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这个思路，陈虻豁然开朗：
老百姓是生活的主体，可我们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深入报道老百姓的，到目前为止，还不多见。就是说，我们希望用一个完整的时间去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情感，深入他们的生活。既然《老百姓》这块比较受关注，能不能把它放大成整个《生活空间》，直接让它伸腿变成一个完整的片子？
陈虻迫不及待，直奔医院。当时孙玉胜因创办《东方时空》已经累垮了，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在孙玉胜的病床前，陈虻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把《生活空间》全都改成“老百姓”。孙玉胜点头，表示可以一试。
陈虻回到栏目组，立即开会。会上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不能改，改了以后难度很大，每天一个作品，创作需要激情和题材。另一派认为，要真能这么做成了，那可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前边一马平川，肯定火了。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多数人意见还是上，就这样坚定了信心。
新节目推出的那天是1993年10月8日。又经过一个多月，11月18日，王刚配音，再加上一句三弦的尾音，被称为“中国第一定位”的栏目标版语打出来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生活空间》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陈虻在多个场合，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上，总是态度恳切地表白：
我特别有必要做一个郑重的说明，《生活空间》这个栏目不是想好再干的，是逼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背景。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而是一个现实的困境或者现实的要求把我们逼到这儿来了。
2002年5月在中国纪录片20周年研讨会上，陈虻详细阐述了“倒逼式改革”的过程：
《生活空间》在电视杂志《东方时空》中的播出位置：前有《东方之子》，后有《焦点时刻》。我们分析，前面有人物，后面有事件，作为《生活空间》加在两者中间，我们做什么才能和前后两块非常有分量的节目比拼？才有价值？当我们把这个节目做出来的时候，领导也曾经问过我，要是做人就像《东方之子》，做事就像《焦点时刻》，你们的节目和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说《东方之子》选择的是名人，我们选择的是普通人。它是现在完成时，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截止到今天，他以前的成就；而我们是现在进行时，讲的是摄像机打开以后发生的事情。跟《焦点时刻》有什么区别？它讲的是事，我讲的是人，它讲的是大事，我讲的是小事，《生活空间》就是这样的定位。确实是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报道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至于《生活空间》为什么采取跟踪记录的纪实性的表现形式，陈虻也老实地承认：
并不是我们认为纪录片应该这么拍才这么拍的。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东方之子》是坐着采访，《焦点时刻》在满大街转着采访，我们就不能再采访了，只能是跟踪记录。当时很多做法，很多背景，现在说起来十分幼稚，但是十分真实的。就是这个过程，使得我们不知不觉走上了纪实性的创作。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以关注普通人为内容的电视栏目，就是上海电视台先于我们半年多就已经推出的“纪录片编辑室”，已经拍出了很多优秀作品，但是当时没有卫星频道，在北京没有看到。
所以，陈虻在谈到《生活空间》成功的时候，总会强调：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媒体，这个栏目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媒体中，“老百姓的故事”在《东方时空》这样一个如日中天的栏目中出现了，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有了一个成功的机会、成功的平台。
后来，陈虻多次谈到《生活空间》栏目当时填补了中国电视新闻的一些空白：例如银屏上没有老百姓的形象、银屏需要真实、电视还没有用视觉的方式触摸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生活空间》迅速走红，还创造了当时媒体中少有的一个现象：政府、民间和专家对这个栏目都满意。
陈虻说：首先是政府，政府曾经一度把《生活空间》当成政府官员了解民生的一个窗口，到底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到底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再有就是老百姓喜欢，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打车的时候，编导只要说是《生活空间》的，就不用交钱了。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终于有一个地方尊重老百姓了，老百姓可以有露脸和表现的机会了，他们确实是非常感激你。还有就是在学界，学界对《生活空间》的评价和赞誉也超过了我所看过的所有的电视栏目。就我收集到的报纸，八、九年间，在中国媒体中，大概七天就有一篇相关报道。当我离开《生活空间》的时候，特别想给大家一个礼物，就想把这些剪报复印给每个人一份，后来我想算了，生活还将继续，这也并不是一次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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