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虻先讲了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
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因此你不能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就是说我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在想这个道理本身，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是有我的原因的。所以你永远领悟不了我跟你说的东西，这就是排斥。排斥并不是对我的不尊重，不是咱俩之间的关系，是你在社会生活中，你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听人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丢人，你要在这儿工作，就要养成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你有变化，而不是为了把你说得不是一个人似的。你应该适应这种文化。还有啥问题，妹妹，请你给我再提问提问。
前《纪事》主编邓蕾（邓蕾：1995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纪事》栏目主编，现任《新闻纪实》栏目副制片人。）在她的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中，描述了陈虻是如何改变她的：
刚到《生活空间》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等等。开始的时候陈虻耐心地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吗？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在陈虻说话的空当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想办法找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陈虻：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每一年，陈虻要审看的节目数量接近上千部，他审看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保证安全播出。
网友@故园风雨前在微博里描述了陈虻审片的状态：
他是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审。《生活空间》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2到3小时，偶尔更长。《百姓故事》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以上，偶尔更长。《社会记录》一周5播，片长29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偶尔更长。《时空连线》、《实话实说》未算在内。所以你可以算出来他的生命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刨除这些跟编导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下的并不太多了，简直太少了。
以《生活空间》时的审片为例，陈虻出任制片人之后，每一部片子他都看过、审过、评过，平均看过三遍以上。大部分片子是从拍摄前的构思立意就开始参与并出谋划策的。他看过就评，从选题的文化意蕴到结构的逻辑顺序，从段落的衔接到景别的搭配，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评。
陈虻说：对于一个片子的审查，我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看主题，看一个主题有无错误，有没有意义；第二，审结构，有了一个主题，看你用什么方式结构，结构过程中的每个段落，都承载着逻辑功能，是不是每个段落都实现了这个逻辑功能；第三，观察细节的表达；第四，检查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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