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之二
1993年。央视大楼二层。
新闻中心的各部门办公室和新闻演播室、直播机房都簇拥在这里。
有三间办公室，因为靠走廊的墙是透明的玻璃，被称为“玻璃房”，《东方时空》草创时的临时办公室就挤在其中的一间。筹备组组长孙玉胜（孙玉胜：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栏目，1993年底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其著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经常拿着一个大大的塑料夹子，带着一帮人在这里热火朝天地讨论栏目方案。
6月中旬的一天，陈虻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如约出现在孙玉胜面前。孙玉胜在《十年》这本书里说：“我拉着他，在门口的过道上，开始了一次对他对我，以及对《东方时空》都有影响的谈话。”
陈虻对这一刻也记忆犹新。他后来多次讲过：当时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我想请你来《东方时空》。”一个“请”字，真的让我很激动，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孙玉胜希望他能够出任《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的制片人。
陈虻很慎重，他回去以后连续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间》，埋头研究到底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服务类节目不好看或者说人们不接受它。
过了一个月，陈虻打电话告诉孙玉胜，他决定到《东方时空》来。第二天孙玉胜就把陈虻送到了《生活空间》栏目组，这个地方离央视本部十几公里。他郑重地把《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陈虻介绍给大家。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高度评价陈虻的到来：
他彻底改变了《生活空间》栏目的走向，并在几年以后为这个栏目赢得了一致的业界认可和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服务类节目、人文关怀、纪录影像、小人物历史。
陈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如果将陈虻比喻为千里马，孙玉胜无疑是伯乐。据说，孙玉胜当年力邀陈虻到《东方时空》来，具体岗位给了他三个选择，《生活空间》制片人是其中之一。为什么陈虻选择了这个？
陈虻说，我想，自己是做节目出身的，干栏目的制片人可能更胜任一些。另外我也有个特别朴实的想法，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有事干，而这个栏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节目，意味着每天都有事干，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我不愿闲着，我喜欢忙碌。而且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我想，服务类节目至少不会说假话，我在这儿即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
陈虻进入之后，马上着手为栏目重新定位。他首先对服务类节目进行了新的解读：
我对“服务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与其说关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说更需要关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与其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不如说中国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判断。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们的人文教养水平呢？
他带着栏目组一边保证正常播出，一边筹划着改版。大家挖空心思，想了无数个改版方案，陈虻自己动手就写了不下20个改版方案，光形成正式文字的就有9个，而且9个方案的内容定位都不一样。两个月，60天，几乎平均一周一个。
陈虻回忆起那段日子很感慨：“那会儿真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有一个节目引起他的注意：当时栏目里还有一个小栏目《老百姓》，关注的主要是百姓生活中发生的奇闻轶事。播出了一个片子《老两口骑车走天下》，讲的是一对老夫妻退休以后，把自行车改造成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既能骑，又能当床睡，还能够翻开里面装着的煤气罐做饭，然后老两口骑着它旅游。在一次研讨会上，这个节目成了一个话题，这在以前《东方时空》的总结会上是不曾有过的。
陈虻很兴奋：“我感到自己的一些判断得到了外界的印证——因为在这之前我就觉得《老百姓》是一个潜力比较大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所说的生活的主体是人，作为人的总体构成主要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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