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生死攸关的转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它彻底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随即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东北三省很快全部沦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再度起兵，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高举抗日的旗帜，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中共临时中央及时通过决议和发表宣言，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然而，外敌入侵的民族灾难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剿灭”革命根据地的“痴心”，为维护独裁统治，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宣称“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均先求国内统一，不能违反”。1932年，他又一次兴师动众，准备向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

　　7月，30万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强敌压境，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因盲目轻敌，导致数战不利，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撤退。同年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进攻中央根据地。也许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国民党的强势兵力再次失效。1933年2月，周恩来、朱德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术，歼敌两个师；3月，红军又在草台冈地区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两战俘敌10000余人，缴枪10000余支。蒋介石再度大败而归。

　　连续4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颜面尽丧，为挽回“人心”，他不得不孤注一掷，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到第五次“围剿”上。1933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华北驻军除指定一部留驻外，其余悉数南调，向江西集中。28日，蒋又与汪精卫联名通电，声称：“国民党之方策，治国莫要于清除共产党。”各方动员100万人马，1200架飞机，铺天盖地向中央苏区杀来。

　　就在蒋介石摩拳擦掌，准备和革命根据地军民决一死战的同时，中央苏区正发生着重大变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泛滥。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能说一口流利俄语，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深得校长米夫赏识。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之职，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自此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37年，王明再度在苏联的支持下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在武汉和延安和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养，1956年赴苏后一直滞留苏联，直到1974年3月27日病死莫斯科。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不仅在国统区“开罪”同情共产党的中间阶层，鼓动工农群众不顾现实条件冒险暴动，造成党的工作的全面受挫；而且还命令根据地的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撤销了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职务。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炮声已近，中央苏区却“内斗”正酣。政治上，发起所谓“罗明路线”斗争，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军事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

　　博古，又名秦邦宪，1925年入党。1931年，24岁的博古在上海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30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严重，党中央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偏偏这个时候，王明提出要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推荐博古代替自己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一职。当时连博古自己也大吃一惊，因为确实太年轻、资历浅，而且还几乎没有在党内工作的经验。但因为是王明推荐，共产国际认可，这个空前绝后的任命就这样定下来了。人们推测，当时王明选择博古是有私心的，他想让博古占着最高领导这个位子，等自己从苏联回来可以轻易地把位子拿回来。年轻且没有经验的博古在政治上唯王明是从，在军事上，处处听从李德。李德又是什么来历呢？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32年春到达中国。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也不顾战争实际情况，只会凭着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博古这个最高领导将指挥红军的军事全权交给李德，后果可想而知。

　　9月，蒋军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博古、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犯了冒险主义错误。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起义，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博古执行“左”的路线，认定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合作，坐视十九路军被蒋镇压。1934年1月，蒋介石全力进攻，博古、李德处处被动抵御，打阵地战，拼消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西地区转移。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先后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由于蒋介石沿途布下重兵，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更由于博古、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且将各种仪器、辎重随军携带，导致队伍行军缓慢。红军虽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锐减至3万人。此时，国民党估摸到红军行进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在湘江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之下，中央红军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转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尾追和堵击的敌军一时跟不上来，中央机关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就是这个短暂的停留，给了中国革命一次重大的转折机遇。

　　1935年1月15－17日，喘息方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就在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原名琵琶桥）东侧，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砖木结构，是当时遵义城里最新的、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高墙垂门，巍巍峨峨。红军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共20人。《中共党史资料》第六期，第19－21页。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丢了中央苏区，红军走到这一步，博古深知自己的责任，因此在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脱罪”，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马模贞、匡珊吉：《抗日潮流的起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8页。他的报告一结束，会场突然静得出奇。这尴尬的场面让博古诚惶诚恐，是拥护抑或反对？他心中没个底。这时，周恩来拿出自己的报告提纲站起来，周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代表军委，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周的报告一出，博古马上意识到自己和李德被孤立。早在红军长征之初，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红军领导层的错误，逐步向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靠拢。12月15日，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行进方向时，周同意毛的建议而反对李德继续进军湘江的冒险计划。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怒，还质问周恩来。当时两人用英文对吵起来。周恩来也十分气愤，用手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动起来，灯也熄灭了。张黔生：《遵义会议：我党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北京日报》2009年10月12日。这一次，周的报告明显“倒戈”。坐在过道门边的李德通过翻译已经知晓，露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又不好发作，便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发泄他心中的不满。

　　两个报告结束后，焦虑不安的博古征询大家的意见。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张闻天接着说：“我也不同意。”王稼祥也说：“不同意。”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不同意。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第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

　　这时，张闻天站起来，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一同商量的意见，作了一个关键性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

　　在事实和真理面前，博古和李德无言以对。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原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鸡鸣三省的一个叫水田寨花房子的村子，周恩来与博古商谈让张闻天接替他一事。据说，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这是让人敬佩的。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正确驾驭其前进的舵手！这些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重获新生。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下旬，在彝族人民支援下，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的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长征的目的地。中央原定长征的落脚点是湘西北，后来根据形势发展，曾先后制定过创建黔北根据地、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川陕甘根据地等方案。此时，毛泽东等领导再度改变计划，决定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北上，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再向东发展。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占了川甘边界的主要关隘腊子口，并于18日到达哈达铺。在缴获了大批军粮、公盐之后，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地区的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山西日报》。正是这两家报纸，让毛泽东、张闻天和党中央得知这样一个事实：陕甘两省境内有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频繁活动。这个信息让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他们设想如果主力红军进入该地区并与之“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当时，毛泽东还很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这样，党中央最终把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陕北。

　　关于这件事，后来一些长征的经历者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提到：“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聂荣臻也在回忆录中称：“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页。

　　9月23日，红军从哈达铺北上，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29日占领渭河城。10月7日，击溃敌骑兵的追击，翻越巍峨雄伟的六盘山。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活动的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离开湘西，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7月，在甘孜地区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曾在1935年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但因为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同中央分裂，再次过草地南下。由于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斗争，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惨遭失败，张国焘最后放弃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在甘孜，红二、六军团另加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军一同北上。

　　10月1日，中央派出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部队占领甘肃会宁县城。8日，红四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清江驿。20日，红二方面军到会宁以北的将台堡。如此，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予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但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之时，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设到了陕北，为以后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打下了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长征》一诗中，概括了红军这段伟大而英勇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