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

　　第二章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柳州饭店

　　为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10月召开有全国计划会议上，再次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要达到3000万吨。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账”的要求。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了约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为完成“1070”指标，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当时生产出的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根本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由于矿石品位低、生铁质量差和追求高产快炼等多种原因，大钢厂的产品质量也显著降低了。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忽视质量、拼设备等严重问题，而且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农业第一线的强劳力被抽光了，使得这一年的农业丰产却没有能够丰收。

　　与大办钢铁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一轰而起。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同时在一些城市也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试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在实行并社和供给制的过程中，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因而出现了公社共了生产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家无偿地占用公社的物资，抽调公社的劳力以及“吃饭不要钱”等作法，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风等等。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过程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没有生产中的责任制，分配更加平均化，经济核算制度也完全被抛弃了。

　　10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农村视察。邓小平先后到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

　　第一站是广西。

　　10月22日，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专机徐徐降落在广西柳州军用机场上。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走下飞机，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地委、柳州军分区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因接到通知晚了，于当天下午才赶到柳州。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柳州饭店。

　　当天晚上，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兴致勃勃地到东风钢厂（原通用机械厂）、永丰利刀具厂视察。

　　东风钢厂、永丰利刀具厂是柳州比较有名的工厂。他们生产的摩托油锯和割纸刀载誉全国，并远销亚非拉各国。所以邓小平一到柳州就提出要到这两个厂参观。在工厂里，他亲切地与老师傅、青年工人交谈，鼓励淬火老师傅要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并鼓励两个厂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数量。凌晨2点，邓小平等才离开工厂回到饭店休息。当时全国正在大办钢铁。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各地纷纷建起了土高炉，大放钢铁产量“卫星”。

　　23日，邓小平原本拟往鹿寨县视察。后据自治区和柳州地区负责同志介绍，罗城县四把乡一带也建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炼铁基地，该县正在赶超鹿寨县。因此，便改往罗城县四把乡视察。

　　位于柳州西北的四把乡，邓小平是有深刻印象的。28年前，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时，邓小平曾率部经过此地，与从宜山方面赶来阻截的桂系军队覃连芳教导师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红七7军300多名战士牺牲在这里。在从柳州经宜山往四把乡的路上，邓小平回忆往事，深切怀念当年的死难烈士。

　　到了四把乡炼铁基地，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深入察看小高炉群。他一个炉子一个炉子地看，看得非常认真。看着沿途那些炼出来的铁，这位曾经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当过炼钢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忧心忡忡地问随行的冶金专家：“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相继指着地上堆放的两种产品说：“这种的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邓小平拿起夹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掂量了一下，恳切地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同志说：“各族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至于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

　　邓小平的一席话，既充分赞扬了各族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贵精神，又对盲目上马土法炼钢、炼铁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这无疑是给当时头脑日益发热的人们吃了一付清醒剂。

　　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云南。先后视察了云南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等。

　　在昆明钢铁厂，邓小平提出让昆钢多生产一些钢材，轧成钢轨用以修铁路发展云南的交通建设。

　　在昆明机床厂，邓小平对陪同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该厂的负责人说，云南要努力发展机械工业，更多地制造出一些机器。在机床厂装配车间，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该厂生产的5米直径的齿轮滚床、7米直径立式车床和20米长、5米宽龙门刨床，当了解到这3台大型机床的性能后，他连连称赞“好！好！”并鼓励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你们厂技术设备、技术力量较强，目前国家很需要机床，为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你们要发动群众生产更多的机床，为国家作贡献。”

　　10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省委的汇报后，就云南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他说，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宝，要努力奋斗，搞一套经验出来，这些东西值钱，搞出来。云南即富了，人民收入就多了。农业，云南条件好，一定要搞多种经营，搞多样性。

　　邓小平还就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走在前面一点的是河南、河北，河南也不是普遍的走在前头，河北主要是徐水。农村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解决，但问题不大，方向明确了。徐水要消灭家庭，分成小孩队、老年队，分开去住。还是要慢一点，自然一点。徐水造成房子将人分别集中，实际是行政的办法，要自然一些好。愿意的，可以在一起，不愿意的，可以不在一起，都可以。公社究竟包多少？要很慎重的考虑。徐水是全包。此外，每个人只储备一元或两元，这样好不好？要从长计议。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试验。鞋、袜都穿一样的，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

　　河北徐水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在当时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情况下，邓小平能说出这番话来，是难能可贵的。

　　10月29日，邓小平在四川视察了绵阳、江油、广元，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来到剑阁。

　　陪同视察的还有中共绵阳地委负责人李林枝、彭华等。

　　秋日的剑山，风景独好。剑门关更是险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三国时代，蜀国名将姜维曾在此镇守。邓小平来到剑门关下，观赏着剑门风光，指着姜维庙和姜维驻兵的“营盘嘴”，饶有兴致地听取讲解员介绍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守剑门的故事。

　　当讲解员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受到国民党剑门驻军的阻挡，红军战士英勇杀敌，歼敌7个团（应为4个团）时，邓小平显得尤为兴奋。

　　随后，邓小平来到汉阳公社四合大队，当时社员们正在抢种小麦。邓小平和一位老农聊开了。

　　“你叫什么名字？”

　　“徐芝海。”

　　“多大年龄？”

　　“61岁。”

　　“能做些什么？”

　　“背粪、看牛都行。”

　　“你辛苦了！”说着，邓小平掏出一支香烟递给了这位老人。

　　“不辛苦，你们才辛苦了！”徐芝海这位山区的老实农民，他没有见过大的世面，他也搞不清楚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但这个人这么平易近人却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推辞，接过邓小平递来的香烟抽了起来。继续着他们的交谈：

　　“这是什么地方？”

　　“银窝子”。

　　“真是银窝子啊！”邓小平感叹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如何了？”

　　“现在已播种百分之七十，如不下雨，都快种完了。”

　　邓小平说：“要克服秋雨造成的困难！”

　　“你们一年收入多少？”

　　“除公粮、口粮外，每人每年还要分部分现金。”

　　看到有不少的古柏树，邓小平又向老人问起了一些情况。老人虽然没有文化，但他打小就从上辈人那里知道不少关于这些古柏的故事。于是，徐芝海老人便领着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松柏长青树”、“阿斗树”、“腰盆树”。他一边走一边还给邓小平介绍了“皇柏”和“张飞柏”的历史传说，邓小平听得津津有味。回到成都后，邓小平还打电话问这成千上万的古柏，究竟是什么时候栽的和保护情况，并叮嘱要保护好这些古柏。

　　邓小平临走时和老人握手道别。这时老人才想起来问了一句：“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邓小平用浓重的家乡话说：“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你们好好生产吧！”幽默的话语引得围观的社员一阵阵笑声。

　　当邓小平等来到剑阁城时，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刘成基、书记梁凯早已在公园坝迎候。县委大院内，十几名机关干部正在炼钢炉前炼钢，邓小平看到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便挥手向他们致意。

　　“你们辛苦了”。

　　“不辛苦”。

　　“你们炼的是不是钢？”

　　“是钢”。

　　邓小平蹲下去，拿了一块钢，仔细地看了看。随后站起身来，去拉了拉小风箱说：“这个很轻，要是安上滚珠会更轻！”

　　这里的炉帽是按起重机原理制的，绳子栓住炉帽，上面吊根绳绳，再用一根棒棒一撑便开，放下又盖上，不烧手，又快速，邓小平看后笑着说：“这是半机械化。”在县委会议室，邓小平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成基关于剑阁县基本情况的汇报，看了《剑阁县地图》。当他看到墙壁上挂历的“除四害”、“讲卫生”和“扫除文盲”的锦旗时，便向陪同的同志说：“你们看，剑阁县真不错，各方面都是先进县。”

　　在四川视察期间，邓小平途经德阳时，听取了当地负责人程占彪的汇报，对德阳的工业建设作了重要的指示。邓小平说，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拿制造冶金设备、电站设备的工厂来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是机械工业之母。拿四川省的城市来说，第一重庆，第二成都，将来第三是西昌，第四就是德阳了。四川已计划有了钢铁、机械、石油等工业基地，还要在甘孜、阿坝区域内搞畜牧基地，以后吃奶品、穿皮毛是大问题。以四川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来说，德阳是大的，要加紧建设，要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投资按原计划要节约再缩减，有些屋架机座以砖木和水泥来代替。生产准备中，工人培训要抓紧。大工厂不要搞全能，有些配件、附件和包装等都由地方办厂。

　　关于城市规划，邓小平说，城市规模根据这些工业项目和将来的发展，郊区要划大些，许多东西才可以自给。如城市人口以30万规划还小了，要按城市50万、100万作规划。德阳50万城市人口完全可能，德阳是不是划几个县进来，以便解决副食品、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规划城市本身要把郊区各镇建成为生产城镇，大力帮助下面电气化、机械化。将来各个镇子、居民点的文化、教育、商业、卫生事业等样样都有，连口红也不缺，以后农村的妇女也要用口红的。城市的马路要宽，干线36公尺（米）窄了，马路要100公尺宽，还要林荫道栽树栽花，像长春那样宽才好。

　　工厂的宿舍距工厂要近些，保持在10几分钟内到厂。城市电车、公共汽车只适合远距离，近的不坐公共汽车，我主张大量的普遍的用自行车。中国搞个自行车国好吧。骑自行车方便又是运动，体育与走路结合。

　　公社居民点、城市街坊要搞好，街坊道路也要宽，自来水、下水道要搞好。房屋住宅修三层为好，太高了住着不方便，要按共产主义的生活来设计布置街坊和住宅，要想到将来的人4小时或6小时工作，2至4小时学习，8小时睡眠，再多了睡不着，还有8小时干什么，那就是走棋、跳舞、看戏、看电影、打球、看打球。因此，娱乐设施、公园、体育场等都要修好。

　　修公共食堂是对，但家中也还要自己做饭的，自己炒点菜、烧开水、烧牛奶。所以还须公共的（几家一处）烧开水及炒点东西的小灶房。例如说，我走到你家不能说喝茶、吃饭一切都到公共食堂去吧！厕所、卫生间还须有，不然卫生不好，澡堂用淋浴好，池塘、盆塘不好，你们说？但淋浴间每人一格，不像外面几个人在一起洗不礼貌。小学生有的主张从小就住读，我说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走读好些，不然他生活不好办。绿化要好好规划，要大量栽树，栽容易长的树，如安树、果树，栽竹子。至于楠木、松柏以后栽，它们长得太慢了。

　　关于人民公社，邓小平说，城市人民公社你们早点搞。德阳建立市不要县了。政社合一，叫德阳市，又是德阳人民公社。下面设若干公社，以地名为名，如孝泉人民公社。不称联社和分社，也不用政治名词。现在德阳13个公社大多数是一二万人的，太小了不好发挥力量，还是四五万人以上好。下面公社为核算单位，上面即起联社作用，统一领导、规划，统一管理。

　　邓小平还视察了四川的梓潼。

　　11月1日，邓小平乘飞机抵达贵州清镇机场，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吴实，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到机场迎接。

　　陪同视察的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

　　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邓小平对吴实和田维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后，邓小平略作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

　　这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最高潮时，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普遍建集体食堂、不顾条件地建托儿所、敬老院等“左”倾错误泛滥之际。邓小平在四天时间里，先后到了贵阳市郊区花溪人民公社和遵义市及其附近地区走访。

　　他足不停歇地到田坝、到集体食堂、到托儿所、到敬老院作实地调查。邓小平与群众谈话很直接，他的四川口音与贵阳、遵义地区的方言很相近，他的话农民都懂，他和群众谈生产、谈生活，算农副业生产的账，谈集体食堂、敬老院、托儿所的情况，听取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处处红旗招展，热气腾腾的气氛影响着每一个人，很少有人在这种形势面前深思熟虑过。

　　11月2日，邓小平在贵阳花溪人民公社视察时，他仔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如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怎么办？他强调，修房子要交群众讨论，这是百年大事。在田间，他又询问了农民的伙食情况。他在同花溪区的负责同志谈话中，又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

　　11月3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在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副省长吴实等人的陪同下到达遵义视察。

　　当天，他即听取了遵义地委李苏波汇报全区农村工作情况，视察了红旗人民公社和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的食堂、托儿所及秋耕情况，广泛地接触了社员和群众。

　　在红旗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成立公社办了什么事？一家人收入40元，吃了28元，他们吃得起吗？幸福院，自己有儿女的恐怕不进，日托5元，全托8元，这相当高，和天津、北京一样，还办不到。

　　在大风暴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算账，只算交换价值，不算使用价值，这个算法不对。缝纫机是各人买好，还是社里出租好？值得研究。将来每家有一部，把裁剪衣服当成娱乐，自己独出心裁做衣服。现在每家一部用得少，算浪费，将来就变了。徐水县把机子都集中起来，统一买布，衣服样子是自定。应该允许自买自用。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30元，有愿意进馆子，将来肉多了，也许不吃了；有愿意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有点自由主义，毛主席向来主张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

　　当天晚上，邓小平同绥阳县委书记魏炳芳、遵义县委书记程跃华等人就农村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话。

　　11月4日，邓小平来到贵州铁合金厂视察。他在了解遵义的矿产资源后说，锰铁可以搞“小洋群”。钢产量到1亿吨的时候，锰铁就大有搞头了。用电冶炼，普及就困难了。要创造办法，能普遍推广的。

　　在贵州的视察中，邓小平针对贵州经济比较落后的状况，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邓小平在4日下午于遵义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说：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铝是尖端科学的重要材料，炼铝要创造出一条道路来……要搞铝锭。

　　邓小平还说：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关于能源问题，他强调：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11月4日晚，是邓小平这次在贵州视察期间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的会开到深夜。除周林等几位省委的负责人外，还有遵义地委书记和遵义周边几个县的县委书记程跃华、魏炳芳等。

　　邓小平一边听取几位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一边提问题。所提问题大多与白天调查有关，有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有关于农副业生产的。

　　谈到敬老院时，他问：“你们了解过有儿女的老人愿进敬老院吗？有些老人在家里东摸西摸，摆弄小孩子觉得很愉快，鳏寡孤独是不幸的结果。”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老人进敬老院是最幸福的。

　　谈到各公社已建立的托儿所、幼儿园怎么办？邓小平说，小孩是全托好？还是半托好？有的群众每天要看一看、亲一亲，他要多亲一亲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共产主义。要守全自愿。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陪同的负责人马上想起他白天和一位老农的谈话。这位农民的孙子送进大队托儿所，托儿所有全托有半托，他的孙子是半托，邓小平问他为什么不全托，这位农民笑嘻嘻地说：“要多亲一亲。”当时在一边旁听的人都笑了，邓小平笑着点头说：“你说得好！要多亲一亲。”

　　人民公社化后社员的生活单调贫乏，千篇一律，而且十分困难。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集体食堂和群众吃饭问题，谈得最多：“现在办集体食堂是做啥吃啥，可不可以有点个人机动？标准一个，可以机动，可以试一下。各人口味不同，自己加点咸菜、泡菜、腊肉可不可以？有了集体食堂，是不是还要各家的锅灶？建新房是不是还要每家建灶房？各家的泡菜罐子还要吗？每个人都愿到集体食堂吃饭吗？现在穷，这样办，将来呢？共产主义是越搞越简单，还是越搞越复杂？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要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愿意穿皮鞋的，有愿穿布鞋，还有愿意穿草鞋的，是不是统一发一样的好？总之，有这样一些问题。过去家家挂腊肉，挂腊肉可能是个好制度，应该享受的就要叫享受。工人进馆子喝二两，一月一次（当天上午，邓小平在遵义公园遇到一位工人，两人边走边谈。这位工人向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生活情况，说他的工资不多，要养家糊口，但每月工资到手，必定要进一次小饭馆喝上二两），这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

　　“房子是一家一幢好，还是老少归队盖好，要交群众讨论，不能下命令，不能县委几个人一想就办。”

　　“对家庭问题要慎重，不能由共产党下命令，徐水县搞老少归队，试了也可以，你不能说非那样才算共产主义，这与共产主义是两回事，有个家庭并不妨碍共产主义。搞生活集体化、解放妇女是对的，娃娃主要是社会教育。这两条是对的。托儿所，不一定排除晚上回家，这些问题要考虑，同规划布局有关。”“现在是苦战，这种状况不能持久，总不能老是十几小时劳动，共产主义不是为劳动十几小时，现在苦战是为换来少劳动几小时。”

　　谈到消灭城乡差别，邓小平说：“农村建居民点，城市有的，北京、贵阳有的，居民点也要有，高跟鞋、胭脂、口红都可以有，电视也要有。”

　　邓小平在贵州视察期间，还于11月3日专程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看到眼前纪念馆陈列的一切，邓小平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陈述当年的情景，遵义会议在哪个房间里开的，他坐在什么位置。“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很快记了下来。因为在此之前，纪念馆的同志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曾被林彪、“四人帮”否定。他们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下来。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曾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句话无疑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11月5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回到重庆。6日上午，接到郑州方面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工作会议。下午，邓小平等人由重庆飞抵郑州出席会议。

　　郑州会议是党中央于11月2日至10日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后半段。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纠正错误的重要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