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纪实影像的媒体伦理相关，陈虻还回答过关于记者如何提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能问，什么问题不能问，这也是一种感觉。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完以后，让观众觉得太残酷了，太无情了，尤其还是问一个孩子，那肯定不能问，问了编导也不可能编进片子。很多的时候是靠人格、一种人生态度，来决定提问的分寸。还有就是提问的态度，是出于同情，出于善意，让被拍摄者把理由更多地展示给观众，还是出于不信任，出于质疑。无论如何，不要因为你是记者，你就觉得你比别人聪明，你就自以为你比别人更富有社会责任感；不要因为人家热情地接待你，你就觉得人家问心有愧。
陈虻：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的更有文献价值。
进入21世纪，中国电视的大环境已经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太多的不同，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纪录片，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多省级台干脆取消了纪录片的番号，业者也纷纷改行。
2000年11月《生活空间》更名为《百姓故事》，从此再也没有创造出当年的辉煌。2001年原《生活空间》栏目的一部分成员，创办了《纪事》，还是由陈虻主管。他在这个栏目继续实践着他对电视纪录片、纪实影像的理解。
这个栏目如何定位？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
我认为《纪事》发展方向应该是作品化。作品化的含义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没有思想性的东西，就是一个及时报道的东西，谈不上是作品。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就是它有主观的、创作者的思考、思想情感在里面，它才能叫作品。
所以你就必须找有社会含量的题材，有思想含量的题材，你才能去表达。报道形态的东西，你就无法表达，你只能表达你报道及时、报道充分、报道准确。
陈虻为《纪事》栏目制定了选题标准：第一点就是选题要有社会含量；第二点，不一定是独家的，因为表达思想不一定非得是独家题材才能表达出来。追求独家是一种传媒竞争，你只要能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你已经是独家了，因为别人是在报道，你是在表达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所以不一定追求独家。
陈虻说：第三点，咱这作品得有收视率，选择有矛盾、有冲突的题材，我主要考虑到收视率、故事性的问题。第四点，作品化的形式，我更倾向于把它做成纪实影像，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的更有文献价值。在选题上有同步记录的，尽量用同步记录，不要用回述。
如果是作品化的话，我觉得就不必过于追求栏目化。栏目化要求每一个节目，都有一定的统一性，有它的重要的识别系统。你们现在是纪事2006第几号作品，这主意就是我出的，其实当给它编号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这个作品和上个作品有所区别。就在这种编号的含义里，我使用数字编号，就像贝多芬作品第几号、莫扎特作品第几号，一编上号，你就没必要说这一号作品怎么不像二号作品呢，一号作品本来就和二号作品不一样，它们本身就是两个作品。我的观点是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你拿到什么题材，你就用什么方式去做，这是我个人的追求：45分钟的篇幅，独立成章，独立产生影响力，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认为应该是朝着形式为内容服务这条路发展，当然这确实有风险。
陈虻也提醒大家：作品化是我们栏目发展的方向，但是作品化不要曲解，不要误解，不要理解成作品化就是极端的个人化，把作品化理解成极端的个人化，自我欣赏，酒吧文化，那是不行的，你是公共媒体，作品化不等于极端的个人化。
《纪事》的片子精致好看，确实称得上作品。网友白旗深夜看完《纪事》播放的《在别处》，当即奋笔疾书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观后感，最后说：“请借我一个心有灵犀的摄像吧，借我一个合作默契的搭档，借我一个重义轻利的同伴……或者，就把我调到CCTV吧，我愿意无条件无报酬地工作。陈虻手里确实有人才。央视确实有人才啊。”
“咱是搞纪录片的，只要有情况就得拍啊！”对纪录片的钟情，直到陈虻生病住院。2006年底，陈虻胃出血住进医院，同事们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给大家翻看他的手机：“我每天给自己拍一张照片，我给你从头找啊，一天一张，这是第一天。看清楚了吗？这是第二天，然后这是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好。”
陈晓卿在那篇题为《阿虻——陈晓卿的悼念与回忆》的文章结尾写道：
阿虻走了，带着眷恋和遗憾，带着我们对他的尊敬，也带着一个属于纪录片的时代，走了。
在整理陈虻的有关资料中，找到了陈虻留下的这样一句话，永存：
支撑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形式有三类：
一类是新闻，标志着一个台的政治立场；一类是娱乐性节目，标志着一个台的经济运作水平；一类是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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