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他已经认识到《生活空间》的定位有很大的局限性，以《生活空间》来界定中国纪录片是狭隘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果仅仅停留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不够的，只能说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
陈虻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纪录片热衷于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而没有和大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民族命运相关联的话，其实是背离了纪录片的本源。因为故事片更好看，更能使人动情。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当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怎样去拍纪录片的时候，或许已经淡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也就是说，当你过于进入、过于热衷于一个东西时，你就需要放弃这个东西。你只有出去了才能进来，也只有进来了才能出去。现在中国的纪录片恰恰需要跳出去，不要过于陷入，你才能反过来冷静地加以审视；如果一个人过于热爱，这东西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热爱，强加了你许多个人的东西，而不是事件本身。《太极》里说，太想练成的人和三心二意的人，都练不成太极。你必须保持一定状态，才能得到一种真传。按照西方的美学表述就是，距离产生美，必须有一定的距离，贴得太近反而什么也看不见。
陈虻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实的土地上来。他说，关注中国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目前的困惑表面是形式的问题、题材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本源，内容大于一切。避开敏感是一种需要，但是决不是它的本质。
陈虻批评时下电视媒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纪录片，让人觉得还不如新闻，还不如娱乐，还不如电视剧。
陈虻：纪录片有剥削性，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纪录片的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2006年陈虻为《纪事》栏目讲课时，与编导还研讨过纪录片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位编导问：如何处理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最后这种处理，你会伤害到他的生活，或者伤害到他本人？
陈虻说：这个问题是我们思考了十几年的问题，属于媒体伦理问题。纪录片就是有剥削性，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纪录片的剥削性就是公众化，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你给他暴露在全体人面前，实际上你就剥削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陈虻说：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公共信息。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这个事儿，不要用绝对隐私的信息，你要用他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来表达他不愿意公开的那部分信息。这就是我们要遵循的道理。如果我们用偷拍的方式，如果我们用趁人不注意的方式，拍到了人家不愿意让你看到的，你拍了，然后你也表达出来了，那你可能就造成了一个侵害，侵害肖像权或者名誉权之类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自鸣得意，你看咱这纪录片全都跟拍到人家里去了，拍的都是生活，两口子吵架什么都拍了。那是为什么？那是中国人没有防范意识，我就说过，北京人比上海人好拍，天津人比北京人好拍，农村人比城里人好拍，孩子比大人好拍。文化程度越低的人，防范意识越差。
我们观摩国外的纪录片，你看国外纪录片全是采访，接空镜头，接采访，再接空镜头，全是这么拍的。为什么他们的镜头没有私人生活的、场景的？因为西方人，你要拍我，支上机器我给你说，我愿意说的，就是我同意你播的。我只有接受你采访的时候，最能够保护自己，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还可以说无可奉告呢。所以西方很多纪录片，都处于问答状态，其他就是大众化的空镜头，这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里，纪录片的样态都成为现在这样一种样态了。你们都看过《法国女子监狱》，就是如此：我是犯人，我可以接受采访，咱们都坐好了说，你拍我所有的生活不可能，我不同意。
中国还没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自己要自觉给自己画一条线，这条线我认为叫公共信息，利用公共信息，本人不同意的，都不可以违背他的意志和原则。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自觉坚守的底线。
陈虻私下里和李伦更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李伦从香港电影节观摩归来，谈到纪录片界对“剥削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关键是要解决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共识”因素。李伦说：“观众认知真实的基础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距离的表达”。陈虻点头赞同，他说：这应该是解决被拍摄者受剥削问题的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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