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6页。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宁凌、庆山编：《国民党治军档案》（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页。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5日。；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