无主义毁了我们价值自信的支柱。

　　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2006年3月，胡锦涛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胡锦涛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胡锦涛关于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抓住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社会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和规范，可以说是我们价值自信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在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价值自信的中心和无尽力量源泉，我们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起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基石。

　　我们所提倡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正是价值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自信是坚持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自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信，是坚持对外来文化实行“拿来主义”的自信。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协调和谐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思想独立、理论自信、历史自信、道路自信，坚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走出一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之路。同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错误思潮影响，通过价值自信真正实现民族自信。

　　（三）价值自信凝聚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步步形成、发展、凝练并得到全民族广泛认同的共同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灿烂文化、高尚品格、伟大力量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前进的不竭动力。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固邦之根、安邦之本、兴国之魂、强国之魄，是价值自信的核心所在。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打败了日本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取向、思想理念和精神追求，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高举价值自信的旗帜，永远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正是有着坚定的价值自信，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海纳百川，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战胜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信仰力量的支撑、价值自信的鼓舞。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之中，这标志着中国已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这也在价值层面上极大提升了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感染力和感召力，丰富了价值自信的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我们一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地走好共同富裕道路，从根本上破解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从而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更好地确保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从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两个百年目标”，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是“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继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不仅又一次强调了“两个百年目标”，同时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而且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两个翻番”新指标。从“翻一番实现温饱”到“翻一番达到小康”，从“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建设小康”到“建成小康”……这一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价值自信的有力展现，是民族自信的新世纪宣言。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目前我们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建立价值自信是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的重要保障、迫切需要和根基所在。要完成“两个宏伟目标”，就要求我们有高度的价值自信，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及时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思维，不要动不动就是外国经验，应当去自己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智慧。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需要经过理性自觉产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强心，在此基础上高扬起充满平等意识的价值自信的旗帜，否则只能是西化、奴化的奴隶文化。因此，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探索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手段，以国家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以文化贸易为主要方式，推动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要抓住机会推动中国红色文化大步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参与国际竞争、形成特色品牌，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将东方文化的“和谐”精神撒播世界，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要在世界上强化中国的文化属性、文化特征、文化品牌和文化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更深、更高、更理性、更公正的文化层次认识和把握中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也就是让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梦推崇“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坚信国家的强大是人民福祉的保障。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之路，通过价值自信真正实现民族自信，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与世界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他所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这些话正是他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所体现出的高度价值自信，中国梦追求的是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实现中国梦是世界的重大“利好”，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第二节　拒腐防变、服务群众，团结共创伟业

　　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下，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统一战线建设都面临着严重考验，不少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侵蚀着党的肌体；一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受脱离群众，动摇了执政根基；统一战线工作中紧盯富人名人，核心价值涣散……这一系列问题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一、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纯洁性建设列入党建主线，纯洁性建设不仅成为党的建设新的突破点，也成为全党工作的新重点、新亮点。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这给那些“对理想信念不坚定、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三不”党员敲醒了警钟，也让人们看到了我们党加强纯洁性建设的决心。没有纯洁性就没有先进性，只有不断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我们党才能真正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不断巩固执政基础，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应该在认真总结山东寿光市畅通“出口”、严把“入口”探索党的纯洁性建设新道路等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剖析苏共历史上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五次全党规模的“清党”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尽快走出一条新时期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中国道路。

　　（一）山东寿光畅通“出口”、严把“入口”探索党的纯洁性建设新道路

　　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重大任务和永恒主题，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这个任务显得更加重要而紧迫，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寿光2012年开展的党员登记工作之所以成为很多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对102名不合格党员不予登记，这被称为是在畅通党员“出口”方面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而另外120名党员暂缓登记并限期一年整改，如一年后民主评议的同意登记票低于60%也将不予登记，同样也是全国其他地方没有的新举措。更令人关注的是，102名不予登记的党员中，有34人是因为平时发挥作用差、民主评议中合格票数低而被清退出党的。这就意味着寿光在全国开了清退不合格党员的先河，再加上其畅通“出口”的同时更加严把“入口”，在一步步探索中为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闯出了一条可供全国借鉴的新道路。

　　首先，寿光深化党员队伍纯洁机制工作实现了党员“能进能出”。寿光探索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过程中发现，少数党员处于“边缘化”状态，被人民群众认为“是党员，但没有党员样”：有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党员意识、宗旨观念淡薄；有的党员组织纪律松散，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时缴纳党费，不认真甚至不愿意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更有的党员甚至成为工作中的“刺儿头“、“挡头”，不仅与组织形成对立，而且影响恶劣。因此，寿光市委认为，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应该及时清退，这样才能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探索推行党员队伍纯洁机制，一定要畅通“出口”，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党员队伍素质，锻造一支忠实践行科学发展观、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党员队伍。

　　在实际工作中，寿光经过深入调研、科学论证，首先从党籍管理入手，健全了党员定期分析、评议、登记“三项制度”，深化了以“半年一分析、一年一评议、两年一登记”为主要内容的党员队伍纯洁机制。首先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实行党员定期登记制度的意见》，并于2009年5月利用一个月时间，在参加第一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市直部门单位和企业的179个党支部、4357名党员中进行了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对《意见》进行修改，形成了《关于加强党员队伍定期纯洁机制建设的意见（试行）》。2010年1月27日至3月8日，再次利用1个月的时间，在孙家集街道的96个党支部中进行了试点。在2010年进行的试点工作中，一共对14名党员暂缓登记，14名党员不予登记。在进行了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寿光对党员队伍纯洁机制意见先后九易其稿进行修改、完善后于2012年2月1日起在全市推开，分党性分析、民主测评、联席研究、组织考察、审核审批等13个环节，最终决定对102名党员不予登记，其中违法违纪的68名；发挥作用差的34名。另有120名党员被暂缓登记。

　　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把队伍纯洁作为基础。以前，寿光虽然每年基层党组织都进行党员民主评议工作，但在具体工作中，由于党组织对不合格党员的标准难以认定和把握，个别党组织书记和党员不愿得罪人，致使不合格党员不能得到及时处置。因此，为了切实做好纯洁党员队伍工作，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和抓实、抓细、抓严的要求，寿光突出“六个重点”：一是深入宣传发动。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动员会议，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及公开栏、宣传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发动。对89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在《寿光日报》、寿光电视台连续发布公告，47名党员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参与了党员登记工作。二是搞好民主评议。上级党委派人指导召开支部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以无记名填写民主测评票的方式，对党员进行评议，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等次的评价。设立秘密写票处，公开计票，当场公布结果，确保了评议结果的真实性。三是严格认定标准。提出了不合格党员的8种表现，研究制定了暂缓登记和不予登记党员的认定标准，对违纪违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信仰邪教、自愿放弃以及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党员不予登记，对民主测评得合格票率低、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不做党分配的工作、作用发挥差的党员，暂缓登记并限期一年整改。四是联席会议研究。召开由市纪委、组织部、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信访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等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发挥作用差的党员分门别类，逐一分析研究，并由相关部门出具书面鉴定意见，作为党员是否登记的重要依据。五是组织集中考察。从市纪委和组织部抽调人员，成立6个考察组，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带队，对拟暂缓登记和不予登记的党员进行考察，重点做到了“六必谈”，即与基层党委书记必谈，与党支部书记必谈，与党支部其他班子成员必谈，与党员代表必谈，与群众代表必谈，与党员本人必谈。党员本人确实无法联系的，与党员本人的家属亲属必谈。通过谈话，主要了解党员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表现、支部党员大会民主评议情况及党支部决议等。考察结束后，逐人形成考察材料，存入本人档案。六是做好善后工作。对暂缓登记和不予登记党员，以基层党委正式文件进行了通报，并通过召开党员大会、公开栏公示等方式，及时公开党员登记结果。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由所在党委安排逐一谈话教育，并由所在党支部班子成员结对帮教，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让他们找出差距、认识错误，又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转化提高。由于措施科学、工作得力，暂缓登记和不予登记的党员都对组织的决定心服口服，没有因为党员登记工作产生任何矛盾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其次，寿光在探索清退不合格党员的同时更注重严把党员“入口”关。建立党员队伍纯洁机制，不能仅仅理解为把不合格的党员清退出党组织，更要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从源头上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这是寿光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因此，在全国率先畅通党员“出口”的同时，寿光市委更是严格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注重严把党员“入口”关，做到了党员“入口”、“出口”工作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第一，借鉴企业质量体系认证管理理念，建立了“指导、发展、监督、评价”于一体的发展党员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从递交入党申请到预备党员转正，将发展党员细化为5个阶段、30个环节，对每一环节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量化指标和时限要求。这样的标准化、科学化不仅保证了党组织可以对发展党员的全过程全面掌握，也便于申请入党的同志一旦没有被批准也知道自己在哪个环节还达不到标准，可以有针对性地去进一步努力提高自己。

　　第二，研发了发展党员全面质量管理网上信息系统，对发展党员工作实行网上登记、网上提报、网上审批，上一个环节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系统中止审核，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并要求基层党委及时更新维护信息系统数据，做到培养管理同步进行，实现了通过科学手段杜绝不合格党员混入党的队伍的初衷。

　　第三，为进一步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制定出台了以严格标准条件、民主票决、全程公示、教育培训、材料预审、谈话考察、审批把关、监控管理、履行职责、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党员工作“十严”规定。实行党支部推举、群团组织推优、全体党员推荐、群众代表推选、党支部筛选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全程公开的“四推一选一公示”制度，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推荐党员发展对象、讨论接收预备党员及预备党员转正，实行支部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当场公布。同时，寿光在发展党员中建立失误追究制度，将参与发展党员工作的所有单位和责任人列入追究问责的范围。2012年5月，寿光将当年拟发展的预备党员名单全部在《寿光日报》、寿光党建网进行了公示，经群众举报、组织核实，有2名发展对象因违反有关法纪、在单位威信低而中止了发展程序，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压力感和工作透明度。并且，寿光市委组织部还从现任党务政工干部、市直部门曾担任过镇街党委组织委员、熟悉发展党员工作的干部中选聘20名同志担任市委兼职组织员，颁发聘书，并成立考察组，像提拔干部一样，对每名拟审批的预备党员进行考察，逐人形成考察材料，存入本人档案。本着“谁培养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凡不按规定和要求发展党员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谈话诫勉；出现重大失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严肃追究党组织书记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再者，寿光加强经常性教育管理，确保党员思想上时刻保持纯洁性。保持党的纯洁性，要把思想纯洁摆在首位，把思想纯洁作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首要任务。为了做到防微杜渐，确保党员思想上时刻保持纯洁性，寿光建立健全了学习提高、目标管理、作用发挥、流动管理、激励关怀和监督评价“六项机制”，强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

　　第一是学习常态化。依托寿光电视台开办了远程教育频道，开设了“党旗正红”、“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等栏目；创办了《新向导》党建专刊，每两周一期，每期4版，设“党旗飘飘”、“先锋颂”、“学习心得”、“新闻现场”、“红色记忆”、“本刊评论”等栏目，发到基层所有支部组织学习；开办“弥水大讲堂”，定期邀请高层次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辅导报告；制作了《弥水荡涤》专题片，深刻剖析全市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例，做到警钟长鸣；高标准建设了寿光市党建成果展馆、党史展览馆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农业产业化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等“两馆三基地”，加强了党员信仰、信念、信心教育。

　　第二是活动经常化。寿光深入开展选派“第一书记”推动“包千村联万户”活动，建立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全市8236名干部主动联系服务群众2. 8万户，定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好事18.4万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把每年4月8日确定为“党员专题活动日”，积极开展重温一遍入党誓词、撰写一篇心得体会、组织一次走访慰问、开展一次谈心谈话等“十个一”活动，使每个共产党员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始终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2012年4月8日，组织新发展的203名党员，在市烈士陵园举行了“信仰、信念、信心”主题演讲宣誓大会，激励党员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

　　第三是管理制度化。寿光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党员教育管理制度的同时，大力推行党员公开承诺制。年初，组织党员对照先进性具体要求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在思想作风、工作目标、工作措施等方面作出公开承诺，并在年底进行“述诺”，接受群众监督。探索推行了流动党员“三三制”工作法，与流出党员比较集中的外地组织部门对接，签订“双向联系、双向管理”的“双联双管”协议，建立互访通报、工作指导、激励表彰、党员服务“四项机制”。建立了流动党员动态管理信息库，对流动党员实行“一对一”结对管理服务。成立了全省首家外来农民工党员服务中心党支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探索出了一条外来农民工党员异地有家、生活有靠、工作有为、管理有序的新路子。

　　（二）苏共五次全党规模的“清党”及其经验教训

　　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体现革命性、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正确的“清党”不仅是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党内斗争方式。苏共“清党”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在全党范围内大规模组织清洗的方式，把那些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党员大量清除出党。梳理苏共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其从1919年开始到1939年的20年间，在全党范围内一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清党”。“清党”是苏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党的队伍建设的一种特殊探索，既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也因为缺乏科学标准等原因产生了不少问题，留下了一些惨痛教训。因此，认真总结苏共“清党”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列宁领导的第一次“清党”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是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次典范。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加入党组织的人数迅速增长，大量农民、小市民等非无产阶级成分进入党内，使党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野心家”甚至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面对党内的复杂情况，1919年3月18日召开的苏共八大决定进行一次全体党员重新登记，这就是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清党”。苏共八大通过决定要求：第一，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性的重新登记；第二，此后党应密切注意自己的社会成分。其中重新登记就是对党员进行重新审查，对那些入党手续不完备、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坚决不予登记，也就是清除出党。同时，苏共利用三种主要途径来推进“清党”：一是利用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用动员党员上前线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图“享受”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牺牲的人，不少胆小鬼和阶级异己分子自己逃到党外去了；二是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创举进行清党，规定所有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而没有以特别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可靠的党员都应当经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审查；三是针对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和白匪军包围的困难情况，特意举行了征收党员周活动，列宁专门发表讲话，共接受了二十多万真正对党忠诚的人入党，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大大增强了党的纯洁性。

　　第二次“清党”是对第一次“清党”的进一步完善，主要任务仍然是改善党的成分。1921年3月，苏共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6月又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对“清党”进行了详细、具体部署。当时正值苏联国内战争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时候，虽然当时党员人数已达73万多，但由于战争牺牲了大批党员，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为主要成分的大量新党员涌入党内，再加上不少善于伪装的人和异己分子利用战时入党手续不严的空子钻入党内，和党内反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势力勾结起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派别活动。为了顺利推行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苏共决定再一次进行全党性的“清党”。这次“清党”在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在“清党”中特别注意征询非党的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并以此作为衡量该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二是利用“清党”消除派别活动，宣布解散“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派别组织，并指出党员停止派别活动可以继续留在党内；三是在“清党”中严把“入口关”，规定了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规定工作了两三年的工人的入党预备期由半年延长为一年半，其余的人则规定为三年。通过这次“清党”，苏共的纯洁性、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第三次“清党”的中心任务依然是改善党的社会成分。1929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六大通过了《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并专门由党的监察委员会组成了审查委员会负责“清党”的具体工作，提出了“到1930年底，争取党的成分中至少有一半是生产工人”的目标。这次“清党”借鉴上次经验，同样注意吸收非党的劳动群众参加，并高度重视他们的意见。同时，在报刊等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第三次“清党”，苏共吸收了数十万产业工人进入党内，大大充实了党的队伍。

　　第四次“清党”主要强调“在党内确保无产阶级铁的纪律”。1932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进行新一次“清党”的决定，随后1933年1月12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追认了政治局的决议。第四次“清党”虽然采取了与前几次基本相同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但发布的决议中没有强调改善党的成分，而是强调“在党内确保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并且停止了吸收新党员的工作。更与以往不同的是，第四次“清党”提出“把一切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混进党内的分子清洗出党”。这种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科学标准，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清党”公报私仇甚至迫害合格党员的现象。

　　第五次“清党”与前几次“清党”有着不同的对象，主要矛头是指向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是这次“清党”的导火索。由于基洛夫是斯大林坚定的支持者、追随者等原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认定基洛夫是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杀集团总部”谋杀的。1936年8月，苏维埃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公开审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暗杀集团总部”的主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人，尽管所有被告都不承认有罪，但仍有16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枪决。紧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将工作不得力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撤职，任命冷酷无情的叶若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在党内开始了后来被称为“大清洗”的全面“清党”。与前几次“清党”不同，第五次“清党”的对象不仅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还包括所谓的暗藏在党内的间谍、特务、托洛茨基分子等反革命分子，并且以此为重点。“清党”方法没有继续采取吸收非党的劳动群众参加的好办法，而是采取党组织和专政机关相结合的办法，对清洗出来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逮捕、监禁、枪决等镇压手段，虽然清除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总结苏共的五次大规模“清党”，我们不难发现，前三次“清党”都是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成功探索，不仅清除了大量不合格党员，而且增添了很多真正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新党员。如1919年的“清党”共清除不合格党员14万多人，接近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一半，1921年的“清党”清除不合格党员更是达到21万人，但这样不仅没有减弱党的战斗力，反而使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都比“清党”前大大增强了。究其原因，可以总结出下面几方面的经验供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在“清党”中采取全体党员重新登记的形式。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早在十月革命刚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运用“清党“的方法来纯洁队伍。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坚决清除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是强调通过整风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党内存在的问题不仅比苏共“清党”时要严重很多，也比延安整风时严重很多。我们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少不合格党员混进党内，利益交换的市场原则污染了不少党员的心灵，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贪污腐败严重，严重地败坏了党风、党纪，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危害着我们党的执政基础。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小打小闹不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清党”或者整风，像苏共“清党”那样采取全体党员重新登记的形式，检验每一位党员是否合格。

　　二是在“清党”中要坚决清除所有的不合格党员。在“清党”中，对于所有的不合格党员都要坚决清除，不要顾及党员队伍的数量，不要因为怕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数量较多而放宽标准，将一些不合格党员留在党内。对于那些被认定为不合格的人，无论他有多高的官位、多老的资历、多深的背景、多大的名气、再多的财富，都要坚决清除，绝对不能因为其官位、资历、背景、名气、财富等为其破例。早在1919年10月11日，列宁就在《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旗帜鲜明地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事实证明，苏共第一次“清党”清除了大批不合格党员，虽然党员人数减少了将近一半，但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却比以前大大增强。苏共第二次“清党”清除的不合格党员人数也超过了当时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同样是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因此，只要敢于动真格，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相信清除一大批不合格党员后，我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同样会大大增强，并且会更受人民拥护。

　　三是在“清党”中尊重非党的劳动群众的意见。苏共在“清党”中特别注意征询非党的劳动群众对被审查党员的意见，并以此作为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这种做法在今天也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列宁特别强调由党外群众来检查“清党”工作，他指出：“但是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苏共在“清党”中通过举行公开党组织会议的形式，吸收群众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是“清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事业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吸收群众参加党组织会议，欢迎群众通过来信、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监督，依靠非党群众参与“清党”，听群众意见，请群众监督，让群众评判，既可以更好地保证“清党”的公开性、公正性，又可以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还可以吸引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同时，还可以在人大、政协和统战部门中设置专门受理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举报、监督我们党工作的机构，欢迎他们监督、批评，并对我们党加强纯洁性和先进性等活动提出好的建议，充分发挥他们对我们党的监督、促进作用。

　　四是在“清党”中严把党员的“入口关”。建立党员队伍纯洁机制，不能仅仅理解为把不合格的党员清退出党组织，更要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从源头上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苏共在“清党”中严把党员的“入口关”，规定了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这对于我们解决目前一些党组织发展党员混乱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总结第二次“清党”的经验教训时，列宁特意向苏共十一大写了一封《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建议大会通过决议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并适当延长党员的预备期，从而保证新加入党员的质量。我们今天不一定要延长党员的预备期，但一定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并实行支部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建立发展党员失误追究制度，将拟发展的预备党员名单全部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公示以接受群众监督等措施，而且要加以严格执行。

　　五是要利用多种形式考验并淘汰不合格党员。苏共在“清党”中运用让党员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形式来锻炼和考验其纯洁性，许多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经受住了考验，但也有一些党员经受不住考验而成为可耻的逃兵。正如列宁所说：“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了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了战争的考验，但同样可以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支援边远地区、参与义务劳动、帮助困难群众等多种形式考验并淘汰不合格党员。

　　六是要把纯洁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从成立那天起，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纯洁性建设事关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死存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过“清党”这个词，但却一直坚持纯洁党的队伍。1879年，当俾斯麦政府颁布反动的“非常法”之后，一些混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然纷纷宣布脱党、退党，尤其是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三人逃跑后组成了“苏黎世三人团”，公开宣扬投降主义路线。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中严肃指出：如果其他阶级的分子参加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强调指出：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小贪产阶级观念的人都是工人党内的冒牌货，即使容忍他们也是暂时的，而和他们的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尤其是让“苏黎世三人团”继续留在党内是不能容忍的。而苏共的五次大规模“清党”同样也是重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有益探索和重要行动，尤其是前三次“清党”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整风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清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典范，也表明党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如今，党中央首次将“纯洁性建设”列入党建主线，并明确要求“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新时期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体现，也指明了今后党的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三）全面建立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以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事实上，我们党在历史上一直高度重视纯洁性建设，并积极借鉴苏共“清党”的经验、教训，通过几次整风清除了大批不合格党员。陈云在党内最早明确提出了“纯洁”概念，1940年他在延安时就撰文指出：“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毛泽东在1945年2月更是进一步在党内明确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性”，并指出：“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在《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署名文章强调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退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寿光成功实践和当年苏联“清党”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建立经常性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不仅没有造成党员队伍的流失，更没有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而是在群众心中重新树立起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使得党员的危机感、压力感和党员意识明显增强，更好地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创造力，更好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更加积极、主动地申请入党，很好地进一步推动了加快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这也启示我们，应尽快全面建立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以增强我们党拒腐防变的能力，通过纯洁党员队伍来保证领导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

　　由于缺乏科学的认定标准，在苏共后两次“清党”中，仅仅是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一名党员开除甚至判刑、枪毙，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清党”公报私仇甚至迫害合格党员的现象，不少合格的党员被冤枉。并且，苏共后两次“清党”中不少时候仅仅是少数负责人或者党组织认定不合格党员，由于缺乏公开、公平、公正，导致不少党员被错误清除，甚至出现暗箱操作、草菅人命等问题。因此，我们对一名党员是否合格，什么样的党员是不合格党员，一定要制定出科学的标准并将标准向全社会公开以接受监督，这也是搞好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寿光在这方面就作出了很好地探索。寿光在推行党员队伍纯洁机制过程中，不仅提出并严格界定了不合格党员的8种表现作为认定标准，而且党组织通过开展党性分析、民主评议和党员登记，引导党员自愿提出登记与否的申请，组织党员群众对党员作出合格与否的评议，召开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使对不合格党员认定过程更加科学、民主、公正。此外，作出决议时，寿光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党组织在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掌握着主动权，使被处置的党员心服口服，有效解决了过去“开除党籍”和“个人要求退党”涉及面窄、“劝退除名”和“自行脱党”不宜认定等问题，畅通了党员“出口”。古城街道的一名党员，原来是村干部，因工作责任心不强、村里工作停滞不前，2011年换届时落选，此后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党员作用发挥差，民主评议不合格票达60.4%，被暂缓登记。在上级党委负责同志与其谈话时，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表示完全接受党组织的处理，下一步将吸取教训，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列宁非常反对那些对犯有错误的党员不做任何思想教育工作就采取组织上清洗的简单做法，但苏共后两次“清党”中对认定的不合格党员很多时候简单清除，并且有时候还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之争上升为敌我矛盾，酿成了不少悲剧。面对前车之鉴，我们今天在纯洁性建设中，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应该坚持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要通过耐心的批评教育帮助其认识、改正错误，争取能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遵循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就是很好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效果很好。这些做法，正是我们党对列宁的“清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中国条件下，我们党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的新经验。寿光对民主测评得合格票低、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不做党分配的工作、作用发挥差的党员暂缓登记并限期一年整改，整改合格后可以一年后重新登记，可以继续留在党内。这样既纯洁了党员队伍，又避免了把更多的党内矛盾激化，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营子村党支部的一名党员曾任村干部，2004年因工作不力、群众威信差，在换届中落选。从此，他就拉着一帮人跟村“两委”对着干，组织活动更是常年不参加。由于党员会议到会人数达不到应到会党员人数的80%，村里连续三年无法发展预备党员。寿光推行党员队伍纯洁机制打破了这个僵局，2010年1月，在营子村党支部召开的由党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党员大会上，包括这名党员在内的两名党员因民主评议合格票数低于60%，党支部按试点规定对他们作出暂缓登记的决议，给全村47名党员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警示课”。但这名党员却没真正悔改，2011年村里争取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拆旧房搬楼房，每腾出一亩用地指标政府补助20万元。80—140平方米的新房子，村民花很少的钱甚至不用掏钱就能住上。而这名党员仍拉着十几户村民不报名，全村只有他和另一户一直不参加旧房评估。后来交新房定金，他又拦着周围的人不让交。

　　当年的民主评议，他的同意登记票数再次低于60%，就此失去了党员资格。随着这名党员被清退，全村党员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都大为改善，现在村里的工作越来越好开展了。由于程序严格、公开、合理，不合格党员认定依据充分，作出决议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和党员的主体作用，使得每一名被处置的党员都心服口服。并且，很多被暂缓登记的党员主动改正错误后，不仅成为真正合格的党员，而且不少人重新发挥出了很好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推动当地加快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事实表明，随着“出口”畅通，许多优秀分子积极、主动向党靠拢，越来越多人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队伍越来越纯洁、越壮大、越先进，体现出了纯洁性建设成功后的强大正能量。

　　九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有着根本性影响。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等多重考验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更加重要和迫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五十多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448.8万名，从改革开放前的3698.1万名到2012年底的8512.7万名，随着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但有些问题也开始凸显，尤其是一些地方、单位近些年来在发展党员时讲关系、看利益、划圈子等“近亲繁殖”的问题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但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而在现实执行中却一直没有行之有效的、对不合格党员进行硬性约束和即时处理的好办法，这就导致一些被群众公认已没“党员样子”的党员依然能“安然无恙”待在党内，堂而皇之地继续“滥竽充数”，甚至有一些经常攻击、辱骂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竟然也是共产党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2012年初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都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各项工作。2013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第五部分“强化党员管理，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的第15条的题目就是“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其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使党员队伍更加纯洁。对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并予除名。对理想信念不坚定、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党组织应对其进行教育，要求其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对那些思想品德败坏、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决心，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因此，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及时清退不合格党员才能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真正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党中央发出了明确的号令，各地马上展开了清除不合格党员的行动。

　　浙江浦江县从2013年4月起试水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根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文件，梳理了10个方面不合格党员的界定标准，主要从党员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组织纪律、大局观念、法制观念等方面进行界定。经过组织党员群众对照标准开展民主测评，有55　名不合格党员被劝退或除名，并有430名党员被亮“黄牌”。对被亮“黄牌”的430名党员，浦江县将通过举办整改提升培训班，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限期改正。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从2013年4月起在青福镇党委所属的6个村党支部开展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试点，3个月的时间就有24名党员受到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谈话告诫，其中5名党员被党内除名，1名党员被要求限期改正，18名党员被谈话告诫。而重庆市巴南区更是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就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不到半年时间已处置15名不合格党员，其中处级干部7人。更多地方纷纷表示，正在研究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具体办法，通过疏通“出口”进一步纯洁党员队伍、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自觉行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问题考验都表明，党应该吐故纳新才能永远保持生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全党重大的政治任务。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一致和统一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具体体现，不能保持纯洁性就很难真正保持先进性。

　　只有纯洁党的队伍，才能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是有效化解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挑战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也是更好适应改革开放和外部环境考验的现实需要。只有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果在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党不能保持自身纯洁，那么，党的性质就会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也会改变，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因此，越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党不被利益集团绑架、不被人民群众抛弃，才能真正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从容应对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同时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因此，我们要强化“四种意识”、增强“四种能力”，以寿光的率先探索和成功实践引起极大反响为契机，进一步剖析、总结、完善寿光的做法和经验，使之上升为值得全国其他地方学习、可在全党推广实施的普遍性措施并加以制度化，尽快在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中普遍推广，通过制度完善彻底打破党员“终身制”，最终建立起一套包括及时清退不合格党员等科学举措在内的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

　　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又明确要求“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这已经向外界明确表示了我党要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的决心，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再加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出台，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党一定会借鉴自己历史上整风和苏共“清党”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总结完善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寿光模式”等先进经验，采取全党规模的集中“清党”和日常清除不合格党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新一轮全党规模的“清党”或整风。这不仅是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延续，是永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和力量源泉。调研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也对此热烈拥护，期待新时期的“清党”或整风运动早日全面展开。

　　二、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简称教育实践活动）。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党中央就进一步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作出的重大部署。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此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促进党内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切实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围绕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期加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大举措。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是我们党真正践行好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活动的再出发。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重视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他在1921年11月来到安源，直接来到环境恶劣的采煤掌子面对正在干活的工人们进行调研，抚摸着工人们油渣一样的破被子，品尝着发霉的米饭，群众路线从那时期就在他的心中深深扎根下来。但最早明确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是周恩来。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他在信中多次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等问题，强调党开展工作就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仅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而且被确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大基本方面之一。作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产物之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敌我力量悬殊的长期艰难环境里，经过无数次牺牲、付出血的代价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正如毛泽东所强调：“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因此，我们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工作时，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到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在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的基础上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的讲演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随后不久又在题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中强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一定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党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党的一切斗争与理想都不能离开人民，否则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也很难实现。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牢牢坚持好群众路线，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事实上，我们党对群众路线是一直高度重视的，并且始终把开展好群众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我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大大激发人民群众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热情。正如陈毅元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在淮海战役前线和广大后方，各解放区人民自觉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540多万的老百姓大军浩浩荡荡地推着40多万辆小推车运送粮食等，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首歌谣唱出了解放区军民同心的鱼水之情，也让世界看到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其实，不仅仅是淮海战役的胜利，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都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新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忘了人民群众，忘了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在新时期更要牢记和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策、做事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非常拥护，很多人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过了许多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走完的路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建设局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也非常叹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通过多种形式调动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举国同心建设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依然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方式、方法。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胡锦涛也多次强调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警示广大干部不要脱离群众。江泽民特别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也告诫全党：“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建立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在实际工作中，针对我国正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特殊国情，正视一部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缺乏与基层群众的日常交往的现实，各地、各部门认真研究剖析群众多样化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了“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进三同”、“进千村入万户”、“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访千家单位，听万人建言”等活动，大大增强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感情。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更是新时期加强以意识形态能力为核心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面对新形势、应对新考验的重大举措，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开展好。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了，但依然是每一位领导干部、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的。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好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的兴衰成败。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我们将一事无成。因此，广大领导干部要按照中央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中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切实加强所有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把贯彻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重要切入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始终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个总要求，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坚强保证。

　　（二）加强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重要传家宝，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非常重视进行调查和研究，而且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居留英国的时间里，恩格斯专门对英国工人状况、工人运动等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工人阶级如何实现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伟大的《资本论》，更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光辉论断，则成为很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他在1927年亲自深入湖南的湘潭、醴陵等五县农村，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步行1400多里地，搜集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最后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他在江西寻乌县调查时，不仅自己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而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寻乌县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县城各行业人员数量、比例以及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调查了解得一清二楚。毛泽东是我们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典范，他的深入、细致、唯实的作风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一直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等等，都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与工作能力的最有效过程，只有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真正转变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思路，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而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做好本职工作。即使交通、通信的手段再发达，即使网络沟通的方式再便捷，即使获取信息的渠道再广泛，都不能成为领导干部不去亲力亲为进行调查研究的借口和理由。陈云曾要求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也揭示了调查研究是广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根本保证，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决策得到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才能有效实现我们在工作中不犯、少犯错误，保证即使不小心犯了错误、有了失误也能迅速予以纠正。由此可见，调查研究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关系改革成败、国家兴衰等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重大问题。

　　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党什么时候重视、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决策与指导方针往往就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也往往顺利发展。而一旦轻视、忽视甚至漠视调查研究，作出的决策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就常常脱离客观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甚至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走出“文山会海”，走到田间、地头，拒绝前呼后拥，坚持深入群众，不仅要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要强调“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要根据自己所肩负任务的变化，根据自己工作岗位的变化，根据自己工作地区和部门的变化等，重新规划和进行调查研究。即使多年在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也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坚持进行、加强调查研究。同时，一定要杜绝只调查不研究的不正常现象出现，绝不能收集了一大堆材料不看，最后连一篇调研报告也不认真去写。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绝对不能走过场，要深刻认识到那种只看“盆景式”典型、蜻蜓点水座谈、走马观花参观的调查研究方式、方法，不仅会严重影响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而且会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精神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更严重损害了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乃至我们整个党的形象。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等。同时要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等。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指南，也是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的重大举措，是党下大决心改进作风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决心的公开宣示。八项规定一出台就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和热烈拥护，也为全国进一步加强调查、搞好研究工作确立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等。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自觉、认真、坚持贯彻执行，在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议指出，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紧密结合起来。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要从思想教育入手，深刻剖析产生“四风”的思想根源，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要结合实际，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突出重点加紧整改，尽快取得实效。而要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就必须深入群众开展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科学化、制度化地把中央八项规定进一步落实好，作为一项长期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好。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贯彻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的重大意义，把贯彻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工作，长期坚持不懈地抓好，最终使其成为我们自觉遵守的行动指南。

　　（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也是我们很多年一直牢牢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则是远离人民、脱离群众，一部分领导干部不仅不深入群众、对群众缺少感情，甚至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视群众为“刁民”，近年来众多突发事件尤其是群众性突发事件的背后很多是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冷淡、僵化甚至对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大力推进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切实提高复杂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的重大战略举措，不仅从政治高度、时代高度、全局高度、战略高度强调了进一步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也体现出坚持群众路线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实践活动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步骤，只有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真正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真正与民交心、群众至上，真正谦虚谨慎、问计于民，真正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才能真正搞好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成立九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我们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战胜挫折、不断地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就是特别重视并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高度重视党员集中教育活动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切实搞好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的关键步骤和中心环节。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整风到党的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的全面整党，从党的十五大后开展的“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到十六大后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从党的十七大后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活动到今天的纯洁性建设、教育实践活动等，这一次次大规模党员集中教育活动都是我们党审时度势对党的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不仅是对以往集中教育活动成功经验的坚持与拓展，也是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的一大创举，更是克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四种意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四种能力”的重大举措，是破解当前很多问题、难题和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一把金钥匙。

　　广大领导干部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定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继承和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与人民群众一起过、一起想、一起干，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切实做好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工作，针对党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多做、做好人民群众期盼、拥护的好事，真正达到增强党性、端正思想、改进作风、纯洁队伍、提高本领的效果。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一定要自己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不仅走“规定路线”，更要有“自选动作”，一定要多看一些没有提前准备的地方，多进几户没提前通知的普通百姓家，多搞一些没打过招呼的随机性调研，坚决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这样才能在深入、全面、深透、准确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群众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在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自觉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正成为很多地方的自觉行动。笔者在调研中看到，从2013年3月29日开始，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全面启动“包百村（居）连万户”工作，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的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认真走访并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各部门单位分别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干部挂帅的包村连户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也相继召开了党委会、村居两委干部会议等，按照区里统一部署，各级各部门从4月1日至15日集中开展了第一次深入群众大走访活动。活动期间，全区广大机关干部统一佩戴工作证，按要求向广大群众发放了《关于为民办实事致全区人民的公开信》、《环翠区民生手册》、联系服务卡等资料，认真填写《民情实录》，积极向群众宣传为民办实事的计划和有关政策法规，详细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意见建议。在《关于为民办实事致全区人民的公开信》中，把2013年规划论证的、总投资11.4亿元的10大类、71项民生工程的有关情况一一详细通报给广大群众，并公布了建议、监督、举报电话及电子信箱等。“包百村（居）连万户”工作大大提高了全区领导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通过积极开展“兴隆兴衰，我的责任”等主题活动助推群众路线学习教育，建立领导干部包（帮）扶项目责任制，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在窗口单位开展“我的岗位我负责，我在岗位您放心”活动，坚决克服吃拿卡要、推诿扯皮等不良现象。做到了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倡导节俭务实之风，大力弘扬敢于亮脸亮心、敢于担当责任、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山西省泽州县注重把基层作为领导干部砥砺品质、增长才干、锤炼作风的熔炉，优先把那些群众观念强、与群众知心交心的党员干部选进各级领导班子，让更多的优秀干部从基层来，有潜力的干部到基层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将宣传工作的视角聚焦基层、聚焦群众，深入到企业、镇村、街道社区、学校等基层，充分挖掘、提炼、升华和宣传哈南新城建设一线和来自基层的先进典型，使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力助推器……正是真正牢记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真正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真正让人民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评判者，教育实践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1963年，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引起党中央的关注，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50年过去了，一个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为什么跨越两个世纪依然历久弥新？关键就在于“枫桥经验”揭示出，只有真正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尊重和保护好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力，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和拥护。“枫桥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如何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是我们今天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应该解答好的重大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以律己，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要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决不搞特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这是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也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应该牢记的行为准则，是每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做到的。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他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四风”问题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联系，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随着各地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查摆和剖析聚焦“四风”并制定具体整改方案，“四风”问题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201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并讲话指出：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坚持学习教育与整改落实相结合，整改落实就是实践。整改落实既要全面有序推进，还要针对文山会海、检查评比过多过滥、超标配车、多占住房以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专项整治要做到“准”、“狠”、“韧”，不见成效决不收兵。要对准“四风”顽疾进行整治，哪个问题突出就着重抓哪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从具体事情抓起，抓一项成一项；要重拳出击进行整治，狠狠地抓，用改革精神，拿出硬的措施治歪风、树新风；要有一股韧劲进行整治，一天不放松地抓，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整治的目标和措施要向群众公布，整治的过程和效果要请群众参与、让群众评判，群众满意的才通过。5月21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讲话中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中央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研究。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对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全党全社会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意义。7月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贯彻整风精神，坚持从严、务实，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从严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教育实践活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格要求，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务实就是教育实践活动要始终突出一个实字，在学习教育上要有实实在在的举措，在查摆问题上要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在整改落实上要建立改进作风的切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学习教育要紧扣为民务实清廉主题，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树立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要把学习教育与听取意见有机结合起来，在学习教育的基础上听取意见，在听取意见中深化和提升学习教育的效果，把征求到的意见带到学习讨论中来，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弄清楚作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明确努力改进的方向。8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时强调，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一把手要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深入学习，带头查找和剖析“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制定整改落实措施，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切实做到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作出榜样。开门搞活动、开门听意见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敞开大门、开门纳谏，才能听到真心话、找到真问题。开门要真开门，开个门缝不行，半开半掩也不行，“玻璃门”、“弹簧门”更不行。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体内循环、自弹自唱的现象。教育实践活动必须直奔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问题。无论是学习教育还是查找问题，都要求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在活动中真正受到教育、得到提高。9月30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教育实践活动越是向前推进，越要坚持从严标准，坚持时间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效果，不能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把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新的开端，着眼长远进行整改，紧紧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政绩观、推动工作落实、确立正确用人导向，着力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针对查摆出来的“四风”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研究解决的具体措施，建章立制、标本兼治。要组织开展“回头看”，查漏补缺、加强薄弱环节，没达标准的要及时“补课”，切实做到思想上不放松、力度上不减弱，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空、不虚、不偏、不走过场。认真盘点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每次会议，我们都可以深切感受到党中央的决心之大、标准之高、要求之严，明白党中央不仅对教育实践活动面临的困难、挑战非常清楚，更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因此，我们一定要坚信，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进，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坚信教育实践活动一定会让新时期的共产党人面貌一新，像延安整风那样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两千多年前，滕文公请教儒学大师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时，孟子用最简洁的话回答：“民事不可缓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越是在经济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越需要唤起对人民群众的忠诚之心，越需要坚守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能否在任何条件下都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和严峻挑战之一，也凸显出了深入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2014年2月9日，刘云山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九次会议并强调，搞好教育实践活动关键是强化各级党委的责任，无论是省区市党委还是市县乡镇党委，都要把教育实践活动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担当、落实责任，下大功夫、花大精力，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他同时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求，强调要像抓第一批活动那样抓好第二批活动。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牢记“为民、务实、清廉”的活动主题，牢固树立、始终坚持、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认识清楚和真正摆正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弄清楚和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和“我是谁”的这个时代命题，才能真正树立群众意识、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才能真正对人民群众有感恩之情、敬畏之心，才能真心实意、心甘情愿地去做好一名人民的好公仆，成为新时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优秀践行者。广大领导干部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各级领导干部既是活动组织者、推进者、监督者，更是活动参与者，要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力争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要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制定新的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在活动中一定要戒除形式主义、注重实际效果，真正下大力气去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让所有的人民群众尽快告别穷日子、苦日子，拥有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三、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作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统一战线今天依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法宝。正如江泽民所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并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如何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界关注和思考的焦点。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应该积极、主动、科学引导作为中国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成员等统一战线力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要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坚持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概括、凝练、培育更加契合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同心、劳动、共富、公正、和谐”十二个字作为统一战线力量的核心价值观，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这样必将大大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民主党派发展的需要

　　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又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具有主体性、多元性、科学性、指导性等基本特性。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组织或个人最根本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体系是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总体反映，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举措，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和重大抉择。我们应引导民主党派成员深刻认识到凝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不仅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的需要，也是提升参政议政的核心能力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提升民主党派成员整体素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

　　首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为精髓以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探索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关系和本质内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党的十七届六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称为“兴国之魂”，更是将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包括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有其“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渊源”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乃是其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理应构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考验，以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抓手，在民主党派成员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以及每个人的全部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对于有效推动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政治责任、政治意识和政治品德，形成共同的身份认知、价值认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广大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成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定传承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建设者。

　　其次，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新时期提升参政议政核心能力的需要。参政议政主要是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解百姓需求，积极反映社情民意，认真进行协商讨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参政议政一般被作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泛称，是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长期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充实、发展和完善，也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参政议政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因为只想着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说话等原因发表一些“雷言雷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及国际影响。而深入剖析不难发现，这些代表委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不强、意识形态能力薄弱是根本原因。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像毛主席、周总理那样主动去多结交一些民主党派等党外人士朋友，主动、积极帮助他们提高意识形态能力，使其深刻认识到，要积极参政议政并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过硬的参政议政能力，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在新时代提升参政议政核心能力的需要。只有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才能真正在参政议政中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航标，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方向盘、指南针，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稳定剂、加速器，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以此引领国家发展。正如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他提倡德治，提倡礼治，这也是传统儒家“以德治国”的重要含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基因之一。《管子·牧民》则提出了“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在此基础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融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延续数千年。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五千年文明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的结晶，既总结吸收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又顺应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的“兴国之魂”。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体系来武装自己，就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立场，也决定了其会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和灵魂，我们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统一思想、引领方向、鼓舞人心、凝聚力量，才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参政党一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大力都应该、也必须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自觉将“同心”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能动摇。

　　再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进一步提升民主党派成员整体素质的需要。以民主党派为代表的统一战线成员大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既有优秀的专家、学者，又有成功的企业家、领导干部，其言行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民主党派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大力践行者。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孙起孟就是我们的榜样，他积极推动民建始终不渝地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倡导民建把“及时了解和准确反映社情民意”作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大力推动，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由此逐渐形成了民建自己的优良传统，也激励着更多民主党派成员努力弘扬优良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高尚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影响、感染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民建人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成为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结合自身实际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大力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有机统一，是面向整个社会、全体国民、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巩固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民主党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内结合自身实际概括、凝练、培育准确反映自身定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位民主党派成员都不可回避、必须认真解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广大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首先，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黑格尔曾经指出：“政治情绪，即爱国心本身……只是国家中的各种现存制度的结果，因为在国家中实际上存在着合理性，它在根据这些制度所进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情绪一般说来就是一种信任……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的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物(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就根本不是他物。”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刘少奇也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通过凝聚社会共识去规范公民的行为，通过成功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来获得国民对国家制度、国家精神的认同，并自觉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与公民相一致、国家精神能够自觉地转化为公民内心道德法则的思想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必须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而不是在追求所谓“普世价值”中迷失方向。

　　当今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攻势越来越强大、形势越来越隐蔽、危害越来越巨大，这种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这更加凸显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十七大则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式写入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并一步步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看，从核心价值观上突破，从而达到在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当前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战略的新动向，也应是我们当前反和平演变的重点所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这就要求民主党派成员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属性为基调，绝对不能忘了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个别民主党派成员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在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可以消除阶级属性，可以多多借鉴资本主义价值观甚至可以资本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一味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等。这是非常错误的，广大领导干部要及时发现、坚决纠正这种错误。提醒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参政党，同样必须时刻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概括、凝练、培育自己党派的核心价值观时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

　　其次，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结合民主党派的自身特点。价值观是现代政党的立党之本，具有特定的政治信仰是民主党派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且这种政治信仰是建筑在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之上的。不同党派、团体由于政治地位、成员特点、历史使命、社会角色、发展方向等方面不同，在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也自然有着不同要求和各自的特色。一个成员构成特色鲜明、组织长期相对稳定的民主党派，自然会在长期的发展历程和成长实践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主要价值理念，也可以称之为核心价值观，并成为党派存在、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也是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参政党是民主党派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定位，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建言献策等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使民主党派成员在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凝练、培育方面具有延续性，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有效结合，使得概括、凝练、培育体现民主党派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个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建设强大国家的精神纽带和不竭动力，是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伟大旗帜。例如作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民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蕴含和体现着价值导向，对人们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因此，民主党派成员应该积极在“重温历史、同心同行”中弘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积极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积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正确的价值导向，尤其要防止出现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一致甚至相背离的现象。由此可见，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找准、明确、强化民主党派成员角色定位的重要途径，是民主党派成员进一步体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是增进民主党派成员思想认同、推动民主党派成员积极献身祖国建设的重大举措。

　　再者，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文化和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就指出，19世纪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列宁也曾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但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力量，其形成和发展应从属于文化发展规律，并最终受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制约和规范。并且，一种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既来自于社会又高于社会，不仅能够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凝聚共识、团结奋进，而且能够引领和推动整个社会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当前，由于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严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利益诉求差异很大，如何把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键所在。因此，民主党派成员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文化和社会发展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先进理论对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的引领，坚持前瞻性、引导性和科学性，这样才能是非分明、方向正确，从而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得到肯定、鼓励，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得到制约、惩戒，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都能遵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规律，从而真正把握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站到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遏止的力量所在。我们在本世纪中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是坚定不移走向共产主义的更为坚实的基础，还是成为以资产阶级“启蒙价值”为基础的所谓现代性社会？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聚焦于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迫切性所在，也是“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凸显。我们培育、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尤其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甚至颠覆，面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利益冲突，我们更应该深切体察、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此时此刻高瞻远瞩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良苦用心、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更加坚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排头兵。

　　（三）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

　　民主党派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民主党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民主党派自身发展、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和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使命的要求、人民的期待，广大领导干部应该积极、主动帮助民主党派成员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中，在概括、凝练、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在积极、认真参政议政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才能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中彰显自身价值。

　　首先，在积极参政议政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进程中而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发展，追求民主、自由、进步是民主党派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民主党派作为我国的参政党，肩负着辅助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职能，其除了代表和维护民主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外，也必须突破代表自身阶层利益的局限，切实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领导干部要引导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既要敢于直面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中党派成员分散、组织结构松散、政工人员缺乏、活动经费有限等问题，又必须深刻认识到民主党派成员既是平等公民又不是普通群众，加入民主党派绝对不是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砝码，既然有幸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名成员，就应该对自己在政治上有更高的要求，时刻注意加强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要不怕困难、积极奉献、敢于创新、勇于进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指引方向、规范言论、指导行动，把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内在精神力量，在弘扬优良传统中学习、在提高思想素养中进步、在树立宣扬典型中引导、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检验、在积极参政议政中提升；要带头强素质，树正气，作表率，立风范，讲奉献，比贡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贯穿于参政党履行职能的全过程，以积极参政议政的实际行动和强大影响力赢得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理解和尊重，树立民主党派良好的社会形象。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立身之基，也是其参与国家管理的最重要的基本职能，是其核心价值观得以充分体现的主要形式。由于民主党派成员在代表性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这使得其在尊重广大群众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在包容和整合大多数群体的思想意识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形成良好的互补与互动，在不断扩大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度、影响力和引导性方面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2013年2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时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这是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定位，也是对民主党派的新要求。因此，民主党派成员应时刻注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坚决摒弃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等错误做法，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深入人民群众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过程中提出好的意见、建议，积极探索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提高参政议政的组织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打造参政议政的更多“精品”，在实干、敢干、能干、善干中实现自身价值，在积极、科学、有效、有力地参政议政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价值观念、外化为自觉行动，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做到敢言、忠言、真言、善言，积极主动为各级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排忧解难，成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团结、促进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其次，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对民主党派人士来说，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更是一个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的良机。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事业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任务更加艰巨，也对加强以民主党派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力量自身建设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其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进行巩固的，而正是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因此，要在推进统一战线建设中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理论研究和思想教育，加强组织和人才队伍建设，认真研究如何解答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这个时代性的中心问题，注重提高民主党派成员整体素质，积极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加强党派机关建设，多措并举培养出一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的高素质民主党派队伍，坚持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切实提高民主党派成员政治把握、参政议政、合作共事、科学发展等方面的能力，引导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深刻认识到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从而更加自觉地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定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衷共济，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成为执政党及时倾听民声、掌握民情、体察民意、汲取民智、凝聚民心的一条快捷而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绿色通道”，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值得信赖的、最真诚、最可靠的朋友、战友、挚友和诤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邓小平曾强调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胡锦涛曾寄语希望各民主党派要将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化和延伸，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既是民主党派成员注重理论学习、加强思想修养、提升能力素质、不断超越自我的进步过程，也是积极应对世情、国情和民主党派自身情况的深刻变化，加快建设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的重大举措和必由之路。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这就决定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既有奋斗目标上的一致性、党际关系上的平等性，也有特点优势上的互补性、发展进步上的互助性，这就在其相互关系上体现为合作共赢，实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自身建设上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民主党派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要将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大力弘扬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相结合，与履行参政党职能相结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自觉加强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坚决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腐败现象的侵蚀，与人民幸福同心，与国家福址齐步，与党派发展合力，与社会进步共行，与祖国富强并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自觉加强参政党建设的生动实践。从而做到在各种政治风浪、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政治鉴别力，坚决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干扰，不为错误思潮所误导。

　　最后，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对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应该在祖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地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涵，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又再次强调了“两个百年目标”。这“两个百年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几十年的两大任务，也是我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为之奋斗的中心目标。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民主党派成员应该在我国本世纪上半叶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实践中自觉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广大领导干部要积极引导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企业家要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为坚持科学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作出自己的贡献；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专家学者要积极为国家科学发展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并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早日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江苏常州市钟楼区二十多位非公企业家在区委区政府引导下筹集1000万元资金成立了“时代先锋，钟楼楷模”基金，从2013年2月开始在全区范围开展首届“时代先锋·钟楼楷模”十佳人物评选。2013年10月25日下午，钟楼区“时代先锋·钟楼楷模”基金成立暨十佳人物表彰大会举行，十佳人物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企业家们也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赢得了社会赞誉。因此，只要每一位民主党派成员都能自觉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争先为实现中国梦献策出力，就会在新时代涌现出更多像黄炎培、张澜、李鼎铭等前辈那样的有识之士，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努力工作、为国家积极奉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其价值取向。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引领，在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回应人民的期待。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旗帜，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习、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团结和凝聚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尤其是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具有一定事业成就、社会地位的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大都在所处的单位有较强的影响力、号召力，如果我们广大领导干部能团结、引导每一位民主党派成员都能成为科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在发展中增进共识，在发展中致力创新，在发展中贡献力量，在发展中彰显价值，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在团结共创伟业中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过多强调市场经济而对社会主义这个前提强调得不够，一些地方盲目推进市场化导致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极大冲击甚至丧失，盲目推进所谓“媒体市场化”，导致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乱象不断。再加上国外各种文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不少国外媒体也纷纷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国内外各种声音、力量的冲突、较量，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多变，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冲突尖锐化等导致一部分领导干部面对突发事件无所适从，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不敢主动“亮剑”，态度不明、是非不清甚至姑息养奸等。面对复杂、多变、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做到从容应对、不断进步，就必须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一、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真实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几大基本内涵之一，新闻必须真实，这本来应该是所有新闻人普遍接受、自觉履行的重要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 似乎不用再费口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看看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众多虚假新闻的涉事新闻单位中，不仅有网络媒体也有传统媒体，不仅有商业化媒体也有党报党刊，不仅有地方小报也有中央大报。并且，在网络化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提出了更多新挑战。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缺失、媒体竞争加剧、市场化冲击、敌对势力渗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有偿乱闻等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情况也不断发生，使得我们不得不深思“在网络时代应坚持什么样的真实观”。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领导干部要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大力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一）必须严格监督新闻媒体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第一的原则

　　我党一直十分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并把这一点提高到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来强调。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1956年5月、6月，刘少奇先后两次与新华社负责同志谈话，要求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1985年9月，邓小平也向全党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08年6月，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也强调：“要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媒体行业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一些新闻媒体忘记了这些要求，为了追求更高的点击率、收视率、阅读率等，竟然牺牲新闻真实性而去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甚至公然炮制虚假新闻来达到吸引受众眼球、谋取单位私利等目的。还有的新闻单位在市场经营的压力下，为了追求广告利益，以软新闻等形式变相出卖报刊版面、网站频道和电台、电视台的时段、栏目等，把一些未经核实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核实的虚假新闻、广告等以新闻的形式进行发布、播出，导致这些虚假新闻误导民众、危害社会，尤其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宣传、虚假医疗广告等方面的软新闻危害更为巨大。

　　媒体淡忘新闻真实性第一原则的教训应该被牢记。2010年11月16日，湖北的《襄樊日报》刊发了《50件有毒玉米奶疑流入我市工商部门紧急排查》的报道，引起了全国众多媒体的转载和炒作。由于此稿严重失实，给湖北省和襄樊市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件发生后，湖北省委宣传部向全省新闻单位通报了《襄樊日报》虚假报道案例，并责成襄樊日报社党委向襄樊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将检查情况报省委宣传部。《重庆晚报》2011年1月19日刊登新闻《母亲千里走单骑》说，从浙江温州到重庆黔江，行程两千多公里。一位年轻母亲在浙江打工5年，半夜梦见6岁儿子全身是血，与老鼠争食……第二天，她竟独自骑着摩托车，从浙江奔走两千多公里回渝，耗时6昼夜。而《华商报》记者胡国庆调查发现，这一“现代传奇”直到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几乎很难证实。《都市快报》评论员徐迅雷更是发现了三条与“从浙江骑摩托车到重庆”类似的新闻，统统都是《重庆晚报》刊发的。这难道仅仅是“巧合”？众多质疑自然使得媒体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黑记者、假记者横行多年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与县市区、乡镇的基层领导干部交流时，大家几乎都对黑记者、假记者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呼吁有关主管部门严加管理、彻底整顿。但是，黑记者、假记者横行并不是近年才有，而是一个存在二三十年的老问题，有关主管部门也曾多次打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和假新闻等，但却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2013年2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连续报道了一个叫李德勇的《购物导报》记者，打着所谓综合记者站的牌子，大肆招聘所谓记者、办假记者证，四处打着采访的旗号去敲诈敛财。报道称，李德勇等人在外出敛财的时候首选方式是收取现金，但自己从不直接收钱，而是采取先派“记者”去谈曝光等问题，等被采访对象愿意“花钱免灾”的时候再让经营人员甚至司机去讨价还价以及收钱。并且，如果被采访对象实在不能或者不方便提供现金也没关系，他们竟然可以让对方通过汇款或者转账到《购物导报》等方式完成“交易”。由此可见，这个李德勇并不是假记者，而是一个真记者，并且是一个报社知道且和报社有着利益联系的真记者，这也许正是其被称为黑记者的原因所在。其实，李德勇事件只是揭开了一些媒体买卖记者证、买卖版面等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随着近年来所谓“媒体市场化”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媒体为了经济利益，几万元到几十万一个买卖记者证，把报刊的版面、网站的频道或者电台、电视台的时段、栏目等承包给社会上的一些企业或者个人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管理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家多次因为买卖记者证等问题被有关部门处罚的报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就是每次罚点钱，最多停业整顿或者撤换一些报社领导嘛，我们都有办法应付。罚的那点钱和我们挣的钱相比差远了，被撤换的报社人员也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待在报社，停业整顿也只是暂时避避风头，过了风头再送些礼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主管部门对这些事情也是心知肚明，我们经常出事他们才有机会被送礼！所以，我们心里很清楚，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存在，这些问题是很难得到根治的。”

　　不少新闻媒体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第一，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其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新民晚报》记者在采访上海干洗服务质量问题时，接到有人报料说干洗店用的洗涤剂大都是四氯乙烯，这是一种有毒致癌物质。在不少媒体看来，这肯定是一条可以制造轰动效应的爆炸性新闻。但《新民晚报》记者却没有马上发布这条消息，而是在进一步走访各方面专家后了解到，四氯乙烯本身的确有毒，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致癌尚有争论，它在我国已全面推广多年，现在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主流洗涤产品。所以，《新民晚报》最后在报道中并没有刻意突出夸大四氯乙烯致癌的问题，而是客观全面地报道了专家们的各种说法，这样报道虽然少了一些“卖点”，但却避免了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在赢得读者更大信任的同时凸显出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这也表明，媒体始终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也是增强公信力的最佳路径。

　　对于新闻媒体炮制虚假新闻的行为，仅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各地的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严格监管，一旦发现就严厉惩处绝不手软，不仅对其进行政治、经济等惩罚，而且要求其公开纠正和道歉，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一些情节恶劣的新闻单位要在全国进行通报，对屡教不改的要坚决对其进行关停，甚至追究其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二）必须高度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教育和领导权掌握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是新闻的首要标准和第一选择，要求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因素都要真实无误。真实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理论支撑。但通过对一些虚假新闻的剖析，我们发现，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低下导致新闻从业人员缺乏明确的方向性，往往为了追逐个人名利等而不顾新闻的真实性。2010年12月22日，《成都商报》第18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的报道，其中有段文字说复旦学生“三次报警失败后，一个队员想到了上海的亲戚。当时的说法是，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有效。”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说的，不仅没有加以核实，而且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就尽快发表了出来。虽然后经证实所谓“二姨夫”并非“影响很大”，而只是一个普通上海市民。但稿件利用一些民众的仇官、仇富、仇名人的心理，故意渲染“二姨夫”，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却很难挽回。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不少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不愿意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跑新闻”，而是乐意跑会议、打电话采写稿件，尤其是现在很多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都会给到场的记者发红包，有的单位为了让刊登的新闻稿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惜花大价钱，“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使得记者在采写新闻稿件的过程中很可能不去核实被采访对象提供的新闻材料的真实性，而是以其单方面提供的、没有经过核实的新闻素材为基础编发稿件造成虚假新闻的产生。这些正面报道甚至所谓典型报道中的不实报道问题在一些为单位、个人等歌功颂德的正面新闻中最为明显，高铁通车之初大量过分拔高甚至吹嘘的正面报道、一些刚使用不久就出事故的所谓献礼工程在投入使用时的正面报道等也都是这样的例子，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

　　此外，随着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随意性、碎片化等特性进一步凸显，再加上点击率、收视率、阅读率等指挥棒的压力驱使，使得网络成为虚假新闻的重灾区，而一些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习惯于从微博、论坛等网络媒体上寻找新闻线索，甚至于对这些新闻线索不加必要的核实就加以报道，这些报道再通过网络媒体在网络上进行二次传播，使得虚假新闻的恶劣影响凸显。从“金庸去世”到谣传抢盐，很多虚假新闻最初都是在微博上出现，并且连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知名媒体也成为假新闻的制造者。网络上的虚假新闻被一些传统媒体不加核实加以传播，严重损害了整个媒体行业的公信力。尤其是《中国新闻周刊》“金庸去世”的谣言让人还记忆犹新，其教训之深刻发人深思。2013年3月，同样属于中国新闻社旗下的中国新闻网又再次爆出造假丑闻，该网发布的《深圳90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感动路人》图片新闻，被很多网站广泛转载后被证实为是假新闻。原来，这张新闻照片竟是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副社长郑小红和通讯员、“网络推手”石金泉摆拍的假新闻，是利用人们的爱心进行炒作。并且，这个“网络推手”石金泉早在2011年就因制造《眼癌宝宝母亲跪爬，被“富家公子”戏弄》的假新闻被曝光，也曾向社会公开道歉。而已经在假新闻的阴沟里翻过船的中国新闻社竟然对这种有“前科”的“网络推手”的稿件依然轻信、盲信，没有进行认真核查就贸然刊发。是根本没有汲取教训还是其中另有隐情？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虚假新闻背后存在猫腻。尽管中国新闻网为此发出道歉信，但这样的假新闻对人们爱心的伤害、对社会公德亵渎又该谁来负责？同一个新闻单位为何连续发生如此性质恶劣的假新闻？人们对此有太多疑问，这些疑问应该引起有关新闻单位和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深思！曾国藩曾强调“乱世须用重典”，这个原则对今天的新闻界同样适用，如果一次次假新闻之后只是道歉或者批评教育，最多也是罚款降职，注定是无法根治虚假新闻的。

　　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由微博、论坛等爆料引发的假新闻也越来越多。由《微博天下》总编辑王甘霖亲自管理的《微博天下》杂志官方微博2012年初发出了一条“免费午餐涉嫌洗钱遭到中纪委调查”的微博，引发了一场关于“免费午餐”是否足够干净透明的网络争论。结果被新浪微博以此微博不属实且无确凿证据为由，注销了《微博天下》杂志官方微博账号。2011年8月13日，《广州日报》刊发了《9月起年终奖计税方法调整 避免奖金越多所得越少》，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简称“47号公告”）进行了详尽解读。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也相继对此进行报道。8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辟谣。这起“乌龙事件”堪称2011年新闻造假之冠，其中的教训应该深刻总结。2013年10月22日，长沙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长沙警事”证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已于10月19日被长沙警方依法刑事拘留。10月23日，长沙市公安局表示，经调查，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等人在未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的情况下，捏造虚假事实，通过其媒体平台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2013年6月，中联重科曾就此事专门派人前往新快报社进行沟通，要求其到中联重科进行实地调查和了解真实情况，停止捏造、污蔑和诋毁行为。但《新快报》社及陈永洲不顾要求，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长沙市公安局认定，陈永洲捏造的涉及中联重科的主要事实有三项：一是捏造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失、私有化；二是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搞“畸形营销”；三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售和财务造假。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管、审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长沙市公安局称，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给中联重科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据办案民警介绍和陈永洲本人供述，2013年5月中旬，陈永洲接到中间人电话，要求以他的署名发表一篇关于中联重科广告费的负面报道，由于自己在出差途中，陈永洲便让中间人直接和报社联系予以安排。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其中有一次就多达50万元。据陈永洲供述，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发表的十余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中，只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采访下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等媒体上刊发，“我没有审核这些文章的真实性”。陈永洲对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悔恨不已，表示“主要是贪图钱财和为了出名才这样做的，我被利用了”，“违背了新闻操守”，“对当前的新闻媒体来说，我可能不是孤例，整个新闻行业应该以此为戒”。在事实面前，10月23日、10月24日连续两天通过在头版显著位置以醒目大标题《请放人》、《再请放人》等不正常方式给警方施加压力的《新快报》不得不在10月27日头版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事致歉。10月26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发文严厉谴责《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有偿新闻、虚假报道等违规行为，指出陈永洲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新快报》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连续发表多篇该记者署名的捏造事实的报道，严重失职，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面对逐渐明晰的案情，不少网友纷纷呼吁尽快查封《新快报》，严惩其总编辑、值班总负责人、相关部门主任和背后指使的企业、个人等所有涉案人，并借机对整个新闻行业进行一场大整风，对全国媒体关门一批、换人一批、扶持一批，彻底整治新闻行业的混乱局面。由此可见，一些记者乃至整个媒体机构置新闻的真实性于不顾而沦为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工具，甚至为了利益搞有偿新闻、新闻造假乃至敲诈勒索，不仅给记者这个职业乃至整个新闻行业抹黑，也让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是所有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都不应该忘记的警示。

　　据日本新闻网2012年2月16日报道，日本大分县近日发生了一起女童失踪案件，当地警方于5日逮捕了这位女童的母亲，指控这位母亲杀害自己女儿并抛尸。当天，共同社记者将得到的一张母女二人的照片随同新闻稿配发。6日，日本全国有41家报纸杂志刊登了这张照片。但结果发现，这张照片并非案件主角的照片。发现问题后，共同社立即登门向受害者道歉，并逐一追查问题原因和责任。16日，该社以“把关不严，核实怠慢”为由，免去了总编辑奥野知秀的职务，并对3名董事进行了减薪处分。此外，和采编该新闻相关的9名编辑记者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成都商报》对《夜上黄山 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报道失实事件的处理措施则是：辞退当事记者，当版责任编辑和新闻中心主任被撤职，新闻中心分管编委被停职，当日值班签片的编委被扣罚责任风险金3000元，《成都商报》总编辑陈舒平本人也扣罚责任风险金3000元，向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作出书面检查等。共同社和《成都商报》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所有新闻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时，要注重把意识形态教育与新闻业务紧密结合，并使这种培训经常化、长期化、制度化。要求每一位新闻从业人员都要牢记做到：不仅新闻来源要真实、可靠，来源所反映的事实也必须真实；不仅所报道的单个事情要真实、准确，更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真实性，坚持追求新闻的宏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尤其是要注重“走转改”活动的长期化、经常化、制度化，推动更多新闻从业人员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发布权威、完整、准确的信息，通过第一线、第一手的切身采访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真相，增强媒体的公信力。而对于那些故意制造虚假新闻的记者，要坚决吊销其记者证，并驱逐出新闻队伍，同时通过其所在的媒体以及更多媒体刊登公告来通告全社会让其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

　　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掌握好新闻单位的领导权，确保把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当前，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意识形态能力薄弱，为了所谓明哲保身或追求经济利益、轰动效应，不仅忘记了肩负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而且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面对宣扬西方的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言行不敢坚决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有的甚至变相支持，产生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对这些媒体的负责人要坚决撤换，让那些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成为新闻媒体的领导者。

　　（三）必须严厉惩处利益集团和新闻从业人员相互勾结制假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市场交换等原则几乎渗透到每一个领域，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利益集团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或者谋取私利，自己出面或者利用公关公司、广告公司、传媒策划机构等，用金钱、名利、美色等收买一些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甚至负责人，相互勾结起来制造虚假新闻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近年来多次爆出的中国乳业两大巨头蒙牛、伊利之间在媒体上的相互攻击战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据警方证实：2010年7月14日，蒙牛“未来星”品牌经理安勇与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商讨炒作打击竞争对手——伊利“QQ星儿童奶”的相关事宜，并制定网络攻击方案。

　　网络攻击手段包括：寻找网络写手撰写攻击帖子，并在近百个论坛上发帖炒作；联系点击量较高的个人博客博主撰写文章发表在博客上，并“推荐到门户网站首页”、“置顶”、“加精”等操作，以提高影响力；此外还发动大量新闻网站及草根博客进行转载和评述，总计涉及费用约28万元。整个操作链由“蒙牛‘未来星’品牌经理安勇——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公司（郝历平、赵宁、马野等）——北京戴斯普瑞网络营销公司（张明等）、博主（网络写手）——李友平（戴斯普瑞公司合伙人）”这样串联而成。2011年3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安勇以及受雇于蒙牛乳业的公关公司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雪梅等六名被告人通过网络媒体捏造和散布虚伪事实，诋毁和损害了伊利集团的商业信誉和“QQ星儿童奶”的商品声誉，其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等刑罚。如果不是警方介入，这种多方勾结践踏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制假行为很难被发现。但这只是极少数被查处的事件之一，而没有被查处的类似事件可以说是在大部分新闻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深圳“缝肛门”报道也是一个教训。2010年7月23日，一名孕妇在深圳凤凰医院顺产生下男婴后，其丈夫陈默发现产妇肛门处被缝线了，一开始的报道说“缝肛门”是指把肛门缝上，是恶意的报复。但事实却是陈默的描述是出于误解。因为手术之后不久，他发现太太身体下面比较疼，肛门周围有线，再加上与护士之间的不愉快，才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陈默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他的怀疑是有一定理由的。但是媒体并没有对包括助产士在内的医院一方进行平衡性采访，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事实了，就把陈默单方面描述的情况作为事实、作为新闻的真相进行传播。最后调查发现，缝的其实是痔疮，是痔疮治疗的一种手术。而《南方都市报》记者虽然在报道正文中描述了法医鉴定结果，缝的是痔疮而不是肛门。但是这篇报道标题却是《法医鉴定：产妇肛门的确被缝》，记者的逻辑竟然就是：“痔疮长在肛门上，缝了痔疮就等于缝了肛门。”更发人深省的是，面对记者这样的报道，编辑部的把关形同虚设，这样一篇假新闻在编辑、值班的副总编或者总编那里竟然是一路绿灯，难怪有人怀疑报社被陈默买通了！

　　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把关制度，从采写稿件的记者到编辑、值班的总编或者副总编，都要肩负起、担当好把关人的角色。新闻媒体对于涉及曝光、攻击一些单位、个人的稿件要严格把关，要认真核查记者是否采访到了事件涉及的各方，尤其是利益对立的双方必须都采访到。同时，一旦发现利益集团和新闻从业人员相互勾结制造虚假新闻的行为，必须严厉惩处，同时在全单位乃至在全行业、全社会进行通报，让这些害群之马无藏身之地。并且，要敢于与第三方一起联合主动公布举报方式欢迎社会各界举报虚假新闻等新闻违规行为，对于被查证属实的举报则重奖举报人。我们相信，只要有关主管部门、有关领导干部真正重视并愿意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决心、有毅力对这些行为长期采取高压、严打态势，一定能最大可能减少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此外，要特别注意加强对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和造谣、传谣行为的打击，尤其是那些通过虚构情节、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等手段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从2013年5月初开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故意传播谣言等行为，不仅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的微博账号，而且对相关人员处以治安拘留等处罚。同时欢迎全社会都来积极举报谣言，并对举报有功者进行奖励。正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人士特别指出：有一些微博上的所谓“大V”账号以“求证”、“求真相”、“求辟谣”等手段和方式故意扩散谣言，引导了一些甚至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盲目跟风，严重损害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扰乱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阻碍了网络的健康发展。2013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大幕拉开，行动不仅严厉打击了造谣、传谣行为，而且对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有关部门今后要敢于、多于拿一些“粉丝”数量巨大的并造谣、传谣的“大V”人士进行开刀，关闭其账号甚至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且，在开展集中打击行动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完善长期打击造谣、传谣行为的长效机制，任何时候都对造谣、传谣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因此，我们一定要切记，新闻工作与党的事业休戚与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全体领导干部尤其是思想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舆论引导能否发挥作用及其发挥的程度，必须要以公信力作支撑，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新闻真实观才能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引导权、主动权、领导权、主导权。新闻媒体必须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决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政治家办媒体”的原则，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不容置疑，党管媒体的方针不能改变，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于一些地方和媒体盲目推进所谓“媒体市场化”的错误做法要严令禁止，绝对不能允许那些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言论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绝对不能放任资本等市场力量左右新闻媒体的发展方向和内容导向，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成为某些人或利益集团左右舆论乃至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工具。

　　二、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随着近年来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能否积极、科学、及时、有力、有效、有利地应对突发事件，已经成为考察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试金石。如果应对得当，可以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应对不当，小则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大则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注重采取科学、及时、高效的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理解、信任甚至赞许，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执政能力。结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剖析，笔者认为，广大领导干部应该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提高应对风险、维护稳定等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笔者在这里用六个关键词来加以提炼、概括。

　　（一）第一个关键词是“及早发现”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借助网络这个新技术、新媒体平台，迅速得到释放，有时甚至是加倍、数十倍甚至数百万倍释放。网络新闻、手机短信、微博、微信、即时聊天工具、博客、论坛等新型传播形式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都对广大领导干部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微博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真正成了“地球村”，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广度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广度、深度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快、要广、要杂、要深，想在互联网时代封锁突发事件的消息非常困难，传统的“内紧外松”的宣传策略和公共沟通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当今网络时代的发展需要。因此，做好网络监控工作，第一时间及早发现相关突发事件信息是我们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第一步。

　　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意外事件的出现可以说是最不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对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而言，在本区域内发生这样那样的突发事件，几乎无可避免。并且，以前突发事件不是没有，也不是现在突发事件特别多发，而是以前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广度等原因的局限，绝大部分突发事件的影响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地区范围内。而今天，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突发事件发生后很短时间内就可能迅速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因此，在对本区域进行管理时，地方党委、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抱着“永不出事”的鸵鸟态度，也不应该怨天尤人地抱怨自己倒霉，更不能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而是应该积极、科学、有力、有效地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好各种准备。网络舆情本质上是广大民众和各级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反映，作为社会冷暖安危第一信号，社会舆论如果不能及时“下情上达”，势必会影响其参考、利用的价值，也容易发酵、酝酿成一些难以收拾的突发事件。互联网的快速、即时、共享的特点使得网上反映出的各类新情况、新动向不仅快捷，而且触角更深、更远，而互联网的即时性特点更使社会舆论走上了一条高时效性的信息高速公路。许多时候，新闻事件一发生，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就开始有网民发表观点和看法，社会舆论情况能够得以快速反应。

　　因此，当今时代，科学、准确、快速、高效地汇集和分析网络舆情，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社会思潮的发展动态，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已成为加强社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重要方面。目前，不少地方都已经设立专门的网络管理和舆情监测机构，有的是在宣传部，有的是在外宣办，还有的在市委办公室，更有的县市专门设立了由市委或市政府直接领导的网络管理办公室，一般都会有专人负责对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有影响的商业网站的网络新闻、微博、论坛、博客等进行监控，尤其是对出现在这些网站首页的与本地有关的网络信息给予高度关注，形成对领导定期汇总、汇报的机制。这是通达社情民意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推进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大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不仅要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舆情报送工作，而且要明确要求对与本地有关的突发事件舆情，要做到第一时间向有关领导汇报。毕竟，越早发现就越容易赢得主动。如在2009年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中，其实对于上海“钓鱼式执法”的质疑，当年国庆节之后在一些网站的论坛、博客就有反映，并且平面媒体随后不久就有了报道，但是因为有关车主没有像孙中界那样选择伤指以示清白的极端做法，没有在网络上形成热点。而当地网络管理和舆情监测机构更没有做到第一时间向有关领导汇报，最终导致了被动。

　　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包括网络舆情收集报送机制等在内的网络监测机制。在2011年的全国政协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这虽然是政协部门提出的，但却应该是对所有地方、部门、单位的要求，应该引起所有领导干部的重视。要通过网络监测机制随时掌握网络动态，做到在第一时间及早发现网上与本地有关的突发事件信息，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做到信息搜集及时、快捷、畅通，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及时、果断、科学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个关键词是“准确判断”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其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不仅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成为网民发表意见、阐述观点甚至发泄情绪的重要场所，成为洞察社会舆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对监控、搜集到的与本地有关的突发事件信息作出准确判断，尤其是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能演变的情况等作出准确判断，这是我们能否成功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提，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浦东新区“孙中界事件”和闵行区“张晖事件”而遭到全国网民铺天盖地质疑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成为2009年10月影响最大的突发事件之一，就是没有做到“准确判断”的一个教训。

　　其实，类似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全国不少地方此前都有，但由于当时互联网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网民的参与意识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等原因，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大的反响。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检索可以发现，新华社早在2004年9月就发过《（新华视点）秦皇岛：打“黑车”竟现“职业钓鱼族”》的文章，报道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专门有一些人为获取向交通部门举报非法营运“黑车”的高额奖励，采取布设圈套诱导司机收费并栽赃的手段，不管是否“黑车”，统统纳入他们的举报范围，这些人通常被称作“钓鱼族”。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在2007年9月也曾有报道《哈尔滨规定交通稽查人员“钓鱼”执法将被开除》，指出当时哈尔滨市交通局决定，将严惩交通管理和稽查人员采用“钓鱼”方式执法等六种违法违纪行为，有关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一经查实将立即被开除。由此可见，近几年“钓鱼式执法”在很多地方均已扎根，而且并没有得到有力治理，在民众中间积累了一定的怨气。而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发生时适逢网络迅猛发展，自然激起了网民心中沉寂已久的不满，借助网络迅速演变成全国性事件。

　　随着网民言论空前活跃，网络舆论已显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几年来，陕西“表哥”杨达才事件和“房姐”龚爱爱事件、重庆雷政富等“不雅视频”事件、湖南“湘潭神女”事件、“郭美美”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河南焦作“创卫”造假事件、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风波、山西繁峙乡党委副书记找小姐吸毒风波、陕西乾县科技局长大闹考场风波、湖北应城市长信箱雷人回复风波、武汉经适房“六连号”造假案、南京“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案、甘肃省天水集体替考案、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史上最牛醉酒驾车案等一系列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事件，几乎都是首先在网络媒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辩论，进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

　　网络的开放性为社情民意的汇集提供了及时、丰富、鲜活的动态舆情信息来源，作为充分容纳民意、汇集民情、反映民声的一个平台，不同观点在网络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网民在论坛上互相沟通、互相探讨、互相争鸣，各类观点的交锋、碰撞，最终促成了网络舆论的海量性、复杂性，为准确分析和掌握社会舆论提供了便利，但也加大了通达社情民意的难度。

　　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舆情工作，专门抽调力量甚至成立专门部门具体负责对网络舆情的监测、汇集、分析。在每日正常报送舆情信息的同时，建立网络突发事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两三个小时甚至更短时间内完成社会舆情汇集、分析、报送，及时把握网上脉搏，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准确判断提供及时、有力的依据。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表明，在初期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能演变的情况等判断失误甚至错误是导致事件演变越来越激烈、越难以控制的最主要原因。曾经很受关注的南京“患儿死亡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9年11月3日上午，患儿徐某被家长送到南京市儿童医院就诊。根据检查结果，急诊医生初步诊断为右眶蜂窝组织炎并将其收治入院治疗，但4日凌晨患儿病情却迅速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患儿家长反映值班医生毛晓珺当晚是因为忙于上网“偷菜”而疏于治疗且态度恶劣，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一些舆论的质疑。但面对这种情况，医院方面却判断失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医患纠纷，不顾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更没有向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汇报，而是医院自己匆忙进行简单调查后，就在10日向社会发布消息，认定值班医生当晚没有“偷菜”而是在写论文，主观上并无过错，只是业务水平还不够高，对患儿病情估计不足等。这和上海有关部门在“钓鱼式执法”事件中的表现惊人相似。上海市政府2009年10月18日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而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却没有对事件的严重性作出正确判断，竟然在20日就匆匆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都是“自作聪明”。而后来上海、南京市政府及时、果断地很快介入事件处理，并组成了由多方面人士参加的调查组及时展开客观、公正地调查，就是对这两起突发事件作出准确判断的结果。

　　因此，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网上的突发事件通常不是由孤立事件造成的，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民众对当前社会矛盾问题不满情绪的集中宣泄。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准确分析，有助于决策部门了解民众所思所想，掌握民众集中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有专人负责对与本地有关的网上舆情进行跟踪、搜集、研判，尤其是要关注中央和地方主要新闻网站、知名商业网站的首页新闻、论坛、微博、博客等，做到信息搜集快速、畅通、及时、准确，反应迅速、灵活、到位，遇到涉及地方敏感问题的网上舆情汇总、分析后要及时汇报给主管领导，遇到涉及全局、敏感问题的网上舆情，要及时向本地、本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汇报，从而在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及时、有力、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置。同时，网络监控部门要注意搜集、总结其他地方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经验、教训，为领导对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能演变的情况等作出准确判断提供借鉴和帮助。

　　此外，建议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也要养成每天上网的习惯，这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与本地有关的突发事件。从习近平、刘云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其他不少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能经常抽时间上网，而且多次强调要重视网络媒体的重要作用。并且，包括不少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在内的很多省部级领导干部也都是上网、用网的榜样，那些以“工作忙没时间”等为理由不上网的领导干部应该好好反思！

　　（三）第三个关键词是“及时回应”

　　近年来的经验、教训证明，面对网上的突发事件，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往往越早越主动越好，只有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及时、公开、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谣言散布和不利影响的扩散。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面对舆论的态度、回应质疑的水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真真实实体现着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执政能力，应高度重视。在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广泛传播的今天，封锁任何新闻都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以来，在“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下，不少地方都积累了通过信息透明缓解社会矛盾、应对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但令人遗憾的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不少时候不是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对一些突发事件作出回应，而是往往事后几天还欺骗群众和网民说传闻是假新闻，进而归结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结果是让自己越来越被动甚至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2012年3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两会期间来到海南代表团，与大家谈到2012年春节期间网络上对三亚旅游的一些批评声音。时任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提出，在网络时代，大家都有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的自由。如何加强必要的引导、管理，使网上言论保持理性、客观，是一个新的课题。李长春深有同感地说，随着网络微博等迅速发展，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通讯社”，这对宣传思想部门是新的挑战。“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想捂住，反倒会越描越黑。”李长春指出，从大量的实践看，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最好办法还是公开透明，在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准确信息，最大限度地压缩谣言传播的空间。但现在发生问题的，大量还是第一时间没有权威声音，或者第一时间发出的声音不准确，然后第二次、第三次修补，造成一次次的冲击波，越弄越被动。李长春希望大家转变思想观念，公开透明地应对，“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9年6月，因为当地永隆大酒店的一名年轻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而引发的数万群众围观起哄、设置路障堵塞交通，甚至有人故意纵火、打砸警车的湖北石首事件中，在长达八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内，网络上的各种猜测、传言等铺天盖地，而体现当地党委、政府立场等相关反映的新闻却只有很少几篇，且语焉不详。在石首市区街头已经筑起街垒、警民对抗一触即发的关口，当地却反应迟钝甚至冷漠消极，不仅没有任何权威消息发布，竟然在地方政府网站上刊出一条新闻，说多部门举行联合消防演习。这种做法只能是欲盖弥彰，结果自然是网民基本上一边倒地质疑官方新闻的真实性，并认为这是政府在愚弄百姓。与此同时，在网络上，一些网民“实时直播”石首事件的消息就至少有一百多条，现场图片也有很多张，还有一些现场视频。一方面是网民不断在网上发布事件的大量最新动态、现场图片，另一方面是当地党委、政府装聋作哑，使得党和政府公信力受到很大损害。众多突发事件的教训已经证明，搪塞群众、隐瞒事态只能迫使群众涌向网络通过微博、论坛等寻求真相，更容易导致谣言四起，甚至引发骚乱。河南杞县钴60事故就凸显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6月7日放射源故障就已发生，但当地却一直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直到网上已是一片热议后，当地党委、政府才在7月12日第一次发布消息。而且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去小题大做，也不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公布信息。结果，虽然最终经环保部门确认并无辐射泄漏污染，但并未能阻止大批群众奔向周边县市“避难”，甚至引发西方媒体的恶意猜测和攻击，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恶劣影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如果在第一时间听不到党委、政府部门的权威声音，就会用一些不实的消息甚至谣言来填充“空隙”或者“时间差”。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力争在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回应等方式发出声音，对公众需要的信息要坚持早说、主动说，从而达到“甄别事实，控制损失，加强沟通，赢得主动”的效果。诸多危机实践表明，危机爆发后的24小时是传播的高峰，此时是最考验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应变能力、公关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关键时刻。在短时间内，地方党委、政府应在快速建立突发事件处理小组的基础上，利用日常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媒体关系积极加以应对。首先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与主流新闻网站的良好关系及时在网上对不实内容予以澄清、更正，力争将不利影响在第一时间消除；其次是将需要澄清的事实及地方政府需要向公众公布的信息，准确、客观地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更多主渠道媒体公布；最后就是如果事件迅速激化难以控制，一定要快速主动地与不属于本地管辖范围的媒体单位的主管部门甚至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寻求帮助，力争上下合力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在重庆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中，重庆有关方面的回应就比较及时，态度也十分明确，再加上查处及时，总体上赢得了网民认可。

　　有效的新闻信息发布是在充分研究党政机关、媒体和公众三方互动规律的基础上，把党委、政府信息和意图的传播从“只传不通”到“既传又通”，从只“宣”不“传”，到既“宣”又“传”的做法。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信息很多，但对其真实性、权威性等不能有效辨别。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培养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使其可以做到应对记者们的各种提问甚至质疑时从容自如，同时也能展现当地党委、政府透明、开放、自信的形象和姿态。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感受公众的脉搏，及时解释党委、政府的立场，占领舆论的先机。而从媒体的心态看，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往往要求地方党委、政府提高信息的透明程度，以便让自己的稿件向公众传递更多的信息。如果以新闻发言人为统一出口，满足他们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在心理上自然是会有所倾斜的。另外，突发事件发生后，各路记者必然蜂拥而至。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不必使记者们东奔西跑，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既省去了很多麻烦，又能防止有人从中制造、传播谣言。

　　如何才能及时、准确、有效地发出权威声音？建议广大领导干部切记要善于利用新华社驻地方分社的优势。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具有消息总汇、耳目喉舌、智囊团和思想库等功能，其权威发布新闻信息的功能和影响力是海内外公认的。因此，与新华社驻地方分社关系协调得好坏，事关解决突发性事件的媒体发布时效、质量、效果。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党委、政府除了应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外，也要同时向新华社驻当地分社及时通报。然后，充分利用新华社发布新闻通稿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将通稿及事件相关背景素材发布出去，尽快赢得权威阵地，发出权威声音。对有难处确实不便透露的信息，可利用新华社内参渠道向中央汇报，便于高层进一步掌握动态，进行下一步指挥与协调。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以及官方微博等是外界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其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由于这些媒体是当地党委、政府所掌控的，往往会害怕出错而不敢报道，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对大好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利用好地方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以及官方微博等，绝对不能让这些媒体平台失声、失效。除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信息稿件之外，地方媒体要在事件报道方面更加注重细节性、现场感，力争把报道做细、做深、做好，不仅给当地公众以可信感、安全感、稳定感，而且也向外界传递更多权威信息。如果地方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官方微博等的信息能成为各大媒体报道中除了政府新闻发布部门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无疑是对我们应对好突发事件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而在汶川大地震、拉萨“3·14”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我们之所以能赢得外界赞许，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作出回应，公开、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是关键，这使得谣言没有了市场，也显示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舆论自信。如在汶川大地震紧急救援时期，当地政府是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多种形式的主流媒体放开进行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信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援工作的高度透明。信息开放的结果是不仅让谣言没有了传播空间，而且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也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加深了党、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这里需要强调和提醒的是，“及时回应”一定不要忘记首次回应后坚持做好及时、持续沟通，力争在整个处置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做到“及时回应”。我们一定要根据事件进展，实事求是将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告诉媒体、告知公众，并不断更新调查、处理结果，这样才能做到始终正确引导舆论，防止谣言产生，避免造成社会心理恐慌，也有助于人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为最终妥善处理好突发事件赢得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四）第四个关键词是“谨慎定性”

　　虽然第一时间及时公布权威信息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掌握“查清多少，公布多少”的基本原则，然后再用滚动播报方式逐渐增加新的信息量，同时不要急于对事件进行定性或者下结论，这是应对危机最科学、最有效的办法。反之，如果盲目公布有争议的定性、推断或结论，随后又不断改变、修正甚至推翻自己的说法，就很容易陷入被动，失去群众的信赖。

　　在2009年5月湖北巴东县发生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邓贵大案件后，由于当地有关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对突发事件匆忙、盲目定性的严重后果，巴东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起案件的细节，几次修改措辞，从“摁倒”、“推倒”，再到“推坐”、“拉扯推搡”。官员的企图也从“特殊服务”到“异性洗浴服务”，再到“陪其洗浴”，一次比一次更加轻描淡写，引来网友斥责：“再开一次发布会，邓贵大是不是就该变成因公殉职了？”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中，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同样忘记了“谨慎定性”的原则，竟然没有认真调查就匆匆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等。结果，在执法部门否认“钓鱼执法”之后，公众不但继续质疑其事实不清、真相不明、说法荒唐，更有人对“交通执法大队”每年高达数千万元的罚款表示疑虑，要求公布这些罚没款在上缴财政之后“返还了多少”……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不仅让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报告”成为笑柄，而且很快引来了新的调查的开始。而2012年5月10日云南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4人死亡、16人受伤的爆炸案后，案件还没有侦察清楚，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竟然就在几天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肯定地说：“这个案件是赵登用所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作为一个公安局长，面对这么多媒体，敢拿自己的职务、敢拿前程、敢拿法律、敢拿事实开玩笑吗？”后来经云南省公安厅调查证实，赵登用只是被利用作为“肉弹”，不仅没有参与爆炸案的预谋和策划，而且是此案的受害人之一。

　　在事实面前，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只好替巧家县公安局道歉说：“通报有不严谨、不确切的地方，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了误导和影响，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尽管如此，但已经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这是一个不该被忘记的教训！

　　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如何对事件定性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并且非常关键。特别是在事件初期，定性是否科学、准确、客观，直接关系到事态发展的后续进程。分析包括一些导致严重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在内的众多突发性群体事件可以发现，主要当事人和围观、参与民众的诉求，往往都是区域性、行业性的经济、社会、民生利益等问题，并且大部分是单一议题，如抗议违规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司法不公、官员腐败、企业裁员等。如果广大领导干部心中不能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是总是想着自己的乌纱帽第一，简单地把一些本来认真做好群众工作就可以处理好的具体经济、民生问题政治化、对立化，甚至无端、恶意用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法之徒”等推卸责任的说法把主要是要求解决经济、民生诉求的群众都当成“别有用心”的政治性、敌对性势力，甚至动辄使用武力、警力进行强行压制，就会激化、恶化矛盾。而突发事件一发生，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一些领导干部首先想到的是马上推卸掉个人、本部门的责任，没想到这样只能是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2011年7月，当甬温线动车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反应本来还算十分迅速，发言人王勇平也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媒体通报情况。但由于铁道部急于推卸责任，在事故原因尚未查明时，王勇平就贸然宣布此次事故是由于雷击造成，纯属天灾，与设备和人员操作无关。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舆论纷纷指责铁道部在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时就急于定性，匆忙地把责任归咎于天灾，是极端不负责的做法。

　　对于如何处置突发事件，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根据自己实践总结提出的一个原则就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依法处置”。并且，在2008年1月上海发生群众反对磁悬浮扩建而举行的“散步”游行时，他作出“冷处理、徐图之、慎用警”的指示。这都非常值得大家借鉴、学习，尤其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值得大家牢记。

　　山西繁峙县发生的乡党委副书记找小姐吸毒风波中，当地有关部门就牢记“谨慎定性”的原则，处理较为得当。2009年6月中旬，一篇名为《下属偷拍某书记宾馆内丑态全过程：又找小姐又吸毒》的帖子被在多个网站转发，发帖人称照片中的男子是“忻州市繁峙县某乡一个刚刚上任的副职干部”。帖子一共用7张视频截图记录了一个中年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宾馆中吸毒、进行性交易的全过程……发帖人还指称该干部侵吞扶贫赈灾粮食款，有“价值70多万的车”，各大论坛纷纷转载这篇可以说是“图文并茂”的帖子，使之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网民经过“人肉搜索”进一步查证，认为照片中男子就是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共产党的干部怎么如此乱搞？”“一个刚刚步入乡镇的副职干部，巨额财产从何而来？”不少网民看到帖子后发出质疑，随后陆续有人跟帖“曝光”柴四清任职以来贪污受贿、在任职辖区内私卖矿山等情况。并且，中央和地方众多媒体也纷纷跟踪报道，此事很快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热点事件。

　　就在网友在网上纷纷声讨、要求严查此事的时候，也有人对偷拍者的身份、目的提出质疑，更有自称繁峙县纪委工作人员的人在多个网站声称，“查办真相”是这位五十多岁的副职干部被下属设计陷害，尿检结果没有吸毒的痕迹，也没有贪污扶贫款。但值得肯定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当地领导干部推卸责任，更没有匆忙对事件进行定性。当有记者向繁峙县纪委核实，相关负责人如实相告：“这个发帖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并表示，在得知网上有关曝光照片的当天，县里就成立了由县纪委牵头组成的调查组，公安局、岩头乡配合，对网上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很快，调查有了进展。16日，柴四清的一切职务都被停止，配合调查。参与调查的繁峙县纪委工作人员还进一步证实：“由于有照片、宾馆入住记录等确凿证据，柴四清当场承认了吸毒、嫖娼等事实，并写下了书面材料。”当地党委、政府的权威言论一出，再加上坦诚、负责的态度，让谣言马上没有了阵地，人们在赞许当地快速反应的同时，期待也相信当地党委、政府会对此事作出正确处理。不久之后的6月22日，柴四清被开除党籍、罢免职务，并被行政拘留。在这起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由于地方有关部门牢记“谨慎定性”的原则，整个过程及时、积极、科学、有力、有利，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信赖和赞许。

　　（五）第五个关键词是“占据主动”

　　面对突发事件，如何去积极、科学、有效、有力、有利地回应是不少地方、部门和机构都在研究的话题。事实证明，如果回应及时、得当，媒体和民众还是更愿意相信党和政府，而不是相信网上的传言乃至谣言。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方式，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争取占据主动，积极放大主流声音，就可以正确引导舆论走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路决定出路。突发事件发生，媒体和民众关心的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多是对党委、政府不利的议题，一旦这些议题跃升为媒体的议题，便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阻碍危机的解决。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利用自己掌握信息源、拥有权威性等优势，积极与媒体形成和谐的关系，同时结合通过舆情监测所掌握的社情民意，主动设置议题，让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有助于突发事件处置的议题成为整个处置进程中民众最关心的议题。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应该学会一些转移焦点的公关技巧和注意锤炼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从而做到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能够根据形势巧妙转化议题，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议题使之成为焦点问题，在“转危为机”中实现对自身形象有利的逆转。

　　对媒体而言，突发事件的产生往往是绝好的新闻素材，是其获得社会更多认同、产生较大反响以及实现跨越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因此紧盯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准确、出色的报道，是由媒体竞争的需要，也是利益驱动机制所决定的。并且，对媒体来说，及时传播事实、准确报道真相，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也是其责任甚至是天职所在。而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正确引导媒体及时介入突发事件的报道，不仅可以权威、迅速、有效地发布事件的相关信息，满足包括政府、公众在内的信息需求，还可以引导、疏导公众情绪，增强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帮助政府实现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理，从而达到有效沟通、消解危机乃至稳定社会的目的。所以，有些地方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媒体封锁消息是不明智的，并且常常会让自己更被动。而一味纠缠甚至指责媒体报道中的不准确、不适当之处，甚至与媒体对质、对抗更是错误的，这样常常会将事情搞得更加糟糕，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的孤家寡人。曾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武和平说得好：“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和善管媒体，要真诚地和媒体交真朋友、做好朋友，实现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和深度合作。要深刻认识到，媒体朋友不仅可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架起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桥梁，而且可以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是能够出大力、帮大忙的。这不仅是我们广大领导干部应有的清醒认识，而且应该是必须具有的良好心态。因此，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媒体的话语常常是构成事件的主体语境，但是政府的声音也绝非无从表达，并且二者绝不是对立的。高明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将党和政府的意志有效渗透到媒体报道之中，看似没有党和政府的声音，而实际上却是向着党和政府期待的发展方向去引导舆论。这就是要求我们按照新闻规律、媒体立场去操作，与媒体友好沟通、合作，最终在党委、政府和媒体、公众之间形成各方话语的趋同性。

　　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在中国民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今天，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大为觉醒，他们要求有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要求对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监督权，要求在重大社会决策时的参与权。因此，对于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和网络举报等渠道反映的问题，即使不完全正确或基本不正确，靠简单地封堵、删除也无法解决问题，最好能靠舆论调控和及时处置双管齐下来使得事件朝着良性解决的方向发展。所谓调控，就是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要允许批评意见的存在，同时注意加以正面解读、引导，放大主流的声音，缩小负面的杂音，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确保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的舆论安全。

　　2009年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春季学员开学典礼时提出，要使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就必须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一要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处理问题，既统揽全局、统筹规划，又在重点突破中推动工作协调发展。二要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善于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三要提高知人善任的能力，善于发现人才，正确识别人才，科学评价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汇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四要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善于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超前准备，增强临机处置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五要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维护稳定的果断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六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这六大能力都很有针对性，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核心，我们要认真对照自身加以提高。其中应对风险、维护稳定、同媒体打交道这三方面的能力都与应对突发事件密切相关，尤其是把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单独列出来，无疑是提醒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会、积极主动同媒体打好交道，而不是被动应付。

　　在网络出现之前，传统媒体常常凭借其具有的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通过新闻报道、评论等为读者设置各种议题，公众对这些议程设置一般只能被动接受、参与。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播格局，不仅为公众交流观点、发表意见、参与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使得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自行设置议题，并且也在不少时候引导媒体追踪着网络热点去报道。因此，在网络时代，包括各大网络媒体在内的新闻媒体必须高度重视网民呼声，积极回应网络议题，并经常主动设置议题才能赢得网民信任。而各级党委、政府则应该通过和媒体实现友好互动，一起通过主动设置议题有效引导突发事件的处置进程。例如，2009年3月，重庆市的高考报名结果显示，当地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不少人来自农村学校。这不仅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也引发网民对教育公平等问题的议论，并有人把造成这种问题的矛头对准党和政府。这时候，当地有关部门和一些权威网络媒体主动回应议题，通过专栏发表评论，指出农村孩子通过读书考上大学实现社会流动，这不仅是实现国家的公平与效率的必要保障，也是保证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广大考生和家长不应受“读书无用论”的误导。同时指出，不要轻易指责农村父母和孩子的“短见”，教育离不开包括实现就业公平、消除城乡差别等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支撑。这些时评揭示了退考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从个人命运谈到国家发展，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引导大家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通过对网络舆论的这种呼应、提升，重庆实现了对社会情绪的合理引导和有效疏导。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8 年哈尔滨市棚户区改造。在棚户区改造中，大规模拆迁难免出现不和谐声音，甚至引发极端性事件。为了防患于未然，当地政府在拆迁开始之前就适时引导媒体推出了“关注棚户区改造”、“困难群体住有所居”等系列报道，全方位宣传政府保障住房制度、棚户区改造给老百姓带来的幸福以及和谐拆迁理念等，提前消除了百姓心中疑惑，及时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并且，在整个改造进程中，当地党委和政府一直积极主动介入引导舆论，通过宣传进程、展示成就等，保证了棚改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由于是突发性事件，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出面回应非常必要，但也不要千篇一律。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邀请有关事件当事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处置中来，通过让专家多说话来解疑释惑，领导干部自己则少说话，但结果还是由党委、政府在背后主导，这样往往更容易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赢得网民和舆论的信任。因此，不少时候，我们针对突发事件中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及时组织有关专家、领导干部在网络、电视等媒体上进行访谈，及时、科学解答大家心中的疑惑，不仅可以消除民众的疑虑，也可以树立党委、政府良好形象，搭建起一座党委、政府与民众积极、友好、有效沟通的桥梁。

　　（六）第六个关键词是“善于补救”

　　应对突发事件中，常常由于事情突发，再加上很多时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处置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误、失误不仅不是不可饶恕，而且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我们一旦发现失误、犯了错误，不仅要敢于承认错误，而且要很快、积极加以改正，以开诚布公、积极诚恳的态度和言行一致、一心为民的行动去赢得民众的认可，并利用媒体对这些补救措施进行解释、疏导甚至从正面进行解读，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最终赢得民众的理解和信任。

　　面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工作中出差错、走弯路在所难免，根本不存在毫无差错的党委、政府。只要不是故意、恶意为之，党委、政府出现错误、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不是党委、政府的管理、执法出错，而是出了错之后死不认错，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坚持错误做法。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出错了就是没面子，出错了就要有人受处分，出错了就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其实，这种在错误面前的错误态度才是真正的执政灾难，不但维护不了党和政府的权威，反而会因其备受质疑而丧失了公众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任，从而动摇了公正执法、执政为民的社会理念。因此，广大领导干部面对舆论监督的理性状态应该是：当一个事件广受质疑时，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不但要诚恳、认真面对，还要及时组织进行独立、负责的调查；同时，针对舆论动态保持开放态度，发言人牢记“假话千万不能说，真话有时可以少说”的原则，积极配合媒体把各级党委、政府想要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及时报道出去；在尽快查明真相之后，如果网上的信息错误甚至是谣言，就按照程序同有关网站进行交涉，让其删除这些信息以减少不良影响；如果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确实有错，就要勇于承认“我错了、对不起”，并勇敢地承担相应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中，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认错和道歉，是现代社会的政党和政府应对舆论质疑的常识回归。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两大重要执政理念。在依法治国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一道新考题。“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只有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罔顾民意、有错不改，甚至错上加错的思维和做法必须坚决摒弃。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确实有许多谣言。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也对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开始理解、认同和支持。因此，坚持信息透明是能够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他还强调，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等，才能真正平息事态。石宗源的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借鉴。

　　我们以南京“患儿死亡事件”为例，由于南京市儿童医院匆忙调查后就在2009年11月10日认定值班医生当晚没有“偷菜”而只是写论文，主观上并无过错，只是水平还不够高，对患儿病情估计不足。医院的调查结论不仅再次引起社会不满，而且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显然是借鉴了上海的做法，由南京市政府出面积极应对，很快在11月11日就成立了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医患纠纷调解部门专家、新闻单位记者、计算机专家、综合性医院专家以及网民代表共14人组成独立的联合调查小组，其中新闻单位就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苏电台5家媒体。联合调查小组连夜分别向医患双方共33人次进行调查核实事件经过，并调阅了相关的录像资料，检查了值班医生使用的电脑等，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最终调查结果。并且，联合调查小组很快公布结论认为，患儿家属的投诉情况基本属实。事件的处理结果也很快作出，除夜班值班医生毛晓珺给予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行政开除的处分外，南京市儿童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相关医护人员共11人也受到严厉处分。院方同时表示，下一步将充分重患方的意见来确定医患纠纷的解决途径，督促医院积极处理好后续事宜。这一系列举动，不仅赢得了民众的理解和信任，也得到了患儿家属的理解与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调查的5家媒体的记者在调查结束后都专门写了报道，他们深入、翔实、公正的报道，同样赢得了民众的理解和信任，极大地帮助了当地处理好这起突发事件。政府不可能不犯错，问题的关键在于肯不肯认错以及如何在舆论质疑中主动纠偏纠错。这时候，如果能积极、善于做好补救工作，让媒体主动赞扬政府敢于直面问题、主动纠错的做法，则会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由于突发性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在进行处置时不仅可以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而且要学会积极借助外脑，利用相关专家、媒体朋友等资源，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上海市在这方面就比较聪明，他们在对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进行正确处理之后，利用其和媒体尤其是新华社的良好关系，请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执笔写了一篇《勇于纠错取信于民》的评论文章，在2009年10月25日发出，并在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重要网站重点位置展示，许多报刊也纷纷采用。这篇《勇于纠错取信于民》的评论指出：“执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和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错误的态度。是查明真相、有错必究，还是文过饰非、欲盖弥彰？是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还是我行我素、重蹈覆辙？这对各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样是考验。令人欣慰的是，‘倒钩’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都作出了回应，使真相一步步大白于天下。”这样的报道对消除此前的不利影响，树立党委、政府良好形象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因此，建议各地党委和政府应该注意在党政部门、媒体记者和网民中发展一些网络评论员，使其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及时、有效、有力引导舆论的作用。很多时候，媒体记者、网民对地方党委、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认可、赞誉比地方政府的自我表扬强很多倍，尤其是网民用网言网语的评说更让人感觉亲切、可信！

　　三、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曾经有较长一个时期，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被不少人淡忘了。虽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一些地方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实践经验，但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不仅有人大肆宣扬“彻底私有化”等错误论调，也有人盲信、迷信市场化，而且竟然有人提出“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谬论，在经济、政治指导思想上都引起极大混乱，也引发了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坚持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担忧。因此，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确保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重要保证。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九十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

　　自从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产生后，人类社会便出现了贫富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压迫现象，消除贫富差别、过共同富裕的“等贵贱，均贫富”的生活，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和劳苦大众坚持不懈的朴素思想和追求目标。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中国历史追求“均贫富”斗争的序幕，尤其是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对贫苦农民所说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更为后世所传颂，再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了贫苦群众想象中的共同富裕社会，“均贫富”成为所有农民起义的追求，就连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设计也都能看到一种明显的共同富裕理念。而从1921年建党以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九十多年来就始终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而不懈奋斗，一直把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

　　中国共产党创始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再加上他们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种共同富裕社会，追求建立没有剥削的共同富社会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原则进行设想，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通过“极公平的分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等，其中“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都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也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从土地革命开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湖南炎陵县中村“插牌分田”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次土地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打土豪，分田地”使得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同样包含共同富裕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国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专门几次谈到要建设共同富裕、实现前人“大同社会”的理想。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从1949年到1956年，党通过两次性质不同却紧密衔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消灭了因剥削制度带来的阶级间的贫富悬殊，使得贫富差距演变的趋势由扩大转向缩小，差距程度由悬殊转向平均。其中1949年到1952年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带来的贫富悬殊，而1953年到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使城乡贫富关系发生了全面的、重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955年10月，毛泽东先是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在一步步探索中，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设计的到达共同富裕的路径基本形成，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在他看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1957年到1978年，虽然其间有不少波折，但在提高公有化程度和缩小收入差距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创新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他不仅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等理论和政策。而且还多次公开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巨大动力。只有坚持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更衷心地热爱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3月，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86年6月，他又再次强调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他由此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崭新社会主义观，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由此可以看出，强调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们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石，也体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前后，国内外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依然继续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在1989年6月，他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了一项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在各种思潮纷争的关键时刻，再次宣示了一定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将共同富裕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同时强调要“消除两极分化”。这些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提到了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同样提出了要“防止两极分化”，表明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不管公平与效率的表述如何变化，共同富裕始终是江泽民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不仅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而且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始终强调、一直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体现出江泽民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对邓小平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样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08年12月，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尤其是2011年7月，他在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个庄严承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理想的坚持，全体共产党人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这个承诺。由习近平担任起草小组组长、李克强和刘云山任副组长完成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要求，这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也增强了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使更多人认识到，人民群众也只有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在充分享受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时，才会充分体会到自己主体地位被尊重，才会触摸和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更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八个必须坚持”就像指路明灯，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坚信：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走好共同富裕道路，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一定更加光明。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向全世界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从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到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江泽民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到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再到习近平如今“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庄严承诺，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不难发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的历史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人民作出的、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继续长期坚持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敢于直面问题、努力解决问题的体现。正如韩国《朝鲜日报》所指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和“反腐败”，预示着这将是他在任期开始重点解决的国内问题，即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缩减贫富、城乡和地区差距解决农村问题和扩大社会福利等，实现“发展”和“分配”两手抓。

　　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而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李克强在2012年岁末不约而同地关注共同富裕问题，再加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关注共同富裕问题，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将以更大力度致力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尽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莫大鼓舞。越来越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执政党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在政策上作出调整和倾斜。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坚定不移走好共同富裕道路，使得科学发展产生的巨大利益增量，改革开放带来的众多发展成果被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所共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共同富裕是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的光辉论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却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也成为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爆发的根源。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地、很好地加以解决，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提出严峻挑战，而共同富裕则是一把解决好诸多社会问题的金钥匙，也是从源头上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将共同富裕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升华，并努力通过现实论证使其由空想走向科学，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写道：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恩格斯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些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根本要求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1985年3月就提出：“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9月，他再次强调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在不断有人鼓吹私有化、否定共同富裕的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绝对不能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言论和疑惑，邓小平进一步深化认识并最终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光辉论断。1990年12月，他在同江泽民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以精练的语言创造性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人们观念复杂多变的今天，这一光辉论断对于澄清错误认识、统一人们思想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述，实质上由浅入深包含了三个关联的层次，第一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创造充裕的物质条件。离开了这一生产力基础，“共同富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第二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宏观调控原则，也是基本途径，是通往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偏离了这一途径，即使生产力上去了，最后归宿也必定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第三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上述两个层次的最终归宿。这三个层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统一体。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三个层次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决消除两极分化。并且，共同富裕理论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其他剥削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是不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开阔的眼界和崇高的共产主义追求。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要求以此指导行动。1995年9月，他指出：“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并且，他还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人放弃共同富裕思想的错误言行，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贫富两极分化近年来已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引发其他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稳定、党的执政基础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强烈关注和担忧。而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不断演变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先富带动后富”的保证措施和常规机制，甚至出现了“先富恃强凌弱”等现象。再加上部分富有者无所事事、骄奢淫逸且“为富不仁”甚至“为富不人”，这和部分穷苦者四处奔波却失业流离、生活艰难形成鲜明对比，使部分人民群众心理失衡甚至仇视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还引发报复社会恶性案件连发、突发性事件多发、群体性事件不断等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拦路虎。

　　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走向共同富裕路径的设计上有区别，但他们都认为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965年5月25日，在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大声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十年间两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两极分化的巨大危害，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忧虑。邓小平也早在1985年3月就提醒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而共同富裕就是解决好两极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而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是关键，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广大领导干部要积极引导、支持企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中铁建工集团主动为失去土地的藏族同胞在拉萨火车站工地义务举办了建筑技能培训班，涉及瓦工、油工、电工、管道工等多个工种，柳梧村33名藏族同胞参加了320多个课时的培训。在32标段工程施工过程中，中铁建工集团先后使用藏族民工一万余人次，发放工费共计6771万元，长期租用当地藏胞机械百余台，支付租赁费3230万元，使许多藏胞由此摆脱了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中国吊车第一镇——湖南常德鼎城区灌溪镇，中联重科工业园建成投产后，不仅让1600多名当地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成为收入可观的一线工人，而且带动全镇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不仅是在灌溪镇，中联重科在益阳沅江市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人数超过3000人，在常德汉寿县有12000人主要从业于中联重科及其相关配套企业和新增的服务业。政府主导、企业配合、农民参与，以农民为中心创造多赢局面，中联重科探索出的这条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很多农民不用出远门就过上了小康生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大步前进。永业集团将发展农业视为最大的社会责任，将带动广大农民致富作为企业的重要目标，通过在全国建立的35000多个永业科技服务站，从一家生产肥料的小型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服务农民的系统产业集群，从赚农民的钱到服务农民帮农民赚钱，依托科技服务站卖产品送服务，用科技服务给越来越多的农民提供致富解决方案，自然赢得了期盼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民发自内心的信赖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应该积极培育、大力支持更多企业像中铁建工、中联重科、永业集团那样积极投身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使更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展现了社会主义最高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间的有机统一，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的根本目标和历史重任。邓小平要求我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问题还在发展，没有真正破题，应引起足够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邓小平所设想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时候，发展到共同富裕由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关键阶段。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这一光辉论断，将共同富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并揭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而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早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了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

　　（三）纠正片面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盲目市场化

　　2013年4月8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美丽中国”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醒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对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等违背科学发展观行为的警告。5月24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有力约束。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是真正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和核心内容，没有良好生态环境就无从谈起建设“美丽中国”，也无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本钱，也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最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研究，直面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出对策，切实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的能力。

　　要真正解决好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尽快、坚决纠正对“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的片面、错误理解。我们要科学、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不少中国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着其合理性，是针对当时的特殊国情而言，并且中国经济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不少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非常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将其解读为“一切以GDP增长为中心”，形成一种单纯的GDP崇拜，导致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建设被轻视、边缘化甚至被淡忘，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滑坡、信仰迷失、极端物质化等危险现象。并且，一些领导干部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幌子，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对环保工作采取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与建设项目发生冲突时就不要”的错误态度，甚至公开或私下充当污染项目、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很大破坏，也让“美丽中国”建设面临严峻考验。2013年的春天、秋天、冬天和2014年春天，雾霾污染让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全国不少地方的人们“很受伤”，再加上各地不断爆出的环境污染事件，化工厂、造纸厂、铝厂、钢厂……越来越多的工厂成为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更有一些企业被爆出让农民用污水灌溉农田、把污水注入地下……缺乏有力约束的市场经济让企业追逐利益而目无法纪、不顾社会责任的一面充分暴露，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忽视环境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严重的环境污染让越来越多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感到了切肤之痛。网友根据北京雾霾沙尘问题和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编写的一条短信“沙逼北京，猪投上海”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得到不少人共鸣，虽然其寓意“傻逼北京，猪头上海”有些刺耳，但确实反映出人们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两大问题非常不满意的严峻现实。

　　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前行，我们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又一个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局限性，才明白这么多年我们是片面理解甚至误解、歪解了邓小平的本意。因此，在全力实现中国梦的新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果断地停止对“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执行，始终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抓并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原则，做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齐头并进，让中国梦彻底远离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因此，不仅海南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全国各地都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像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所要求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或人民健康为代价发展经济，必须坚决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以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不少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提倡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似乎一次分配可以不讲公平，二次分配可以不讲效率。正是深刻认识到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也告诉我们，效率源于公平，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必须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公平不仅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而且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是贯穿经济发展过程的主线，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最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调整收入的二次分配十分必要，但仅靠二次分配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还应特别注重调整初次分配，尽快做到在初次分配中就能实现公平，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因此，我们要警惕盲目市场化、私有化等错误思潮的误导，坚决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注重公平。

　　作为一种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扩张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等的普遍性，积极鼓吹经济资源私有化、经济活动自由化、经济调节市场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干预最小化、全球经济资本化，极力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从本质上看，宣扬市场至上、高度私有化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更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的思想理论影响下，2013年4月8日因中风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任英国首相后一直积极宣扬市场至上和高度私有化等理论，成为一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崇拜者和大力推行者，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倡导自由经营，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缩减公用事业开支、削弱工会权力等改革措施，推行了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极力要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英国的经济活力。但她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仅几乎毁掉了英国在全世界曾经非常有名的福利制度，而且被称为民主国家独裁者。并且，她在1990年推出了“人头税”计划，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使得其政策更加不得人心，最终于1990年3月31日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发生了超过10万人参加的严重骚乱，这也导致了她在1990年11月被迫辞职下台。此外，撒切尔夫人还和20世纪80年代初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一起成为推动着新自由主义风靡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鼓手”，二人合力为推动以西方为主导、市场为主导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因为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出现了社会公平遭到严重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动荡等众多问题，美国著名左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甚至以“新自由主义病”命名其造成的一大堆社会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的文章，称撒切尔夫人1986年放宽了金融管制，虽然推动了伦敦从此作为金融中心而开始崛起，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也应归咎于那次伦敦的金融大变革。英国《卫报》更是刊文称：“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他们所释放的自由。”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当天，不少英国左翼民众专门举行庆祝派对，一些因当初她压制工会而憎恶她的矿工甚至欢呼这是“伟大的一天”。这不仅发人深思，而且催人警醒！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巩固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不能保障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这种领导权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一种“公平分配”，尽管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比重大小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公平最大化、剥削等不公平因素最小化的强大制度约束力，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所在。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当然更谈不上共同富裕。

　　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二十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尤其是认真、深入总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犯过的错误、所走过的弯路、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对当前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盲目市场化和私有化等问题及其根源要有深刻认识，看到盲目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巨大危害。一定要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依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进一步提高广大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进制度和法治的笼子里，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能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弊端，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一定要弄清楚市场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对市场化不划底线、不设高压线，必然后患无穷！必须彻底摆脱对市场化的盲信、盲从甚至迷信，绝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盲目讲市场化。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应专门部署对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排查，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相关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并对其中的典型案例严厉查处、通报全国，借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工人权益保护机制。此外，深入剖析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困难，有针对性地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多次警醒全党要警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邓小平更是一次次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令人遗憾、发人深思和催人警醒的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不仅没有在苏东剧变后停止，而且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后越来越猛烈，成效也越来越得到凸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近些年来不仅再度泛滥，而且呈现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越来越巨大的趋势。而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互呼应，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使得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应该以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研究，才能有效增强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能力。

　　（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虽然杜勒斯最初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但毛泽东却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巨大危害性并一直关注和思考。而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发生，使他更深感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之大。1958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13期《参考资料》上编发了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全文，毛泽东专门就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将这份材料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希望能引起广大领导干部的警惕和思考。在新华社同年12月28日播发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供的一份证词中指出：“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毛泽东剖析了杜勒斯的证词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使用腐蚀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得以复辟，而达到使用战争的办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964年1月12日，他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他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并高度警惕，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和此有着密切关系。

　　邓小平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一直有着深刻认识和比较高的警惕性，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他更深刻意识到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性。1989年9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同年11月，他再次强调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比作“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醒，也引起了全党的警惕。而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警示全党：“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今天看来，他的这种担心不仅很深刻、很重要，而且是很有远见性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所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曾在1953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总量可以达到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了一封给布尔加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到这里来，费用由我们来支付，并且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的国家。”对于为何如此“大方”的目的，他也毫不隐瞒：“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一代。”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就是美国争取的这一代人的代表。1989年9月，当时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美，美国政府竟然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这样的极高规格来接待他，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都专门会见了他。而叶利钦更是在访美期间大肆攻击、诋毁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大力赞颂资本主义是那么“繁荣向上”。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1995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谈到苏联解体时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1998年夏，他再次指出，同中国交往的一个最大好处是给美国提供了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督促中国的领导改变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也认为，市场化与民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要鼓励、引导中国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就必然会导致中国出现支持西式民主的力量。可见，美国一直在绞尽脑汁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一切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警醒。

　　江泽民、胡锦涛也对和平演变问题有着高度警惕。1989年12月，江泽民就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1991年4月，他又指出，腐败现象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着密切关系，并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

　　而苏联解体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到了中国，再加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全球化、市场化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等领域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网络在20世纪末、特别是在21世纪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最主要的战场之一，我们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求全党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旗帜鲜明地反和平演变，表明了他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的高度警惕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更是鲜明指出：“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就是提醒全党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巨大危险，并且把和平演变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现实危险并列在一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胡锦涛对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也早有体会并且态度鲜明。1989年，刚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就指出，这是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有计划、有组织和有预谋的活动，实质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在一系列讲话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2004年9月，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2007年，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表明他在思考如何才能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而这一点对做好反和平演变斗争非常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有助于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而且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向全世界宣扬中华文明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央态度比较鲜明，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却对反和平演变斗争不够重视甚至非常轻视、漠视。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工作中很少提反和平演变斗争，自己头脑中也缺少这根弦。因此，我们要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并深刻意识到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冲击下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极端复杂性、艰巨性，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力、有利、有效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首先，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海外留学生、工作人员等海外人员的和平演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留学，不少人完成学业后留在了国外或者到外企工作，容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对象。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正确引导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思想动态，要严防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双边或者多边文化、教育、学术等交流中对中国派出的人员进行和平演变。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得知中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美国时，立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国一位极右翼的参议员甚至公开宣称：“我们的做法有着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这是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的。”富布赖特项目就是美国为了对外传播美国价值观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专门设立的，主要是通过把专家、学者等人员派遣到他国去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帮助”工作，使其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使者。早在1947年11月，美国就与中国签署富布赖特协议。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美国就主动提出要在华恢复实施富布赖特项目。根据富布赖特计划，美国不惜花费巨资，派了很多教授来到中国，分布到了中国很多重点高校。并且，从1983年开始，当时的美国新闻署也每年花钱派20名左右的学者到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等单位巡回讲学。美国认为，这种投入是非常值得的，美国应该向正在成长的中国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并强调绝对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重要意义。1989年5月9日，美国的某政府机构就致电美驻华使馆称，从当前的中国形势看来，我们派到中国的教授们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以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通过富布赖特项目来到中国的美国教授把他们带来的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大学师生中间广泛传播，并声称要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现代派新人，甚至扬言要在几年最多几十年之内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985年11月开始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感慨地说：“来中国的‘富布赖特’学者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任期结束离开中国以后，其影响将永远地留在中国。”事实上，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发生，和这些“富布赖特”学者们以及美国新闻署派到中国巡回讲学的学者们在中国的“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们要对参与文化、教育、学术等中外交流的人员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并采取灵活、隐蔽的方式对这些交流活动进行全程监管，将和平演变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渗透、收买、控制中国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官方学者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代理人，美国一直在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渗透、收买中国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官方学者，重点是以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我国各省区市、某些部委办局的研究所、研究室等智囊机构的一些负责人、骨干科研人员以及一些学者型官员作为重点拉拢、演变对象，通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形式资助科研项目，利用以所谓“国际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其访美、出资邀请其参加一些由美方控制的进修项目、出资邀请其参加国际论坛或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渗透、拉拢，最终达到和平演变、控制利用的目的。他们不仅通过这些人打探、窃取中国的情报，而且还通过这些人的地位、思想和影响力等千方百计对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层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企图使中国在政策制定、经济发展、人才选拔等多方面按照这些人在美国影响下制定的所谓“路线图”进行，为全面西化、分化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领导干部、学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反渗透能力，能够自觉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同时，要积极对西方可能采取的渗透、收买手段、方法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最后，我们要努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对青少年一代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和演变。为达到西化、分化中国之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制定了有名的《十条诫令》，主要内容是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中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鼓励其藐视、鄙视乃至进一步公开反对其原来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等思想教育，并通过各种手段创造他们接触、向往、沉迷色情的机会；通过电影、电视、书刊、无线电波和新式的网络、宗教传播等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中国青少年向往美国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方式；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国青少年的注意力从原来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吸引开来，努力使其精力集中在体育表演、游戏、享乐、色情书刊、犯罪性的电影和宗教迷信等方面；故意制造一些事端，引导中国人公开讨论、公开批判官员的腐败、制度的不民主等话题，从而使他们潜意识中不知不觉被种下分裂的种子；不断通过制造新闻、谣言以及编造历史等手段丑化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和已故领袖，并利用中国官员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本身和他们的政党、制度等等。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性犯罪、暴力犯罪、毒品犯罪、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污腐败、民族矛盾、邪教渗透等众多问题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进行渗透、和平演变的“巨大成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应该采取科学、有力、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禁止西方的色情、暴力、奢靡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大力打造富有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号召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来吸引青少年和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样才能使其真正彻底远离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

　　（二）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引领道路，积极、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树立旗帜、引领方向，也是事关新时期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警示我们要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同样如此。我们要是非分明、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少领导干部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明显存在着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楚的现象，这也是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杂音、噪音不断甚至西方错误思潮一度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常常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毛泽东当年把不问方向、不问路线的人比作“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虽然面朝东方蓬莱，但路走错了，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曾有人问邓小平，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短短三个字，道出了旗帜、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因此，习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大潮冲击下，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得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甚至暗流涌动，也注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面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坚决抵御，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不仅是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国内一些错误思潮也时有出现，并且同样危害巨大。有的宣扬“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军队国家化等西方错误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企图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我们党的领袖和历史；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错误思潮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甚至明知故犯、为虎作伥；有的还专门针对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甚至为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舞台、阵地；有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面对错误思潮不敢表明态度……这也警示我们，如果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积极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如果面对有人宣扬错误思潮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不能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击和抵御，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就丧失了作为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资格。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力度、强度、广度，一些错误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侵蚀危害性巨大，党的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面对西方错误思潮的暧昧、放任甚至间接、直接的支持态度，再加上党的一些高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学者认可甚至大肆宣扬这些错误思潮，不仅会导致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困惑甚至混乱，而且可能导致了国家政策乃至决策被误导，并引发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权钱交易、贪腐横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不少问题，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当年所批判的怪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③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甚至东西摇摆、左右迎合，一定要立场坚定、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主动发声，明确反对、勇敢揭露、有力回击一切错误思潮，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坚决抵御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敢于碰硬、敢于批评、做得正确的同志，各级党委首先要支持，而且要公开支持。我们讲立场坚定、保持一致，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再加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以及国内市场经济出现的个别负面效应、西方错误思潮的噪音杂音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意识形态工作坚强有力，人们才会彻底明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前进，才会真正焕发出攻坚克难的精神伟力和创造活力，才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人团结到一起。

　　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讲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有些地方意识形态工作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求团结，在多样中谋共识。要不断坚定我们的价值自信、民族自信，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高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的旗帜去全面深化改革。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但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经济、教育、科技、政法以及其他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各部门，要加强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自觉支持宣传思想战线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也不该做旁观者，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从而形成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面对错误思潮兴风作浪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必须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打响、打胜一场对错误思潮的反击战，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错误思潮，对那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以身作则，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敢于、善于同一切错误言行进行坚决地斗争，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同时，我们应该在适当时机，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原则，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入、深刻总结，既要充分看到我们的伟大成就和经验，也不回避问题和失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沿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国际问题研究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

　　观察问题有没有国际视野，考虑问题有没有国际理念，研究问题讲不讲国际主义，判断问题讲不讲国际意识，是对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大兴学习之风、增强工作本领的客观需要，更是抵制和平演变、保障国家安全的时代呼唤。因此，要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站在时代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拓宽全球视野来科学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分析当前的挑战、机遇与任务，是我们党领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仍然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判断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的前进方向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全部战略、策略如何确立和制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兴废存亡等关键问题。如果否定了我们对时代的这个基本判断，就意味着现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立足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相当于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历史必要性。正因为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才作出判断：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仍是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创新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并且，从总的形势来看，首先在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西方强国都有所复兴，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而为了转嫁危机甚至借机扩张势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加紧进行着新一轮瓜分世界特别是资源的争夺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将变得更加深刻、错综复杂，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会尖锐和激化，世界的动荡将可能进一步加剧。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绝不会改变，中华民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也绝不能改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绝不允许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它们现在千方百计对俄罗斯的遏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努力来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第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抓手建立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有效、长期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下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研究和办事机构，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和研究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安全发展战略问题，制定国家安全的相关政策、对策等。第二，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有时候存在的外交问题严重影响甚至统领国内问题的不正常现象。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心，统筹党政机关的研究部门，对接和紧密联系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安全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相关部委、单位，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统筹安排，让外交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服务。第三，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深刻认识到当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做好长期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第四，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实行国际主义是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应尽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二十四条明确指出：“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国际主义讲的比较少，导致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仅仅强调“韬光养晦”而忘记“有所作为”。因此，应该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团结和凝聚更多、更强大的同情、认可、支持和帮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再加上国内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凸显、资产经济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工作做得最早、成就最多、影响最大的，并且至今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引领者。

　　早在苏联解体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不少学者开始从苏联发生的变化中分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建议、理论。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并团结了国内外不少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学者。到了1994年1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重要批示：在党校、中宣部、社科院组织一些人跟踪研究这一类的问题。中国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韬光养晦，但也不能放弃对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的研究。根据江泽民批示精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并牵头，有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编译局、国家教委、新华社和中央党校等单位参加，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长期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跟踪研究，希望通过中国学者的客观探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给出更明确的答案。随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一些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时代背景下，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所做的大量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0年4月29日，为了进一步做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工作，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席顾问李铁映的建议，在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担任中心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就确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以及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等，跟踪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情况，研究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经验和问题、对策等，并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动向、新思潮、新问题和提出新建议、新对策、新理论。经过多年的努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不仅出版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前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每年一本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以及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之一：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之二：“颜色革命”警示录》、《居安思危之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等众多研究成果，举办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研讨会、“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座谈会等众多研讨活动，而且编辑出版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系列研究刊物，给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很好地参考和借鉴，也向全世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还有生命力吗”、“社会主义将走向何处”等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力量的中心。

　　除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也纷纷加大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力度，其推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一起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了解世界、判断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已经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我们要弄清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和平演变的外部因素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部因素的结合，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步步带领苏联走上了亡党亡国的歧途。无论是在什么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永远是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注重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但绝不能看美国脸色做事，更不能以美国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判断标准，而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敢于、勇于、善于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紧绷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这根弦，把国内国际这两大斗争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所指出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我们今天一定要继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那些不敢、不愿甚至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干部要坚决不提拔、不重用甚至不使用，顽固不化甚至出卖党和国家利益的要严肃查处。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当前依然存在，而且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会继续存在，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准备。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很多言行就是为了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和平演变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最终引导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邪路。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是党外斗争也是党内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要充分认清境内外以及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言论、思潮的反党、反社会正义的本质，不仅要不为其所误导，而且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旗帜、方向、道路问题上坚定不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作出最鲜明、最正确、最直接、最深刻的回答，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如此，才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认识、理解和认同，牢记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敢于同国内一切敌对势力作坚决地斗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条正确道路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