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必修课》

　　第四讲　最后的决战

　　抗战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和平却没有如期而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继续其独裁专制统治，再度挑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这是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在疆场上的最后一次决战。人民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让貌似强大的反动统治集团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随着旧政权的覆灭，中国大陆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占一齐成为历史的陈迹。

　　和平，擦肩而过

　　1945年8月28日，正是天高气爽的秋初时节。刚刚摆脱战乱硝烟的山城重庆，突然洋溢出一种节日般的欢快和祥和气氛。尤其在九龙坡机场，这一天较之往日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热闹。几百人不约而同地聚齐在这里，若有所待的目光齐刷刷地遥望西北的天空。下午3点30分，远方突然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一个黑点随即从蓝天白云中显露出来，等待已久的人群一下子变得兴奋而紧张，情不自禁地相互传言：“来了！来了！”

　　空中的黑点迅速变大，那是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飞机。3点45分，带着隆隆的巨响，飞机徐徐降落。人们顾不得周围还未消停的大风，呼啦啦争先恐后地拥向前去……

　　舱门打开了，一个高大、健硕的身躯映入机下每个人的眼帘。这就是重庆人早已久闻其名的红色领袖——毛泽东。毛头戴白色盔式帽，身穿灰布衣裤，脚下是一双崭新的黑布鞋，细心的人们发现，鞋子上都没有沾一点泥。乍一看，闲适自如的毛泽东，极像一位来走亲戚的乡野先生。只见他停在机舱门口，从容不迫地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手致意，顿时，机下爆发出一阵掌声。

　　在一片咔嚓咔嚓的摄影声中，毛泽东大踏步走下扶梯，与前来迎接他的重庆各界人士以及记者们一一握手，口中不断重复带着湖南口音的“很感谢”这三个字。

　　在毛泽东身后，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接着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永远是那么儒雅的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等中共随同人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交椅”，与蒋介石已经较量了整整19年的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蒋介石控制的“心脏”重庆呢？是什么让毛泽东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赴这场“鸿门宴”？这里的复杂内情非一言而能尽。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随着对日战争逐步接近尾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经在加紧准备一场旨在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面内战了。毛泽东早已看出端倪，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他郑重地向全党宣布了抗战后将面临的局势：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7月下旬，蒋介石急于抢占抗战成果，更急于把共产党堵在各个边区根据地，于是不断挑起事端，把战火烧到陕甘宁边区附近。此时，经过8年的抗战，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虽然还无法与国民党匹敌，但是，已经完全不能和19年前的大革命后期同日而语。横逆之来，已有还手之力。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国共双方如此架势，战争不可避免，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内战的阴云已经悄悄在中国的上空聚合。

　　但是，战后的中国局势是复杂的。在国共两党的背后，还有美、苏在远东的共同利害关系。如果美国支持国民政府进攻共产党，苏联就会帮助共产党，这样，国共内战，就扩大成美、苏两个大国之争，在世界大战刚刚平息的当时，各方都是不希望走到这一步的。因此，美国竭力要求蒋介石克制，而苏联也给共产党压力，双方都希望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苏联出于多方利益的考虑，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确实作出了不少重要让步，但取得了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保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有了这个保证，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其接收主权在军事及财政上的全力支持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蒋介石认为自己得到了与中共共坐一张谈判桌的主动权，如果“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要迅速开赴华北、华东解放区一时尚有困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暂时压下武力“解决”中共和解放区的欲望，在暗中调兵遣将的同时，打出了和平谈判的大旗。他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连发3次电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蒋心里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动权，在“和平谈判”桌上逼迫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足够的时间，调集西南、西北的兵力，部署内战。

　　事实上，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招，当时的中共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没有料到。所以，当8月14日第一则邀请电报发到延安时，对这突然从天而降的“橄榄枝”，毛泽东一时摸不着头脑。蒋的第一封电报是这样写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当年在上海是中共特科的骨干，是中共的情报专家，人称“特工之王”。李轻而易举就获取了重庆方面的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之间的电讯联络，从中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这是蒋先下手为强，向世人公开摆出自己的“求和”姿态，接下来看延安方面如何“接招”。

　　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铣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只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当时，朱德致电蒋介石拒绝他不许八路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中共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100万日军是块“大肥肉”，谁接收了，就等于得到100万人的武器给养。毛泽东要求蒋介石答复受降问题之后再谈别的。这让蒋大为光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重庆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8月20日，蒋介石在反复斟酌之后，向“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更为“殷切”：“……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转引自蔡晓滨：《大变局中的转折点》，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也致电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到重庆商谈和平事项。美、蒋的再度邀请，不能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当时中共这边还在犹豫之中，故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他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明目张胆地帮助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党需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必要的时候，也得参加这种“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

　　会上最关心的，还是眼下毛泽东的重庆之行问题。在此会前，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一个电文，希望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一个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避免发生具有毁灭民族危险的内战。毛应该是下了决心，他甚至还考虑到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有可能统一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共产党就不能错过，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共产党的形象。但是，依然有不少干部群众阻止毛泽东去赴这个“鸿门宴”。蒋介石出尔反尔的事情并没有少干，万一把毛泽东扣留起来，中国革命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这个担心现在得知是绝非多余的。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研究者发现在蒋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居然有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记载。这一发现让研究者大吃一惊，在这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披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当然，扣押毛泽东的后果，蒋是非常清楚的，也许正是因为多种顾虑，蒋最终没有能够破釜沉舟，而是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冲动”。历史就这样按照后人所熟悉的轨迹走过来。但在当时，毛本人确实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但建议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

　　估计蒋介石并没有猜到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毛不会前来，被逼无奈派周恩来到重庆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因此，为了把自己在舆论方面彻底做强，他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忍俊不禁：“蒋介石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4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回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可以说，重庆谈判更多是因为美、苏的影响。此时，蒋依然把共产党看成是主要敌人，而共产党也认为蒋是敌人，两者之间的对立没有丝毫改变，但由于“国共反映美苏”，美、苏在远东要达成妥协，国共双方必然走到谈判桌前。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一下飞机，毛泽东就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山城，各界民众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会晤上，人们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肯定了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张云：《中国历史的大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第二天，重庆、上海，甚至香港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讲话。蒋介石可能没有料到，是他自己三番五次拱手把毛泽东送上了全国舆论的制高点。其实，蒋介石此时已经输了第一步。

　　8月28日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称毛为“润之”，表面上，气氛相当融洽。会后，蒋还邀请毛在林园下榻。

　　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人；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两人。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谈判：

　　1. 和平建国大计（由蒋、毛直接商谈）；

　　2. 目前紧要问题（如对日受降、军队布置、伪军处置等）；

　　3. 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等）。

　　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过程唇枪舌剑，几经周折，最后，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保留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但国民党方面仍死咬住12个师不放。对国方的这一态度，中共代表感到愤怒，以致王若飞拍桌子怒骂国民党独裁实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无异。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关于解放区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将解放区斥为“封建割据”，表示承认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5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广东、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个特别市的副市长；国民党只表示留任中共方面的人员为各县行政人员，而省行政人员，如主席，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双方谈判目标的差距更大。

　　从4日至21日，国共开了8次会议，有时还个别交谈，但分歧太大，斗争尖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21日后，谈判一度陷于停顿，直到27日才恢复谈判。这期间蒋介石竟索性带着宋美龄到江西度假去了。在27日的日记上，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组编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实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以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可以看出蒋对中共厌恶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绝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共。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就翻出1933年编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在谈判停滞期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一再撮合双方回到谈判桌旁，他最后说动介石把允许共产党保留的军队提高到20个师，又劝说中共让出广东、海南、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的根据地，但其他方面，他依然无能为力，最终放弃回国。

　　谈判期间，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密告胡宗南：“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不仅如此，蒋还采用边谈边打的办法，妄图迫使中共“就范”。9月上旬，调集了3.8万军队发动上党战役，企图夺取富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八路军以牙还牙，刘伯承、邓小平组织3万军队，5万民兵，进行反击，彻底打破了蒋的阴谋。

　　与蒋的焦躁、郁闷相反，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却异常的轻松自如，尽显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度。谈判桌外，毛的社交活动丰富多彩，不断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参加国际活动，会见各方人士。他不仅拜访了多年与中共友善的各界民主人士，如张澜、柳亚子等，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的“反共”大佬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之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当日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其准备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换来的“双十协定”其实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回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10月底，国民党第三十、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