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在谈到非虚构的纪录片和虚构的故事片区别的时候说：
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它不是让你仅仅进入一种本能的感官享受，不是诉诸人的非理性，相反，它让你的理性到场，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进入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你的心灵和创作者的心灵对话，唤起你的理性介入，这是纪录片的观众和故事片的观众观看心理上的本质区别。
听到这番话，陈虻的感觉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日后他根据电视收视与电影观赏状态的不同，开始了以“感性愉悦”和“理性交流”为起点的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思考。他说：
电视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最需要考虑的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观赏状态，也就是观赏环境、观赏方式不同。电影记录片是把人关进黑屋子里，买票进去出不来了，怎么都得看完。你舍得花几十块钱买票到电影院，肯定有理性到场的心理准备。而电视纪录片的播放环节脱离了电影院，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屏幕小了，但是看的时候更随机了，因此电视纪录片的观众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观赏环境一变，给电视纪录片，同样用影像方式表述社会的这样一种样态的品种，提出了新的问题。
电视纪录片观众是没有做到理性到场，没有做好这种接受深刻的心理准备。所以，电视纪录片需要戏剧性的东西，它就需要更刺激的、更直观的、更有悬念的这样的东西，来通过感性到场，达到理性到场。
电视的观赏状态决定了节目的构成。而这个节目的构成，我认为电视纪录片需要商业化的元素。电视首先是在家里摆放的，人们生活娱乐的工具，它是不花钱的，随便看的，想看什么看什么的，这样决定了它是高端技术、低端产品，大众消费的。
综上所述，陈虻说：我的观点是什么？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它就是娱乐。陈虻更看重纪录片以及纪录影像的思想价值可见一斑。
纪录片属于非虚构作品，新闻也是非虚构的，那么新闻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陈虻说：纪录片介入的方式和新闻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先不说舆论环境的问题。咱就说抽象的，在真空模式里讨论。新闻的介入可能更希望的是把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回事说清楚。而纪录片的介入，可能需要创作者本身对这个事件有个人的思想或者理念，或者是媒体的思想或者理念。总之，他对待这个事件，不再是简单的传播，而应该有对事件的认识，有一种思考。这样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非新闻化的，而是记录化的。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拍一个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其实拍新闻，确实也可以用记录的方式表现。但是不一定表现在追求新闻的第一落点，即新闻的时效。可以追踪新闻的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比如说现在的足球黑哨事件，不是今天采访，明天就播出，那是《新闻联播》的任务。可以沉淀很长时间，在一个适当时候，在中国足协或者中国司法介入以后的时段，推出新闻性的纪录片节目，如果谁能够拍得好，也会有很高的收视率。《生活空间》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误区，都去拍老百姓，都拍非主流事件。其实有些主流事件，主流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我们记录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介入。
2001年1月陈虻就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以后，对纪录片与新闻的关系有了更明确的认知和思考，他多次提出“新闻”才是纪录片的主要题材。他一直鼓励从《生活空间》分支出的两个栏目《社会记录》和《纪事》，尤其《社会记录》在选题上要介入新闻主战场。
陈虻：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英文documentary的词根就是档案记录。拍今天其实是拍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纪录片是把光照到黑暗的地方，这黑暗指的是历史。历史其实是一个混沌的流，照不到光的地方就会在历史的黑暗中沉沦，永远地沉沦。有价值的东西不应该沉沦，这正是纪录片，或者影像纪录的历史使命。
陈虻说：一个纪录片创作者，他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他希望用他的全心全意的关注，能够不漏掉他认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发生，这就是纪录片的一种魅力，纪录片的难度和价值，其实也体现在这儿。在国际纪录片比赛中，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它的拍摄难度，非常难以获得这样的影像，而他获得了，这本身就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纪录片确实是非常考验人的，它不仅考验着人的体力，同时也考验着人的一种精神。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其实拍纪录片的人，多少带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好像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他有这种热情，并且乐此不疲。
我见到的拍摄时间最长的纪录片是用了三十六年，后来放映的片长是五个小时。他用一个人单一的生命记录了一个事物线性的发展过程。相比而言，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处于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生产状态”，而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一个队伍在横向地记录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东西有价值，我们的东西同样有价值。我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馒头和五百粒米，同样都能让你吃饱。我们的每一个作品本身的深度是不够的，但是累加起来就和那个大作品的深度相当。
陈虻说：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所以它的运作必须有这种思维，否则不可能和观众找到关系。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不光是技术上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即我们选择什么、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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