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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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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是否具有理论兴趣,是否注重理论学习,是否重视理论建设,是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活力和前途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确实,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理学习、知识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尤其是在人们思想高度活跃、各种知识信息大爆炸、社会思潮极其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兴学习之风,坚决纠正学习方法上的几种错误倾向,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全体领导干部中间形成爱学习、会学习、勤学习的好风气,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增强纠正错误倾向、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一)警惕并纠正空洞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重要性一直非常重视,其中列宁的论述最为经典。列宁曾指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等观点是极大的错误,并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毛泽东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特别强调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并使之成为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宝贵财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理论学习中,因为教条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和怕说错话的思维作怪,出现了不少表面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甚至漠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空洞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内容空洞、苍白说教的所谓“永远正确”倾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一个顽症,并被一些深受其害的干部形象地概括为“精心准备讲废话,认认真真走形式”,对各级领导干部影响恶劣、危害很大。这种顽症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不少领导干部不学习、不研究,而是单调地重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复述中央的文件,并且很多会议的讲话都是内容重复;一些专家学者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中央文件的表述和用一些单调、枯燥的词汇来进行研究,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没有错误,却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愿看”;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一是怕吃苦,二是怕说错话,三是急功近利,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进行所谓的“再加工”,虽然可以逃过抄袭软件的检测,却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思想,更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基层干部、群众“一听政治就像催眠,一讲理论就想睡觉”,其危害可想而知。

  思想理论的“僵化”是“永远正确”倾向的另一个表现。这种理论脱离实际,以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僵化理论来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历史上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甚至有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僵化”模式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空话、套话连篇累牍,一些领导人讲话的小册子印刷了几千万册都很少有人认真去读,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使得在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和对新闻的严格管制的表面下暗流涌动。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重大教训之一,决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虽然话语权从表现上看是思想意识形态,但其本质上却是立足于鲜活的实践,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真正是增强话语权的核心。我们要坚决摒弃“永远正确”的唯心主义思想工作方法,转变为不断“向正确方向努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同时,那种认为人民群众能够自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大众的理论武装和思想领导。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必须静下心来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学习他们是如何紧密结合实践去研究问题、阐述理论、引导群众的,这样才能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解读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破解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才能够用老百姓爱听、爱看、爱读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并以此武装他们的头脑,指导他们的行动,才不会走形式、走过场、讲大话、讲空话,才能真正增强话语权,真正引领好社会思潮。如何才能做到不走形式、走过场、讲大话、讲空话?我们一方面要敢于直面问题,不怕讲错话,允许知错就改,不一棒子打死人,才能不讲空话;另一方面,上面不能只给精神,不给具体措施。说要解决问题,就要一个措施一个措施地教下面怎么做。上面不能只发指示而不指导,只是让下面自己去想办法落实。出了事,责任在下面,自己总是对的,这样不行。当年毛泽东接到下面治军的好办法的报告总是抄报全军供效仿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及时搜集、总结专家学者正确的理论创新成果及各地值得借鉴的有益探索并积极加以推广,帮助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真正学会并做到不讲大话,不讲空话。

  我们要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从前、当今和以后都是如此。毛泽东说得好:“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从中可见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的理论源泉。作为劳动人民思想武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如果停止了大众化,脱离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其生命也就停止了。同样,任何理论如果脱离了伟大实践也就没有生命。广大领导干部在学习中应该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并以不断深化、升华的理论去推动时代进步。真正的伟人都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典范。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走出书斋,主动、迅速地把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之成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明灯,最终照亮了全世界。毛泽东也是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和自己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延安整风中批评“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曾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这些话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他还尖锐指出:“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这些话不仅是衡量我们理论学习、研究成败的重要标准,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试金石、分界线。这些话不仅是讲给共产党员的,也是讲给所有的领导干部的,是我们永不过时的行动指南。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永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广大理论工作者一起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的场所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用所学的科学理论破解实践难题,创造性地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并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努力成为真正的、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警惕并纠正缺乏自信的所谓“世界影响”倾向

  当前不少地方、部门、单位虽然是越来越重视理论学习和理论队伍建设,但是有的地方、部委机关、研究机构尤其是高校,却把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衡量一篇理论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志,甚至以此作为提拔干部、评定职称、申请资助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不少研究机构、高校规定,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抵得上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几篇,即使参加为了挣钱而举办的众多国外论坛被收入所谓的论文集当中的论文也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要求正高职称参评者必须有海外学习经历,甚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没有海外的经历就不能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带头人;不少地方政府、研究机构、高校招聘人才的时候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的优先录用,没有海外的经历就很难得到录用、提拔、重用……近些年来,一味追求所谓“世界影响”的倾向在不少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甚至党政机关蔓延,并且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可能成为普遍趋势,甚至用这个标准对包括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一刀切”,而且美其名曰追求“世界影响力”!在这种“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下,不仅很多科研人员、高校教师为了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绞尽脑汁,有些直接花钱在国外期刊买版面,有的拿手中的权力或者资源做交易,还有人利用这种“机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且,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也纷纷把领导干部送到美国、新加坡等国外进行培训,请国外专家用西方的价值观、理论体系等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上课,如果不能真正批判吸收,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主动送上门让西方给我们“洗脑”。

  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所谓的思想包容就是一个不断被西化的过程。西方的理论标准被简单套用为我们的标准,理论评判标准乃至体系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话语权拱手让人,这种做法让国内学术理论期刊受到很大冲击,也让不少踏踏实实扎根中国、深入生活、服务大众的学者很受伤害。回想当年,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等曾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的科研成果都是首发在国内学术理论期刊上,也大大增强了这些期刊的影响力。但如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许多学者有科研成果都首选国外期刊发表,导致大量优质学术理论文章外流,并且这种风气已经从自然科学领域蔓延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导致我国学术期刊越来越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不少国内期刊为了和国际接轨,也放弃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把西方的那套评判标准照搬到中国来,导致中国理论研究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科研评判体系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手中的影响力的期刊轻易将我国很多高端科研成果收入囊中,也让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被西方绑架,中国的科研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面前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让西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仅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

  稍微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研究的最权威之地就是中国,“又红又专”是对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可惜的是,目前一些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却放弃了“红”这条主线,逼着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地去国外“取经”,最终目的只是成为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所谓“专”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这样做的出发点和用意何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用人导向的所谓“海外经历”倾向、一味追求所谓“世界影响”的倾向等不仅使得我们永远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且会使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误导,更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的愚蠢做法。试问,当有些理论工作者只以西方化的思维来进行科研,用这种思维研究出来的成果为国家出谋划策,并用这种思想影响、教育身边的人和更多的人,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权,又如何引领好社会思潮?如何保证中国不走邪路?

  因此,为了真正抓好理论学习,真正建立起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改革落后、错误的理论评判体系,尤其是严厉批判并果断摒弃理论评判上的“崇洋媚外”做法,坚决反对和制止那些盲信、迷信西方理论,鼓吹“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彻底私有化”等错误思潮的做法,揭露、批判其危害和险恶用心,对鼓吹这些思潮的人坚决不能使用甚至予以清除。同时,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评判标准,并在干部选拔、职称评定、课题评审以及各种评奖等现实生活中严格加以落实,引导更多理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三)警惕并纠正混淆视听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

  在当前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建立话语权的讨论和争论中,关于如何对待解放思想成为焦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前提;有的人则认为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而是要“大胆改大胆试”,不要怕办错事、走错路。我们发现,那些大力鼓吹国企私有化的人打着的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鼓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人打着的也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在课堂上、论坛上、文章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打着的还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西化、分化中国的人打着的仍是解放思想的旗号……因此,澄清社会上某些人对解放思想的错误理解和恶意诠释,警惕并纠正混淆视听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否则我们打造的就是错误的话语体系,并很可能在某些人烹制的解放思想的迷魂汤中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论述是极富创造性的,他不仅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而且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并列起来,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的精髓之一。他认为,只有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才能调动一切积极性、加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才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他也进一步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因此,邓小平理论之中的解放思想是一个有前提、有党性、高度自觉的口号,前提就是实事求是,党性就是社会主义,自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理论指引下,我们克服了很多“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破除了长期以来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僵化理解,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解放思想是我们真正搞好理论学习的需要,是成功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但需要警惕的是,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正举着“自由”的话语大棒,妄图诱使我们服从于其制定的所谓“国际标准”,加入其主导的所谓“国际社会”中去。而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摆脱一切观念约束的自由、放任状态,并且实践可以自动或自发地检验思想路线。有人甚至故意把解放思想作为一个无党性的口号,提出“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呼吁要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思想禁区”,甚至将解放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来不断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底线,甚至扬言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扫进历史的故纸堆”并彻底否定,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这种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时刻坚持把解放思想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被某些人故意忽略的重要含义。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绝不是思想的随意“排放”,更不是思想上的“排污”,而必须遵循一定的思想轨道。这个思想轨道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今天的解放思想恰恰是要全面、客观、公正地总结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得失,要认真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全力去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腐朽和落后现象死灰复燃等新问题。

  总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完整地把握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根本观点的基础上,继续地推动解放思想,这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解放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才能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建立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自强,才能真正创造性地解答好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才能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不迷失方向。无论有些人怎样去淡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就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不可改变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话语权上面都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只不过其做法更巧妙、更隐蔽罢了。并且话语权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优劣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事关中国前进道路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任何在话语权问题上一厢情愿地“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做法都是错误的,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主导地位,就不可能真正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信。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尽快设立由党的中央总书记兼任一把手的中央理论委员会或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下设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针对党和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及时加强研究,提出建议,注重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通过正确的、先进的理论引领方向、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始终统一到党的正确领导上来,不断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可度、信任度、忠诚度,不断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论自信、价值自信。

发布时间:2014年05月12日 09:06 来源:人民出版社 编辑:阮玉秀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