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基本信息】

　　作者：张珊珍　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4月

　　【内容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向全党发出号召：“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营养和精神瑰宝。本书作为学习党史的一部通俗教材，以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脉络，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12讲章章精彩，分别从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两条线索交错叙述，史实准确，读来又跌宕起伏，趣味盎然。此外，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探索中遭遇的失败与挫折，本书也没有刻意掩饰和回避，而是实事求是地展现党在多个时期的奋斗和发展史。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参考。

　　【作者简介】

　　张珊珍，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著有《建党伟业》《党史第一课》《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等，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序言

　　第一讲　伟大的开端

　　工农革命曙光初照

　　“东方红军”的诞生

　　风云际会话五卅

　　“打倒列强，除军阀”

　　风生“海上”千林暗

　　第二讲　独辟蹊径的革命

　　历史节点上的“第一枪”

　　井冈山之路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生死攸关的转折

　　第三讲　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扭转时局的惊天之变

　　“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

　　“名流内阁”的一段佳话

　　“百团大战”显神威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第四讲　最后的决战

　　和平，擦肩而过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较量在不见硝烟的战线

　　“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五讲　一个民族的新生

　　天安门见证的辉煌

　　“解决脚下的问题”

　　天翻地覆新乾坤

　　为保家卫国而战

　　一张白纸画出最美的图画

　　第六讲　艰辛曲折的探索

　　十字路口的选择

　　不平常的春天

　　“大跃进”的潮起潮落

　　是非曲直话“庐山”

　　第七讲　一场南辕北辙的“大革命”

　　红卫兵：安放失处的青春

　　一个国家主席的厄运

　　惊心动魄的阴谋

　　正义的呼唤

　　野心家的最后覆灭

　　第八讲　历史的新篇章

　　一河冰川动春潮

　　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从“独木桥”走向希望的田野

　　“中国来了”

　　第九讲　在挑战中奋勇前进

　　鸡鸣不已因风雨

　　“东方风来满眼春”

　　历史性的一声槌响

　　百年长梦今朝圆

　　第十讲　新世纪的华章

　　从“短腿”到“优势”

　　大国的风采

　　汪洋中的“一条船”

　　插上梦想的翅膀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重视党史的研究和学习，科学总结党不断发展壮大、治国理政的经验，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201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中共党史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

　　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和学习党史的一部教材，《党史必修课》以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脉络，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先后打倒了北洋军阀、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在短短的几年内，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古老的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积重，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路凯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上“左”的失误，又没有可资借鉴的范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度遭遇了严重挫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此后，即便处于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危局中，中国共产党依然能够砥柱中流，岿然不动。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薪火相传，再接再厉，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追求物质增长，到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力前进。一个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共同期盼的“中国梦”正在变成现实。

　　《党史必修课》的编写在以下几个方面较有特色：

　　其一是把握主线，抓住本质。通过此书，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线，即带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党在90多年的历史行进中，可谓道路漫长曲折，然而，在这段纷繁芜杂，充满艰辛的历史中，只要把握了主线和本质，就能做到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党史必修课》以最重大、最具决定意义的历史事件作为叙述重点，让读者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对“历史的真实”不仅通过一个个零碎表象去理解，更能从一脉相承的本质上去把握。

　　其二是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党史必修课》吸纳学界研究、挖掘的新成果、新史料，力求真实地还原和重现历史；同时，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概括地发点议论，引发读者深入思考，进一步理解历史。如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为什么从积极的“联共”者突变成“反共”元凶？作者以众多史料为基础，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议论，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蒋介石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又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会发动在今天看来如此荒唐的“大跃进”，作者从当时的领导者、人民群众以及中国当时的现实条件等各方面因素作出解释，相信读者能够从中感悟到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对这一决策的决定作用。

　　其三是实事求是，正视错误。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让党史成为信史的必然要求。《党史必修课》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探索中遭遇的失败与挫折并没有刻意掩饰和回避，如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庐山会议”暴露的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气氛，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灾难等，都作了比较全面、详尽的阐述和剖析，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失误使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丧失了发展机遇，拉开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其四是生动活泼，力求可读。相对于其他历史书籍，多数党史读物在可读性方面有些欠缺，落入“说教”、“沉闷”和“枯燥”等套路，这使广大读者对党史学习“望而却步”。《党史必修课》在编写中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一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深深的“屐痕”，一个个串联起来，用类似故事叙述的方式，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二是尽量用形象生动、活泼流畅的文字讲述历史事件和介绍历史人物，让读者在比较轻松的阅读中，认识和体会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曲折；三是在每一讲的最后安排一个让读者“休息”的阅读花絮，增加知识量，扩展读者对党史的了解范畴。

　　邓小平曾在1987年2月《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的讲话中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创业史和发展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营养和精神瑰宝。

　　希望《党史必修课》一书，能够对读者了解和学习中共党史有所帮助。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　柳建辉

　2013年12月

　　第一讲　伟大的开端

　　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断掀起了工农革命的高潮，继而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然而，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引发了新旧反革命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他们很快同流合污，联合绞杀革命力量。血雨腥风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迎接了第一场严峻的考验。

　　工农革命曙光初照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结束，在前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个斗争高潮，这是中国革命的大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她诞生之日起，就集中全力谋求工农群众的解放。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为发动和组织工人，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建党之后仅仅一个月，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张国焘担任第一届书记部主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从此成为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年仅24岁的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持人，对于会议议程的确定、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起草、党的工作计划的讨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成为会议选举产生的三位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

　　除上海总部外，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了分部，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史文彬等；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分部主要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施洋和陈潭秋等；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毛泽民等；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蕴藏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不断涌现：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沙纱厂工人罢工等，然而，正式揭开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序幕的，是爆发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员经济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资、飞涨的物价、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广大海员心中埋下愤怒的火种。但是，火种要成为熊熊烈焰还需要易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当时风靡国内外的革命大势。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尤其是亚非拉殖民半殖民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香港海员往来于世界各大港口，得风气之先，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国内，五四运动、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都给香港海员以极大的鼓舞。

　　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一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是两个当年名闻遐迩的名字：苏兆征和林伟民。

　　苏兆征（1885－1929年），广东香山县（今珠海）人。1903年被迫离乡到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长达20多年。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在海员中组织的联义社、群益社等进步群众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成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受到孙中山的表彰。1921年3月与林伟民一同组织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成为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赴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林伟民（1887－1927年），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1921年起，和苏兆征一起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并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8月发动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罢工。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因劳累激发旧病，病逝于广州。

　　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接受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着手组织工人战斗机关的海员工会。”文虎：《苏兆征同志传》，中华全国总工会1930年版，第9页。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称海员工会）成立后，苏、林两人便开始组织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轮船公司谈判。但是，轮船资本家没有看到已经打破帮派观念，为现代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对工人的要求拒不答复。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资本家又加拒绝。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时内答复的期限过去后，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爆发了。

　　从12日下午5时开始，香港所有进出船只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船上大小华员，自领航以至装碳之人，均停工离船”。《新闻报》1922年2月16日。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罢工轮船增至123艘，海员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和上海等港口，那些从欧美开往香港船只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罢工消息，船一到岸，就立即参加罢工。这样，罢工总人数上升到2万多人。

　　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持和援助，海员工会的总办事处就设在广州市。为有效地对资本家和香港当局施加压力，香港海员和广州市民、工人一齐封锁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运全部断绝。一时间，香港生产停顿，食物和生活日常用品失去来源，垃圾却堆积成山无法运出，“香港”变成了“臭港”。港英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劝告”海员复工，但资本家的加薪条件却无法说服工人。相反，罢工海员此时深感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积极联络香港运输工人共同罢工。1月27日以后，罢工人数再次刷新，达到3万多人。

　　海员和运输工人的联合罢工，使香港的局势更加恶化，交通瘫痪、物价暴涨。恼羞成怒的香港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当局以“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武装军警到会所大肆搜查。但是，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并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人发出号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香港面临崩溃。

　　到3月8日，罢工已经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从罢工中取得领导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契机，于5月1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决议，为领导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做好了准备。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高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分部所在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几大罢工重点区域。

　　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以铁路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为主的罢工潮，是当时全国罢工高潮中发展最快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之一。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580页。北方区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昆弟、何孟雄、包惠僧、邓中夏、邓培等利用北洋政府和军阀的矛盾，发起了长辛店煤矿、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车厂、正太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一系列厂矿工人罢工，几个罢工运动彼此呼应、互相支援，在北洋政府和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中心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以武汉为中心的罢工潮主要包括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江机器厂、汉口英美烟厂、汉口洋花厂工人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是这些罢工运动的主心骨。他们深入厂矿，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湖南区的罢工潮由安源路矿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组成，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尤其是1922年9月，毛泽东深入安源考察，为罢工斗争出谋划策；10月，又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和湖南当局谈判；12月，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各工会代表会见湖南实际统治者赵恒惕，为维护工人利益据理力争。难怪赵恒惕对左右感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页。

　　尽管上海的罢工运动受到多方的阻挠和破坏，但是，在全国各地罢工浪潮的推动下，上海依然有86000多工人参加了大小48次罢工。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此外，广东、澳门等地的工人也举行了多次罢工，与全国各地的罢工运动遥相呼应。

　　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规模不一的工人罢工如翻江倒海，打乱了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开始纠集武力，寻找机会下手。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23年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反动势力和工人阶级较量的总“战场”，这一场罢工因此变得异常惨烈，把1922年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推到了巅峰。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因成立全路总工会引起的。

　　1922年下半年，华中地区的工人组织迅速发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最后，与各城市成立的各业工会联合，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然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个计划，首先触及军阀吴佩孚的利益。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然而，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直奉战争，夺得操纵政局大权的吴佩孚，逐步收起其先前为驱逐其他军阀而曾装扮的“保护劳工”的假面。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不仅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大动脉，其运营收入还是军阀吴佩孚拥兵自重的“活水源头”，京汉铁路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吴佩孚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吴佩孚是决不手软的。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市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此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吴佩孚悍然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们义愤填膺，奋起抗争，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发动全路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面对这一变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惊怒交加。6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顿费尔召集督军肖耀南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家，到领事馆策划镇压罢工事项。7日，2万多军警在铁路沿线大肆搜捕、枪杀工人领袖，逼迫工人复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此发端。

　　7日黎明，军警向3000多名长辛店示威工人开枪，“一时弹下如雨，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逐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京汉工人流血记》，第30页。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6页。当场牺牲5人，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江岸，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引诱总工会全体领导人到会所谈判，准备一网打尽。不知是计的工人们按约定时间在下午5点半到达，残忍狡诈的张厚生却率领全副武装的兵士分三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开枪扫射。一位目击者记述了当时的惨烈情景：

　　“两军对敌了！一边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边是长枪利刃的兵士。总攻击命令下了，排枪开了！烟雾弥天！天混地暗！记者的手颤了，流泪了！心碎了！灿烂的工会被血染了！慰问队集合的场地，变成血泊了！枪声响处，血肉横飞，工友何辜，遭此杀戮，时十九个工友应声倒地了！一个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端君见工友惨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们，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其余的工友便上前救护死者，而王君就在这时被兵士击毙了！死后手中犹持着‘维持秩序’的标语竖立在地上……”京汉铁路总工会：《二七惨剧》，《中华工运史料》1980年第二期，第170－171页。

　　最后，工人死亡32人，受伤200余人，被捕60多人。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被捕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电线杆上，让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拒不屈就，英勇就义。

　　林祥谦生于1892年，福建闽侯人。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当钳工。1921年12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同各工会、团体代表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领导江岸地区工人参加全路总同盟罢工。2月7日，被张厚生的军警逮捕，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严正宣告：“上工要总工会下令！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丧心病狂的张厚生无计可施，下令将他枭首示众。

　　同在2月7日夜晚，军阀肖耀南非法逮捕了中共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施洋。

　　施洋生于1889年，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人。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后，专事保障人权，伸张公理，被广大平民称为“劳工律师”。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晨，被押赴刑场枪决。

　　在长辛店、江岸工人们流血牺牲的同时，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工人也遭到武力镇压，如保定、高碑店、彰德、新乡、信阳等地，均有工人惨遭逮捕、拷打和杀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表《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和国民书》通电，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向导》第20期，1923年2月27日。这个通电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全国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有因此忽视中国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

　　1921年4月，中共党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开始其“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使用，由农民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全面发展。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82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并于11月24日成立农民协会联合会，领导各地农民的减租斗争。

　　农民运动的开展使地主阶级惊恐不安。12月18日，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衙前东岳庙农民协会联合会会场，逮捕了在场的农协委员，搜缴了农协委员名册。12月27日，农协主要领导人李成虎被捕，并于次年1月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运动惨遭镇压。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1－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就在这一场工农运动高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东方红军”的诞生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脱颖而出，让中国社会各阶层刮目相看。相形之下，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却呈现令人失望的衰败境况。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不得不走上继续革命的道路。但是，无论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还是护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没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更不敢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只是在所谓的“开明军阀”和日、美等“主持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盘桓，最终，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处于山穷水尽之境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背后强大的民众，让孙中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单力薄，革命不能再走老路！

　　孙中山的觉醒直接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合作，也使共产国际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成为可能。

　　向联俄联共的转变并不是孙中山朝夕间的无奈抉择，而是有“感情”基础的。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从事革命之初，他就同俄国革命者有联系。《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页。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庆典之前，孙曾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以示祝贺，并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0页。

　　从1920年3月始，苏俄多次派波波夫、维金斯基、马林等人来会见孙中山，商谈援助中国革命的事宜。1923年1月，经过和苏俄特使越飞为期6天的会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出台，宣告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组建军队的计划。隆冬的上海寒冷刺骨，但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却给中国革命带来融融的春意。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实行合作，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中共最主要的领导人，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总共208人，共产党员约占总数的10％。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作为孙中山的指定代表参会，而林伯渠、李维汉（当时名罗迈）、夏曦、毛泽东、王尽美等则拥有各省推选代表的身份。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为顺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员参加领导机构。在中央，谭平山担任了组织部长一职，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员都进入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合作不仅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广阔前途。毛泽东曾对此作过评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中共从此进入中国政治领导层，参与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党。

　　国共合作的绚丽之花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黄埔军校的诞生。

　　孙中山从事革命几十年，苦于两手空空，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每次发动武装斗争，不是依靠旧军阀的游兵散勇，就是旧式帮会的乌合之众，因此屡战屡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受到启发，要想革命成功，必须有一支革命的军队。1922年前后孙中山与俄国密使会谈时，就开始商谈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1923年月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孙中山通过越飞带信给莫斯科，信中表示：“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就在这一年的9月，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并于10月正式商定在广州开设军校，培养革命军官。

　　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一个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考察团，在1923年8月前往苏联进行军事和党务考察。这个团的团长，就是以后左右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县（现奉化市）。1908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率先锋队百余人到杭州，参加光复浙江的战斗，嗣后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发起后，蒋在上海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即在第二年的3月赶到广州，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很不得志，不得不回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但运气不佳，常常赔本。正处走投无路之际，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逐出总统府，避难于永丰舰。蒋闻讯，立马抛下手头的“生意”，到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患难见真情”，蒋由此取得孙中山格外的信任和器重。该年10月，蒋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从此，蒋介石平步青云，其个人声威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

　　蒋介石一行于9月抵达莫斯科，在苏联整整逗留了3个月之久。这期间，他们主要还是考察苏联红军的军事训练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等军事院校等，并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仿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邓演达、张家瑞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校名定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就选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据当时的人们回忆：

　　“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围约二十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已久为狐鼠窃居之所。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点，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月6日，成立军校筹备处，由王伯龄、李济深、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负责。孙中山还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年），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长期在美、英等地的俄国流亡者中间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此后，鲍罗廷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一大”、筹建黄埔军校等重要领导工作。孙中山逝世后，鲍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参与领导北伐。为维持国共合作，鲍多次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但最终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被解职。回苏后，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及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交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其间，他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劳动营中。后获平反恢复名誉。

　　加伦（1889－1938年），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加伦是在中国使用的化名。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时任萨马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1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0月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在创办黄埔军校、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有过重要贡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远东方面军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10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并被处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

　　5月上旬，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委派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

　　廖仲恺（1877－1925年），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早在1903年，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在全力辅助孙中山的同时，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领袖。

　　6月16日，500多名国共两党代表聚集黄埔，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指明军校宗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两侧：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此外，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亲爱精诚”四字为军校校训，并批准军校校歌。

　　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显赫声名的“黄埔军校”就这样诞生了。

　　黄埔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组成的校本部为最高领导。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部和总教官室，后增设教育长、参谋处长，教授部与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军法处、军械处和入伍生队总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

　　黄埔军校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既学习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射击规范等军事理论，又训练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等军事技术。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谭延凯、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何香凝、鲁迅等人也应邀到该校作过专题讲座。军校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

　　黄埔军校一俟成立，就在国民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挑唆和怂恿下叛乱。军校师生英勇出击，仅一天内就彻底打垮叛军。次年初，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北上，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两个团为主力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同年６月，驻广州的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远征东江，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万分危急之中。黄埔学生军奉命回师广州，很快击溃叛军。这时，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再度东征。此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他们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接着，兵分三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呵护下，黄埔军校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红军”。参见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风云际会话五卅

　　国共合作结出的另一个硕果是工农运动再起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高压下，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谷。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春风化雨，催发了各地的革命新苗，工农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即，上海、青岛两地率先翻腾起革命的浪花。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罢工很快取得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竟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身亡，另10多名工人受伤。

　　日商的暴行引发了工人更激烈的反抗，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立即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将隐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革命潜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参见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上海各界闻风而动，最早响应的是青年学生。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复旦、交大、法政、文治等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北站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10000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又被巡捕逮捕。公共租界当局肆意捕人，令上海各界民众义愤填膺，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当中。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到指定地区内进行讲演示威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人群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但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午后，各处演讲学生以及听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人行道各处围满了听众。英巡捕前来驱赶，顿时现场乱作一团。混乱中100多名学生及听众被捕去，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向租界行进，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下午3点，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五卅运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页。。面对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英国巡捕头头爱佛生（Everson）无计可施，最后竟丧心病狂，下令向群众射击。当时，几千学生、群众在捕房门口围成半月形，距持枪的巡捕仅丈许。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顿时死伤枕藉、血流满地，繁华的南京路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场血案中，帝国主义杀害了13名学生和群众，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36岁。另有重伤数十，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萧超然：《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南京路上的血腥屠杀，震动了全上海。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还有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三罢”斗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把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心烧得沸反盈天。

　　“此时上海的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五卅运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发刊词这样写道：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经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转引自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惩凶、赔款、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17项要求。

　　上海的群众运动气势磅礴且井然有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之初，师从苏维埃俄国，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其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然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和领导这场声震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其中有：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利用上大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直接推动了五卅运动的开展。1925年，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蔡和森（1895－1931年），祖籍湖南湘乡，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李立三（1899－1967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早年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921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李成为5名常委之一。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并羁旅莫斯科15年。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长期活跃于党的城市工作战线。抗战期间，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1922年国共合作创立的上海大学，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之称。在校务长邓中夏的主持下，上大开办多期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上大师生还到沪西、杨树浦、吴淞、南市等工人区促进工人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爆发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湖南调来李立三、项英等，加强上海的领导力量。1925年2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日商纱厂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李立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之下成功。“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学生上街，并主持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进入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党组织派专人坐镇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上海的二马路（今九江路）的孟渊旅社。“五卅惨案”发生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先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三罢”，并迅速组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此外，中央还在6月4日创办《热血日报》，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喉舌。当军阀政府以“调查五卅案”为名，百般刁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时，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狂飙迅速席卷全国，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六七百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尤其是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与上海、汉口等地遥相呼应。参加人数25万，持续时间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同时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和传播。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迅速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大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6页。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宁凌、庆山编：《国民党治军档案》（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页。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7月5日。；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页。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风生“海上”千林暗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工农大革命。

　　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义，先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巨浪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像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山头”众多、政见混杂的政治组织，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目的聚集到孙中山竖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孙一去世，国民党内部马上就纷争四起，几乎每一项政令的推出，都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诸如北伐的计划、总司令的人选、国民政府的搬迁等等。就对待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也有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

　　左派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杨虎城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右派以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为代表，他们曾经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公开分裂国民党，所以，也称“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驱逐苏俄顾问。

　　自称孙中山衣钵承继者的蒋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其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于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蒋至少是反对右派的。因为与这些右派人物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仅是“小字辈”。为摆脱右派的操纵和排挤，蒋自然要联合左派，同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为自己加码。这一步棋以蒋的全胜告终：“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邹、谢都被开除出党；戴被告诫悔过。但是，在1926年3月，蒋突然发动了一场“中山舰事件”，令世人惊愕不已。当时，蒋借口中山舰异动，认定是共产党联手国民党内他的竞争者，要将他劫持。为了反击，不得不下令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将全体共产党员逐出国民革命第一军。同时，解聘了季山嘉等几位苏俄顾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反共。为了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采取了迁就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夕，蒋再次以欢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动员会上，甚至宣布欢迎共产党员重回第一军。

　　蒋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在本质上是极其反感共产党及工农革命的。早在1923年带团去苏联考察时，蒋就对苏联和共产党表示不信任。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表示出自己的意向，孙批评他“顾虑过甚”，此后蒋不得不有所收敛。孙去世后，蒋以孙未竟事业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自己地位不稳，对手林立，一时不敢对孙的“联共”政策轻举妄动。更何况北伐初期，亟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对战争的支援。蒋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蒋的个人权力逐步稳固，胜券在握之后，蒋的真面目才一点点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中国国内各反动阶级眼看北洋军阀大厦将倾，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乱世”之中，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人物”，所以纷纷向他扬起了“橄榄枝”。

　　1926年11月，国民军攻下南昌。9日，蒋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为此，他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黄郛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同一时间，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继麇集南昌，与蒋讨价还价，谈起了“生意”。就这样，一个以蒋为中心的反动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蒋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密谋数日后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2月21日，蒋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显然为其今后的“反目”制造舆论。紧随其后，在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庆均发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工会、农协被捣毁的恶性事件。

　　3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蒋介石认为时机完全成熟了，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保证“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则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马上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洪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心腹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处理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

　　与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听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赞成与蒋决裂的主张，表现出严重的右倾麻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决的态度。但是，在蒋到达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发生变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来信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场在中共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悲剧即将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附近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1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长达1公里的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出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尸横遍地、血光冲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阴风愈刮愈烈，大半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7天当中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进步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并悍然占领宜昌，屠杀工农群众；13日，驻扎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叛变，与杨森配合，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一个月内，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21日，原从军阀改编过来的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反革命政变猖獗，留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逃离。

　　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在利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捞足了个人资本之后，加紧了右转反共的步伐。这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鲍罗廷等人，依然对汪的革命性心存幻想，并企图以妥协让步拉住汪。事实证明，步步退让不仅使中共丧失了反抗的时机，而且助长的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全面“倒戈”，召开“分共”会议，彻底同共产党决裂，正式投入蒋的反动阵营。随后，汪精卫集团加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暴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立即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至此，这首由国共合作奏响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大革命交响曲，画上了终止符号。

　　由于蒋、汪对革命的背叛，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31万人遭到反革命屠杀，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相继离党而去，有些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卖党求荣。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人数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骤然减少到1万多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风雨中巍然挺立，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继续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远大的进步人士，如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徐特立等，就在这种危难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暗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思考题：

　　1. 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领导工人运动的？

　　2. 孙中山为什么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 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迅速取胜？

　　4. 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大革命失败中获得哪些教训？

　　课间休息：

　　“中山舰事件”之谜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发现，“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

　　3月18日下午，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被劫，停泊于黄浦江上游。该轮向黄埔军校求救，要求派卫兵及巡舰前往保护。这一偶发事件正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下怀。当时，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极想制造事端拆散广州的革命联盟。

　　于是，以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王伯龄等人为主谋，一面诱使共产党人李之龙控制的中山舰出动，一面则密告蒋介石，说海军李之龙有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此时的蒋虽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所以，正和“左倾”的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矛盾重重。得此消息，蒋惊怒交加，作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过激反应。

　　其实，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的回忆，蒋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整顿行装，准备离开广州，一走了之。就在蒋、陈驱车到达码头之前数分钟，陈立夫突然对蒋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第51－54页。这提问正是蒋介石犹豫不决之事，他听后似有所悟，马上吩咐司机开回寓所。3月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幕。

　　后在审讯李之龙过程中，欧阳格、王柏龄等同谋陷害彻底败露。蒋将他们免职，并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此事原委本应水落石出，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拒绝给他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致使李在1928年2月10日，在广州红花岗（今烈士陵园）英勇就义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

　　第二讲　独辟蹊径的革命

　　新旧反动势力的惊涛骇浪，颠覆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城内打响的第一枪，开启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前途。另辟蹊径，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由此走到了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历史节点上的“第一枪”

　　大革命已经辉煌不再。在反动势力的汪洋大海中，暗礁遍布、恶浪滔天，中国革命如何走出困境？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个时期党还处在幼年，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做好各种准备，就匆忙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言：“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这和当年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遇到的致命问题如出一辙。

　　在大革命后期，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革命进攻，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已经醒悟。亡羊补牢，1927年7月，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就在汪精卫公开“分共”前夕，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了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新的中央临委成立后，迅速派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和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目的在于组织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李立三等人在19日到达九江后，发现情况有变。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分道向南昌集中，对九江、南昌等地呈包围之势。张发奎此时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在朱、程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张最终选择了前者。形势骤变，情况十分危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当即于7月20日晚在九江开会研究对策。李立三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形势：

　　“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组织中共所能掌握的军队，尽快集中南昌，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会后，李立三迅速将这个会议决定报告中央。

　　由于在大革命期间忽视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当时中共能够掌握或影响的军队相当有限。这些军队主要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北伐期间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七十五团以及第十师第三十团；还有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

　　贺龙（1896－1969年），湖南省桑植县人，出生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贺龙身经百战，最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化大革命”中，贺龙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迫害致死。1975年获得平反。

　　中共能够指挥的这些军队，当时均已调到九江地区。然而，已经背叛革命的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发觉这些军队的“异样”，企图以邀请上庐山开会为由，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贺、叶招到庐山扣留，解除他俩的兵权。但汪的这个阴谋被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获悉。当时叶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是极端保密的，他周围的人都不知晓。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省梅县。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24年初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北伐开始后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叶毅然通电反蒋，随即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叶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1986年以89岁高龄辞世。

　　军情如火，叶冒险从庐山赶到九江，以划船赏景的由头将叶挺和贺龙约到甘棠湖烟水亭商量对策。经过短时间的磋商，最后决定：第一，不上庐山。第二，不接受张发奎调遣，立即将部队开往牛行火车站，乘火车去南昌。第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随后。王敏昭：《“八一”访贺龙将军》，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甘棠湖的这次小小的聚会，后来被称为“小划子会议”。但这个“小划子”成就了以后的“大计划”。

　　叶、贺的部队开到南昌后，得到了南昌公安局保安队和由朱德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接应。

　　朱德当时已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于1886年12月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南昌起义中，朱德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部队撤出南昌后，率领余部转至广东、湖南南部一带。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并和毛泽东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位居十大元帅之首。共和国成立后，已经年过60的朱德依然精力充沛，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1976年，以90岁高龄辞世。

　　就在部队向南昌转移的同时，得到李立三报告的中央临委，已向共产国际通报此项重大变动。此时，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转引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获得共产国际的首肯，中央下定最后的决心，马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周曾是五四运动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以后又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6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回到武汉。

　　到达南昌后，周恩来就住在花园角朱德的寓所，听取朱德介绍南昌的敌情，并商议起义事项。当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九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三、第六、第九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因此，南昌举事必须赶在援兵到来之前。当晚，周召集前敌委员会首次会议，经计议，定于7月30日举行暴动。

　　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所设在女子职业学校，而起义的总指挥部则设在江西大旅社。这是一栋灰色的五层大楼，落在繁华的中山路和胜利路交叉处的洗马池，建成于1924年，是当时南昌城的“地标”，共96个房间。7月下旬贺龙带领部队到达南昌后，就包下了这个旅社。

　　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把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起义决定和计划如实相告。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为保证起义行动的万无一失，前敌委员会根据军情，又将起义时间推至8月1日凌晨4点。起义军规定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军的识别标志是颈上系红色领带，左臂扎白色毛巾，举事中使用的所有手电、马灯都贴上红色十字。

　　7月31日下午4点刚过，贺龙就把营以上军官都找来开会。贺龙领的是一个军，是这次起义的“大户”。会上，性格豪爽的他开门见山地向部下讲了4点：一是国民党已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二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三是党已经决心领导武装暴动，解放人民；四是我已下决心跟共产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结果，第二十军中所有的军官都留了下来。

　　到了夜晚，为了麻痹国民党驻南昌的军队，朱德出面设宴邀请国民党部分团级以上军官喝酒打麻将，以此拖住他们。这是起义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当时驻南昌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是朱德的老同事、老同学，许多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大家毫不生疑欣然前往，“尽情消遣”。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南昌这个各派势力交相并存的地方，起义的风声还是走漏了一星半点。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前敌委员会临时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即凌晨2点。然而，事实上，早于这个时间，起义的枪声就迫不及待地打响了。

　　起义开始后，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按照作战计划，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这里的战斗最为激烈，因为敌方一个精锐警卫团事先得到叛徒副营长赵福生的告密，早有戒备。当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发起进攻时，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地物，以猛烈的火力封锁鼓楼洞口，致使起义军进展不利。贺龙闻讯，急令三、五两团增援，几经拼搏，终于全歼守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在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和第十一军的第十师，对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九军所部发起猛攻，迅速解决了战斗。在新营房，第二十四师一部与广东农民武装并肩作战，敌人从睡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到枪，就当了俘虏。

　　总之，由于敌弱我强，而且大部分敌军没有准备，所以，南昌城内的战斗进行得相当顺利。激战至拂晓，大约3个小时，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清晨来临，南昌市民打开关闭一夜的门窗，发现阳光下的南昌城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红旗猎猎，军歌嘹亮，脖子上佩戴着红色领带的士兵活跃在大街小巷。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聂荣臻曾回忆这个激动人心的经历：

　　8月1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过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商量后，决定立即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总指挥张发奎带着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魂和他们的警卫营，乘火车追上来了。张发奎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看得清清楚楚，我命令战士鸣枪阻击，张发奎见势不妙，就慌里慌张地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由于跑得慌忙，张发奎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全部被我们俘获……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5页。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弃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罪行，表达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的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十共三个军。第九军，朱德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今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而后再攻取广州。但是，当起义军行抵江西进贤县时，在起义时就表现动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率部折向赣东北。加上酷暑远征，士兵逃跑和生病的不少，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已减少到约1.3万人。

　　应该说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是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已经随蒋、汪转到反革命方面，坚持革命的仅仅是极少部分。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势下，起义军应就近深入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农村，结合当时还没有完全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的农民运动。这样不仅能保存实力，而且还能在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中壮大力量。但是，没有足够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共领导人，受苏俄革命模式——攻占大城市的影响，以城市为目标，忽视广大的农村，结果劳师远征，陷于不利境地。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8月，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起义军英勇奋战，先在壬田、后在会昌相继击破敌人的堵截，但付出了伤亡2000人的代价。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长汀攻占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留守，主力继续向南，准备占领广东潮、汕地区。

　　9月，起义军攻下潮、汕，经揭阳继续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途中，不断遇到强敌的阻挠。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途中再次遭到敌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最后仅余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后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井冈山之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后，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接着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变，它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思想在中央的影响，明确“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语）；二是把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从此，领导农民革命成为党的工作重点。“八七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

　　瞿秋白（1899－1935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五四运动期间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并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7月至1928年7月和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34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后慷慨就义。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委续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准备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这中间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此前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八七会议”上，就是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易礼容（1898－1997年），湖南省湘乡县人。1920年加入新民学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共同创立湖南第一个党小组。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秋收起义”后不久，他脱离党的组织，但1943年开始，参加中国劳协的领导工作，并为国共两党工会的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政府领导工作。

　　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在9月9日发动一场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因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所以，设计赶制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的任务十分紧迫。

　　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会东厢房灯火通明，在师部参谋处一张宽大的八仙桌上，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3人正在灯下制作军旗，他们反复比较、推敲，修改，争论，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左边白色套管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但是，由于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队伍被迫向浏阳转移。

　　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向西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

　　第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卢德铭（1905－1927年），四川自贡人。1924年经孙中山面试后进入黄埔第二期步兵队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在攻克醴陵、平江战斗中以奇袭获胜。特别是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升任二营营长。攻克武昌后，又任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二团长参谋。1927年9月，卢德铭指挥部队掩护毛泽东率部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临时住所“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一，整编部队，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十个连，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它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10月3日，整编后的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向井冈山进军。

　　井冈山，属于南岭的北支，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东起永新的拿山，西至湖南酃县的水口，北起江西宁冈的茅坪，南到江西遂川的黄坳，方圆275公里。论海拔高度，一般为1000－1500米。距茨坪12.5公里的八面山，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最高哨口，其海拔高度也不过1800米。众所周知，江西、湖南两省多崇山峻岭，井冈山在当地并不出名，但为什么毛泽东偏偏会选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带着起义军直奔而去呢？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曾经有两个人向毛泽东推荐过这个“世外洞天”。第一个是叫张琼的妇女。当时她是湖南衡山县妇女会干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为了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曾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张琼。张琼在闲聊中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此时对井冈山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就是起义军中的二团团长王新亚。王新亚是江西安福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当过北伐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他曾潜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秋收起义前，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指示他速到安源开会。该会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主持。在部署完秋收起义工作后，毛泽东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王新亚把腿一拍，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大家忙问是哪儿，他说：“井冈山嘛！”毛泽东听后，马上联想到张琼曾经向他说起的情况，十分欣喜，连忙要王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此后，毛泽东心中就有了底。

　　三湾改编后，不足千人的队伍短时间内难有作为，毛泽东自然决定找这个去处。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从此，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有感于秋收起义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提笔写下了这首荡气回肠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经打开。然而，毛泽东始终心系南昌起义后朱德、贺龙等部队的下落。有了井冈山这个“落脚地”后，寻找友军，壮大革命力量，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成为毛泽东最急切的思虑。派何人去联络朱德等革命同志？毛认为这个重任非何长工承担不可。何长工与毛泽东早在1918年北京留法预备班上就认识，毛十分欣赏何长工的足智多谋、能言善辩。而且何长工参与了组织秋收起义的许多具体工作，比如，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连党代表和团部参谋，深得毛的信任。

　　何长工（1900－1987年），湖南省华容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创建该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1928年年初奉毛泽东之命多次冒险寻找朱德部队，为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基础。以后，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忠心耿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共和国成立后，何长期在教育界担任领导职务，是中共历史上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之一。

　　到达井冈山不久，何长工先被毛泽东派到长沙去联系湖南省委。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对共产党和革命左派人士大张“捕杀的网罗”，但何长工毫不畏惧，架起了井冈山中共秋收起义前委与湖南省委之间联系的桥梁。此后，何再度接受更艰巨的任务——寻找朱德。腥风血雨，杀机四伏，何长工只身进入广州，到处打听朱德的下落，但让他失望的是，由于音讯全无，只能铩羽而归。原来，在南昌起义军失利之后，为保存实力，朱德巧妙利用了在云南讲武堂同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将其所部改编为国民党军范部第140团，驻扎在韶关，朱德自己已化名为王楷。因为这个变故，致使何长工第一次出寻没能成功。

　　何长工第二次进入广州时，正值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当时兵荒马乱，警车嘶鸣，情势更加险恶。何长工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广州寻找线索。经过千辛万苦的打探，终于得知朱德部驻防处，他喜出望外，急赴韶关，又奔犁铺头，终于找到了朱德。何长工说明毛泽东派他前来联络的目的，通报了秋收起义部队几经转战、落脚井冈山的情况。朱德听后又询问了井冈山现有武装、地形山势、道路交通、经济供应、领导人状况以及能否屯兵等问题，何长工一一作了解答。朱德幸喜过望，他对何长工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们这两支部队将来要集中。”

　　何长工不辱使命，几度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联系上了南昌起义余部，为以后朱、毛会师井冈山铺平了道路，功不可没。现在，在苍松翠竹掩映的革命圣地井冈山，有一座纪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创千秋基业的雕塑园，其中英姿威武伫立于园门醒目处的一座单人塑像，就是何长工。

　　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毛泽东同朱德的这次历史性的会聚，是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28年5月4日，井冈山迎来了喜庆的日子。这一天，庆祝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胜利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大会召开了。会上，劳苦功高的何长工担任司仪。红四军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下辖3个师8个团，兵力达5000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规模最大、兵员最多、影响最深、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为此朱德赋诗歌颂：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经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粟裕语）它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大大增强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和有力地推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而且对推动红军队伍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井冈山会师之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在南京还未坐稳“江山”的蒋介石，鞭长莫及，只能遥令湘赣两省的军阀“进剿”井冈山。4月底，红四军首战五斗江，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度占领永新城，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5月中旬，红四军取得了草市坳战斗胜利，再次攻下永新城，击破了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革命军民信心倍增。

　　6月上旬，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带着5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奔井冈山而来。同时，湘军吴南部也出动3个团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股兵力钳制湘军，主力打赣军。6月23日，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打得来犯之敌溃不成军。群众热情歌颂：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真好！真好！

　　快畅！快畅！

　　军事上的胜利使井冈山的红色割据区域迅速扩大。红四军占领永新、莲花后，“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面积达72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初呈规模。

　　继茶陵、遂川、宁冈、永新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应运而生，酃县、莲花工农兵政府也宣告诞生。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边界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边界党组织风生水起。边界的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茁壮成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页。

　　这是毛泽东1928年6月间在与进攻井冈山的敌人作战时，提笔挥就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慷慨豪迈，荡气回肠。它高度概括了整个井冈山斗争的形势和特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但革命军民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英勇作战，坚守红色根据地，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

　　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毛泽东那样看清中国的革命形势，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发展壮大，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前途。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大都以城市为分析对象；实践中，那时只有苏联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苏联的革命道路是唯一可供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而苏联正是以攻占大城市获得革命硕果的。但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城市发动的多次暴动，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革命道路在哪里？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反映了那时党内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彷徨。六大一方面肯定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又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才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中国革命依然要以城市为中心。需要说明的是，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邓中夏等在会前会见了斯大林等苏联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等人还就各自的革命经验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六大闭幕前就发出了对国内工作的电稿，指出要加紧城市产业工人中的革命工作。靳莲芳：《革命激流中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然而，毛泽东独树一帜，坚持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的革命方向。

　　1928年10月和11月，敌军“进剿”井冈山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连续写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与《井冈山的斗争》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明确表述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 半殖民地性质造成了中国政治的不平衡，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和矛盾冲突，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缝隙和机会。

　　2. 半封建的性质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农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相对独立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在农村可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3. 地域广阔使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4. 已经有了新的政党和革命的军队，有了战胜敌人的基本力量。

　　以上分析和阐述，连同1930年上半年写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不久，马上开始了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到1928年12月，颁布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的农民第一次分到了土地，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井冈山根据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军几度来犯，都被革命军民打得落荒而逃。但是，井冈山毕竟区域狭小，人口稀少，不能满足工农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消极据守井冈山一地，绝非长久之计，必须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才能让革命拥有“活水源头”。

　　1929年1月，红军留下小部分部队由彭德怀指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出发前，毛泽东为红四军拟写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一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四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产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极需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理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群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转引自时光：《星火燎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页。

　　这个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韵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向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表明了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革命的性质和对各阶级的政策，并号召广大群众支持革命，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而努力。红军布告是一部宣言书，它表达了民意、深入了民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2月11日，红四军一部进抵瑞金与宁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区，与尾随红军的国民党两个团进行了一场激战，最终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800余人。随后北上东固，与红军独立二团、红军独立四团会师，在赣南立住了脚。3月中旬，进占闽西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底，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主武装，先后占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成立了兴国、于都、宁都等县革命委员会，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5月至10月间，红四军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先后攻占龙岩、永定县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来。1930年2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别委员会、赣南特别委员会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南、闽西两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统辖范围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就在红四军艰苦转战，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多地爆发武装起义，组建工农武装队伍。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开辟了大小不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主要有：

　　湘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2500人到达井冈山。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移后，红五军留守。不久，由于敌军优势兵力进攻，红五军突围到赣南和红四军会合。5月，红五军返回井冈山，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茶陵、遂川等十几个县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黄公略等领导红五军一部坚持游击战，在1929年建立了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的湘鄂赣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继方志敏等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后，1928年10月，闽北崇安的农民起义又创建了闽北根据地。1930年7月，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红十军和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方志敏任政府主席，初步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9年，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建立了红一军。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工农政府，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年初，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西领导土地革命，先后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联合，发展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不久，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开辟了左江革命根据地。同年3月，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左江根据地丧失。11月，红八军余部编入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根据地，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的部队由韦拔群等率领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广东东江和琼崖革命根据地。1928年海陆丰根据地失守后，中共东江特委继续坚持游击战。1929年，在八乡山和大南山建立了根据地。1930年后，东江地区红军合编为红十一军。在海南岛，1928年红军失败后，退入母瑞山坚持斗争。1930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成立，随后，逐渐恢复了琼山、万宁、陵水等老区，开辟了临高、崖县等新区，组成红军琼崖独立师。

　　红色革命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在中国南方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中共在城市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到1930年，大城市的产业支部已有229个，工人运动呈现复苏的景象。1928年下半年，仅上海的工人罢工就有105次，北平、天津、汉口、广州、香港、厦门、苏州、杭州等地工人和北方的铁路工人，也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罢工。农民的抗租、抗税和抗粮的斗争也时有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就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事业异军突起，在全国人民当中传播了进步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3月和10月，在中共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在上海成立，从此，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的创作活动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红色根据地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和国统区工农运动的复苏勃兴，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1930年，随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蒋终于腾出手来，调集军队，迫不及待地向中央苏区挥师而来。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另3个旅共10万兵力，由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略，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范外，主力实行“退却”，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敌军以为红军胆怯，不敢与其正面作战，更加肆无忌惮，长驱直入。12月16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到28日，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战线相距达到了800里。战线如此之长，兵力分散，首尾不能自顾，犯了兵家大忌。再加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痛击敌人的时机到来了！

　　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红军寻找敌军中部，准备在此打开缺口。

　　12月30日，红军的“猎物”出现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9000余人，孤军冒进，稀里糊涂进了红军在龙冈设下的包围圈，一阵猛烈攻击之后，全部被歼，片甲未归，张辉瓒被活捉。只此一战，吓得余下敌军仓皇逃散。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追击，接连获胜。第一次反“围剿”漂亮结束。

　　毛泽东情不自禁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踌躇满志，溢于笔端：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钱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急忙召集美、日、德军事顾问和三军将领共商对策。1931年4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带20万军队，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这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但毛泽东不慌不忙，制定新的作战方针，那就是化整为零，将红军分散退到敌军不易到达的深山，然后找机会集中兵力进行突袭，出奇制胜。日本振武学堂毕业的何应钦哪见过这种打法？一头扎进崇山峻岭，却连红军的影子也找不到，四顾惘然中，却冷不丁杀出一队人马，还没等回过神，已经败得落花流水。就这样，红军拖着何部东奔西走700里，最后痛快淋漓地结束了第二次“围剿”。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忍无可忍，终于亲自挂帅，带来30万人马和英、日、德军事顾问，宣誓在3个月肃清红军。

　　1931年7月，蒋介石部队气势汹汹开始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领红军主力千里回师，由闽西经广昌、石城、瑞金、于都、兴国、万安、富田等地，插入敌后，绕道千里，将敌人甩在赣南。等敌人醒悟过来再行追击，红军就可以逸待劳，选择可打的敌人置其于死地。从8月7日至11日，毛、朱指挥下的红军在敌人背后连续打了3个痛快的胜仗，歼敌10000余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敌军发觉背后起火，赶紧回身包围红军。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巧妙地跳出包围圈，再次与敌人周旋。就这样，红军牵着敌军的鼻子，忽东忽西，让敌人四下扑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战不得战，退不甘退，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兵戎突起。两广实力派陈济棠和李宗仁联手反蒋，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正大举北进到湖南。祸起萧墙，蒋介石不得不偃旗息鼓，全线撤退去救“近火”。

　　三次反“围剿”胜利使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3次“围剿”。1931年11月，鄂豫皖红军约4.5万人，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此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剿”。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江西于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五方面军。

　　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红军力量迅速壮大，在这样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马模贞、匡珊吉：《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

　　生死攸关的转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它彻底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随即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东北三省很快全部沦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再度起兵，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高举抗日的旗帜，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中共临时中央及时通过决议和发表宣言，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然而，外敌入侵的民族灾难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剿灭”革命根据地的“痴心”，为维护独裁统治，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宣称“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均先求国内统一，不能违反”。1932年，他又一次兴师动众，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

　　7月，30万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强敌压境，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因盲目轻敌，导致数战不利，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撤退。同年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中央根据地。也许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国民党的强势兵力再次失效。1933年2月，周恩来、朱德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两个师；3月，红军又在草台冈地区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两战俘敌10000余人，缴枪10000余支。蒋介石再度大败而归。

　　连续4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颜面尽丧，为挽回“人心”，他不得不孤注一掷，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到第五次“围剿”上。1933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华北驻军除指定一部留驻外，其余悉数南调，向江西集中。28日，蒋又与汪精卫联名通电，声称：“国民党之方策，治国莫要于清除共产党。”各方动员100万人马，1200架飞机，铺天盖地向中央苏区杀来。

　　就在蒋介石摩拳擦掌，准备和革命根据地军民决一死战的同时，中央苏区正发生着重大变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能说一口流利俄语，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深得校长米夫赏识。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之职，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自此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37年，王明再度在苏联的支持下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在武汉和延安和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养，1956年赴苏后一直滞留苏联，直到1974年3月27日病死莫斯科。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不仅在国统区“开罪”同情共产党的中间阶层，鼓动工农群众不顾现实条件冒险暴动，造成党的工作的全面受挫；而且还命令根据地的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撤销了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职务。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炮声已近，中央苏区却“内斗”正酣。政治上，发起所谓“罗明路线”斗争，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军事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

　　博古，又名秦邦宪，1925年入党。1931年，24岁的博古在上海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30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严重，党中央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偏偏这个时候，王明提出要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推荐博古代替自己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一职。当时连博古自己也大吃一惊，因为确实太年轻、资历浅，而且还几乎没有在党内工作的经验。但因为是王明推荐，共产国际认可，这个空前绝后的任命就这样定下来了。人们推测，当时王明选择博古是有私心的，他想让博古占着最高领导这个位子，等自己从苏联回来可以轻易地把位子拿回来。年轻且没有经验的博古在政治上唯王明是从，在军事上，处处听从李德。李德又是什么来历呢？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32年春到达中国。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也不顾战争实际情况，只会凭着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博古这个最高领导将指挥红军的军事全权交给李德，后果可想而知。

　　9月，蒋军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博古、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犯了冒险主义错误。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起义，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博古执行“左”的路线，认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合作，坐视十九路军被蒋镇压。1934年1月，蒋介石全力进攻，博古、李德处处被动抵御，打阵地战，拼消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西地区转移。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先后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由于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更由于博古、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且将各种仪器、辎重随军携带，导致队伍行军缓慢。红军虽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锐减至3万人。此时，国民党估摸到红军行进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在湘江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之下，中央红军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转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尾追和堵击的敌军一时跟不上来，中央机关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就是这个短暂的停留，给了中国革命一次重大的转折机遇。

　　1935年1月15－17日，喘息方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就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原名琵琶桥）东侧，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砖木结构，是当时遵义城里最新的、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巍巍峨峨。红军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共20人。《中共党史资料》第六期，第19－21页。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丢了中央苏区，红军走到这一步，博古深知自己的责任，因此在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脱罪”，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马模贞、匡珊吉：《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页。他的报告一结束，会场突然静得出奇。这尴尬的场面让博古诚惶诚恐，是拥护抑或反对？他心中没个底。这时，周恩来拿出自己的报告提纲站起来，周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代表军委，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周的报告一出，博古马上意识到自己和李德被孤立。早在红军长征之初，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红军领导层的错误，逐步向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靠拢。12月15日，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行进方向时，周同意毛的建议而反对李德继续进军湘江的冒险计划。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怒，还质问周恩来。当时两人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也十分气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张黔生：《遵义会议：我党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北京日报》2009年10月12日。这一次，周的报告明显“倒戈”。坐在过道门边的李德通过翻译已经知晓，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

　　两个报告结束后，焦虑不安的博古征询大家的意见。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这时，张闻天站起来，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一同商量的意见，作了一个关键性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

　　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博古和李德无言以对。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原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鸡鸣三省的一个叫水田寨花房子的村子，周恩来与博古商谈让张闻天接替他一事。据说，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这是让人敬佩的。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正确驾驭其前进的舵手！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重获新生。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下旬，在彝族人民支援下，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的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长征的目的地。中央原定长征的落脚点是湘西北，后来根据形势发展，曾先后制定过创建黔北根据地、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川陕甘根据地等方案。此时，毛泽东等领导再度改变计划，决定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再向东发展。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主要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在缴获了大批军粮、公盐之后，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山西日报》。正是这两家报纸，让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得知这样一个事实：陕甘两省境内有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频繁活动。这个信息让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他们设想如果主力红军进入该地区并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当时，毛泽东还很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这样，党中央最终把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陕北。

　　关于这件事，后来一些长征的经历者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提到：“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聂荣臻也在回忆录中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9月23日，红军从哈达铺北上，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29日占领渭河城。10月7日，击溃敌骑兵的追击，翻越巍峨雄伟的六盘山。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活动的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离开湘西，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7月，在甘孜地区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曾在1935年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因为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同中央分裂，再次过草地南下。由于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斗争，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惨遭失败，张国焘最后放弃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在甘孜，红二、六军团另加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军一同北上。

　　10月1日，中央派出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部队占领甘肃会宁县城。8日，红四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清江驿。20日，红二方面军到会宁以北的将台堡。如此，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予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但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时，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设到了陕北，为以后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打下了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长征》一诗中，概括了红军这段伟大而英勇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第三讲　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

　　“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发出了中华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一场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尊严、民族的复兴发起的大决战，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的一次伟大战争，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并坚持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经过民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走向成熟。

　　扭转时局的惊天之变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对工农红军围困截堵、穷追猛打之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中国华北。

　　1935年1月，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6月，日军又以天津两个汉奸相继被刺身亡一事（日本战败后，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供认两人之死是其策划的），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撤出原先蒋介石为防止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设的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和军委会政训处，以及在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10月，日本又进而发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11月，日本特务机关唆使殷汝耕在北平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政府再度妥协，同意成立标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华北危矣！欲壑难填的日本侵略军正在用“渐进蚕食”方式，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执着“安内”的蒋介石已经越来越难于压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怒火。华北危急中，孙中山亲密战友廖仲恺的夫人，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女士给蒋介石赠送了一条罗裙并附一诗：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辈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尚明轩：《何香凝》，《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页。

　　更让蒋介石难堪的是老将续范亭。12月26日，这个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竟然跑到中山陵前剖腹自杀，留下《哭灵》诗一首：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腆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田为本：《续范亭》，《民国人物传》（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许许多多与蒋对立的派别都纷纷拿抗日说事，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当然，最大的压力来自全国几万万的民众。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大中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的爱国壮举，激发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民族情感，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工人、市民、商人，迅速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和宣传队，罢工、集会、请愿、抵制日货，强烈呼吁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在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中，有些身处前线的国民党官兵也深受感染，违反政府“不抵抗”命令，奋起反击，实行局部抗日。

　　与国民党当局截然相反，即便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依然心系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对日作战，共产党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逼得蒋介石进退两难：不抗日，“树欲静而风不止”；出兵抵抗，共产党和红军势必趁机坐大。但是，已是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此时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无法再弹下去，必须另找出路，改变时局。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西安事变”。

　　要了解“西安事变”前因后果，必须先了解“制造”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

　　张学良，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是大名鼎鼎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身负民族大义和杀父之仇，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断了日本鲸吞东北的念头。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慑于日军的强大以及保存自己兵力的考虑，要求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以不抵抗避免冲突，直接导致东北的沦丧，受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35年，带兵退回关内的张学良被蒋支使到西北“围剿”红军，因连连受挫，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不满。

　　共产党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暗中派人联络张学良，晓之以义，动之以情。1936年4月9日，张驾机飞抵肤施（今陕西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此后，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据说，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

　　杨虎城，1893年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农家。1911年，投身于辛亥革命。1915年，率众加入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7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由于右任领导的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杨历来同情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1933年，主动向蒋请缨抗日，但遭冷遇。同年6月，他与当时驻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1935年，杨奉蒋之令调兵到陕南阻截红二十五军，遭到红军的反击，损失惨重。因不愿如此“内耗”，杨多次向蒋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团结御侮，蒋不但不听，反而疑忌倍生。

　　1935年11月，中共派专人做杨虎城的工作，杨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极表赞成。毛泽东还给杨写信，商谈红军和杨的十七路军合作问题。

　　经过众多鲜为人知的努力，一个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形成了，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西安的局面使蒋介石大为不满。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10万大军，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到西安摊牌（张在12月2日乘军用专机专程到洛阳迎蒋）。他当时提出两个办法，要张、杨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做“剿共”之用。参见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页。

　　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块“地盘”，最终被蒋介石撤并。但事已至此，可谓山穷水尽，出路只有一条：扣押蒋介石，联共抗日。

　　为了争取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张学良在12月7日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深受共产党抗日爱国宣传影响的西安民众，均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12月9日，西安10000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下榻的地方而来。

　　蒋闻讯后惊慌失措，令张学良设法制止，并残忍地说：“如果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在灞桥追上游行学生，但学生不听劝阻，表示不到临潼誓不罢休。时近黄昏，12月的西北，朔风四起，天寒地冻，学生们顶着飞舞的雪花，忍饥挨饿，仍振臂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当场许诺：“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做答复。”李义彬：《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言至此，声泪俱下。

　　当日晚，张学良再次劝蒋抗日，两人言语不合，再次发生争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并命令其亲信骑兵师师长白凤翔负责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表示“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为此，张在第二天以准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专门带着白见到了蒋介石，蒋当时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张学良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依然毫无结果。晚上，蒋还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共进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最后的通牒已下，已经不可挽回。

　　当时蒋住在临潼，而跟蒋来西安的文武大员邵元冲、陈诚等20余人，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城里还有蒋的中央宪兵团和警察特务等机关。为了达到兵谏的目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

　　12月12日晨5时，“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突然冲进临潼的华清池，蒋的宪兵只有80来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能作短暂的抵抗就被击溃。还在床上的蒋介石听到枪声、人声，知道大事不妙，赶紧从卧室后窗跳出，跑向房后的骊山藏匿。东北军官兵搜索到蒋的寝室，发现蒋已逃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摸一摸被褥，还是温暖的，知道出逃不远。床旁边通向骊山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官兵们随即包围了骊山，很快搜获了躲在半山腰一块大虎斑石后的委员长。据说当时蒋的形容极其狼狈：光着头，上身穿着古铜色睡衣，下面穿白色睡裤，脚上的鞋子跑掉了一只。颤巍巍地立在寒风之中。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当他知道是东北军干的，好像心里稍安一些。

　　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赞育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李立：《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09页。

　　同一时间，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十七路军扣留了随蒋而来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在出逃时被流弹击中，失血过多而死；陈诚极其尴尬地被士兵从废物箱里押出。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震惊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出乎张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对蒋介石表示同情，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反而指责他破坏国家的统一，减少抗战力量。甚至一向对蒋介石不满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无人附和他的行动，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策，规劝他悬崖勒马，迅即送蒋返京。而在国际方面，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舆论，对蒋介石被扣均表示遗憾与同情，希望蒋介石早日恢复自由。毕竟在当时，在国内外各方人士眼里，蒋是最有政治实力的中国领袖，也是中国抵抗日本的希望所在。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开始蠢蠢欲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依仗日本势力，一面电促亲日的汪精卫回国；一面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下令陆军进攻西安，甚至准备出动飞机轰炸。他内心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蒋介石即便不丧身枪炮之下，也会死在被逼无奈的东北军手里。何的居心叵测被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一眼看穿，坚决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确实也震惊了中国共产党。据史料证明，事变之前，共产党并不知晓。对事变的最初反应，甚至还是惊恐。担心蒋在这个时间一旦出现意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面对事变发生后复杂的局势，考虑到国内外对事变的反应，中共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引导事变朝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15日，中共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同时应西安方面要求，出动主力部队集中西安附近，准备迎接国民党亲日派的攻击，对张、杨给予积极的支援和配合。16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抵达西安，与张、杨商谈事变处理办法。

　　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中下层官兵，对蒋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哪有妥协的余地。周恩来代表中共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弊：“蒋在出其不意中被擒，其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均原封未动，倘仅仅其个人遭遇不测，被激怒的南京政府必然扩大内战，甚至，日本也会借机扩大侵略，对目前的民族抗战十分不利。相反，和平解决事变，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不敢轻举妄动，接受八项主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的远见卓识，很有说服力。美国记者斯诺曾就此分析：“共产党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主张呢？一是中国面临着‘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侵略’；二是共产党‘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4－375页。

　　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从南京赶到，作为蒋的谈判代表。

　　谈判从23日开始，经过三方磋商，在24日达成六项协议：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最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战，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蒋遵守承诺，从1937年1月始，国民党中央军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8日，南京政府撤销亲日派外交部长张群的职务。至此，国内和平基本实现。“西安事变”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之幸事，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的抗战，最后必将是中国的胜利。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事，从此摆脱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围剿”，中共真正在陕北安定下来，建立了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等各项权力的边区政府，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周恩来曾评价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不可战胜”神话的破灭

　　1937年7月7日，完成了全面侵华准备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发起进攻，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将士英勇还击，全面抗战的闸门终于全部拉开。

　　从7月到9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日本侵略军凭借精良的武器和长久备战的优势，不仅迅速拿下北平、天津两大城市，而且把战火烧到了整个华北。侵略铁蹄所到之处，中国军队损兵折将，步步溃退，城镇疮痍，乡村荒芜。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自我陶醉在“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中。然而，日军的美梦没做多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在平型关给了它当头一棒，“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即变成了笑谈。

　　卢沟桥开战后，战争的血与火在刹那间催发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国共合作加快了步伐。开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3页。全体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一一五师由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全师共1.5万人。一二〇师由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全师共1.4万人。第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全师共1.3万余人。这就是抗战期间名闻遐迩的八路军三大主力。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因在多次重大战役中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高级领导干部。

　　聂荣臻，1899年生于四川江津（现重庆市）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31年到中央苏区。长征期间，与林彪一起率红一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多次击退敌军，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立下大功。

　　萧克，1907年生于湖南嘉禾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率部参加井冈山会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历任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长征开始，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通道。后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十一军军长，为保存红军力量和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伯承，1892年生四川开县。曾在川军中作战10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有“川军名将”之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战争而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辗转到苏区革命根据地。刘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徐向前，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县。1924年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6月，受党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年仅30的徐向前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从此，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长征途中，徐向前与朱德等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平津后，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沿津浦线南下夺取济南、青岛；沿平汉线取保定、石家庄；沿平绥线向太原逼近。国民党军队抵挡不支，纷纷溃退。中共中央军委遂决定八路军三大主力出师抗日。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战略战术的指挥下，三大主力迅速到达各自的“责任区”：第一二九师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并逐步在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摆开阵势；第一二〇师赴晋西北，钳制进攻太原之敌。参见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页。

　　飞扬跋扈的日本侵略军为达到占领太原的目的，分左右两翼推进：右翼以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混成旅的兵力，在占领大同后，出阴山进犯雁门关；左翼由第五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企图突破平型关，最后与来自大同的日军在雁门关会师。然而这一次，侵略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沟深数十丈不等，全长约13公里。一条公路蜿蜒其中，许多地方狭窄得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无法错车。但两侧高地山头却比较平坦，适合隐蔽部署兵力。显然，这是一个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敌第五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自“七七”以来，因几度获胜，自认所向无敌，一时忘乎所以。此次行动中，他一心想着尽快赶到雁门关会师取得头功，忽视了到雁门关之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型关的威力。

　　9月14日，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奔赴晋东北，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平型关西南，并派出侦察分队查看平型关地区的地形和敌情。23日，林彪在平型关东南面的上寨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并下达具体部署：杨成武的独立团、骑兵营负责切断敌军的交通线，阻止敌军的增援；杨得志的第六八五团和李天佑的六八六团为主攻，全部埋伏在平型关东侧山地，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截击敌先头部队，并分割歼击沿公路开进之敌；徐海东的第三四四旅的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在平型关北面截断敌军退路，不让敌军退缩；第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绣）为预备队，以便机动。这个部署截头断尾、中间分割，可以把来犯之敌一网打尽，滴水不漏。

　　24日，侦察部队传来消息，敌军将在25日早晨通过平型关。当夜12点，林彪和聂荣臻用电话向各支队伍下达了进发命令。

　　岁值深秋，夜寒彻骨。晋北9月下旬夜间气温已很低，当年9月19日是中秋节，平型关、恒山、雁门关一带曾降大雪。部队行进到半途，天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八路军官兵均无挡雨御寒装备，身上的军装，又破又烂。只能冒雨摸黑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行进。不久，大雨未至，山洪又来，战士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蹚过去，但不幸仍有战士被山洪卷走。李良志：《渡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经过大半宿的冒雨急行军，拂晓前，部队终于到达目的地，按预定计划，分头在平型关首尾及两侧埋伏起来。这时，静悄悄的平型关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口袋，正张开着大口，等待日军悉数进入。

　　天亮之前，雨是停了，经过一夜的秋雨侵袭，战士们全身汗雨湿透，又冷又饿，还得伏于湿地、山岩上待命。但是，伏击侵略军的计划让大家兴奋异常，充满必胜的信心。

　　25日凌晨，山沟公路上由远而近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只见坂垣师团的第二十一旅4000余人，乘汽车百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至平型关的公路西进，黑压压的一片，充满杀气。由于当地群众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一一五师如此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和行军埋伏等军事行动，居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因此，这些毫不知情的侵略军还是大摇大摆，骄情横溢，如入无人之境。

　　7时左右，敌第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伏击的八路军官兵压着怒火，耐心等待这些不知死期已至的狂妄之徒走近、再走近……由于沟深路窄，加上雨后道路泥泞，敌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进缓慢。等敌人的最后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八路军的信号弹升入了天空。第六八七团第五连的连长曾贤生率全连首先发起攻击，用手榴弹炸毁敌人车辆，堵截敌军的退路。顿时，迫击炮、机枪、步枪、手榴弹，全线开火，居高临下，劈头盖脸向敌军砸去。拥挤在公路上的日军一时乱了阵脚，人仰马翻、车马相撞，乱作一团。因无路可退，日军拼死抵抗，反复争夺公路两侧制高点——老爷庙和白崖台，冲杀声响彻山谷。

　　坂垣征四郎得知二十一旅一部被围，急令在蔚县和涞源的两个联队救援，但分别遭到早有准备的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团的痛击。日军还出动飞机轰炸，但由于是沟谷中的短兵相接，飞机的威力相当有限。曾经参加平型关战役并担任连长的谷怀良在60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战况：

　　“日军派出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一天来四五次，每次七八架飞机，最多不超过10架。他们朝下面扔炸弹，并用机枪扫射。之前在战场上，没见过飞机，所以一开始，大家有些恐惧，但是，飞机一来，我们的步枪、机枪、冲锋枪，所有的枪支都集中火力射击飞机，当天，打下日军第一架飞机。山头上立即炸了锅，所有的士兵都在高呼，所有的冲锋号都吹响了，大家都十分兴奋。以后，再来飞机，大家都不怕了。整个战役共击落了日军5架飞机。后来，日军害怕炸弹滚下山误伤自己的部队，不敢轻易轰炸而撤退。”《寻访抗战老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7日白天，敌人终未能冲破包围，坂垣师团二十一旅遭歼灭性打击。因为敌人死不缴械，千余日军全部被击毙。中国军队伤亡也很严重。据老红军战士、聂荣臻的卫士阮受贤回忆，一一五师约有900人伤亡。《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认为：中国军队团营干部5人负伤，以下近千人伤亡。第五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连长曾贤生壮烈牺牲。战斗极为残酷，独八旅三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支援了平汉线和津浦线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的险厄。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全民抗战气壮山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转引自李良志：《渡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名流内阁”的一段佳话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因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虽然前方将士流血流汗，但屡战屡败的战况，让国内各界大失所望。同时，民间的责难和非议又反过来影响前方抗敌官兵的士气。身为大元帅的蒋介石并不知晓，民族战争必须动员全国民众的力量，只有让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共不断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政治工作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

　　1931年年底，国民党终于撤销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这个政训处因大搞特务活动早已声名狼藉，转为恢复久负盛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部。想当年，正是因为有共产党主持的政治部，才有北伐战争期间，各界民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和响应的盛况。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汉口正式挂牌，部长由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面共设有四个厅，一厅主管军中党务；二厅主管民间团体和组织；三厅主管军事政治宣传和协同有关单位贯彻执行军民总动员事宜；此外，另设有总务厅。

　　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昙花林鸣锣亮相。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任厅长，文化界名人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一职，著名画家傅抱石任职秘书。厅下设三个处，按照政治部的统一序列，第五处为文字宣传处，胡愈之担任处长；第六处为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第七处为国际宣传处，实际工作由杜国庠、冯乃超等人主持。此外，“全国慰劳总会”和“战地文化服务处”也隶属第三厅领导。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最初都不愿意去这样一个机构工作。一是认为这是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这是当时一些自负清高的文人所不屑的；二是第三厅属于军事编制，科员以上都授军衔，郭沫若居然被授予中将军衔，要穿军服、行军礼，这一招又是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适应的。还是周恩来出马，耐心地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克服这些小小的不适应，何况利用第三厅这个招牌，可以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如果能把宣传、慰劳、教育紧紧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顽固派一部分颠倒黑白的宣传活动。

　　当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曾回忆：

　　“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去三厅，但周恩来告诫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当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还是去了。郭老任厅长，我在郭老领导下工作。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恩来同志和长江局领导下工作。”参见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

　　由此可知，尽管从编制序列上看，第三厅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是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各抗日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参加的，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了适应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的需要，中共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采取了适当的变通。在第三厅的领导骨干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共的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成员是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和董维健；三厅处以下的党员则另外成立一个支部，由冯乃超任书记，刘季平任组织委员，张光年任宣传委员。平时这两个党组织互相不发生联系，以防止万一发生问题，不致互相影响。

　　据说郭沫若想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三厅工作，周恩来劝他服从党的需要，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厅长。

　　郭沫若从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后，郭在朱德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诈的刽子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回到中国，并与蒋介石达成了相互谅解。

　　由郭沫若出面，第三厅请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除几个大名鼎鼎的处长外，各个科长，甚至每个工作人员都是拥有一己之长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演员、导演、画家、音乐家、作家。这些文化名流放弃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不计个人得失，只为抗战而来，投身各种形式的民众动员。如六处第一科科长洪深，负责戏剧音乐宣传。洪深本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他到第三厅做个科长，有人不理解：“堂堂大学教授，居然被上校官衔打瞎了眼，只怕是想过官瘾吧！”洪深说：“民族战争关系到国家兴亡，在这血与火的岁月，生与死的搏斗中，每个人只能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的需要！”“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只要抗日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了，我第二天就滚蛋！”转引自李良志：《渡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190页。六处第三科科长是中央大学的徐悲鸿。七处第二科科长董维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长杜国庠是日本京都大学高才生。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郑君里、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张曙等。第三厅最盛时有2000多人，聚集的文化名流不下百人，可谓人才济济，集一时之盛。“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

　　对当时艺术界、文化界人士的爱国激情，亲身经历那段生活的阳翰笙后来回忆道：

　　“这是多么有才华的热诚的革命艺术家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革命文艺队伍中的精华。尽管他们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有着各自的性格、长处和短处，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愿和祖国同甘苦、共存亡的赤子之心，都有一腔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的热忱；都有一股勇于艰苦创业的干劲，都有一副热爱同志、热爱朋友的侠义心肠！”参见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

　　第三厅“开张”后打响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殷切希望“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为此，活动周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为开始，之后每一天一个主题，活动共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其中，第一天举行活动开始仪式，并确定为“文字宣传日”。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盛况：火炬游行，行列绵亘数里，经过之地区，市民均以鞭炮欢迎，民气极度振奋。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分别举行了广播演讲、公开演讲和宣传队街头演讲等活动。那一日不巧是雨天，但虽然大雨滂沱，宣传队员们仍精神奋发，情绪热烈。第三天是“歌咏日”，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广场歌咏活动，郭沫若到场作了“来它个四面倭歌”的演讲。晚上，光明大戏院还举行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第四天是“美术日”。巍峨的黄鹤楼两旁展出数百幅抗日宣传画，当夜幕降临后，开始了画灯火炬游行。无数群众自发涌进游行队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慰问前方将士”、“有钱出钱”等口号震天动地。到晚上10点，一队队火炬会集江边，开始水上火炬歌咏游行。火光映照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场景慷慨悲壮。第五天是“戏剧日”，演出了话剧，主要剧目有《最后一计》、《团结抗日》、《日兵暴行》、《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大家一条心》等，还演出了歌剧、评剧、汉剧、楚剧、杂剧等。第六天是“电影日”，巡回放映车在武汉各重要地点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摄制的抗战影片，并播送抗战歌曲。第七天活动达到高潮，武汉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汉口，下午1点左右，中山公园中已万头攒动，军、政、商、学、工、妇女、难民、青年、伤兵等团体总数不下四五万人，加上各大街小巷正往聚集地来的群众，达20余万人；在武昌，游行的人不下十余万；在汉阳，到会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也有8000多人。

　　第三厅第二个重大活动是两个多月后的“七七事变”一周年抗战宣传周。其中的献金活动最感人泪下。组织献金活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宣传募捐来激发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当时，陈诚强烈反对献金活动，他对郭沫若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台上来献，没钱的人更不用说。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搞过三天募捐，一共才募得4000元。

　　不过，陈诚这次估计错了。民众的抗日热忱使献金活动破天荒地成功了。据郭沫若回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献金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一句话，简直是狂了。”前来献金的人当中，既包括高官巨贾、社会名流、机关人员，也有艺人、军人和商人，甚至还有那些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的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倌……老百姓有的献了一次又一次，有的献了十次二十次。真是一幅异常感人的爱国画面。“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郭沫若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6页。

　　“七七献金”得到了各界、各个阶层人士和民众的热烈拥护。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全体成员专门组成了“中共献金团”来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参加了献金活动。他们纷纷拿出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薪金或微薄生活费用投入募捐柜中；毛泽东还特地从延安发来电报，献出他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月薪；在华北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将士也把“七七”当天节省下来的1000元菜金悉数委托中共代表团献出。

　　献金活动整整持续了5天，募捐了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为了使这笔钱可靠地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和赈济灾民，第三厅又筹建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让这两个组织用这笔钱和其他资助，到香港购买了10卡车药品和医药器械，又为前方将士赶制了20万套暑衣、40万套棉衣，其中5万套给了八路军。

　　第三厅还在武汉发动大规模的写慰问信活动，号召各界群众给前线官兵写信。一时间，几百万封信像雪片一样飞到各个前沿阵地，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第三厅在武汉期间组织领导的其他活动还包括：召开记者招待会、编写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监听日本广播电台、开展日本专题研究、展开对日宣传、协助散发和投放各类宣传品、在战俘中组织反战教育活动等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武汉，第三厅随同国民政府辗转到重庆。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步改变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为加强对文化界的统制，国民党当局几次三番强迫第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

　　1939年下半年，趁周恩来和郭沫若都不在重庆，陈诚、贺寒衷、张励生等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因奔丧回到四川乐山家乡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返回三厅，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因惧怕郭沫若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声望，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之事暂时搁置。

　　同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亲下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声称“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但是，三厅绝大多数人拒绝参加国民党。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三厅其他进步人士也纷纷效仿提出辞职。周恩来与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唐培吉、王关兴、邹荣庚：《两次国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蒋介石得知此事，担心郭沫若等人去延安，于是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要三厅的人员需要留下来继续工作。这是蒋介石采取的羁縻政策。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第三厅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百团大战”显神威

　　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区南6公里处的狮垴山主峰上，矗立着一座高达40米，形如一把锋利刺刀的纪念碑。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纪念碑。整个纪念碑建筑群，气势雄伟，威严壮观，展现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宏伟气魄。徜徉在纪念碑下，当年八路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群众一同浴血奋战、英勇抗日的壮烈景象就会在脑海中纷至沓来。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投入兵力40万，历时3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推进，英、美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其目的在于迅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事，抽出身来实施更“宏大”的南进计划，掠取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日本对国民党施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即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一面发动枣（阳）宜（昌）战役，连续轰炸重庆，声称要进攻西安、重庆、昆明，迫使英、法封锁滇越路和滇缅路，切断了国民政府在西南的国际交通要道；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和平”条件，诱惑国民党在谈判桌上陷入它的网罟。这软硬兼施的办法使蒋介石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中共方面担心，一旦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毛泽东1940年7月6日语）”、“中日联合‘剿共’”（毛泽东1940年11月9日语），不仅陕北根据地将面临灭绝之灾，中国也将陷于万劫不复的绝境。

　　日本帝国主义在诱迫国民政府的同时，以大量兵力“扫荡”中共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夏，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里，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以研究军事战略见长的刘伯承把日军的上述部署，形象地称为“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个“囚笼政策”对八路军危害极大，让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十分不安。

　　为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蒋介石政权投降的可能性；也为了尽早打破日军布下的“囚笼”，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聂荣臻等几个红军将领首次商议，就把视线落在了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太原）上。这条横贯在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同时，“提出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的计划。《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经过几个月的洞察敌情和深思熟虑，到7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策：发起破袭正太铁路战役，切断日军由平汉铁路通往山西的运输补给，有利于太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大同—风陵渡）、平汉（今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北宁（今北京—沈阳）、德石（德州—石家庄）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预备命令》还要求参战部队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含）至阳泉（不含）段；第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含）段；第一二〇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机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驻有日军3个师的全部、2个师的各2个团、5个独立混成旅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的各2个营、1个骑兵旅的2个营，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八路军参战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一二九师（含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46个团、第一二〇师（含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另有近20万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8月20日22时，“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同一时刻，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等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枪炮声、炸药的爆破声震撼着华北大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等，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

　　百团大战分三个阶段进行。参见李隆基：《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41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交通大破袭。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交通破坏战，就是破坏与截断日军在华北的全部交通，作战重点是摧毁正太铁路。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日军在正太铁路沿线驻有独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驻阳泉）全部，独立混成第八、第九旅（司令部分别驻石家庄和太原）各一部。

　　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指挥下，以1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5个游击支队，在部分炮兵和工兵配合下，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大部和独立混成第四旅一部展开攻击。经数小时激战，右纵队攻入晋冀交界的要隘娘子关，歼日军一部。随后，破坏了娘子关以东的桥梁和通信线路。向娘子关至微水段进攻的中央纵队，连克蔡庄、地都、北峪、南峪等日军据点，并破坏桥梁两座。攻击井陉煤矿的中央纵队一部，在当地矿工支援下，破坏了煤矿的主要设施，“使最重要的新矿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23日，因石家庄方向的日军获悉，西援兵力达14个中队之多，再加上连日降雨，河水泛滥，严重妨碍作战行动，晋察冀军区部队遂连夜转移兵力，撤出战斗。左路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等据点未能得手，于是转移兵力，实施对铁路、桥梁、隧道的全面破击。

　　第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下，以8个团（包括决死队第一纵队2个团）、8个独立营的兵力，组成左翼破击队、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也在8月20日夜对正太铁路西段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大部和独立混成第九旅一部展开攻击；另以2个团会同平定、辽县、榆社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破击，并牵制各点守敌，保障主力侧后的安全。左翼队一部进攻芦家庄，连克碉堡4座，歼日军80余人；右翼队一部攻击桑掌和铁炉沟等据点，歼日军130余人。21日，该师为阻止日军从侧背攻击破路部队，令预备队一部抢占阳泉西南4公里处的狮垴山高地。从23日起，阳泉日军在飞机支援下，并使用化学武器，不断向狮垴山猛攻。一二九师阻击部队英勇奋战，坚守6昼夜，歼日军400余人，保障了破击部队翼侧的安全。经数日作战，一二九师控制了正太铁路西段除阳泉、寿阳以外的大部分据点及火车站，严重破坏了该段的路轨、桥梁、隧道，使正太铁路西段陷于瘫痪。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哀叹：“在率领援军向阳谷前进的途中，看见石太线沿线各小据点大半已被消灭，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伤。”转引自李隆基：《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第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指挥下，对同蒲路北段和铁路两侧的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破击。分兵一部到阳曲策应刘邓一二九师的作战；一部破袭忻（县）静（社）公路，克敌重要据点康家会；主力一部破袭汾（阳）离（石）公路。到8月31日，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第一阶段的作战让八路军大获全胜，实现了战役的预期目的。被突然打乱了阵脚的日军一时回不过神来，待查明情况后，赶紧调集兵力进行反扑。八路军调整部署，进入第二阶段的作战。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10日）：乘胜扩大战果。这一阶段是攻夺敌军深入我腹地的据点，并继续破袭交通线。8月31日，八路军总部提出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彻底消灭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县、朔县段，使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3个基本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16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是：第一二〇师主力对同蒲铁路北段宁武至轩岗段进行彻底破坏，再次切断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晋察冀军区主力破击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县城；第一二九师重点破击榆（社）辽（县）公路，收复榆社、辽县（今左权）两县城。

　　日军遭到八路军连续两个阶段大规模进攻作战的打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为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便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坦克开路，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的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突破合围反“扫荡”。1940年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消灭进犯之敌，粉碎日军的“扫荡”。

　　太行地区。1940年10月6日，日军以近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榆社、辽县、武乡、黎城间地区进行连续“扫荡”。10月29日至11月4日，一二九师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顽强抗击，给予敌军以重大杀伤。日军于14日撤退。11月17日起，日军约7000人“扫荡”太岳区。第一二九师所属太岳军区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活动于沁河两岸，寻机打击日军，至27日，歼日军近300人，迫使其于12月5日撤退。

　　晋察冀地区。1940年11月9日，日军以万余人“扫荡”北岳抗日根据地，并占领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平西和北岳两区军民，以内外线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连续伏击、袭击日军后方交通线，迫使日军大部撤退。2月3日至27日，晋察冀军区以4个团向日军发动进攻，歼其500余人，迫使日军全部撤出北岳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1940年12月中旬，日军以2万人的兵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二〇师部队和晋西北地区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游击战破击日军后方交通线，攻击日军修路部队和运输队，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下旬全部撤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历时百天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击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日军在遭受出乎意料的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百团大战”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同时，为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此外，“百团大战”还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百团大战”在进行期间，获得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后方的同胞们为此感奋到流泪”1940年9月19日《新华日报》社论援引重庆某晚报语。，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但是，“百团大战”在以后的岁月中却不断引起非议。

　　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此战导致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

　　对百团大战更为严厉的指责是在近20年以后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会上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减轻了日寇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对彭德怀批判的升级，“百团大战”进一步“遭殃”，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应当看到的是，任何一场战役都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遗憾的，“百团大战”也不例外。在战役过程中，由于领导者没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各路部队在相互配合作战方面存在欠缺，八路军由此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及丧失几处根据地的代价，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尤其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役结束后，由于暴露了八路军、根据地的实力，引发日军的疯狂报复和蒋介石的“猜忌”，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试想如果八路军始终藏头露尾，搞“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小股游击，后果又如何？

　　历史是公正的，“百团大战”所产生的良好政治影响，无可替代，愈久弥珍。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公开宣布：“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充满底气的一段话，是当年共产党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浙东、琼崖等19块抗日根据地，渡过难关，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各敌后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措施。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并相应形成抗日民主政治制度。

　　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1937年5月，边区根据议会民主制度的原则，制定了第一个《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接着就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活动。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让老百姓自己来选择“当官的”，这对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人来说，不亚于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革命根据地，就实现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基层群众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没有文化曾让他们不得不受苦受压迫，而今，共产党却让目不识丁的穷苦人依然拥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在根据地，选举投票的方式无奇不有，有用碗中投豆的，有在一张大纸上烧洞的，有画圈圈的等，五花八门，无所顾虑。如此公开透明的选举，使用权力和金钱进行“买官卖官”的贿选无可乘之机。朱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那个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老百姓中流传着许多这样的民谣：“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各阶层，男女穷苦齐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来欺压我们”，“选举票，认清楚，分清好人与坏人。”当家做主人的自傲感，溢于言表。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活动中，找不出旧政权时暴力压迫、金钱收买、包办操纵、圈定指派的现象，堪称民主政治的楷模，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的一道亮丽风景。

　　从1941年起，各根据地又在民主政权建设基础上迈出一大步，即实行“三三制”的政治制度。所谓“三三制”，就是在民主政权的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周恩来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中充满自信地解释了“三三制”的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转引自李良志：《同盟抗战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3页。

　　2月，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二次民主普选，当选的30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10名，其他人士20名。同上，第184页。8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这次大会选出林伯渠、徐特立等18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人，超出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党外人士递增。“三三制”打破了“一党专政”，不仅增强各界层参政、议政和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对于边区政府廉洁勤政也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开明绅士代表李鼎铭曾从事教育事业十余年，并开办医馆，治病救人，群众颇多赞誉。他起初对共产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把自己放在“客位”，遇事不表态，后被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的真情实意所感动，由“你们党上”变为“我们党上”，“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同年冬，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的自我解剖。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联络其他10名参议员，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大受中共的欢迎。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十分重视，当即写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议员们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精兵简政”政策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还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对战胜困难，提高工作效率作用至大。

　　正是由于延安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边区的政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所以它的各级领导人和干部能够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也正是由于在政权的产生和组成中摒弃了以权谋私、腐败贿选等种种弊病，才产生了真正为群众谋利，使“老百姓欢天喜地”，不遗余力“完成人民所给予的任务”的政权。

　　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延安像冰雪中的红梅，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绽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自由的空气，民族的希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青年进步学生。他们怀着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的理想，冲破重重阻挠而来，聚集到这个光明之地。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他看见朱总司令与军校学生在篮球场上火热地打成一片；看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亲耳所闻“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掩优容”。回到新加坡后，他写了《南侨回忆录》，在万人欢迎大会上，陈嘉庚激动地汇报了他的延安之行：“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乃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则绝迹不见”；而“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虚浮乏实，绝无一项感到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58－162页。边区为政的清正廉洁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说起这个“大生产运动”，关于它的肇端常带出一个故事，这就是“雷击事件”。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征粮问题。外面，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随着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与此同时，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个农民便借此发泄不满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听说后极为震惊，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自己与这位农民素不相识，但他却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怨恨，其中必然有原因。他急忙要求放人，并让人调查清楚。调查的结果是：原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和归还1940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传说中，“雷击事件”的发生，触动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决定走生产自救之路，发动党政军学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由此，大生产运动应运而生。

　　事实上，“雷击事件”能说明当时毛泽东对群众意见的重视，也能说明发动“大生产运动”的极端迫切性，但它确实不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原因。

　　早在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就已经开始倡导生产自救，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战士生活。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号召。只是在当时，生产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1940年开始，边区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主要原因是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包围封锁，正如毛泽东的形象说法“前门打狼后门拒虎”的状况。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忌惮共产党和八路军日渐扩展的敌后根据地，逐步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不断制造国共两党间的摩擦。最为极端的，就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使中共领导下的南方新四军遭受了损失7000人的重创。在经济方面，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虽然只有140多万人，却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再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然而，没有困难能阻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大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于是，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等口号的鼓舞下，军队、机关、学校纷纷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其中，八路军一二〇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1941年3月，三五九旅率先开进了古木丛生、野兽出没、人烟稀少、荆棘遍地的南泥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旅长到工勤人员、随军家属，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几年的辛勤汗水，终于让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天换地，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肥牛羊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好江南”。

　　紧接着，其他部队以及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到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葫芦河等地屯田垦荒。一时间，边区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直接带动其他各个根据地的效仿。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蔬菜，从此，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需要，还能常常拿出菜来招待客人。朱德热爱劳动更是无人不晓，在井冈山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名闻遐迩。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基本的生活问题，而且带动了工业、商业发展，改变了解放区的总体面貌。日军和国民党的包围和封锁不攻自破。

　　通过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克服了物质困难，渡过了生存上的难关。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不止步于为了抗日。共产党有更加远大的奋斗目标，一个为全中国，甚至全人类求解放、谋幸福的目标。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共产党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抗日战争以来，伴随着根据地的发展，是中共党组织的迅速壮大。从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党员由4万人激增到80万人。在这些新党员中有近90％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把大量小资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成为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滋生的土壤。

　　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新党员干部的素质，也为了肃清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从1941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酝酿并开展。

　　整风运动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演说，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学习材料。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参加整风的同志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据文件精神，检查思想、工作和个人的历史，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学习和思想总结。

　　历时3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所有这一切，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1942年和1943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总之，民主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以及整风运动，使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全中国众望所归的地方，成为全民族希望之所在。这一点不仅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参观过延安的西方人士的认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同盟’中的组成部分。”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页。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来访问延安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视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后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美〕谢伟思、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

　　第四讲　最后的决战

　　抗战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和平却没有如期而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继续其独裁专制统治，再度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这是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在疆场上的最后一次决战。人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让貌似强大的反动统治集团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随着旧政权的覆灭，中国大陆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占一齐成为历史的陈迹。

　　和平，擦肩而过

　　1945年8月28日，正是天高气爽的秋初时节。刚刚摆脱战乱硝烟的山城重庆，突然洋溢出一种节日般的欢快和祥和气氛。尤其在九龙坡机场，这一天较之往日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热闹。几百人不约而同地聚齐在这里，若有所待的目光齐刷刷地遥望西北的天空。下午3点30分，远方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一个黑点随即从蓝天白云中显露出来，等待已久的人群一下子变得兴奋而紧张，情不自禁地相互传言：“来了！来了！”

　　空中的黑点迅速变大，那是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飞机。3点45分，带着隆隆的巨响，飞机徐徐降落。人们顾不得周围还未消停的大风，呼啦啦争先恐后地拥向前去……

　　舱门打开了，一个高大、健硕的身躯映入机下每个人的眼帘。这就是重庆人早已久闻其名的红色领袖——毛泽东。毛头戴白色盔式帽，身穿灰布衣裤，脚下是一双崭新的黑布鞋，细心的人们发现，鞋子上都没有沾一点泥。乍一看，闲适自如的毛泽东，极像一位来走亲戚的乡野先生。只见他停在机舱门口，从容不迫地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手致意，顿时，机下爆发出一阵掌声。

　　在一片咔嚓咔嚓的摄影声中，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与前来迎接他的重庆各界人士以及记者们一一握手，口中不断重复带着湖南口音的“很感谢”这三个字。

　　在毛泽东身后，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接着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永远是那么儒雅的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等中共随同人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交椅”，与蒋介石已经较量了整整19年的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蒋介石控制的“心脏”重庆呢？是什么让毛泽东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赴这场“鸿门宴”？这里的复杂内情非一言而能尽。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随着对日战争逐步接近尾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在加紧准备一场旨在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面内战了。毛泽东早已看出端倪，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他郑重地向全党宣布了抗战后将面临的局势：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7月下旬，蒋介石急于抢占抗战成果，更急于把共产党堵在各个边区根据地，于是不断挑起事端，把战火烧到陕甘宁边区附近。此时，经过8年的抗战，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虽然还无法与国民党匹敌，但是，已经完全不能和19年前的大革命后期同日而语。横逆之来，已有还手之力。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国共双方如此架势，战争不可避免，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内战的阴云已经悄悄在中国的上空聚合。

　　但是，战后的中国局势是复杂的。在国共两党的背后，还有美、苏在远东的共同利害关系。如果美国支持国民政府进攻共产党，苏联就会帮助共产党，这样，国共内战，就扩大成美、苏两个大国之争，在世界大战刚刚平息的当时，各方都是不希望走到这一步的。因此，美国竭力要求蒋介石克制，而苏联也给共产党压力，双方都希望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苏联出于多方利益的考虑，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确实作出了不少重要让步，但取得了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保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有了这个保证，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其接收主权在军事及财政上的全力支持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蒋介石认为自己得到了与中共共坐一张谈判桌的主动权，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要迅速开赴华北、华东解放区一时尚有困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暂时压下武力“解决”中共和解放区的欲望，在暗中调兵遣将的同时，打出了和平谈判的大旗。他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蒋心里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权，在“和平谈判”桌上逼迫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足够的时间，调集西南、西北的兵力，部署内战。

　　事实上，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当时的中共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料到。所以，当8月14日第一则邀请电报发到延安时，对这突然从天而降的“橄榄枝”，毛泽东一时摸不着头脑。蒋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写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当年在上海是中共特科的骨干，是中共的情报专家，人称“特工之王”。李轻而易举就获取了重庆方面的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之间的电讯联络，从中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这是蒋先下手为强，向世人公开摆出自己的“求和”姿态，接下来看延安方面如何“接招”。

　　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铣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只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当时，朱德致电蒋介石拒绝他不许八路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中共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100万日军是块“大肥肉”，谁接收了，就等于得到100万人的武器给养。毛泽东要求蒋介石答复受降问题之后再谈别的。这让蒋大为光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重庆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8月20日，蒋介石在反复斟酌之后，向“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更为“殷切”：“……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转引自蔡晓滨：《大变局中的转折点》，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也致电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到重庆商谈和平事项。美、蒋的再度邀请，不能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当时中共这边还在犹豫之中，故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他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明目张胆地帮助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党需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必要的时候，也得参加这种“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

　　会上最关心的，还是眼下毛泽东的重庆之行问题。在此会前，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一个电文，希望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一个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避免发生具有毁灭民族危险的内战。毛应该是下了决心，他甚至还考虑到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有可能统一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共产党就不能错过，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共产党的形象。但是，依然有不少干部群众阻止毛泽东去赴这个“鸿门宴”。蒋介石出尔反尔的事情并没有少干，万一把毛泽东扣留起来，中国革命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这个担心现在得知是绝非多余的。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研究者发现在蒋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居然有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记载。这一发现让研究者大吃一惊，在这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披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当然，扣押毛泽东的后果，蒋是非常清楚的，也许正是因为多种顾虑，蒋最终没有能够破釜沉舟，而是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冲动”。历史就这样按照后人所熟悉的轨迹走过来。但在当时，毛本人确实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但建议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

　　估计蒋介石并没有猜到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毛不会前来，被逼无奈派周恩来到重庆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因此，为了把自己在舆论方面彻底做强，他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忍俊不禁：“蒋介石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4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回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可以说，重庆谈判更多是因为美、苏的影响。此时，蒋依然把共产党看成是主要敌人，而共产党也认为蒋是敌人，两者之间的对立没有丝毫改变，但由于“国共反映美苏”，美、苏在远东要达成妥协，国共双方必然走到谈判桌前。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一下飞机，毛泽东就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山城，各界民众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会晤上，人们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肯定了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张云：《中国历史的大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第二天，重庆、上海，甚至香港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讲话。蒋介石可能没有料到，是他自己三番五次拱手把毛泽东送上了全国舆论的制高点。其实，蒋介石此时已经输了第一步。

　　8月28日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称毛为“润之”，表面上，气氛相当融洽。会后，蒋还邀请毛在林园下榻。

　　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人；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两人。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谈判：

　　1. 和平建国大计（由蒋、毛直接商谈）；

　　2. 目前紧要问题（如对日受降、军队布置、伪军处置等）；

　　3. 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等）。

　　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过程唇枪舌剑，几经周折，最后，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保留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但国民党方面仍死咬住12个师不放。对国方的这一态度，中共代表感到愤怒，以致王若飞拍桌子怒骂国民党独裁实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无异。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关于解放区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将解放区斥为“封建割据”，表示承认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5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广东、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个特别市的副市长；国民党只表示留任中共方面的人员为各县行政人员，而省行政人员，如主席，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双方谈判目标的差距更大。

　　从4日至21日，国共开了8次会议，有时还个别交谈，但分歧太大，斗争尖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21日后，谈判一度陷于停顿，直到27日才恢复谈判。这期间蒋介石竟索性带着宋美龄到江西度假去了。在27日的日记上，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组编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实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以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可以看出蒋对中共厌恶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绝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共。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就翻出1933年编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在谈判停滞期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一再撮合双方回到谈判桌旁，他最后说动介石把允许共产党保留的军队提高到20个师，又劝说中共让出广东、海南、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的根据地，但其他方面，他依然无能为力，最终放弃回国。

　　谈判期间，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密告胡宗南：“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不仅如此，蒋还采用边谈边打的办法，妄图迫使中共“就范”。9月上旬，调集了3.8万军队发动上党战役，企图夺取富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八路军以牙还牙，刘伯承、邓小平组织3万军队，5万民兵，进行反击，彻底打破了蒋的阴谋。

　　与蒋的焦躁、郁闷相反，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却异常的轻松自如，尽显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度。谈判桌外，毛的社交活动丰富多彩，不断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参加国际活动，会见各方人士。他不仅拜访了多年与中共友善的各界民主人士，如张澜、柳亚子等，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的“反共”大佬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之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当日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其准备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换来的“双十协定”其实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回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10月底，国民党第三十、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25个旅，约21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自此，长达三年半的内战全面开始了。

　　从1946年7月到10月，蒋介石先后以58个旅，约46万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

　　以28个旅，约24万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

　　以18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

　　以20个旅，约9万兵力进攻晋绥解放区；

　　以16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东北解放区；

　　以19个旅，约1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

　　以9个旅，约7万兵力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游击区。

　　凭借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蒋介石狂妄地宣称“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然而，离内战烽火不远的延安杨家岭，依然是一个宁静的清平世界。毛泽东在这里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那是1946年8月6日的下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她是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以后多次往返中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有一棵不小的苹果树，浓密的树冠撑出了一片清凉的树荫，树下有一个小小石桌。毛泽东招呼他的客人们带着小凳子围坐到石桌旁。就在这样随意简陋的地方，毛泽东发表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惊世宏论。他慷慨激昂地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据说，因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因此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了解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 Tiger。纸老虎是用纸糊的一只假老虎，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一见风就破了。”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斯特朗连连点头，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看着斯特朗把他的话记上后，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就这样，Paper 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泛流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既是对美蒋反动派的宣战书，又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精神动员和极大鼓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坚强决心。

　　那么，当时蒋介石这只“纸老虎”到底有多么可怕的模样呢？国民党拥有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占全国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由上述对比可见，国民党在各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国际国内都对共产党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

　　然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蒋介石确实高兴得太早了！“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0页。所以，蒋的全线出击的战术无法在野战中消灭或削弱像泥鳅一样灵活的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相反，过长的战线让国民党军队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结果是占地越多，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少，无力作运动战。很快，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也认识到这一点：由于防点守线，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如果考虑到所占地方的安全，那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当共产党主力部队来攻击据点时，如果国民党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援兵及时赶到，共产党的军队早已溜走转而攻击另一据点。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军队总是首尾不能相顾，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军的战线已延长到约1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据解放军总部的统计，国民党军在其进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于攻击的兵力约占投入内战总兵力的56％，而到11月，降至46％。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双方兵力对比在总体上，国民党军仍占较大优势；但在机动兵力上，它却正在逐渐丧失优势。

　　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7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同上，第865页。。从7月至10月，毛泽东连续写下《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等指示，向全党全军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毛泽东解释，国民党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这种作战的特点是全歼和速决。歼灭敌军不但是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很快被编入军队。歼敌的目标在于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低程度。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1198页。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蒋介石日本军校的功底到底敌不过毛泽东的自我修炼的老辣。到1947年6月，仅仅一年时间，国共双方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战略机动能力大为减弱，战斗力下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195万人，机动作战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针对敌我双方的态势，决定将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指向既是国民党军的要害又是其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并确定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以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以跃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边界地区，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以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互为犄角，紧密配合，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另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作战，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军东引，以策应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了南进通道。随后，刘、邓大军突然甩开紧急驰援的蒋介石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先后越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重重障碍，于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共8万人，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在豫陕边地区往返机动作战，采取“牵牛战术”分散疲惫的敌人。

　　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等8个纵队共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在鲁西南地区进行沙土集战役后，即以6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

　　到11月中旬，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并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约90个旅回防中原。随后，中原三军以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密切配合，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至12月底，打破了国民党对大别山的围攻，巩固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将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

　　在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外线的西北、山东和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也转入了战略反攻和进攻。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分别举行沙家店、延清、黄龙等战役和胶东保卫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晋察冀野战军连续进行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由战略反攻转为战略进攻。

　　经过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内外线配合，共歼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年底，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网。12月，毛泽东根据一年多的漂亮战役，踌躇满志地总结出10条“军事原则”，成为人民解放军指挥作战的规范：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较量在不见硝烟的战线

　　1946年和1947年两年间，中国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抉择。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斗智斗勇、此消彼长；在战争的后方，同样有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在日渐扩大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为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要求，开始了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进程。

　　1946年7月4日，在内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在“五四指示的指导下，各解放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各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3；东北解放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晋绥解放区有1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人”。转引自张超俊、虞崇胜：《奋斗·挫折·胜利——中国现代史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成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越来越广阔的中国农村推行实施。据1949年6月统计，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有1.5亿人口，其中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有的还获得了房屋和粮食。土地改革的完成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因为它能使共产党人把通过财产的再分配而激发起来的最初的阶级觉悟，转变成为城市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种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2－863页。这种支持最直接的表现是广大青年农民在“保田参军”口号中，走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源源不断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1948年10月，毛泽东宣布，在前两年，共产党“已经动员了大约160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此外，这种支持还表现在这些得到土地的农民成为解放区农村农会和其他村组织的骨干，他们承担起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等战争必不可少的工作，保证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美国的密勒氏报在当时指出：“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它“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大众日报》，1947年12月1日。

　　在解放区土改运动如火如荼，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却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一种景象。也许当时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人和主编、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47年3月总结的一段话最能说明情况：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发展经济、管理社会方面表现得极其腐败无能，让国统区的各阶层民众大失所望；而且，为了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还做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惊世之举”，这其中包括：

　　1. 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及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将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包围，对他们边打边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一些人失踪。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起来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 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

　　3. 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分别招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负责人，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图南、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潘大逵、费孝通等民盟负责人在会上发表谈话，坚决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并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李公朴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学教授，因积极反内战、反独裁，为反动派所忌恨。蒋介石曾密授国民党昆明党政军当局对李、闻等人以“权宜处置之权”。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把李公朴暗杀在与妻子张曼筠回家的路上。李被害后，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了于7月15日下午l时召开的李公朴的追悼大会，指出：“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他谴责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人民。”“争取民主是有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回来。”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4. 国民大会。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不经中共和第三方人士会商，突然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也表达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国民党一党政府在未经各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无效的；国民党无视政协决议，在改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开“国大”，也是违法的。由于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联合行动，使国民党陷于被动。但是，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当天晚上，被“胜利”冲昏头脑，再次宣布“国民大会”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民盟主席张澜于10月14日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指出：“在漫天战火、人民涂炭之际，而由一党政府片面召开‘国大’，实等于玩弄‘国大’以作独裁政治之装饰，其所订宪法，亦不过增加独裁政治之合法基础而已，其结果必陷国家于长期分裂内战之境，而为全国人民所反对。”《九三学社历史资料选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劢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国大”和通过的伪宪法，遭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反对。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邓初民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和制定伪宪法。民盟中央常委会决定，对以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蒋介石以召开“国大”实现独裁、孤立中共的图谋，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弄巧成拙，孤立了自己。

　　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为维持巨额战争费用，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占财政预算的83％。为弥补赤字，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为1946年的5倍。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全国各阶层人民被推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

　　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的领导权。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工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转引自于吉楠、陈诗惠主编：《中共党史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最具代表性的，是1946年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和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祟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的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学生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1947年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重伤20人，被捕20多人。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6小时之久。这就是举国皆惊的“五·二〇”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5000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5小时。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〇”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存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标志着“五·二〇”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推动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上的转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的台前幕后。由于各自代表着特殊的社会阶层，民主党派在很长时期内以独立的政治面目参与政治活动。在国共两党内战胶着阶段，民主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方庆秋：《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然而，“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只是民主党派中一些人自己的一厢情愿，推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从未给他们以真正的立足之地。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活动。残酷的现实让绝大多数的民主人士清醒，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幻想，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对民主党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明确宣布：“‘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1257页。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进行压制、迫害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如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中共始终站在维护民主党派合法权益的立场。1947年“取缔民盟”一案发生后，中共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声明放弃中立立场，支持中共武装反蒋的行动纲领。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史良：《史良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作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方面来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彻底孤立了反动顽固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赞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转变，构成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时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陷入全民包围之中。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44页。

　　时光荏苒，60多年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的这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论断，仿佛至今还在古朴雄浑的陕西米脂县杨家沟上空回荡。

　　如果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延安是万里长征的落脚地、中国革命的摇篮，那么，米脂杨家沟就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解放全中国的出发点，共产党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胜利！杨家沟这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因此被赋予传奇色彩，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凸显出其特别的意义。

　　从1947年11月22日至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距米脂县城东南23公里处的杨家沟住了4个月零2天。12月25日至28日，在“新院”最中间的教堂式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共同主持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十二月会议”，宣告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杨家沟的光芒照亮了陕北的沟沟岔岔，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征程。周恩来曾经风趣地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3月，历经“十二月会议”、前委扩大会议、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庆祝宜川大捷大会、东渡黄河动员大会；历经轰轰烈烈的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式整军运动；撰写了40余篇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及土改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之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杨家沟，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大道。

　　半年后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吹响了战略决战的号角。

　　济南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残存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座坚固设防城市。它位于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和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交会点，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中心，在蒋介石眼里是仅次于南京、天津、徐州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决策人士曾宣称：徐蚌地区是南京的门户，而济南则为卫护徐州的重要堡垒，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际上也将带来不良影响。因此，为确保济南，蒋拟订了一个“会战计划”：以第二“绥靖”区的11万兵力为核心防御阵地固守济南，以配置在徐州的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共17万兵力为外援，随时北上增援，如此“内外夹击”，保证济南固若金汤。

　　16日夜，攻克济南的战争打响了。华东野战军迅速突破济南外围防线。至17日，西集团袭占匡李庄、双山头、长清等据点，进逼飞机场、腊山一线；东集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要点，直扑外城。18日，西集团以炮火控制飞机场，使济南空运联系中断。19日，守卫城西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华东野战军敌军工作部和中共济南地下组织的争取下，率3个旅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攻城兵团抓住战机，即调预备队第十三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各部乘势扩大战果。至22日，西集团占领商埠，东集团直逼城垣。当日晚，攻城兵团开始攻击外城，至23日攻克。当日晚，攻城兵团对内城发起总攻。各部浴血奋战，连续突击。第九纵队第七十三团于24日2时从城东南角突入内城；第十三纵队第一〇九团于拂晓前从城西南角突入。随即各部迅速向纵深猛攻，激战至24日黄昏，全歼内城守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化装潜逃，被民兵俘获。

　　慑于华东野战军的强大兵力，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依然不敢冒进，直到济南被克，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二兵团进抵成武、曹县地区后，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

　　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内含起义2万人）。此战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能力。同时，还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页。。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转引自王宗荣：《伟大战略决战的序幕——济南战役》，《历史教学》1990年第七期。

　　丢掉济南让蒋介石痛心疾首，他终于有所开窍，表示要“对军事战略、战术和战地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弃”。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0页。他计划收缩战线，首先把部署在东北的兵力撤回来以巩固关内的阵地，但是，蒋的醒悟太晚了！中共早就先蒋一步，发起了辽沈战役，把蒋的退路截断，然后，还没等蒋有喘息的机会，又相继发起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如此一环紧扣一环的战役，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

　　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指挥下，先后分兵奔袭北宁路，目标是攻占东北主要城市锦州。到10月1日，解放大军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布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据说蒋介石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他已经深刻体会到整个局势已经扭转，他的末日不远了。就连英国《泰晤士报》当时的评论都刊出中共占领东北将出现一个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势，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一战，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结束，标志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土崩瓦解。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鏖战正酣，平津战役已在12月5日开幕。林彪率领东北解放军挥师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解决”华北的几个重要点线。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被歼灭或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平津战役的胜利，尤其是北平的和平解放，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三大战役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且也充分表明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仅以淮海战役为例，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达543万人次，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00万斤粮食等军需物质。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靳莲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只有共产党才能打这样的战争。

　　眼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始终执迷不悟支持蒋介石这个腐朽政权的美国政府赶紧改变策略，由单纯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手段：一手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缘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一手张罗国共“和谈”，极力使中国革命就此止步，为此，不惜拉上斯大林和苏联，一同向中共施加压力。

　　1949年元旦，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授意下，发表了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

　　“……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林衢：《世纪抉择：中国命运大论战》（第四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0页。

　　同样是这个清晨，中国共产党则通过设在河北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新年文告，这篇充满胜利信心的、大气磅礴的文章有一个响亮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这样两篇新年文告摆在众人面前，不能否认当时引起的各种反响。一部分中层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不禁产生和平的幻想，而曾经鼓噪“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右翼，又死灰复燃，企望借机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一面用“农夫和蛇”的寓言形象而生动地向全国人民说明决不能怜悯像蛇一样的恶人，100多年来，中国革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一面提出谈判条件，以事实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并由南京飞到家乡浙江奉化，退到幕后指挥。桂系首领李宗仁趁机代替了蒋的位置，并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但是，无论是桂系还是蒋派，国民党“求和”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喘息机会，“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张治中回忆录》（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787页。，企图“划江而治”，重新部署兵力，以备卷土重来。这样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

　　从4月1日到20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经历了20天的谈判，几经磋商达成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但是，就在4月21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大门至此彻底关死。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

　　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开始横渡长江。百万雄师以沿江湖区渔民的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江西省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以横扫千军的席卷之势，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九江、安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4月21日，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中将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企图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252人。然而，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央军委当即发出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三野炮兵狠狠还击，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三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0、1461页。

　　国民党军鉴于长江防线已全线被突破，于22日下午实行总退却。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追击，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24日凌晨，一〇四师三一二团三营九连占领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就在这一天下午，在北平双清别墅的凉亭里，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号外）闻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感慨万千，欣然提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路追击，中、东两路于5月3日解放杭州，27日，攻占全国最大城市上海；西路直取九江、南昌；第四野战军在湖北境内强渡长江，解放武汉三镇。此后，各路野战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纵横驰骋，以摧枯拉朽之势，扫清残敌。到1949年9月，中国大陆除西南、两广等一小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蒋介石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退到台湾和澎湖列岛。

　　随着南京政府的覆灭，中国大陆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占一齐灰飞烟灭。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历史打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