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三、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曾经有较长一个时期，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如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被不少人淡忘了。虽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一些地方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实践经验，但近年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泛滥，不仅有人大肆宣扬“彻底私有化”等错误论调，也有人盲信、迷信市场化，而且竟然有人提出“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谬论，在经济、政治指导思想上都引起极大混乱，也引发了一些人对我们能否坚持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担忧。因此，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确保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重要保证。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九十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

　　自从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产生后，人类社会便出现了贫富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压迫现象，消除贫富差别、过共同富裕的“等贵贱，均贫富”的生活，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和劳苦大众坚持不懈的朴素思想和追求目标。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开了中国历史追求“均贫富”斗争的序幕，尤其是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对贫苦农民所说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更为后世所传颂，再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了贫苦群众想象中的共同富裕社会，“均贫富”成为所有农民起义的追求，就连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设计也都能看到一种明显的共同富裕理念。而从1921年建党以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九十多年来就始终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而不懈奋斗，一直把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自己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

　　中国共产党创始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再加上他们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一种共同富裕社会，追求建立没有剥削的共同富社会裕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原则进行设想，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通过“极公平的分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了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等，其中“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都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思想，也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从土地革命开始，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湖南炎陵县中村“插牌分田”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次土地改革，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打土豪，分田地”使得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中同样包含共同富裕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国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专门几次谈到要建设共同富裕、实现前人“大同社会”的理想。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从1949年到1956年，党通过两次性质不同却紧密衔接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消灭了因剥削制度带来的阶级间的贫富悬殊，使得贫富差距演变的趋势由扩大转向缩小，差距程度由悬殊转向平均。其中1949年到1952年的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带来的贫富悬殊，而1953年到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使城乡贫富关系发生了全面的、重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1955年10月，毛泽东先是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紧接着不久，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

　　在一步步探索中，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设计的到达共同富裕的路径基本形成，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在他看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1957年到1978年，虽然其间有不少波折，但在提高公有化程度和缩小收入差距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正确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创新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他不仅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现实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等理论和政策。而且还多次公开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巨大动力。只有坚持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更衷心地热爱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1986年3月，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986年6月，他又再次强调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他由此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为核心的崭新社会主义观，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由此可以看出，强调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们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石，也体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989年6月，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前后，国内外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依然继续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在1989年6月，他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了一项政策，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在各种思潮纷争的关键时刻，再次宣示了一定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将共同富裕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同时强调要“消除两极分化”。这些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提到了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同样提出了要“防止两极分化”，表明了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不管公平与效率的表述如何变化，共同富裕始终是江泽民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也应当实现资本主义难以达到的社会公正。从根本上说，高效率、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不仅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而且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始终强调、一直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体现出江泽民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对邓小平思想的继承，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样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08年12月，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尤其是2011年7月，他在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个庄严承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理想的坚持，全体共产党人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这个承诺。由习近平担任起草小组组长、李克强和刘云山任副组长完成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要求，这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也增强了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使更多人认识到，人民群众也只有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在充分享受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时，才会充分体会到自己主体地位被尊重，才会触摸和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更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八个必须坚持”就像指路明灯，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坚信：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走好共同富裕道路，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一定更加光明。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向全世界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从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到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江泽民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到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再到习近平如今“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庄严承诺，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不难发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多年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的历史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人民作出的、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继续长期坚持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敢于直面问题、努力解决问题的体现。正如韩国《朝鲜日报》所指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和“反腐败”，预示着这将是他在任期开始重点解决的国内问题，即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过缩减贫富、城乡和地区差距解决农村问题和扩大社会福利等，实现“发展”和“分配”两手抓。

　　2012年12月29日、3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而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李克强在2012年岁末不约而同地关注共同富裕问题，再加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关注共同富裕问题，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将以更大力度致力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尽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莫大鼓舞。越来越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仅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执政党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在政策上作出调整和倾斜。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坚定不移走好共同富裕道路，使得科学发展产生的巨大利益增量，改革开放带来的众多发展成果被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所共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共同富裕是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创造性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的光辉论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却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也成为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爆发的根源。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地、很好地加以解决，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提出严峻挑战，而共同富裕则是一把解决好诸多社会问题的金钥匙，也是从源头上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治本之策。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将共同富裕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升华，并努力通过现实论证使其由空想走向科学，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写道：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恩格斯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些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根本要求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种思考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1985年3月就提出：“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9月，他再次强调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在不断有人鼓吹私有化、否定共同富裕的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绝对不能走全盘西化、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言论和疑惑，邓小平进一步深化认识并最终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光辉论断。1990年12月，他在同江泽民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以精练的语言创造性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人们观念复杂多变的今天，这一光辉论断对于澄清错误认识、统一人们思想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述，实质上由浅入深包含了三个关联的层次，第一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创造充裕的物质条件。离开了这一生产力基础，“共同富裕”只能成为“空中楼阁”。第二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程中所应坚持的宏观调控原则，也是基本途径，是通往社会主义性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偏离了这一途径，即使生产力上去了，最后归宿也必定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第三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高目标，也是上述两个层次的最终归宿。这三个层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统一体。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三个层次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坚决消除两极分化。并且，共同富裕理论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它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其他剥削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是不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开阔的眼界和崇高的共产主义追求。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要求以此指导行动。1995年9月，他指出：“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并且，他还批评了社会上一些人放弃共同富裕思想的错误言行，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贫富两极分化近年来已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引发其他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稳定、党的执政基础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这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强烈关注和担忧。而在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不断演变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先富带动后富”的保证措施和常规机制，甚至出现了“先富恃强凌弱”等现象。再加上部分富有者无所事事、骄奢淫逸且“为富不仁”甚至“为富不人”，这和部分穷苦者四处奔波却失业流离、生活艰难形成鲜明对比，使部分人民群众心理失衡甚至仇视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还引发报复社会恶性案件连发、突发性事件多发、群体性事件不断等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拦路虎。

　　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走向共同富裕路径的设计上有区别，但他们都认为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对立面。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965年5月25日，在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大声问：“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十年间两次旗帜鲜明地指出两极分化的巨大危害，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忧虑。邓小平也早在1985年3月就提醒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少数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区别，而共同富裕就是解决好两极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而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是关键，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广大领导干部要积极引导、支持企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中铁建工集团主动为失去土地的藏族同胞在拉萨火车站工地义务举办了建筑技能培训班，涉及瓦工、油工、电工、管道工等多个工种，柳梧村33名藏族同胞参加了320多个课时的培训。在32标段工程施工过程中，中铁建工集团先后使用藏族民工一万余人次，发放工费共计6771万元，长期租用当地藏胞机械百余台，支付租赁费3230万元，使许多藏胞由此摆脱了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中国吊车第一镇——湖南常德鼎城区灌溪镇，中联重科工业园建成投产后，不仅让1600多名当地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成为收入可观的一线工人，而且带动全镇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不仅是在灌溪镇，中联重科在益阳沅江市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人数超过3000人，在常德汉寿县有12000人主要从业于中联重科及其相关配套企业和新增的服务业。政府主导、企业配合、农民参与，以农民为中心创造多赢局面，中联重科探索出的这条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很多农民不用出远门就过上了小康生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大步前进。永业集团将发展农业视为最大的社会责任，将带动广大农民致富作为企业的重要目标，通过在全国建立的35000多个永业科技服务站，从一家生产肥料的小型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服务农民的系统产业集群，从赚农民的钱到服务农民帮农民赚钱，依托科技服务站卖产品送服务，用科技服务给越来越多的农民提供致富解决方案，自然赢得了期盼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民发自内心的信赖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应该积极培育、大力支持更多企业像中铁建工、中联重科、永业集团那样积极投身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使更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展现了社会主义最高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间的有机统一，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的根本目标和历史重任。邓小平要求我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问题还在发展，没有真正破题，应引起足够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邓小平所设想的“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时候，发展到共同富裕由理想向现实转化的关键阶段。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这一光辉论断，将共同富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并揭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而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早日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提供了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

　　（三）纠正片面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盲目市场化

　　2013年4月8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美丽中国”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醒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对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等违背科学发展观行为的警告。5月24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有力约束。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是真正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和核心内容，没有良好生态环境就无从谈起建设“美丽中国”，也无法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不仅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本钱，也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最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研究，直面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找出对策，切实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的能力。

　　要真正解决好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尽快、坚决纠正对“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思想的片面、错误理解。我们要科学、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不少中国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着其合理性，是针对当时的特殊国情而言，并且中国经济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不少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非常肤浅、片面甚至错误地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将其解读为“一切以GDP增长为中心”，形成一种单纯的GDP崇拜，导致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建设被轻视、边缘化甚至被淡忘，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滑坡、信仰迷失、极端物质化等危险现象。并且，一些领导干部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幌子，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路，对环保工作采取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与建设项目发生冲突时就不要”的错误态度，甚至公开或私下充当污染项目、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很大破坏，也让“美丽中国”建设面临严峻考验。2013年的春天、秋天、冬天和2014年春天，雾霾污染让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全国不少地方的人们“很受伤”，再加上各地不断爆出的环境污染事件，化工厂、造纸厂、铝厂、钢厂……越来越多的工厂成为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更有一些企业被爆出让农民用污水灌溉农田、把污水注入地下……缺乏有力约束的市场经济让企业追逐利益而目无法纪、不顾社会责任的一面充分暴露，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忽视环境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恶果，严重的环境污染让越来越多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感到了切肤之痛。网友根据北京雾霾沙尘问题和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编写的一条短信“沙逼北京，猪投上海”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得到不少人共鸣，虽然其寓意“傻逼北京，猪头上海”有些刺耳，但确实反映出人们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两大问题非常不满意的严峻现实。

　　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前行，我们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又一个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局限性，才明白这么多年我们是片面理解甚至误解、歪解了邓小平的本意。因此，在全力实现中国梦的新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果断地停止对“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和执行，始终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齐抓并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的发展原则，做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齐头并进，让中国梦彻底远离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因此，不仅海南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全国各地都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像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所要求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或人民健康为代价发展经济，必须坚决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同时以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薄弱，不少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提倡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似乎一次分配可以不讲公平，二次分配可以不讲效率。正是深刻认识到公平正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也告诉我们，效率源于公平，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必须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公平不仅是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而且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是贯穿经济发展过程的主线，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最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调整收入的二次分配十分必要，但仅靠二次分配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还应特别注重调整初次分配，尽快做到在初次分配中就能实现公平，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因此，我们要警惕盲目市场化、私有化等错误思潮的误导，坚决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注重公平。

　　作为一种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扩张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等的普遍性，积极鼓吹经济资源私有化、经济活动自由化、经济调节市场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干预最小化、全球经济资本化，极力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从本质上看，宣扬市场至上、高度私有化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更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的思想理论影响下，2013年4月8日因中风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任英国首相后一直积极宣扬市场至上和高度私有化等理论，成为一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崇拜者和大力推行者，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倡导自由经营，实施增加利率、降低直接收入税、提高间接收入税、缩减公用事业开支、削弱工会权力等改革措施，推行了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极力要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英国的经济活力。但她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仅几乎毁掉了英国在全世界曾经非常有名的福利制度，而且被称为民主国家独裁者。并且，她在1990年推出了“人头税”计划，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使得其政策更加不得人心，最终于1990年3月31日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发生了超过10万人参加的严重骚乱，这也导致了她在1990年11月被迫辞职下台。此外，撒切尔夫人还和20世纪80年代初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一起成为推动着新自由主义风靡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鼓手”，二人合力为推动以西方为主导、市场为主导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因为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出现了社会公平遭到严重破坏、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动荡等众多问题，美国著名左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甚至以“新自由主义病”命名其造成的一大堆社会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的文章，称撒切尔夫人1986年放宽了金融管制，虽然推动了伦敦从此作为金融中心而开始崛起，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也应归咎于那次伦敦的金融大变革。英国《卫报》更是刊文称：“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他们所释放的自由。”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当天，不少英国左翼民众专门举行庆祝派对，一些因当初她压制工会而憎恶她的矿工甚至欢呼这是“伟大的一天”。这不仅发人深思，而且催人警醒！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在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也是巩固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不能保障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这种领导权就失去了经济基础。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一种“公平分配”，尽管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比重大小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公平最大化、剥削等不公平因素最小化的强大制度约束力，也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所在。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当然更谈不上共同富裕。

　　因此，我们应该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二十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尤其是认真、深入总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犯过的错误、所走过的弯路、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对当前的信仰迷失、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盲目市场化和私有化等问题及其根源要有深刻认识，看到盲目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巨大危害。一定要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依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进一步提高广大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进制度和法治的笼子里，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能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弊端，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继续前进。一定要弄清楚市场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对市场化不划底线、不设高压线，必然后患无穷！必须彻底摆脱对市场化的盲信、盲从甚至迷信，绝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盲目讲市场化。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应专门部署对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排查，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相关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并对其中的典型案例严厉查处、通报全国，借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工人权益保护机制。此外，深入剖析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困难，有针对性地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