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福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开启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届时，中国产品、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将成为全世界的标尺。整个世界将变得十分和谐，因为中国的领导方式比美国更加精明与温和，而且中国不会称霸，仅仅将自身角色限定在担任各国的代言人。（刘明福还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帝王这一角色的益处，形容他们在弱小国家的国王面前扮演着仁善的‘兄长’角色。）”
“刘明福不赞同‘和平崛起’的提法，认为中国无法单纯依靠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维护新的国际秩序。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具有竞争性和不道德的一面，中国唯有发扬‘尚武精神’并发展足以遏制或击败对手的军事力量（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崛起（以及世界和平）才能够实现。因此，中国除了‘经济崛起’之外，还需要‘军事崛起’。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取战略优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就在这两本书出版之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危机和紧张局势，包括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印边界问题等等。这一连串事件时间上如此接近，性质也大体相同，不禁引人猜疑是否中国政府有意为之。尽管在每一起事件中，中方都称自己是受害者，但这些危机本身却在国内引发了有关中国地区与世界角色的争议，并成为了民族命运大讨论的一部分。”
“在此讨论的这两本书，包括其对所谓中国‘精英’消极态度的批判，若执政精英们决意出手干预，就不会得以出版或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话题。这是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用以影响国家政策的手段呢？它们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成年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态度吗？中国领导层对这一讨论放任自流，是否是一种心理策略，旨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国内的舆论压力，并且开始重视这一因素呢？抑或这是否仅仅说明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更多人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审核部门的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总体上对民族主义的呼声更为宽容呢？”
基辛格在《论中国》后记“历史会重演吗？”中“克劳备忘录”一节中指出：“在分析中将国际事务解读为一场旨在夺取战略优势的不可避免的争斗的，也不仅限于西方的战略家。中国‘必胜主义者’的思路与之极其相似，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新兴大国的视觉看待这一问题。而克劳代表的是维护自身传统地位的既有大国英国。第18章中讨论过的刘明福大校的《中国梦》一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都必然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是一场‘世纪对决’。此外，中美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零和游戏；最终结果不是完胜就是耻辱的失败：‘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基辛格点评《中国梦》，说作者不赞同“和平崛起”。其实，作者的本意，是不相信美国能够允许中国和平崛起。为了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必须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必须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战争遏制”。
基辛格给作者戴上了一顶“必胜主义者”的帽子，其实，作者的本意是，中美双方如果互为“敌手”，在罗马角斗场搞你死我活的“角斗比赛”，不惜热战，势必同归于尽；中美双方如果互为“对手”，在拳击比赛场搞你败我胜的“拳击比赛”，不惜冷战，势必两败俱伤；中美双方如果互为“选手”，在田径赛场上进行你追我赶的“田径比赛”，虽然会有你先我后的位置变换、会有冠军亚军的名次之分，但是双方都会刷新纪录、创新成绩。比超越别人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超越了自己，都赢得了自己。这不就是一种“双赢”吗？作者对“中美田径赛”中中国“夺冠”的前景，具有“必胜”的信念，但是并不认为美国“必败”，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并不是美国的失败，一个在比赛中创造了超越自己原来成绩记录的亚军，比一个在比赛中成绩没有新突破的冠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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