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公开宣布：“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充满底气的一段话，是当年共产党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浙东、琼崖等19块抗日根据地，渡过难关，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各敌后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措施。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并相应形成抗日民主政治制度。

　　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1937年5月，边区根据议会民主制度的原则，制定了第一个《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接着就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活动。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让老百姓自己来选择“当官的”，这对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人来说，不亚于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就实现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基层群众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没有文化曾让他们不得不受苦受压迫，而今，共产党却让目不识丁的穷苦人依然拥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在根据地，选举投票的方式无奇不有，有用碗中投豆的，有在一张大纸上烧洞的，有画圈圈的等，五花八门，无所顾虑。如此公开透明的选举，使用权力和金钱进行“买官卖官”的贿选无可乘之机。朱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那个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老百姓中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民谣：“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苦齐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压我们”，“选举票，认清楚，分清好人与坏人。”当家做主人的自傲感，溢于言表。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活动中，找不出旧政权时暴力压迫、金钱收买、包办操纵、圈定指派的现象，堪称民主政治的楷模，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1941年起，各根据地又在民主政权建设基础上迈出一大步，即实行“三三制”的政治制度。所谓“三三制”，就是在民主政权的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周恩来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中充满自信地解释了“三三制”的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转引自李良志：《同盟抗战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3页。

　　2月，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民主普选，当选的30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10名，其他人士20名。同上，第184页。8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这次大会选出林伯渠、徐特立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人，超出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党外人士递增。“三三制”打破了“一党专政”，不仅增强各界层参政、议政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对于边区政府廉洁勤政也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开明绅士代表李鼎铭曾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并开办医馆，治病救人，群众颇多赞誉。他起初对共产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把自己放在“客位”，遇事不表态，后被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的真情实意所感动，由“你们党上”变为“我们党上”，“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同年冬，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自我解剖。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联络其他10名参议员，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大受中共的欢迎。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十分重视，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议员们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作用至大。

　　正是由于延安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边区的政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所以它的各级领导人和干部能够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也正是由于在政权的产生和组成中摒弃了以权谋私、腐败贿选等种种弊病，才产生了真正为群众谋利，使“老百姓欢天喜地”，不遗余力“完成人民所给予的任务”的政权。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延安像冰雪中的红梅，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绽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自由的空气，民族的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青年进步学生。他们怀着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的理想，冲破重重阻挠而来，聚集到这个光明之地。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他看见朱总司令与军校学生在篮球场上火热地打成一片；看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亲耳所闻“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掩优容”。回到新加坡后，他写了《南侨回忆录》，在万人欢迎大会上，陈嘉庚激动地汇报了他的延安之行：“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乃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则绝迹不见”；而“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虚浮乏实，绝无一项感到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58－162页。边区为政的清正廉洁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说起这个“大生产运动”，关于它的肇端常带出一个故事，这就是“雷击事件”。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征粮问题。外面，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随着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与此同时，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个农民便借此发泄不满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听说后极为震惊，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自己与这位农民素不相识，但他却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怨恨，其中必然有原因。他急忙要求放人，并让人调查清楚。调查的结果是：原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和归还1940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传说中，“雷击事件”的发生，触动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决定走生产自救之路，发动党政军学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此，大生产运动应运而生。

　　事实上，“雷击事件”能说明当时毛泽东对群众意见的重视，也能说明发动“大生产运动”的极端迫切性，但它确实不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原因。

　　早在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就已经开始倡导生产自救，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战士生活。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号召。只是在当时，生产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1940年开始，边区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主要原因是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包围封锁，正如毛泽东的形象说法“前门打狼后门拒虎”的状况。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忌惮共产党和八路军日渐扩展的敌后根据地，逐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不断制造国共两党间的摩擦。最为极端的，就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使中共领导下的南方新四军遭受了损失7000人的重创。在经济方面，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虽然只有140多万人，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再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然而，没有困难能阻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大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于是，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等口号的鼓舞下，军队、机关、学校纷纷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其中，八路军一二〇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1941年3月，三五九旅率先开进了古木丛生、野兽出没、人烟稀少、荆棘遍地的南泥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旅长到工勤人员、随军家属，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几年的辛勤汗水，终于让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天换地，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肥牛羊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

　　紧接着，其他部队以及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到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屯田垦荒。一时间，边区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直接带动其他各个根据地的效仿。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蔬菜，从此，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需要，还能常常拿出菜来招待客人。朱德热爱劳动更是无人不晓，在井冈山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名闻遐迩。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基本的生活问题，而且带动了工业、商业发展，改变了解放区的总体面貌。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和封锁不攻自破。

　　通过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克服了物质困难，渡过了生存上的难关。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不止步于为了抗日。共产党有更加远大的奋斗目标，一个为全中国，甚至全人类求解放、谋幸福的目标。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共产党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抗日战争以来，伴随着根据地的发展，是中共党组织的迅速壮大。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党员由4万人激增到80万人。在这些新党员中有近90％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把大量小资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成为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滋生的土壤。

　　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新党员干部的素质，也为了肃清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从1941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酝酿并开展。

　　整风运动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演说，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材料。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参加整风的同志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据文件精神，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学习和思想总结。

　　历时3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所有这一切，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1942年和1943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总之，民主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以及整风运动，使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全中国众望所归的地方，成为全民族希望之所在。这一点不仅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参观过延安的西方人士的认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同盟’中的组成部分。”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页。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延安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视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后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美〕谢伟思、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