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感受说到了陈虻的心坎上：“这位兄弟懂我！”他几次在培训或者讲课中都反复强调：
对一个节目提出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政治性缺点，我从来不强令修改。我最后一句话总是说：你认为对的，你就改，你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不改。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心理原因，如果心理上的原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改。
激发他自己修改的欲望，比修改这个片子更重要。如果我告诉他怎么改，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就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我通过分析片子的错误，告诉他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他自己想改的就不仅仅是片子，改的是思维方法，改的是判断体系。
陈虻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你觉得有劲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拆房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干啥都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陈虻在给一些栏目讲课的时候，最后也要强调：
我说的东西不是教条，是你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是对你们思想的限制。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拍片子，不对，不是这么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根据《生活空间》原来的40多人的创作经验，我自己这么揣摩，我们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准确。因此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是起跑线都可以，不是标准答案。
即便到后来，那个始自《东方时空》充满理想、激情、才华的时代渐渐过去，陈虻仍然在和节目较真儿，仍然坚守着他审片的那份理念。《东方时空》前编导周文飞在回忆文章中说：晚上八九点钟，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在之前是《纪事》，在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讲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时空连线》。
直到生病住院，陈虻还常常和前来探视的兄弟们谈做节目、编片子。他竟然能够记得起三四年前审过的片子，提到那些细节，目光炯炯，侃侃而谈，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片子的问题在哪里。
当年，这些兄弟们几乎都得到过陈虻的当头棒喝：不怕你片子做不好，就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片子。
陈虻：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2006年6月6日陈虻到《纪事》栏目组讲课，与一位新来的女编导讨论一个片子。问答交手几个回合下来，陈虻就敏锐地发现两人交流的过程有问题。他说：“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样聊下去，交流的成本太高，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以下是我们从录像带扒下来的文字记录，尽量保留现场交流陈虻语言的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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