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第二讲　独辟蹊径的革命

　　新旧反动势力的惊涛骇浪，颠覆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城内打响的第一枪，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前途。另辟蹊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由此走到了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历史节点上的“第一枪”

　　大革命已经辉煌不再。在反动势力的汪洋大海中，暗礁遍布、恶浪滔天，中国革命如何走出困境？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个时期党还处在幼年，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做好各种准备，就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言：“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这和当年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遇到的致命问题如出一辙。

　　在大革命后期，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革命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已经醒悟。亡羊补牢，1927年7月，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就在汪精卫公开“分共”前夕，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了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新的中央临委成立后，迅速派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和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目的在于组织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李立三等人在19日到达九江后，发现情况有变。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分道向南昌集中，对九江、南昌等地呈包围之势。张发奎此时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在朱、程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张最终选择了前者。形势骤变，情况十分危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当即于7月20日晚在九江开会研究对策。李立三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形势：

　　“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组织中共所能掌握的军队，尽快集中南昌，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会后，李立三迅速将这个会议决定报告中央。

　　由于在大革命期间忽视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当时中共能够掌握或影响的军队相当有限。这些军队主要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北伐期间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七十五团以及第十师第三十团；还有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

　　贺龙（1896－1969年），湖南省桑植县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贺龙身经百战，最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贺龙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迫害致死。1975年获得平反。

　　中共能够指挥的这些军队，当时均已调到九江地区。然而，已经背叛革命的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发觉这些军队的“异样”，企图以邀请上庐山开会为由，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贺、叶招到庐山扣留，解除他俩的兵权。但汪的这个阴谋被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当时叶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极端保密的，他周围的人都不知晓。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省梅县。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北伐开始后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叶毅然通电反蒋，随即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1986年以89岁高龄辞世。

　　军情如火，叶冒险从庐山赶到九江，以划船赏景的由头将叶挺和贺龙约到甘棠湖烟水亭商量对策。经过短时间的磋商，最后决定：第一，不上庐山。第二，不接受张发奎调遣，立即将部队开往牛行火车站，乘火车去南昌。第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随后。王敏昭：《“八一”访贺龙将军》，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甘棠湖的这次小小的聚会，后来被称为“小划子会议”。但这个“小划子”成就了以后的“大计划”。

　　叶、贺的部队开到南昌后，得到了南昌公安局保安队和由朱德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接应。

　　朱德当时已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于1886年12月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南昌起义中，朱德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部队撤出南昌后，率领余部转至广东、湖南南部一带。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并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之首。共和国成立后，已经年过60的朱德依然精力充沛，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1976年，以90岁高龄辞世。

　　就在部队向南昌转移的同时，得到李立三报告的中央临委，已向共产国际通报此项重大变动。此时，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转引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获得共产国际的首肯，中央下定最后的决心，马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周曾是五四运动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以后又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6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回到武汉。

　　到达南昌后，周恩来就住在花园角朱德的寓所，听取朱德介绍南昌的敌情，并商议起义事项。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因此，南昌举事必须赶在援兵到来之前。当晚，周召集前敌委员会首次会议，经计议，定于7月30日举行暴动。

　　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所设在女子职业学校，而起义的总指挥部则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栋灰色的五层大楼，落在繁华的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建成于1924年，是当时南昌城的“地标”，共96个房间。7月下旬贺龙带领部队到达南昌后，就包下了这个旅社。

　　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把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和计划如实相告。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为保证起义行动的万无一失，前敌委员会根据军情，又将起义时间推至8月1日凌晨4点。起义军规定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军的识别标志是颈上系红色领带，左臂扎白色毛巾，举事中使用的所有手电、马灯都贴上红色十字。

　　7月31日下午4点刚过，贺龙就把营以上军官都找来开会。贺龙领的是一个军，是这次起义的“大户”。会上，性格豪爽的他开门见山地向部下讲了4点：一是国民党已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已经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结果，第二十军中所有的军官都留了下来。

　　到了夜晚，为了麻痹国民党驻南昌的军队，朱德出面设宴邀请国民党部分团级以上军官喝酒打麻将，以此拖住他们。这是起义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当时驻南昌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是朱德的老同事、老同学，许多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大家毫不生疑欣然前往，“尽情消遣”。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南昌这个各派势力交相并存的地方，起义的风声还是走漏了一星半点。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前敌委员会临时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即凌晨2点。然而，事实上，早于这个时间，起义的枪声就迫不及待地打响了。

　　起义开始后，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按照作战计划，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这里的战斗最为激烈，因为敌方一个精锐警卫团事先得到叛徒副营长赵福生的告密，早有戒备。当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发起进攻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地物，以猛烈的火力封锁鼓楼洞口，致使起义军进展不利。贺龙闻讯，急令三、五两团增援，几经拼搏，终于全歼守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在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和第十一军的第十师，对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九军所部发起猛攻，迅速解决了战斗。在新营房，第二十四师一部与广东农民武装并肩作战，敌人从睡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到枪，就当了俘虏。

　　总之，由于敌弱我强，而且大部分敌军没有准备，所以，南昌城内的战斗进行得相当顺利。激战至拂晓，大约3个小时，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清晨来临，南昌市民打开关闭一夜的门窗，发现阳光下的南昌城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红旗猎猎，军歌嘹亮，脖子上佩戴着红色领带的士兵活跃在大街小巷。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聂荣臻曾回忆这个激动人心的经历：

　　8月1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过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商量后，决定立即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总指挥张发奎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魂和他们的警卫营，乘火车追上来了。张发奎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看得清清楚楚，我命令战士鸣枪阻击，张发奎见势不妙，就慌里慌张地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由于跑得慌忙，张发奎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全部被我们俘获……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5页。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弃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罪行，表达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的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十共三个军。第九军，朱德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而后再攻取广州。但是，当起义军行抵江西进贤县时，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率部折向赣东北。加上酷暑远征，士兵逃跑和生病的不少，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已减少到约1.3万人。

　　应该说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是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已经随蒋、汪转到反革命方面，坚持革命的仅仅是极少部分。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势下，起义军应就近深入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农村，结合当时还没有完全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这样不仅能保存实力，而且还能在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中壮大力量。但是，没有足够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共领导人，受苏俄革命模式——攻占大城市的影响，以城市为目标，忽视广大的农村，结果劳师远征，陷于不利境地。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8月，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起义军英勇奋战，先在壬田、后在会昌相继击破敌人的堵截，但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长汀攻占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留守，主力继续向南，准备占领广东潮、汕地区。

　　9月，起义军攻下潮、汕，经揭阳继续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途中，不断遇到强敌的阻挠。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途中再次遭到敌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最后仅余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后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