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多次警醒全党要警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邓小平更是一次次强调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令人遗憾、发人深思和催人警醒的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不仅没有在苏东剧变后停止，而且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后越来越猛烈，成效也越来越得到凸显；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近些年来不仅再度泛滥，而且呈现出问题越来越严重、危害越来越巨大的趋势。而国外的和平演变攻势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相互呼应，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变得空前复杂，使得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我们应该以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研究，才能有效增强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能力。

　　（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虽然杜勒斯最初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但毛泽东却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巨大危害性并一直关注和思考。而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发生，使他更深感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之大。1958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第2513期《参考资料》上编发了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全文，毛泽东专门就此作了批示，并指示将这份材料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希望能引起广大领导干部的警惕和思考。在新华社同年12月28日播发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供的一份证词中指出：“我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毛泽东剖析了杜勒斯的证词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使用腐蚀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得以复辟，而达到使用战争的办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964年1月12日，他在题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他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和平演变策略并高度警惕，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和此有着密切关系。

　　邓小平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一直有着深刻认识和比较高的警惕性，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他更深刻意识到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性。1989年9月，他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同年11月，他再次强调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比作“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醒，也引起了全党的警惕。而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警示全党：“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今天看来，他的这种担心不仅很深刻、很重要，而且是很有远见性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所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曾在1953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总量可以达到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了一封给布尔加宁（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到这里来，费用由我们来支付，并且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的国家。”对于为何如此“大方”的目的，他也毫不隐瞒：“一批新人有朝一日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这一代。”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就是美国争取的这一代人的代表。1989年9月，当时仅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美，美国政府竟然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这样的极高规格来接待他，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都专门会见了他。而叶利钦更是在访美期间大肆攻击、诋毁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大力赞颂资本主义是那么“繁荣向上”。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1995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谈到苏联解体时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1998年夏，他再次指出，同中国交往的一个最大好处是给美国提供了在公开以及私下场合督促中国的领导改变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也认为，市场化与民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要鼓励、引导中国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就必然会导致中国出现支持西式民主的力量。可见，美国一直在绞尽脑汁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一切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警醒。

　　江泽民、胡锦涛也对和平演变问题有着高度警惕。1989年12月，江泽民就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1991年4月，他又指出，腐败现象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着密切关系，并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

　　而苏联解体则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到了中国，再加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全球化、市场化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等领域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随着网络在20世纪末、特别是在21世纪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最主要的战场之一，我们的反和平演变斗争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求全党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旗帜鲜明地反和平演变，表明了他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的高度警惕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更是鲜明指出：“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构成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就是提醒全党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巨大危险，并且把和平演变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大现实危险并列在一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胡锦涛对和平演变的巨大危害也早有体会并且态度鲜明。1989年，刚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就指出，这是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有计划、有组织和有预谋的活动，实质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在一系列讲话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2004年9月，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2007年，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表明他在思考如何才能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而这一点对做好反和平演变斗争非常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有助于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而且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向全世界宣扬中华文明和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央态度比较鲜明，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却对反和平演变斗争不够重视甚至非常轻视、漠视。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工作中很少提反和平演变斗争，自己头脑中也缺少这根弦。因此，我们要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并深刻意识到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冲击下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极端复杂性、艰巨性，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有力、有利、有效的措施加以积极应对。首先，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海外留学生、工作人员等海外人员的和平演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国外留学，不少人完成学业后留在了国外或者到外企工作，容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对象。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正确引导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思想动态，要严防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双边或者多边文化、教育、学术等交流中对中国派出的人员进行和平演变。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得知中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美国时，立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国一位极右翼的参议员甚至公开宣称：“我们的做法有着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这是作为美国的立国之本的。”富布赖特项目就是美国为了对外传播美国价值观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专门设立的，主要是通过把专家、学者等人员派遣到他国去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帮助”工作，使其成为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使者。早在1947年11月，美国就与中国签署富布赖特协议。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美国就主动提出要在华恢复实施富布赖特项目。根据富布赖特计划，美国不惜花费巨资，派了很多教授来到中国，分布到了中国很多重点高校。并且，从1983年开始，当时的美国新闻署也每年花钱派20名左右的学者到中国大学、科研院所等单位巡回讲学。美国认为，这种投入是非常值得的，美国应该向正在成长的中国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并强调绝对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重要意义。1989年5月9日，美国的某政府机构就致电美驻华使馆称，从当前的中国形势看来，我们派到中国的教授们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以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这些通过富布赖特项目来到中国的美国教授把他们带来的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大学师生中间广泛传播，并声称要把中国的大学生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现代派新人，甚至扬言要在几年最多几十年之内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985年11月开始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感慨地说：“来中国的‘富布赖特’学者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任期结束离开中国以后，其影响将永远地留在中国。”事实上，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发生，和这些“富布赖特”学者们以及美国新闻署派到中国巡回讲学的学者们在中国的“辛勤劳动”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们要对参与文化、教育、学术等中外交流的人员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并采取灵活、隐蔽的方式对这些交流活动进行全程监管，将和平演变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渗透、收买、控制中国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官方学者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培养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代理人，美国一直在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渗透、收买中国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官方学者，重点是以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我国各省区市、某些部委办局的研究所、研究室等智囊机构的一些负责人、骨干科研人员以及一些学者型官员作为重点拉拢、演变对象，通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形式资助科研项目，利用以所谓“国际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其访美、出资邀请其参加一些由美方控制的进修项目、出资邀请其参加国际论坛或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进行渗透、拉拢，最终达到和平演变、控制利用的目的。他们不仅通过这些人打探、窃取中国的情报，而且还通过这些人的地位、思想和影响力等千方百计对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层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企图使中国在政策制定、经济发展、人才选拔等多方面按照这些人在美国影响下制定的所谓“路线图”进行，为全面西化、分化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领导干部、学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反渗透能力，能够自觉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同时，要积极对西方可能采取的渗透、收买手段、方法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最后，我们要努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西方对青少年一代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和演变。为达到西化、分化中国之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制定了有名的《十条诫令》，主要内容是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中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鼓励其藐视、鄙视乃至进一步公开反对其原来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等思想教育，并通过各种手段创造他们接触、向往、沉迷色情的机会；通过电影、电视、书刊、无线电波和新式的网络、宗教传播等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中国青少年向往美国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方式；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国青少年的注意力从原来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吸引开来，努力使其精力集中在体育表演、游戏、享乐、色情书刊、犯罪性的电影和宗教迷信等方面；故意制造一些事端，引导中国人公开讨论、公开批判官员的腐败、制度的不民主等话题，从而使他们潜意识中不知不觉被种下分裂的种子；不断通过制造新闻、谣言以及编造历史等手段丑化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和已故领袖，并利用中国官员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本身和他们的政党、制度等等。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性犯罪、暴力犯罪、毒品犯罪、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贪污腐败、民族矛盾、邪教渗透等众多问题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进行渗透、和平演变的“巨大成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应该采取科学、有力、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禁止西方的色情、暴力、奢靡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大力打造富有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号召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来吸引青少年和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样才能使其真正彻底远离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

　　（二）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引领道路，积极、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树立旗帜、引领方向，也是事关新时期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成败的关键性问题。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是警示我们要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同样如此。我们要是非分明、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少领导干部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明显存在着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楚的现象，这也是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杂音、噪音不断甚至西方错误思潮一度泛滥的重要原因。我们常常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但这绝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毛泽东当年把不问方向、不问路线的人比作“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虽然面朝东方蓬莱，但路走错了，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曾有人问邓小平，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短短三个字，道出了旗帜、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因此，习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大潮冲击下，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使得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甚至暗流涌动，也注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面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坚决抵御，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不仅是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国内一些错误思潮也时有出现，并且同样危害巨大。有的宣扬“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军队国家化等西方错误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企图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我们党的领袖和历史；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错误思潮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甚至明知故犯、为虎作伥；有的还专门针对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甚至为错误思潮的传播提供舞台、阵地；有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面对错误思潮不敢表明态度……这也警示我们，如果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积极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如果在坚持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如果面对有人宣扬错误思潮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不能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击和抵御，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就丧失了作为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资格。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力度、强度、广度，一些错误思潮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侵蚀危害性巨大，党的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面对西方错误思潮的暧昧、放任甚至间接、直接的支持态度，再加上党的一些高级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学者认可甚至大肆宣扬这些错误思潮，不仅会导致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思想困惑甚至混乱，而且可能导致了国家政策乃至决策被误导，并引发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权钱交易、贪腐横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不少问题，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当年所批判的怪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③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甚至东西摇摆、左右迎合，一定要立场坚定、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主动发声，明确反对、勇敢揭露、有力回击一切错误思潮，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坚决抵御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敢于碰硬、敢于批评、做得正确的同志，各级党委首先要支持，而且要公开支持。我们讲立场坚定、保持一致，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再加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以及国内市场经济出现的个别负面效应、西方错误思潮的噪音杂音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意识形态工作坚强有力，人们才会彻底明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前进，才会真正焕发出攻坚克难的精神伟力和创造活力，才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人团结到一起。

　　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讲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有些地方意识形态工作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做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求团结，在多样中谋共识。要不断坚定我们的价值自信、民族自信，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高举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的旗帜去全面深化改革。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但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意识形态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经济、教育、科技、政法以及其他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各部门，要加强同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自觉支持宣传思想战线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也不该做旁观者，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从而形成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良好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面对错误思潮兴风作浪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必须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打响、打胜一场对错误思潮的反击战，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一切错误思潮，对那些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要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时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以身作则，教育、引领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敢于、善于同一切错误言行进行坚决地斗争，确保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同时，我们应该在适当时机，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原则，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入、深刻总结，既要充分看到我们的伟大成就和经验，也不回避问题和失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增强全党的团结，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价值自信，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沿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国际问题研究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

　　观察问题有没有国际视野，考虑问题有没有国际理念，研究问题讲不讲国际主义，判断问题讲不讲国际意识，是对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大兴学习之风、增强工作本领的客观需要，更是抵制和平演变、保障国家安全的时代呼唤。因此，要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等国际问题的研究，站在时代高度、运用辩证思维、拓宽全球视野来科学判断我们所处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准确分析当前的挑战、机遇与任务，是我们党领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仍然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这一判断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的前进方向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全部战略、策略如何确立和制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兴废存亡等关键问题。如果否定了我们对时代的这个基本判断，就意味着现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立足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相当于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历史必要性。正因为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才作出判断：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仍是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创新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并且，从总的形势来看，首先在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西方强国都有所复兴，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西强我弱”的态势在短时期内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而为了转嫁危机甚至借机扩张势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加紧进行着新一轮瓜分世界特别是资源的争夺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都将变得更加深刻、错综复杂，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些地区会尖锐和激化，世界的动荡将可能进一步加剧。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绝不会改变，中华民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也绝不能改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绝不允许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它们现在千方百计对俄罗斯的遏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努力来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第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抓手建立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有效、长期机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下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研究和办事机构，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和研究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安全发展战略问题，制定国家安全的相关政策、对策等。第二，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有时候存在的外交问题严重影响甚至统领国内问题的不正常现象。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心，统筹党政机关的研究部门，对接和紧密联系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安全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相关部委、单位，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统筹安排，让外交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服务。第三，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深刻认识到当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做好长期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思想、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第四，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实行国际主义是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应尽义务。我国现行《宪法》第二十四条明确指出：“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但由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国际主义讲的比较少，导致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仅仅强调“韬光养晦”而忘记“有所作为”。因此，应该重新倡导和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团结和凝聚更多、更强大的同情、认可、支持和帮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分化和大调整之中，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态势和新问题，再加上国内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凸显、资产经济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等带来的冲击，给我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课题、新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应对。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工作做得最早、成就最多、影响最大的，并且至今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引领者。

　　早在苏联解体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不少学者开始从苏联发生的变化中分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建议、理论。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并团结了国内外不少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学者。到了1994年1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重要批示：在党校、中宣部、社科院组织一些人跟踪研究这一类的问题。中国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韬光养晦，但也不能放弃对社会主义这个大主题的研究。根据江泽民批示精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并牵头，有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编译局、国家教委、新华社和中央党校等单位参加，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长期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跟踪研究，希望通过中国学者的客观探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给出更明确的答案。随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一些人理想信念发生动摇的时代背景下，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所做的大量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0年4月29日，为了进一步做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工作，根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席顾问李铁映的建议，在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协调组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担任中心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就确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教训以及原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等，跟踪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情况，研究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经验和问题、对策等，并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动向、新思潮、新问题和提出新建议、新对策、新理论。经过多年的努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不仅出版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前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每年一本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以及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之一：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之二：“颜色革命”警示录》、《居安思危之三：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等众多研究成果，举办了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新动态研讨会、“建立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座谈会等众多研讨活动，而且编辑出版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系列研究刊物，给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很好地参考和借鉴，也向全世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还有生命力吗”、“社会主义将走向何处”等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力量的中心。

　　除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也纷纷加大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力度，其推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一起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了解世界、判断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斗争已经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我们要弄清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和平演变的外部因素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部因素的结合，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步步带领苏联走上了亡党亡国的歧途。无论是在什么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永远是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注重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但绝不能看美国脸色做事，更不能以美国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判断标准，而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敢于、勇于、善于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因此，今天我们更要紧绷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这根弦，把国内国际这两大斗争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所指出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我们今天一定要继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以此作为判断一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那些不敢、不愿甚至反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干部要坚决不提拔、不重用甚至不使用，顽固不化甚至出卖党和国家利益的要严肃查处。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当前依然存在，而且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会继续存在，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充分准备。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很多言行就是为了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和平演变相互呼应、相互配合，最终引导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邪路。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仅是党外斗争也是党内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要充分认清境内外以及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去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言论、思潮的反党、反社会正义的本质，不仅要不为其所误导，而且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旗帜、方向、道路问题上坚定不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作出最鲜明、最正确、最直接、最深刻的回答，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如此，才能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认识、理解和认同，牢记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敢于同国内一切敌对势力作坚决地斗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条正确道路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