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名流内阁”的一段佳话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虽然前方将士流血流汗，但屡战屡败的战况，让国内各界大失所望。同时，民间的责难和非议又反过来影响前方抗敌官兵的士气。身为大元帅的蒋介石并不知晓，民族战争必须动员全国民众的力量，只有让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共不断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政治工作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

　　1931年年底，国民党终于撤销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这个政训处因大搞特务活动早已声名狼藉，转为恢复久负盛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部。想当年，正是因为有共产党主持的政治部，才有北伐战争期间，各界民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和响应的盛况。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汉口正式挂牌，部长由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面共设有四个厅，一厅主管军中党务；二厅主管民间团体和组织；三厅主管军事政治宣传和协同有关单位贯彻执行军民总动员事宜；此外，另设有总务厅。

　　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昙花林鸣锣亮相。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任厅长，文化界名人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一职，著名画家傅抱石任职秘书。厅下设三个处，按照政治部的统一序列，第五处为文字宣传处，胡愈之担任处长；第六处为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第七处为国际宣传处，实际工作由杜国庠、冯乃超等人主持。此外，“全国慰劳总会”和“战地文化服务处”也隶属第三厅领导。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都不愿意去这样一个机构工作。一是认为这是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这是当时一些自负清高的文人所不屑的；二是第三厅属于军事编制，科员以上都授军衔，郭沫若居然被授予中将军衔，要穿军服、行军礼，这一招又是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适应的。还是周恩来出马，耐心地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克服这些小小的不适应，何况利用第三厅这个招牌，可以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如果能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颠倒黑白的宣传活动。

　　当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曾回忆：

　　“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去三厅，但周恩来告诫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还是去了。郭老任厅长，我在郭老领导下工作。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工作。”参见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

　　由此可知，尽管从编制序列上看，第三厅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是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各抗日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参加的，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了适应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的需要，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采取了适当的变通。在第三厅的领导骨干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共的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成员是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和董维健；三厅处以下的党员则另外成立一个支部，由冯乃超任书记，刘季平任组织委员，张光年任宣传委员。平时这两个党组织互相不发生联系，以防止万一发生问题，不致互相影响。

　　据说郭沫若想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三厅工作，周恩来劝他服从党的需要，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厅长。

　　郭沫若从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后，郭在朱德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诈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回到中国，并与蒋介石达成了相互谅解。

　　由郭沫若出面，第三厅请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除几个大名鼎鼎的处长外，各个科长，甚至每个工作人员都是拥有一己之长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演员、导演、画家、音乐家、作家。这些文化名流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不计个人得失，只为抗战而来，投身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如六处第一科科长洪深，负责戏剧音乐宣传。洪深本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他到第三厅做个科长，有人不理解：“堂堂大学教授，居然被上校官衔打瞎了眼，只怕是想过官瘾吧！”洪深说：“民族战争关系到国家兴亡，在这血与火的岁月，生与死的搏斗中，每个人只能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的需要！”“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只要抗日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了，我第二天就滚蛋！”转引自李良志：《渡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190页。六处第三科科长是中央大学的徐悲鸿。七处第二科科长董维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长杜国庠是日本京都大学高才生。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第三厅最盛时有2000多人，聚集的文化名流不下百人，可谓人才济济，集一时之盛。“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

　　对当时艺术界、文化界人士的爱国激情，亲身经历那段生活的阳翰笙后来回忆道：

　　“这是多么有才华的热诚的革命艺术家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革命文艺队伍中的精华。尽管他们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有着各自的性格、长处和短处，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愿和祖国同甘苦、共存亡的赤子之心，都有一腔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的热忱；都有一股勇于艰苦创业的干劲，都有一副热爱同志、热爱朋友的侠义心肠！”参见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

　　第三厅“开张”后打响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殷切希望“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为此，活动周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为开始，之后每一天一个主题，活动共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其中，第一天举行活动开始仪式，并确定为“文字宣传日”。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盛况：火炬游行，行列绵亘数里，经过之地区，市民均以鞭炮欢迎，民气极度振奋。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分别举行了广播演讲、公开演讲和宣传队街头演讲等活动。那一日不巧是雨天，但虽然大雨滂沱，宣传队员们仍精神奋发，情绪热烈。第三天是“歌咏日”，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广场歌咏活动，郭沫若到场作了“来它个四面倭歌”的演讲。晚上，光明大戏院还举行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第四天是“美术日”。巍峨的黄鹤楼两旁展出数百幅抗日宣传画，当夜幕降临后，开始了画灯火炬游行。无数群众自发涌进游行队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慰问前方将士”、“有钱出钱”等口号震天动地。到晚上10点，一队队火炬会集江边，开始水上火炬歌咏游行。火光映照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场景慷慨悲壮。第五天是“戏剧日”，演出了话剧，主要剧目有《最后一计》、《团结抗日》、《日兵暴行》、《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大家一条心》等，还演出了歌剧、评剧、汉剧、楚剧、杂剧等。第六天是“电影日”，巡回放映车在武汉各重要地点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摄制的抗战影片，并播送抗战歌曲。第七天活动达到高潮，武汉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汉口，下午1点左右，中山公园中已万头攒动，军、政、商、学、工、妇女、难民、青年、伤兵等团体总数不下四五万人，加上各大街小巷正往聚集地来的群众，达20余万人；在武昌，游行的人不下十余万；在汉阳，到会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也有8000多人。

　　第三厅第二个重大活动是两个多月后的“七七事变”一周年抗战宣传周。其中的献金活动最感人泪下。组织献金活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来激发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当时，陈诚强烈反对献金活动，他对郭沫若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台上来献，没钱的人更不用说。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搞过三天募捐，一共才募得4000元。

　　不过，陈诚这次估计错了。民众的抗日热忱使献金活动破天荒地成功了。据郭沫若回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一句话，简直是狂了。”前来献金的人当中，既包括高官巨贾、社会名流、机关人员，也有艺人、军人和商人，甚至还有那些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的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倌……老百姓有的献了一次又一次，有的献了十次二十次。真是一幅异常感人的爱国画面。“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郭沫若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6页。

　　“七七献金”得到了各界、各个阶层人士和民众的热烈拥护。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全体成员专门组成了“中共献金团”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参加了献金活动。他们纷纷拿出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薪金或微薄生活费用投入募捐柜中；毛泽东还特地从延安发来电报，献出他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月薪；在华北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将士也把“七七”当天节省下来的1000元菜金悉数委托中共代表团献出。

　　献金活动整整持续了5天，募捐了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为了使这笔钱可靠地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和赈济灾民，第三厅又筹建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让这两个组织用这笔钱和其他资助，到香港购买了10卡车药品和医药器械，又为前方将士赶制了20万套暑衣、40万套棉衣，其中5万套给了八路军。

　　第三厅还在武汉发动大规模的写慰问信活动，号召各界群众给前线官兵写信。一时间，几百万封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各个前沿阵地，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第三厅在武汉期间组织领导的其他活动还包括：召开记者招待会、编写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监听日本广播电台、开展日本专题研究、展开对日宣传、协助散发和投放各类宣传品、在战俘中组织反战教育活动等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武汉，第三厅随同国民政府辗转到重庆。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步改变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为加强对文化界的统制，国民党当局几次三番强迫第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

　　1939年下半年，趁周恩来和郭沫若都不在重庆，陈诚、贺寒衷、张励生等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因奔丧回到四川乐山家乡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返回三厅，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因惧怕郭沫若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之事暂时搁置。

　　同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亲下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声称“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但是，三厅绝大多数人拒绝参加国民党。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三厅其他进步人士也纷纷效仿提出辞职。周恩来与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唐培吉、王关兴、邹荣庚：《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蒋介石得知此事，担心郭沫若等人去延安，于是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员需要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是蒋介石采取的羁縻政策。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第三厅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