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第三讲　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发出了中华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一场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复兴发起的大决战，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的一次伟大战争，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并坚持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经过民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走向成熟。

　　扭转时局的惊天之变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对工农红军围困截堵、穷追猛打之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中国华北。

　　1935年1月，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6月，日军又以天津两个汉奸相继被刺身亡一事（日本战败后，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供认两人之死是其策划的），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撤出原先蒋介石为防止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设的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和军委会政训处，以及在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10月，日本又进而发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11月，日本特务机关唆使殷汝耕在北平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政府再度妥协，同意成立标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华北危矣！欲壑难填的日本侵略军正在用“渐进蚕食”方式，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执着“安内”的蒋介石已经越来越难于压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怒火。华北危急中，孙中山亲密战友廖仲恺的夫人，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女士给蒋介石赠送了一条罗裙并附一诗：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辈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尚明轩：《何香凝》，《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页。

　　更让蒋介石难堪的是老将续范亭。12月26日，这个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竟然跑到中山陵前剖腹自杀，留下《哭灵》诗一首：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腆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田为本：《续范亭》，《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许许多多与蒋对立的派别都纷纷拿抗日说事，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当然，最大的压力来自全国几万万的民众。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大中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壮举，激发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民族情感，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工人、市民、商人，迅速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和宣传队，罢工、集会、请愿、抵制日货，强烈呼吁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在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中，有些身处前线的国民党官兵也深受感染，违反政府“不抵抗”命令，奋起反击，实行局部抗日。

　　与国民党当局截然相反，即便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依然心系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对日作战，共产党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逼得蒋介石进退两难：不抗日，“树欲静而风不止”；出兵抵抗，共产党和红军势必趁机坐大。但是，已是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此时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无法再弹下去，必须另找出路，改变时局。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安事变”。

　　要了解“西安事变”前因后果，必须先了解“制造”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

　　张学良，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是大名鼎鼎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身负民族大义和杀父之仇，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断了日本鲸吞东北的念头。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慑于日军的强大以及保存自己兵力的考虑，要求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以不抵抗避免冲突，直接导致东北的沦丧，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35年，带兵退回关内的张学良被蒋支使到西北“围剿”红军，因连连受挫，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不满。

　　共产党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暗中派人联络张学良，晓之以义，动之以情。1936年4月9日，张驾机飞抵肤施（今陕西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此后，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据说，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

　　杨虎城，1893年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农家。1911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15年，率众加入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7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由于右任领导的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杨历来同情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1933年，主动向蒋请缨抗日，但遭冷遇。同年6月，他与当时驻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1935年，杨奉蒋之令调兵到陕南阻截红二十五军，遭到红军的反击，损失惨重。因不愿如此“内耗”，杨多次向蒋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侮，蒋不但不听，反而疑忌倍生。

　　1935年11月，中共派专人做杨虎城的工作，杨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极表赞成。毛泽东还给杨写信，商谈红军和杨的十七路军合作问题。

　　经过众多鲜为人知的努力，一个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形成了，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西安的局面使蒋介石大为不满。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10万大军，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到西安摊牌（张在12月2日乘军用专机专程到洛阳迎蒋）。他当时提出两个办法，要张、杨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做“剿共”之用。参见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块“地盘”，最终被蒋介石撤并。但事已至此，可谓山穷水尽，出路只有一条：扣押蒋介石，联共抗日。

　　为了争取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张学良在12月7日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深受共产党抗日爱国宣传影响的西安民众，均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12月9日，西安10000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下榻的地方而来。

　　蒋闻讯后惊慌失措，令张学良设法制止，并残忍地说：“如果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在灞桥追上游行学生，但学生不听劝阻，表示不到临潼誓不罢休。时近黄昏，12月的西北，朔风四起，天寒地冻，学生们顶着飞舞的雪花，忍饥挨饿，仍振臂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当场许诺：“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做答复。”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言至此，声泪俱下。

　　当日晚，张学良再次劝蒋抗日，两人言语不合，再次发生争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并命令其亲信骑兵师师长白凤翔负责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表示“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为此，张在第二天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专门带着白见到了蒋介石，蒋当时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张学良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依然毫无结果。晚上，蒋还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共进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最后的通牒已下，已经不可挽回。

　　当时蒋住在临潼，而跟蒋来西安的文武大员邵元冲、陈诚等20余人，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城里还有蒋的中央宪兵团和警察特务等机关。为了达到兵谏的目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

　　12月12日晨5时，“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突然冲进临潼的华清池，蒋的宪兵只有80来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能作短暂的抵抗就被击溃。还在床上的蒋介石听到枪声、人声，知道大事不妙，赶紧从卧室后窗跳出，跑向房后的骊山藏匿。东北军官兵搜索到蒋的寝室，发现蒋已逃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摸一摸被褥，还是温暖的，知道出逃不远。床旁边通向骊山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官兵们随即包围了骊山，很快搜获了躲在半山腰一块大虎斑石后的委员长。据说当时蒋的形容极其狼狈：光着头，上身穿着古铜色睡衣，下面穿白色睡裤，脚上的鞋子跑掉了一只。颤巍巍地立在寒风之中。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当他知道是东北军干的，好像心里稍安一些。

　　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赞育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李立：《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09页。

　　同一时间，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十七路军扣留了随蒋而来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在出逃时被流弹击中，失血过多而死；陈诚极其尴尬地被士兵从废物箱里押出。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震惊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出乎张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毕竟在当时，在国内外各方人士眼里，蒋是最有政治实力的中国领袖，也是中国抵抗日本的希望所在。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开始蠢蠢欲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依仗日本势力，一面电促亲日的汪精卫回国；一面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下令陆军进攻西安，甚至准备出动飞机轰炸。他内心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蒋介石即便不丧身枪炮之下，也会死在被逼无奈的东北军手里。何的居心叵测被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眼看穿，坚决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确实也震惊了中国共产党。据史料证明，事变之前，共产党并不知晓。对事变的最初反应，甚至还是惊恐。担心蒋在这个时间一旦出现意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面对事变发生后复杂的局势，考虑到国内外对事变的反应，中共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引导事变朝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15日，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同时应西安方面要求，出动主力部队集中西安附近，准备迎接国民党亲日派的攻击，对张、杨给予积极的支援和配合。16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抵达西安，与张、杨商谈事变处理办法。

　　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下层官兵，对蒋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哪有妥协的余地。周恩来代表中共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蒋在出其不意中被擒，其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均原封未动，倘仅仅其个人遭遇不测，被激怒的南京政府必然扩大内战，甚至，日本也会借机扩大侵略，对目前的民族抗战十分不利。相反，和平解决事变，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不敢轻举妄动，接受八项主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的远见卓识，很有说服力。美国记者斯诺曾就此分析：“共产党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主张呢？一是中国面临着‘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侵略’；二是共产党‘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4－375页。

　　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从南京赶到，作为蒋的谈判代表。

　　谈判从23日开始，经过三方磋商，在24日达成六项协议：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最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战，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蒋遵守承诺，从1937年1月始，国民党中央军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8日，南京政府撤销亲日派外交部长张群的职务。至此，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之幸事，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的抗战，最后必将是中国的胜利。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事，从此摆脱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围剿”，中共真正在陕北安定下来，建立了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等各项权力的边区政府，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周恩来曾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应该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