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陈虻，是在2003年的一次国际获奖电视节目研讨会上。茶歇的时候，一个长发飘飘、俊朗帅气的年轻人，向我冲过来，“自来熟”似地自我介绍：“我是陈虻。徐老师，我一定要认识您。”
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我，他说：“凭直觉吧，您和别的大学老师不一样。”
我还留着他当时递给我的名片：《东方时空》红、绿、蓝，像眼睛一样的Logo。陈虻 总制片人。还有一行圆珠笔写的阿拉伯数字。当时，他从旁边一人的手中讨来一只笔，很认真地写下：“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从此，这个号码成为我和陈虻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其实使用的次数并不多。我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关注，是从2004年夏天，他到我家里的一次长谈开始。
那天，窗外树上，蝉鸣不止；窗内桌旁，陈虻口若悬河。从上午九点多，一直聊到午后。
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一个鲜活的印象：他抬手看看表，神色吃惊：“哎呦，怎么这么快，都3点多了。”利索地起身，按灭手中的香烟，往后一捋长发：“我该走了，回台里看片子去，今天没聊够，下次再聊啊。”
刨去午饭的时间，不知不觉，我俩聊了6个多小时。基本上是他说我听。
语速不快，语调平和。陈虻的表达有一种直取核心的力量，犹如快刀斩乱麻，三言两语，就解决掉一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究竟解决掉多少个问题了，只记得那次长谈的主题是关于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从纪实理念、选题、拍摄，到栏目化、频道化，几乎无所不涉。他不断提出问题，然后和我简单讨论几句，就自己直接回答。
当时我的第一印象：“真懂电视，精通业务，口才极好，才华横溢。”
陈虻终于谈到找我的目的了：他想建立针对电视媒体人的培训课程体系，尤其想办纪录片的培训班。
他问我：我是不是有点好为人师呀？我跟您谈的这些内容有价值吗？
我说：“当然有了。不仅可以培训业内的，就是对大学新闻教育也极有价值。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么彻底、明白的课程呢！”当时我就邀请他到北大开讲座。
后来，他忙，我也忙。我们之间有过一些电话联系，断断续续地讨论培训课内容和办培训班程序等。转眼间三年过去了，2007年夏天，他第二次到我家里来，又是6个多小时的长谈。这次，陈虻已经和我具体讨论到如何办国际培训了。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做了一些调研，有了更新的一些计划，甚至画出了一个培训的路线图。
我很支持他的想法，而且非常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培训课程直接引入到北大的新闻实务教学中。我本人是记者出身，跑了近30年的新闻以后，转行到大学教书。我深知时下大学新闻教育的“空中楼阁”，不接地气，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如果能够请到像陈虻这样业界的领军人物，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来教书授课、培养学生，建立起大学与媒体实践接轨的新闻实务教学模式，正是我从教以来的夙愿。
我把这个意思和他说了，他恳切地表示：“徐老师，其实我对教育、对培训真的有兴趣，特愿意和您一起干点事儿。根据我的经验，学会用影像叙事，有思想的锐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全面地培养出来，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个判断，后来我在整理陈虻的讲课录像时，几次听到了。
见陈虻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病床前。那天在和陈虻告别的时候，我向他再次发出邀请：“等你的病好了，不要在央视工作了，做电视太累了。你到北大来，到我们学院来教书吧，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等着你。”
陈虻走了，不可能出现在北大的新闻实务课堂上。但他留下了一些讲课录像，还有为央视的一些栏目、一些地方电视台培训的录像。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把我带回陈虻两次到我家的长谈中，很多话他当时都说到过，也是他要建立培训课程的一些思路。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按照一本电视新闻实务教材的框架来结构和编辑。第2篇至第19篇是18个专题，各专题有自己的体系，彼此又互有联系，每个专题都标有“关键词”。书名的副标题：《陈虻，我们听你讲》，也意味着走进陈虻的培训课堂，他的讲授还在继续。
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科书，我想做一个打破常规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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