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到《生活空间》的坐标系，陈虻的回答非常明确：
第一个就是人性的坐标，不管拍什么，我们都要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去考察一个人，从尊重的这样一个起点去认知每一个人，并且让每一个人的行为被其他人理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第二个坐标，从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角度，当我们呈现这种人性与人的行为时，寻找他与社会发展、社会变革是什么关系。我们努力用影像或者捕捉到的情节的片段，去揭示个人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来反映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
当我确定了这样一个坐标系的时候，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放在里边观察，我都有观察和判断的角度，也有选择和取舍的依据。
陈虻经常拿《生活空间》当年拍摄的一个叫做《姐姐》的节目作为例子。这个节目讲述的是一对夫妻生了一对龙凤胎，但因为是刨腹产，分不出谁大谁小，所以父母就把女孩任命为姐姐，让她担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陈虻认为这个节目呈现的故事非常精彩，但是在呈现价值理念方面最初却并不清晰。
陈虻回忆说，这个节目非常热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天天在家打架，一会儿说妈妈偏心眼，一会儿弟弟欺负姐姐，有打有闹，有高兴有痛苦。编导想把这期节目叫做“成长的烦恼”，起名是最难的一件事，起名是概括你整个所要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叫“成长的烦恼”，想要表达的可能只是故事中的这些热闹。我当时看完了这部片子就跟编导讲，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片子，从有趣做到有意义？
我想告诉他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个任命改变了这个女孩的生活。以后才会经常出现“你是姐姐，你应该让着弟弟”这种教训，家长教育她所有的方式，都是因为她是姐姐，所以被任命为姐姐，担负起她这个名称的责任以后，她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在陈虻的建议之下，这期节目被命名为“姐姐”。陈虻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节目名称的变化，还体现了栏目的坐标系，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角度。
当我们确立“姐姐”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上看，把它放在一个人性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开始寻找它的某种可能性，我们在素材的组织上，就会更多去凸显这个称谓给她带来的命运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她造成的影响。这个女孩在面对这种命运的时候，那种无奈、那种挣扎，以及她父母的那种漠然，那种麻木，觉得她就是姐姐，她照顾弟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因素才能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不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它表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好玩和逗乐，而是让人从这种家庭结构上联想到一种传统文化。
陈虻：要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事物的角度，这个坐标系一定是在每一个编导的心中。
陈虻所说的“坐标系”用在栏目上，说穿了，就是如何确定栏目的价值标准。而具体到节目，就需要每个栏目成员对栏目的坐标系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在节目中贯彻栏目统一的价值判断。
所以陈虻手里的烟盒，更多的时候，是掏出来拍给编导的。
陈虻去世一周年，柴静写了一篇博文，回忆她刚进央视的时候，陈虻也曾经给她拿出过这个烟盒拷问。柴静说：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这盒烟来震慑新人。
这一点可以从陈虻考察“新人”的过程中得以印证。
我见到很多来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来求职的一些人，我都会问他，如果给你这个机会拍什么？他会说给我讲他观察的一些东西，很有感触，很丰富。然后我会再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他往往又陷入那个故事当中去了。他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他是没有办法去马上建立一种方式，进入对问题深刻的思考，平时没有思考的习惯，或者没有一个现成的供他去认知问题的思想框架，或者说一个知识背景。
所以我认为，其实作为一个栏目，或者作为一个个人，从属于栏目的一个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只有建立这种坐标，就像经济学家、医学家，一经构成一种坐标，所有的事物都会放在他的坐标系里，衡量它的位置，衡量她的深度。
因为记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坐标系，所以他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每碰到一个题材就要重新考虑，而每一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栏目即便包装都相同，主持人面貌没有变，但是它的各个节目的风格是不一样，因为思想的方向就是不一致的。
但我们看一本成熟的杂志，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就会感觉到无论是谁写的文章，不管是出自哪个作者之笔，都带有这本杂志的风格，总是跟《中国新闻周刊》不一样，跟《南方周末》有差别，那么这种内容上的风格，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比如排版那样的风格，其实是靠这个团队确立的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我们要想建立这样一个坐标系，需要每个编导在每个选题的把握上要明确自己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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