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刘金田，张爱茹 著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邓小平从1957到1994年外出视察的情况，涵盖了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时期，到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时期，直至退休后的晚年，内容的时间跨度达30多年。这30多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邓小平个人命运和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作者简介】
刘金田，1959年2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参加《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注释工作和《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注释校订工作，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和《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编辑工作。参加撰写《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主编《邓小平画传》。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中国1978－2008》、电影《丰碑》撰稿，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与浙江》、《开国纪事》总撰稿。担任多媒体光盘《邓小平》的副主编、《周恩来》的总策划。主编《邓小平教育理论教程》、《邓小平的历程》、《邓小平生平全记录》等。著有《走出国门的邓小平》、《人民中的邓小平》。合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邓小平与二十世纪政治人物》、《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邓小平视察纪实》等。发表《邓小平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思考》、《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贡献》等研究文章数十篇。
第二章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九省二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远规划。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前后，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议突出地批判了“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自这次会议后，批判“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高，给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戴上了“稳妥派”、“促退派”、“非马克思主义”等帽子。在这次会议前后，《人民日报》针对“反冒进”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以及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口号。
会后不久，邓小平即赴成都筹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月1日，邓小平途经永川，专程到永川的黄瓜山气田进行视察。
邓小平之所以专程到这里看气田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他分管石油工业。二是当时正值“二五”计划开端。当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除了几个人造油厂外，还没有一个油田。已建成投产的只有玉门、克拉玛依、延长等几个规模不大的油田，而且都偏于西北一隅。1957年，全国原油产量只有145万吨，其中天然油产量只有86万吨。尽管人造油成本很高，但仍然是重要的油品来源。“一五”期间，原油产量只能满足国家计划最低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大部分要靠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输入，航空油品则完全依赖进口。石油产品的极度短缺严重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安全。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四川石油探区的。
四川天然气和石油的发现和使用，有很古老的历史。解放后，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在军政委员会下就设立了石油勘探处，加紧了对四川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工作。他曾说：四川这么个大省，没有油怎么行呢？“四川有1吨石油，也算有了石油工业了！”1958年初，当他得知自己的家乡勘探出石油的好消息时，当然要来看看了。
2月1日这一天，时值春寒季节，邓小平在永川火车站一下火车，便乘车直奔黄瓜山气田。当他听说这里已经打出了几口高产天然气井，黄十井在钻探过程中喷出了少量原油时，便踏着雨后的泥泞小道来到井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黄五井的天然气放喷情况和黄十井的出油，并到机修车间和技术人员交谈。当邓小平离开气田时，气田党委书记把黄十井的两小瓶油样送给他留念。他仔细端详着从黄十井采集的两小瓶油样，动情地说：“我总算看到家乡的原油了！”
在探区前线的简易天然气炉旁，邓小平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供取暖用的天然气炉和它的燃烧情况，并由此询问天然气的民用前景。他非常关心天然气的综合利用，问及1000立方米天然气能生产多少化肥，提取多少种化工原料，如何用天然气发电等等问题。
他在简易的会议室里和气田的干部亲切交谈。邓小平知道矿区的水源困难，当有人端来两盆水请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洗手时，他风趣地说：“我俩有一盆水就行了，一家人嘛！”一句话说得大家大笑起来。
2月2日，邓小平来到隆昌气矿，这里的圣灯山气田是全国最早的气田。他视察了气井放喷和用天然气生产炭黑的车间。在座谈时，他关切地从试验研究课题一直问到技术力量、设备条件，气矿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一一作了回答。当技术人员谈到他们生产的炭黑质量不仅在国内领先，而且可以与美、苏等外国同类产品相媲美时，邓小平十分赞赏地说：“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世界水平也不是不可攀的，最近跳高女将郑凤荣还不是打破了世界女子跳高纪录吗？”他说，炭黑质量关系到橡胶产品和其他产品的质量，你们一定要创名牌，在国际上争先进。回到成都后，邓小平打电话把石油部康世恩和地质部两位副部长叫来，一同听取四川气田领导的汇报，研究四川乃至全国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问题。邓小平指出：“石油天然气勘探要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四川省这么大个省，国家要建设，没有油怎么行呢？要选择突击方向，尽快打出石油和更多的天然气来”。就在邓小平刚刚离开四川不久，川中就传出好消息。在3月中旬7天的时间里有3口井喷出大量原油。随后，石油部在川中展开了大会战，会战指挥部就设在邓小平的出生地广安县协兴乡。
邓小平在这次视察期间首次提出，要从战略方面考虑石油问题。此后，我国石油工业开始战略东移，它直接引发了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从此一举摘掉了“中国贫油”的落后帽子。
2月2日下午2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陈刚，隆昌县委副书记、县长滕恒和的陪同下，来到距隆昌县城5华里的新生高级社视察。
当邓小平一行来到高级社办公室大门口时，楼丰乡党支部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迎上前去向邓小平问好。
县长滕恒和指着未、叶二人向邓小平作了介绍。邓小平分别和未、叶二人握手，并说：“你们在基层工作辛苦了。”
未全树、叶邦友请邓小平到办公室休息。邓小平走进大门后，指着左边的一块石坝子笑着说：“就在这里谈谈不是很好吗？”
于是，未全树等人便从办公室端出事先已摆好的十来张凳子放在坝子中间围成一个圆圈。邓小平和大家围坐在一起，气氛一下子热烈了许多。
未全树、叶邦友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汇报提纲进行汇报。邓小平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
邓小平首先问未全树：“你全大乡有好多党员、好多团员、好多个党支部，好多个团支部、好多贫农、好多中农？”
“全大乡有党员500多名，700多名团员，19个党支部，19个团支部。”未全树回答说。
“你们的基本队伍有好多（指党员有多少）？全县组建了好多高级社？”
滕恒和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又问未全树：“你们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
未全树说：“我们全大乡亩产量多数是五六百斤，小面积可达到七八百斤。”
“社员一年能分得多少斤粮食？”
“谷子分得到四五百斤。加上小春（小春作物，指农历十月播种的小麦、豌豆、油菜等农作物）和杂粮，全乡拉拢来算，一个社员平均分得六百多斤粮。”
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
说完，邓小平又面对叶邦友说：“谈谈你们高级社的情况，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
叶邦友汇报说：“新生高级农业社是由17个初级社于1956年元月合并而成的。全社有5600多人，1100多户；社里有5个管理区，32个生产队，生产队下面有作业组，全社有土地5800多亩。人平均1亩多地。”
邓小平十分关心社员的分配情况。
叶邦友回答：“谷子每人一年可分得500多斤，加上其他粮食，每人每年可分得600多斤。”
“粮食不算多嘛。还要留饲料粮，人畜一年要留千把斤才够。”邓小平说，“你们的产量低了，能不能放点水田，多栽点小春，社员多分点小麦？”
未全树说：“冲田不能放哟！”
农民出身的邓小平显然是个内行，他说：“冲田不能放，就放田嘛！应该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嘛。”
邓小平转身问叶邦友：“社里喂了多少头猪？”
叶邦友说：“全社喂的公有猪、私有猪加起来共有5100多头。人平均近0.9头猪”。
“看起来你们这几年养猪事业发展还是不错的。但是还不算多，要争取发展到一人一头猪或是一头多点猪”邓小平提出了要求。
邓小平又问：“你们社有好多堰塘，兴修了哪些水利？”
叶邦友说：“堰塘不多，新修的山湾堰塘更多，全社有108个堰塘，其中山湾堰塘就有54个。”
“你们的植树造林搞得不好，没有什么树木，要下点功夫搞绿化”邓小平说。
邓小平提出：“去看几户社员行不行？”
大家表示赞成。
这样，邓小平一行来到中农社员郭士元家。
郭家坐落在高级社办公室附近一口新修的山堰塘边，路过山湾堰塘田坎时，叶邦友介绍说“这就是我们才修起的山湾堰塘。”邓小平点点头。
到了郭家，郭士元不在家，邓小平问郭的老伴：“你们一年分得好多粮食？”
郭妻回答说：“每人分得到五六百斤”。
然后，邓小平径直来到郭家的猪圈看他们家喂养的猪，郭家猪圈里喂了两头七八十斤重的白毛黑眼圈猪。
邓小平看后诙谐地说：“金丝眼镜，金丝眼镜。” 又问道：“这两头猪一天能屙多少粪？”
“一天能屙一挑粪。”
邓小平听后连声说：“小氮肥厂，小氮肥厂。”
临走时，邓小平对郭妻说：“老大娘，麻烦你了，我们走了。”
随后，邓小平一行又前往王祖和家。
路上，邓小平一边走一边问未全树全大乡高梁、油菜、花生的亩产量，未全树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还问滕恒和鸡蛋的价格。
这时，邓小平看见一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绩麻线，他即对随行人员说：“泸州出大曲酒，隆昌出夏布。”邓小平走上前去问：“老大娘，你一天能绩多少麻线？”
“能绩两把二两。”
“绩一两麻线能卖多少钱？”
“一两麻线卖得到一角把钱。”
邓小平还问：“你绩麻线一天赚得到好多钱？”
“只赚得到点油盐钱。”
到了王祖和家，邓小平又问起一年能分多少粮食，又看了喂养的猪。当看到猪圈边放着一个大缸，里面装着王祖和刚从水田里捞回的青浮萍时，邓小平问：“捞这个东西做啥子？”
王祖和说：“喂猪。”
邓小平高兴地说：“浮萍能喂猪，好哇，多喂猪，有肥料。”
参观完两户社员，邓小平回到办公室大门口，未全树、叶邦友等请邓小平到办公室休息，邓小平摆摆手说：“老滕呀，你们隆昌是个好地方。就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树木，要植树造林，要绿化”。
五点多钟，邓小平结束了这次视察离开隆昌。
就在邓小平走后的第二天，隆昌县委作出决定，全县每人植树10-15棵，并在富泸公路、成渝公路和泸隆公路两旁掀起了植树高潮。
第二章 邓小平来到了吉林省视察
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5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肯定了已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指出我国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会后，钢铁工业于6月间拟定“大跃进”的目标，酝酿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设想1959年超过3000万吨，1962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成都会议后，在农村中广泛地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当时河南省若干县行动较快。4月便出现了拥有9000多户的大社——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社。到了7月中旬，有的地区形成了并大社的热潮。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不少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口号，如“打破条件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报刊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出现了粮棉“丰产”的虚假现象。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现有合作社的规模和所有制的公有程度已不相适应，与早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不相符合了。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大办公社的讲话，在河南省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8月4日、5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安国，6日到达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公社门口，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翻一番和农村生产关系急剧变化的新情况，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时还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40项决议。
北戴河会议结束十多天后，邓小平便去了东北。
他此行的目的是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各地为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努力奋斗。特别是作为全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不仅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还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刘澜涛，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
在黑龙江，邓小平视察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等重要工厂。
9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并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在阐述了当前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说，东北、黑龙江，潜力很大。过去几年全国支援把东北建设起来，现在应该轮到东北支援全国了。东北要用一切力量支援全国过关。北戴河会议时，富春同志提出东北的方针，大家赞成，就是把你们原来提的方针修改一下，叫作“充分挖掘潜力，大力支援全国，逐步合理发展”。
邓小平说，东北的同志必须把自己的任务了解清楚。你们的潜力很大，好好地用点劲，可以比现在设想的支援得更多更好。你们的成绩很大，包括许多工厂在内。好多厂很有干劲，虽然程度不同，但劲都鼓起来了。大家很热心，计划看起来也不算小，但是鉴于潜力很大，是否挖够了，不能说。我是外行，但内行人一看就说是还有潜力未挖，稍微调整一下，鼓一下劲，想点办法，还可以加大计划。东北要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就要解决三个关系问题。一是局部与全国的关系。东北是一个局部，要服从全国的需要，增加的东西为全国服务。二是大厂与小厂的关系。小的要服从大的，因为为全国服务的主要是大厂，所以大小厂协作为全国服务。三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无非是拖拉机、排灌机械慢搞一点。邓小平最后说，总之，要正确解决这三个关系问题，才能适应于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
9月18日至23日，邓小平来到了吉林省视察。
他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先后视察了长春市、吉林市和四平市。并深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地质学院、长春电影制片厂、南关区街道、丰满发电厂、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吉林造纸厂、四平市六马路小学和市盲人铁工厂等单位，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情况，并发表了重要讲话。9月19日，他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1958年一汽人“乘东风，展红旗”不仅造成出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而且开发、研制出了我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并被中央批准参加国庆九周年庆典。就在一汽人“抢时间、争速度，造出轿车向国庆献礼”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来到了这里。邓小平对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情有独钟。早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曾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和汽车有着不解之缘。他希望中国有自己民族的轿车工业，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民族轿车工业会走向世界。
秋天的东北，阳光灿烂。19日这天一早，一排崭新的车队由省宾馆徐徐驶向汽车城。车队穿过1号门，绕过中央大道，停在生产大楼下。9时1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等在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副书记史坚的陪同下来到会客厅。邓小平没等落座，一眼就看到墙壁上悬挂的产品图。他左看右看，高兴得不得了。当他得知是一汽自己新近开发的新产品时，赞不绝口，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好，好，好！”
一汽厂长饶斌汇报了一汽自1956年出车后近两年来的生产、新产品开发、质量水平状况以及干部队伍建设情况。邓小平听得非常认真，他对一汽当时正在进行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非常感兴趣，一边听，一边记，一边询问，并把一汽的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提议要在全国推广。后来由毛泽东圈阅，定为“鞍钢宪法”的一部分。
邓小平对一汽的未来发展及产量情况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他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载重车今后用量会很大，你们要挖掘潜力多搞一些。听说你们将来的产量要向10万、20万、30万辆水平发展，这很好。发展汽车工业，这得要大批量，只有生产批量上去了，价格才会降下来。
谈到燃油问题，邓小平说，现在石油很紧张，能否用其他的什么东西来代替，烧酒精怎么样？你们可以大胆地研究。我们国家现在红薯产量很多，它可以作酒精，但就是不能用茅台。风趣的话语，引得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在详尽地询问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生产开发情况后，邓小平来到了轿车装配车间，看到热气腾腾的工作场面，他不停地问饶斌，红旗车比伏尔加、吉姆怎么样？并指示，好就多生产些。邓小平还对每道生产工序都看得非常认真，就连“东风”轿车前标“龙”安上没有，水箱面罩两边缝隙过宽，模具怎样开发节省资金等细微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看到车间门口的两台简易机床，邓小平走了过去。这是一汽依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革新活动中搞出来的。邓小平细心地观看了工人表演，连声称赞：这办法好。他指着机床说，机械加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许多东西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德国现在许多机床就很简单，但能解决大问题。
看过红旗车间后，邓小平又来到了铸工车间。当砂芯工部车间主任介绍彩新工艺烘干芯子可缩短一半工作时间时，邓小平连连称赞：这办法好得很嘛，既节省能源，又可减少工人在烘干炉里的上下装卸的次数，这就叫多快好省。在锻工车间，邓小平观看了车间的“三化展览台”，对工人们创造发明频频点头。在看过了发动机车间、热处理车间工人们的革新成果后，他对技术人员的大胆创新给予了很高评价。底盘车间改进前后的转向器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在生产现场，邓小平指着改进后的转向器对李富春说，改进后两个零件代替了原来的13个，成绩可观啊。李富春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在总装配车间，邓小平看到从总装配线上开出的一辆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面对着锃明瓦亮的车身，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视察结束时，邓小平鼓励全厂干部职工再接再厉，为支援全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在视察吉林肥料厂时，邓小平对厂负责人说，要想办法少用电，多增产。
在染料厂，他指出，要向多品种、尖端方面发展，在质量上要更快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造纸厂，当他得知要建一个电极材料绝缘纸分厂时十分高兴，他说，这很好，有了这种纸我们就可以不依赖进口了。你们造纸工业就应当向造纸工业的尖端方面发展，完成了这个任务才是你们造纸工业的光荣！
在丰满发电厂，邓小平还现场解决了丰满水库水位限数等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视察这些重要企业时，着重强调：在工作上工业领导要局部服从全局，大力支持重点，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这是他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
9月20日，邓小平等在省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永吉县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他在该县岔路河公社的一块水稻田旁边停下来，问随行的生产队干部：试验田亩产多少斤？对方回答说，4万斤。邓小平听后吃惊的表示“能有这么高吗？能打十分之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接着，他对陪同的省市领导同志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但是，指标要实际一些。这块试验田的产量能否兑现，咱们秋后可算账哟！”在到处都放“卫星”的时候，邓小平的这番话给人们留下了冷静的思考。
9月22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负责人吴德、赵林的工作汇报。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汇报会。
在听取关于农业工作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充分运用现有条件，不能单靠拖拉机。拖拉机将来是要有的，农业必须实行机械化，这是农业技术改革的方向。但是单靠拖拉机，一二年内是做不到的。必须从现有的基础出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力争高产。要注意改革耕作制度，改变广种薄收、耕作粗放的习惯。要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村更快地富裕起来。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的浪潮中，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违背经济规律，蛮干的事情很多，浮夸风盛行。邓小平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
这一天，邓小平在听取了吉林大学有关共青团炼钢厂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后，即兴题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品德和真实本领的年轻一代的根本道路。”
9月23日，邓小平视察了四平市六马路小学和这个学校的红领巾工厂。邓小平对该校学生的学习和劳动安排表示满意。他说，学生要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无论如何，不能削弱学生的基础课。他还特别指出，儿童年龄小，参加劳动不要太累，组织劳动街道要注意儿童的兴趣，要搞多种多样的劳动，培养多面手。他勉励红领巾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接好革命班。
9月24日，邓小平一行来到辽宁的鞍山。
他专门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最早恢复和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视察鞍钢。3年前，1955年11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随刘少奇视察鞍钢。
当时正是国家“一五”计划顺利实施时期，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鞍钢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继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三大改建扩建工程完成并投入生产之后，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一到鞍钢，邓小平便对前来迎接的鞍钢经理袁振等人说：“我这次随少奇同志来，是来见习的，又向你们学习经济建设。”
11月的东北，气候已经比较寒冷。刘少奇、邓小平到达鞍钢时已是下午，而且这一天，更是北风凛冽。市委领导担心两位中央领导人感冒，原想安排他们在宾馆多休息一会儿，暖暖身子。不料他们提出立刻到厂区视察。特别提出要亲眼看一看当时全国最大、最先进的鞍钢炼钢厂。
在鞍钢经理袁振的陪同下，他们驱车来到第一炼钢厂。
在简陋的炼钢厂厂长办公室，厂长曾扬清向他们汇报了该厂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仔细地听着、思索着，偶尔还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厂日伪时期年产量多少？现在多少？将来能达到多少？设备是否先进？技术人员够不够用？等等。曾扬清逐一作了回答，并补充说：“工人们现在干劲很足，学技术、学文化、学政治，将来钢铁工业要大发展，按照国家要求，我们还要向外输送人才呢！”
刘少奇、邓小平听后，点头赞许。
继刘少奇发言后，邓小平说：“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工业、农业、交通、文教都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多搞一点，搞好一点。多作贡献。”然后，他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多搞一点，不单是多出一点钢的问题，这对全国也是个鼓舞。要知道全国人民可看着鞍钢啊！”
接着，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来到平炉台上，仔细地观看炉子冶炼和工人操作情况，勉励工人们多炼钢、炼好钢，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又不顾劳顿赶到新建的无缝钢管厂。
当厂领导介绍这里生产的无缝钢管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工业和民品生产上，刘少奇听后兴奋地说：“了不起！了不起！”邓小平手拿几份样品，对身边陪同的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骄傲，不要原地踏步，还要发展。”一晃3年过去了。
邓小平再到鞍钢后，听取了中共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和鞍钢经理袁振的汇报。
这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许多人都头脑发热。当赵敏谈到要在小炉子上放“卫星”时，邓小平明确说：“要在大炉子上想办法，小炉子放卫星不算数。”
所谓“小炉子”，是指当时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兴建的土炼铁炉、土炼钢炉。当时鞍山市曾发动各行业职工及家属13万多人，兴建小土炉2955座，生产土钢10万多吨。这些小土炉产品质量差，消耗高，破坏了生产综合平衡，造成很大的浪费，限制了钢产量的进一步提高。邓小平心里很清楚，这些土钢是没有太多作用的。
“大炉子是挖潜力的问题，潜力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改进了制度、章程、改进了作风，发挥了群众积极性，努力干了。还有一种是由于改进了技术，出现了新的力量，这就是技术革命的问题了。后面一种潜力更大。”邓小平说。
“鞍钢这样大的企业，应当大搞技术革命，要注意发动技术人员，只有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到处都讲空话、说大话的时候，邓小平更崇尚的是科学技术本身。
9月25日，鞍钢在市“二一九”公园召开万名干部群众大会。邓小平因要去盖县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情况，未能出席。但他与随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仔细研究确定了鞍钢这次会议的形式、地点和内容。会上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鞍钢职工“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一天，邓小平视察了盖县太阳升人民公社。
太阳升人民公社在当时是全国的一面旗子。
邓小平在听取公社负责人的汇报时，询问了不少问题，并对公社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当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树生汇报说全社今年计划养猪10万头，实际只养了27950头时，邓小平说，这么大的社，这么光荣的地方，才养这么点猪，太少了。
当说到今年大旱时，邓小平问，你们打井了没有？为什么今年这样旱，你们不集中力量打井。他提出，要利用旱灾来搞水利。
“明年你们规划了没有？一人平均多少斤粮食？多少斤棉花？多少头猪？”邓小平问。
李树生回答说：“粮食平均2500斤”。
“2500斤？必须亩产2000斤才能达到，大约比今年翻三番。”接着，邓小平算了一笔账，提出“明年每人2500斤粮食，300元收入，作为你们的目标行不行？”
公社的同志说：“行。”
邓小平又叮嘱说：“一定得打井。押宝要压在旱灾上，准备它旱。不能到那时，又说老天爷不帮忙。”
邓小平还说，居民点是公社的基层组织。规划时要计算一下到田间的路程，要便于耕地。要种树，要绿化，要园林化。
邓小平在沈阳，听取了中共辽宁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9月27日，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东北对全国所负担的任务很重。辽宁在东北又是第一，任务重。他再一次讲了“反骄破满”的问题。他说：“鞍钢就是这样的，觉得还不错啊，增长速度也可以啊，而且也比苏联还好啊，怎么你们还说努力不够，发明创造不多！我真有点委屈。”于是他从东北对全国所负担的责任讲起，教育大家“反骄破满”。他说：“中央对你们的压力一年要比一年大，你们要有精神准备。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用全国力量把你们这个地方建设起来的。你们应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长远建设里，起到比其他地区要大得多的作用。这是义务，责无旁贷！在你们面前摆着的就是对全国的支持够不够，自己的努力够不够，而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第二章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柳州饭店
为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10月召开有全国计划会议上，再次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要达到3000万吨。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账”的要求。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动员了约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钢。为完成“1070”指标，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当时生产出的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根本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由于矿石品位低、生铁质量差和追求高产快炼等多种原因，大钢厂的产品质量也显著降低了。大炼钢铁，不仅造成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忽视质量、拼设备等严重问题，而且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农业第一线的强劳力被抽光了，使得这一年的农业丰产却没有能够丰收。
与大办钢铁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一轰而起。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同时在一些城市也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试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在实行并社和供给制的过程中，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因而出现了公社共了生产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家无偿地占用公社的物资，抽调公社的劳力以及“吃饭不要钱”等作法，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以及强迫命令风等等。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过程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没有生产中的责任制，分配更加平均化，经济核算制度也完全被抛弃了。
10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农村视察。邓小平先后到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视察。
第一站是广西。
10月22日，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4型专机徐徐降落在广西柳州军用机场上。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走下飞机，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地委、柳州军分区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因接到通知晚了，于当天下午才赶到柳州。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柳州饭店。
当天晚上，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兴致勃勃地到东风钢厂（原通用机械厂）、永丰利刀具厂视察。
东风钢厂、永丰利刀具厂是柳州比较有名的工厂。他们生产的摩托油锯和割纸刀载誉全国，并远销亚非拉各国。所以邓小平一到柳州就提出要到这两个厂参观。在工厂里，他亲切地与老师傅、青年工人交谈，鼓励淬火老师傅要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并鼓励两个厂要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数量。凌晨2点，邓小平等才离开工厂回到饭店休息。当时全国正在大办钢铁。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各地纷纷建起了土高炉，大放钢铁产量“卫星”。
23日，邓小平原本拟往鹿寨县视察。后据自治区和柳州地区负责同志介绍，罗城县四把乡一带也建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炼铁基地，该县正在赶超鹿寨县。因此，便改往罗城县四把乡视察。
位于柳州西北的四把乡，邓小平是有深刻印象的。28年前，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时，邓小平曾率部经过此地，与从宜山方面赶来阻截的桂系军队覃连芳教导师相遇，双方发生激战，红七7军300多名战士牺牲在这里。在从柳州经宜山往四把乡的路上，邓小平回忆往事，深切怀念当年的死难烈士。
到了四把乡炼铁基地，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深入察看小高炉群。他一个炉子一个炉子地看，看得非常认真。看着沿途那些炼出来的铁，这位曾经在法国施奈德钢铁厂当过炼钢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忧心忡忡地问随行的冶金专家：“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相继指着地上堆放的两种产品说：“这种的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邓小平拿起夹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掂量了一下，恳切地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同志说：“各族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很可贵。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至于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
邓小平的一席话，既充分赞扬了各族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可贵精神，又对盲目上马土法炼钢、炼铁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这无疑是给当时头脑日益发热的人们吃了一付清醒剂。
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云南。先后视察了云南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等。
在昆明钢铁厂，邓小平提出让昆钢多生产一些钢材，轧成钢轨用以修铁路发展云南的交通建设。
在昆明机床厂，邓小平对陪同的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和该厂的负责人说，云南要努力发展机械工业，更多地制造出一些机器。在机床厂装配车间，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该厂生产的5米直径的齿轮滚床、7米直径立式车床和20米长、5米宽龙门刨床，当了解到这3台大型机床的性能后，他连连称赞“好！好！”并鼓励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你们厂技术设备、技术力量较强，目前国家很需要机床，为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你们要发动群众生产更多的机床，为国家作贡献。”
10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省委的汇报后，就云南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他说，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宝，要努力奋斗，搞一套经验出来，这些东西值钱，搞出来。云南即富了，人民收入就多了。农业，云南条件好，一定要搞多种经营，搞多样性。
邓小平还就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人民公社，现在还在积累经验，走在前面一点的是河南、河北，河南也不是普遍的走在前头，河北主要是徐水。农村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去解决，但问题不大，方向明确了。徐水要消灭家庭，分成小孩队、老年队，分开去住。还是要慢一点，自然一点。徐水造成房子将人分别集中，实际是行政的办法，要自然一些好。愿意的，可以在一起，不愿意的，可以不在一起，都可以。公社究竟包多少？要很慎重的考虑。徐水是全包。此外，每个人只储备一元或两元，这样好不好？要从长计议。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好东西。总之，要多试验。鞋、袜都穿一样的，做什么就吃什么，行不行？恐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叫“各取所需”呢！
河北徐水是毛泽东树立的典型，在当时人民公社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情况下，邓小平能说出这番话来，是难能可贵的。
10月29日，邓小平在四川视察了绵阳、江油、广元，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来到剑阁。
陪同视察的还有中共绵阳地委负责人李林枝、彭华等。
秋日的剑山，风景独好。剑门关更是险峻，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三国时代，蜀国名将姜维曾在此镇守。邓小平来到剑门关下，观赏着剑门风光，指着姜维庙和姜维驻兵的“营盘嘴”，饶有兴致地听取讲解员介绍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守剑门的故事。
当讲解员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受到国民党剑门驻军的阻挡，红军战士英勇杀敌，歼敌7个团（应为4个团）时，邓小平显得尤为兴奋。
随后，邓小平来到汉阳公社四合大队，当时社员们正在抢种小麦。邓小平和一位老农聊开了。
“你叫什么名字？”
“徐芝海。”
“多大年龄？”
“61岁。”
“能做些什么？”
“背粪、看牛都行。”
“你辛苦了！”说着，邓小平掏出一支香烟递给了这位老人。
“不辛苦，你们才辛苦了！”徐芝海这位山区的老实农民，他没有见过大的世面，他也搞不清楚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但这个人这么平易近人却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推辞，接过邓小平递来的香烟抽了起来。继续着他们的交谈：
“这是什么地方？”
“银窝子”。
“真是银窝子啊！”邓小平感叹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如何了？”
“现在已播种百分之七十，如不下雨，都快种完了。”
邓小平说：“要克服秋雨造成的困难！”
“你们一年收入多少？”
“除公粮、口粮外，每人每年还要分部分现金。”
看到有不少的古柏树，邓小平又向老人问起了一些情况。老人虽然没有文化，但他打小就从上辈人那里知道不少关于这些古柏的故事。于是，徐芝海老人便领着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松柏长青树”、“阿斗树”、“腰盆树”。他一边走一边还给邓小平介绍了“皇柏”和“张飞柏”的历史传说，邓小平听得津津有味。回到成都后，邓小平还打电话问这成千上万的古柏，究竟是什么时候栽的和保护情况，并叮嘱要保护好这些古柏。
邓小平临走时和老人握手道别。这时老人才想起来问了一句：“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邓小平用浓重的家乡话说：“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你们好好生产吧！”幽默的话语引得围观的社员一阵阵笑声。
当邓小平等来到剑阁城时，中共剑阁县委第一书记刘成基、书记梁凯早已在公园坝迎候。县委大院内，十几名机关干部正在炼钢炉前炼钢，邓小平看到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便挥手向他们致意。
“你们辛苦了”。
“不辛苦”。
“你们炼的是不是钢？”
“是钢”。
邓小平蹲下去，拿了一块钢，仔细地看了看。随后站起身来，去拉了拉小风箱说：“这个很轻，要是安上滚珠会更轻！”
这里的炉帽是按起重机原理制的，绳子栓住炉帽，上面吊根绳绳，再用一根棒棒一撑便开，放下又盖上，不烧手，又快速，邓小平看后笑着说：“这是半机械化。”在县委会议室，邓小平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成基关于剑阁县基本情况的汇报，看了《剑阁县地图》。当他看到墙壁上挂历的“除四害”、“讲卫生”和“扫除文盲”的锦旗时，便向陪同的同志说：“你们看，剑阁县真不错，各方面都是先进县。”
在四川视察期间，邓小平途经德阳时，听取了当地负责人程占彪的汇报，对德阳的工业建设作了重要的指示。邓小平说，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拿制造冶金设备、电站设备的工厂来说，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是机械工业之母。拿四川省的城市来说，第一重庆，第二成都，将来第三是西昌，第四就是德阳了。四川已计划有了钢铁、机械、石油等工业基地，还要在甘孜、阿坝区域内搞畜牧基地，以后吃奶品、穿皮毛是大问题。以四川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来说，德阳是大的，要加紧建设，要打破陈规，边建设边生产，投资按原计划要节约再缩减，有些屋架机座以砖木和水泥来代替。生产准备中，工人培训要抓紧。大工厂不要搞全能，有些配件、附件和包装等都由地方办厂。
关于城市规划，邓小平说，城市规模根据这些工业项目和将来的发展，郊区要划大些，许多东西才可以自给。如城市人口以30万规划还小了，要按城市50万、100万作规划。德阳50万城市人口完全可能，德阳是不是划几个县进来，以便解决副食品、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规划城市本身要把郊区各镇建成为生产城镇，大力帮助下面电气化、机械化。将来各个镇子、居民点的文化、教育、商业、卫生事业等样样都有，连口红也不缺，以后农村的妇女也要用口红的。城市的马路要宽，干线36公尺（米）窄了，马路要100公尺宽，还要林荫道栽树栽花，像长春那样宽才好。
工厂的宿舍距工厂要近些，保持在10几分钟内到厂。城市电车、公共汽车只适合远距离，近的不坐公共汽车，我主张大量的普遍的用自行车。中国搞个自行车国好吧。骑自行车方便又是运动，体育与走路结合。
公社居民点、城市街坊要搞好，街坊道路也要宽，自来水、下水道要搞好。房屋住宅修三层为好，太高了住着不方便，要按共产主义的生活来设计布置街坊和住宅，要想到将来的人4小时或6小时工作，2至4小时学习，8小时睡眠，再多了睡不着，还有8小时干什么，那就是走棋、跳舞、看戏、看电影、打球、看打球。因此，娱乐设施、公园、体育场等都要修好。
修公共食堂是对，但家中也还要自己做饭的，自己炒点菜、烧开水、烧牛奶。所以还须公共的（几家一处）烧开水及炒点东西的小灶房。例如说，我走到你家不能说喝茶、吃饭一切都到公共食堂去吧！厕所、卫生间还须有，不然卫生不好，澡堂用淋浴好，池塘、盆塘不好，你们说？但淋浴间每人一格，不像外面几个人在一起洗不礼貌。小学生有的主张从小就住读，我说三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走读好些，不然他生活不好办。绿化要好好规划，要大量栽树，栽容易长的树，如安树、果树，栽竹子。至于楠木、松柏以后栽，它们长得太慢了。
关于人民公社，邓小平说，城市人民公社你们早点搞。德阳建立市不要县了。政社合一，叫德阳市，又是德阳人民公社。下面设若干公社，以地名为名，如孝泉人民公社。不称联社和分社，也不用政治名词。现在德阳13个公社大多数是一二万人的，太小了不好发挥力量，还是四五万人以上好。下面公社为核算单位，上面即起联社作用，统一领导、规划，统一管理。
邓小平还视察了四川的梓潼。
11月1日，邓小平乘飞机抵达贵州清镇机场，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吴实，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到机场迎接。
陪同视察的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
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邓小平对吴实和田维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后，邓小平略作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
这时正值“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最高潮时，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普遍建集体食堂、不顾条件地建托儿所、敬老院等“左”倾错误泛滥之际。邓小平在四天时间里，先后到了贵阳市郊区花溪人民公社和遵义市及其附近地区走访。
他足不停歇地到田坝、到集体食堂、到托儿所、到敬老院作实地调查。邓小平与群众谈话很直接，他的四川口音与贵阳、遵义地区的方言很相近，他的话农民都懂，他和群众谈生产、谈生活，算农副业生产的账，谈集体食堂、敬老院、托儿所的情况，听取群众的看法和意见。当时处处红旗招展，热气腾腾的气氛影响着每一个人，很少有人在这种形势面前深思熟虑过。
11月2日，邓小平在贵阳花溪人民公社视察时，他仔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如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怎么办？他强调，修房子要交群众讨论，这是百年大事。在田间，他又询问了农民的伙食情况。他在同花溪区的负责同志谈话中，又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
11月3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在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副省长吴实等人的陪同下到达遵义视察。
当天，他即听取了遵义地委李苏波汇报全区农村工作情况，视察了红旗人民公社和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的食堂、托儿所及秋耕情况，广泛地接触了社员和群众。
在红旗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成立公社办了什么事？一家人收入40元，吃了28元，他们吃得起吗？幸福院，自己有儿女的恐怕不进，日托5元，全托8元，这相当高，和天津、北京一样，还办不到。
在大风暴人民公社，邓小平说，你们算账，只算交换价值，不算使用价值，这个算法不对。缝纫机是各人买好，还是社里出租好？值得研究。将来每家有一部，把裁剪衣服当成娱乐，自己独出心裁做衣服。现在每家一部用得少，算浪费，将来就变了。徐水县把机子都集中起来，统一买布，衣服样子是自定。应该允许自买自用。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30元，有愿意进馆子，将来肉多了，也许不吃了；有愿意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有点自由主义，毛主席向来主张要有点自由主义，大集体小自由。
当天晚上，邓小平同绥阳县委书记魏炳芳、遵义县委书记程跃华等人就农村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话。
11月4日，邓小平来到贵州铁合金厂视察。他在了解遵义的矿产资源后说，锰铁可以搞“小洋群”。钢产量到1亿吨的时候，锰铁就大有搞头了。用电冶炼，普及就困难了。要创造办法，能普遍推广的。
在贵州的视察中，邓小平针对贵州经济比较落后的状况，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邓小平在4日下午于遵义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说：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铝是尖端科学的重要材料，炼铝要创造出一条道路来……要搞铝锭。
邓小平还说：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关于能源问题，他强调：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11月4日晚，是邓小平这次在贵州视察期间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的会开到深夜。除周林等几位省委的负责人外，还有遵义地委书记和遵义周边几个县的县委书记程跃华、魏炳芳等。
邓小平一边听取几位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一边提问题。所提问题大多与白天调查有关，有关于人民公社体制的，有关于农副业生产的。
谈到敬老院时，他问：“你们了解过有儿女的老人愿进敬老院吗？有些老人在家里东摸西摸，摆弄小孩子觉得很愉快，鳏寡孤独是不幸的结果。”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老人进敬老院是最幸福的。
谈到各公社已建立的托儿所、幼儿园怎么办？邓小平说，小孩是全托好？还是半托好？有的群众每天要看一看、亲一亲，他要多亲一亲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共产主义。要守全自愿。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陪同的负责人马上想起他白天和一位老农的谈话。这位农民的孙子送进大队托儿所，托儿所有全托有半托，他的孙子是半托，邓小平问他为什么不全托，这位农民笑嘻嘻地说：“要多亲一亲。”当时在一边旁听的人都笑了，邓小平笑着点头说：“你说得好！要多亲一亲。”
人民公社化后社员的生活单调贫乏，千篇一律，而且十分困难。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集体食堂和群众吃饭问题，谈得最多：“现在办集体食堂是做啥吃啥，可不可以有点个人机动？标准一个，可以机动，可以试一下。各人口味不同，自己加点咸菜、泡菜、腊肉可不可以？有了集体食堂，是不是还要各家的锅灶？建新房是不是还要每家建灶房？各家的泡菜罐子还要吗？每个人都愿到集体食堂吃饭吗？现在穷，这样办，将来呢？共产主义是越搞越简单，还是越搞越复杂？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要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愿意穿皮鞋的，有愿穿布鞋，还有愿意穿草鞋的，是不是统一发一样的好？总之，有这样一些问题。过去家家挂腊肉，挂腊肉可能是个好制度，应该享受的就要叫享受。工人进馆子喝二两，一月一次（当天上午，邓小平在遵义公园遇到一位工人，两人边走边谈。这位工人向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生活情况，说他的工资不多，要养家糊口，但每月工资到手，必定要进一次小饭馆喝上二两），这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
“房子是一家一幢好，还是老少归队盖好，要交群众讨论，不能下命令，不能县委几个人一想就办。”
“对家庭问题要慎重，不能由共产党下命令，徐水县搞老少归队，试了也可以，你不能说非那样才算共产主义，这与共产主义是两回事，有个家庭并不妨碍共产主义。搞生活集体化、解放妇女是对的，娃娃主要是社会教育。这两条是对的。托儿所，不一定排除晚上回家，这些问题要考虑，同规划布局有关。”“现在是苦战，这种状况不能持久，总不能老是十几小时劳动，共产主义不是为劳动十几小时，现在苦战是为换来少劳动几小时。”
谈到消灭城乡差别，邓小平说：“农村建居民点，城市有的，北京、贵阳有的，居民点也要有，高跟鞋、胭脂、口红都可以有，电视也要有。”
邓小平在贵州视察期间，还于11月3日专程参观了阔别20多年的遵义会议会址。看到眼前纪念馆陈列的一切，邓小平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陈述当年的情景，遵义会议在哪个房间里开的，他坐在什么位置。“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很快记了下来。因为在此之前，纪念馆的同志还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曾被林彪、“四人帮”否定。他们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下来。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曾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句话无疑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11月5日，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回到重庆。6日上午，接到郑州方面的电话，要他们立即赶去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工作会议。下午，邓小平等人由重庆飞抵郑州出席会议。
郑州会议是党中央于11月2日至10日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后半段。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纠正错误的重要开端。
第十章 江青评《水浒》暗指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已经肆虐了近十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对几近瘫痪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整顿。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年的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建设大寨式的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等问题。
实际上，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早在1972年就提出来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议被一再延期。1974年7月，农林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预备会，研究了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准备工作，确定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会议的主题。1975年8月13日，由华国锋、陈永贵领导的会议筹备小组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报告》，确定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式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问题。同时，交流农业机械化经验和讨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1975年8月16日，邓小平批示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对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地方省、地、县负责人，农业、科技、财贸等许多单位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中共中央在山西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分两段进行：9月15日至28日在昔阳，参观大寨等先进单位，听取经验介绍；9月29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继续开会，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
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第十章邓小平是9月15日会议开幕的当天赶到大寨的。他先从石家庄乘火车到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的有陈永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大寨。两年前，他曾陪同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参观大寨。
邓小平走下火车，环顾一下阳泉车站，感叹地对陈永贵说：“这里太古旧、太古旧了！”他转身又对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江青怀着她个人的目的，于9月8日提前到了大寨。她带了50多个随行人员，还从北京运来四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昔阳县委和大寨大队不得不兴师动众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礼堂接见大寨全体干部、社员，并作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评《水浒》报告。她在讲话中，对评论《水浒》的意义大加发挥，她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
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她恶狠狠地叫喊：“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
她还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此番讲话的要害，是说在《水浒》这本书中，新上梁山的宋江架空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首领晁盖。江青的用意一看即知，她讲的宋江，就是指的邓小平。讲宋江架空晁盖，就是说邓小平架空毛泽东。
江青的这个讲话在大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郭凤莲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出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会议还没开，就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
第十章 邓小平当场斥责江青 令其下不来台
9月15日上午9时，大会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新厂房正式开幕。华国锋主持会议，陈永贵致开幕词，江青、姚文元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事先知道邓小平要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报告，出席会议的3700多位代表带着急切的心情，想好好聆听邓小平的讲话。当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热烈。不少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如此热烈、动情的场面使饱受磨难的邓小平也非常激动。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他干脆推开讲稿，开始讲话。他说，这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他进而指出，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可能争取到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加强我们国内的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加强我们的国防。25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我们说在形势大好下面，形势逼人。25年，从明年起，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照我个人的看法，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总之，形势大好，形势要求我们走快一些。25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发展速度不能算快。中央要求从现在起，从明年新的五年计划起，速度要比过去快，通过第五个五年计划以后，在20年以内，一步一步更要加快。我们不能满足现状，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速度加快了，也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军队要整顿，是毛主席指示的。这是毛主席提出的纲。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是好多方面嘛。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的讲话，在广大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拥护。邓小平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干脆站起来高举双手鼓掌不息。
对此，“四人帮”一伙自然是心怀不满。江青是最憋不住的。在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冷言冷语地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
邓小平讲话一开始，江青就无理干扰，寻衅滋事，胡乱插话，引起与会代表的义愤，当然也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斥责。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邓小平提高了嗓音严肃地说：“就是个别的也值得很好注意呀。”“据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社员有的还倒欠债。”
邓小平还没有说完，江青又抢着说：“有些债要取消了。”
邓小平当即指出：“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邓小平接着说：“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
江青说：“8000万人口。”
邓小平：“9000多万啰！”他故意把“啰”字的发音拖的既高又长。他接着说：“类似四川100左右的还有好几个
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面对邓小平义正辞严的陈述，江青无言以对。
第十章 毛泽东斥责江青讲话：“放屁，文不对题”
邓小平强调，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关键在领导。
邓小平还力图打破“左”的帮派用人体系，他向在座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什么错误。要从省里到地、县、公社、队，层层都要选好人，选好人就有希望。天天空喊学大寨，是没有希望的。
这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战的战场。会上各讲各的，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全国近4000名各地干部，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邓小平的求真务实，江青的无理取闹，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江青干扰邓小平讲话的企图没有得逞，自然不甘心处于下风。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江青便不顾会议没有安排她讲话的程序，声称要在会上“讲几句”，并摆出非讲不可的架势。会议只好让她讲话。
江青拉开她那特有的大嗓门开始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中央定的，却借题发挥，胡乱指责各省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了一个内蒙古的尤太忠。”邓小平当即指出：“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接着江青又扯了几个农业问题，然后调子一转，把话题转到了评《水浒》问题上。她说：“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
江青还提出无理要求，要在大会上播放她9月12日的讲话录音。对此要求，会议没有理睬。但她并不罢休，会议一结束，她又立即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于江青的无理取闹，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并没有给他正式答复，而是将她的要求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知江青在大寨会上的表现后，毛泽东十分气愤。他曾苦口婆心地交待、嘱咐和批评，但江青就是听而不闻，屡犯不改。毛泽东生气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这三个“不要”，又一次地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
华国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并指示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不要在山西播发江青的讲话。
开幕式后，邓小平应陈永贵的邀请到了大寨，午饭后上虎头山看了看，当天回到北京。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这场较量，邓小平占了上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在同“四人帮”的不断斗争中艰难地向前迈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随着全面整顿的逐步深入，人们发现，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也正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
1975的冬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邓小平再一次受到批判，他领导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的党政军职务。
第十三章 邓小平对文物兴趣浓厚
1980年盛夏，三秦大地，暑热逼人。邓小平又一次外出考察。他首先经停西安，下榻于迎宾馆。
7月1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在陕西省省长于明涛的陪同下，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这是邓小平多年的宿愿。
因为刚开馆一年，博物馆接待室十分简陋，没有空调，没有电扇，76岁高龄的邓小平不住地擦着汗。工作人员只好找
来两把扇子给他扇凉，他一再谢绝。邓小平一边细听秦兵马俑的出土和建馆情况介绍，一边询问如何搞好文物保护的措施。在观看出土文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取出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拿给邓小平观赏，并详细作了介绍。这把剑虽然埋于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却光亮如新，没有一点锈迹。而这种铸剑工艺德国是1937年，美国是1950年才先后申请专利的，而中国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就创造了类似的工艺，这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邓小平对这把青铜剑很感兴趣，看得特别仔细，听得特别认真。工作人员请他亲手拿起剑，他却难为情地说：“那可不行，你们都戴着手套，我手上有汗，不能拿，会损坏文物的。”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他很高兴地将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并连声说：“好，好，真是太好了，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科学技术，真是了不起！”
第二天清早，天下起了小雨，这给酷热多日的西安带来了些许凉意，也更增添了邓小平探访古城历史文化遗迹的兴致，他又驱车来到西安市的碑林博物馆。
西安碑林，是我国碑石文物精华荟萃之处，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为保存唐开成石经而设，以后陆续增加，经金元明各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清初始称“碑林”。新中国成立后历年收集增建，收藏自汉至清代碑碣共2300余件，有七座大型游廊和一个碑亭。展出碑石一千多件。碑林内所藏重要碑刻主要有：开成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石台孝经，以及各种书体的名碑。除书法名碑外，这里还珍藏着一批珍贵的石雕和石刻画，著名的昭陵六陵就陈列在这里（仅四骏，另外两骏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邓小平对这些文物兴趣尤为浓厚，他在参观了《周秦汉文物展》、石刻馆和汉画像石后，来到昭陵六骏前参观，仔细听着一段段动情的讲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过程中所乘6匹坐骑的写真浮雕。这组珍贵的石刻，可以说是唐王朝蓬勃向上，初步呈现强盛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艺术和智慧的体现。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卑士薄假考察之名来华，勾结中国古玩奸商和地方官吏，以24万银元盗买了6骏中最优秀的“飒露紫”和“拳毛騧”2骏。4年后，卑士薄再次来华，卑劣地把其余4骏浮雕锯成4块，装在箱里准备偷运境外。幸被昭陵所在地的礼泉县人民发现而阻止。
展室内异常的安静，所有的人都被那动情的讲解所感染，邓小平手中的扇子也停止了摆动，他神情严肃，一言不发。
随后，邓小平观看东汉《曹全碑》、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等著名书法艺术碑石，邓小平那紧锁的眉头才逐渐舒展开。他对隋唐文物很感兴趣，对唐代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开放的丝绸之路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在贵宾室仔细认真观赏了几件未展出的库藏国宝，对灿烂的历史遗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敬佩之情。听着专家的讲解，他时而显出惊叹的神情，时而露出高兴的笑容，时而不住地点头。
在两天的参观中，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观众。不搞前呼后拥，与陪同人员一起乘坐面包车，前面只有一辆普通的北京吉普车带路。他一再叮咛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警卫秘书专门到大门口询问证实是否对广大游客正常开放。
三秦的古文化风貌深深地震撼了邓小平。
第十三章 邓小平纠正“文革”错误触怒毛泽东
列车穿过秦巴山地，苍凉和荒袤被抛在后面，广阔的川西平原显露出了勃勃的生机。
7月3日，邓小平一家住进了成都金牛宾馆，他谢绝了几位当地负责干部的拜访，安排了一个舒心的周末。
此时，在金牛宾馆，正举行着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四川各地的一批知名画家聚集于此，挥毫拨墨，临场作画，尽显巴蜀子弟的才气。身为画家的邓家长女邓林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邓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也是四川人哟。
过了一会儿，邓林对画家谭昌容说到：“你们画了这么多的画放在这里，是不是请我们家老爷子来看一看。”
画家们正求之不得。邓林去了。
过了好一阵，也没见邓小平到来，画家们有的继续作画，有的则耐不住寂寞，徘徊在宾馆廊道里探听动静。
但邓小平突然到来时谁也没察觉到。他穿着软底拖鞋，径直走到一幅画面前，静静地看着。
人们聚拢过来，邓小平高兴地与大家打着招呼，和每位画家都握了手，然后继续看画。当他走到画家邱少秋的《双猫图》前边时，显得特别高兴。“白猫黑猫……嗯，你这幅画真有意思，这幅画真有意思嘛！”在这幅画前，邓小平驻足良久。
也许他想到了60年代初他最早提出著名的“猫论”时的情形。1962年7月，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在所有的生产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黄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还对乡村干部说过，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后来被误传为“白猫黑猫论”。但是不久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单干风”，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被下令追回……
也许他想起了1975年。第二次复出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全面工作，恢复和发展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当他听到粮食不足，而且蔬菜、肉类奇缺，人民生活很苦时，就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说了这件事，并联系到全国的状况，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生活。他还提出，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这一年的整顿和对“文革”错误的纠正触怒了毛泽东，次年初，他终于又一次被打倒。
也许他想到了距成都仅仅40里的广汉县刚刚发生的一切：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乡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原有摊子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轰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仅仅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田畴不事稼穑的穷县，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地的一个大姑娘。现在，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验和对幸福日子执着的渴望，成为全国第一批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庄稼汉。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延续了十二余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即将寿终正寝，适应农村生产力需要的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孕育生长。他十几年前所提出的“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口召正在成为广大农民最乐于接受，最乐于实践的思想准则。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陪同下，上了峨眉山。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一项重要议题是研究贫困山区休养生息、陡峭山坡退耕还林的政策问题。邓小平不想让省委主要领导人陪同，但是谭启龙怕对老首长照顾不周，执意要去。
在峨眉山负责陪同邓小平的田家乐回忆说：
“1980年7月4日，分管峨眉山景区工作的中共乐山地委副书记刘继智同志，要我跟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上山走走看看。任务很明确：一是伴游，二是将景区总体规划和实施情况作一些必要的汇报。我没有想到，这位中央领导竟然是小平同志。
“7月5日上午11时，我同中央保卫局的老滕同志一起，到了峨眉火车站。站党支部书记和站长向老滕汇报了有关迎接小平同志的准备工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就是将会议室收拾一下，整齐地摆上茶具。
“12点15分，站长告诉我们，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刚刚过了双福站。我和老滕一起到站台去迎接小平同志一行的到来。
“专列飘着洁白的窗帘，缓缓地停了下来，小平同志神采奕奕地站立在车门口。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在老滕同志的引见下，我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说：‘峨眉山的全体职工和出家人欢迎您！’小平同志连声说：‘谢谢，谢谢！’原来打算请小平同志到会议室去休息一下，但小平同志笑微微地说：‘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上山吧！’大约12点40分，火车站乘客如云，一辆普普通通的小面包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前面没有警车开道，后面也没有车群尾随。人们没有想到，在这十分平常的小车里，竟然坐着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老滕安排我坐在小平同志旁边，说：‘小平同志有话问你。’我正想将车窗关严实，卓琳同志说：‘老爷子自来不喜欢关着窗户。’我便顺手把窗户推开了。人们一下看见小平同志春风满面的神采，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小平同志好！’‘小平同志好！’……的欢呼声骤然响起，汇成了沸腾的长河。坐在小平同志身后的卓琳同志高兴地嚷着：‘老爷子，快给大家挥挥手嘛！’小平同志不停地挥动着的双手，几乎和卓琳同志的声音同时而起。他那十分亲切的四川乡音‘同志们好！’‘同志们好！’……融化在春潮般的欢呼声中。
“虽然是炎热的盛夏，峨眉山却如浴春风。拂晓遍洒了一场好雨，路上没有扬尘，空气显得格外清新。小平同志兴致盎然地观赏着道旁的青山绿水。
“汽车驶向‘天下名山’牌坊。小平同志听说‘天下名山’横额是郭沫若题写的，便仰起头来看了又看，说：‘郭老的字写得不错，书如其人，很潇洒。’一转弯，车进入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园，当时上山的公路要假园而过。正是午休时间，校园里人迹稀疏，整个校园，似乎正安谧地甜睡着。我说：‘这是1965年内迁来川的原唐山铁道学院，是1972年改建为西南交通大学的。开办快90年了。第一届毕业生就参加了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小平同志说：‘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人才。有个名叫杨杏佛的，早年参加革命，与鲁迅很好。牺牲后，鲁迅特地写诗悼念他。竺可祯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创立了‘物候学’。还有一个桥梁专家茅以升，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设计修建的。’
“景区公路当时还是十分简陋的土路，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厉害，车行四五里，突然熄火了。小平同志下车在红砂路上踱着步，看见路旁开满了金黄色的花，大树上挂着的藤蔓也开着许多雪白的花，随风招展。小平同志问：‘这是什么花？这么好看！’我只好坦率地说：‘不认识。’虽然小平同志微笑着，但我的心里仍是忐忑不安。正在这时，四川林学院在山上实习的师生，纷纷从密林中钻了出来，向小平同志问好。小平同志亲切地问道：‘山上生活是艰苦的，和城市里不大一样，还习惯吗？’几个年轻人回答说：‘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我们更高兴。’小平同志笑着说：‘大自然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啊！’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旋上了当时景区公路的终点双水井。此地位于峨眉山北坡，常常是云雾蒙蒙，十分潮湿。要上主峰金顶，还得步行10公里。前一天晚上这里下了一场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此处到雷洞坪一段，是用小木棍横铺而成的，泥烂如羹，很难找到踏脚之处。同志们都劝说小平同志今天暂不登顶。
“乐山地区和峨眉县的党政领导都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工作很忙，请回吧！’小平同志细细地察看了《峨眉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图》，听取了规划说明和实施简况的汇报。当听到已第一期退耕还林2500多亩时说：‘退耕还林好。还林，还什么样的林呢？’我说：‘大多用当地的杉、柏、桢楠、女贞、香樟、峨眉含笑等常绿乔木混交成林。’小平同志紧接着说：‘风景区造林要注意林子色彩的完美。山林就像人的穿着一样，不仅有衣衫，还要有裙子、鞋子。林子下边种茶，四季常绿，还有经济效益。’顷刻之间，一团团白云蒸腾而起。一座座苍翠的峰峦，浮荡在浩无边际的云涛之中。小平同志问道：‘这里高多少？’‘海拔2355米。’‘比黄山的主峰高多少？’在旁的邓楠同志回答说：‘黄山最高处也不过1800多米。峨眉山比它高出1200多米哩！就是这里，也超过黄山500多米了。’小平同志双手叉着腰，发出爽朗的笑声：‘三年后再来，我一定要登上金顶！’
“那时仅有一条由峨眉县城通向洪雅县高庙乡的‘峨高公路’横穿景区东西。要上万年寺就得在净水乡下车登山了。小平同志下得车来，亮出洁白的短袖汗衫，将裤管挽得高高的，从净水河边的桂花场，踏上４公里的坡道。‘登山不用杖，脱帽舞东风’，径向‘白水秋风’的万年寺健步攀登。
“在登山道上，小平同志额角上不断冒出豆粒般的汗珠，同志们一再劝小平同志歇歇再走。小平同志总是坚定地回答说：‘登山不止嘛！’小平同志站在珍（曾）坪下边的高处，望着刀砍斧劈的二斗岩停步了。我说：‘这是地质史上有名的‘峨眉大断层’，全长50多公里。’小平同志对谭启龙说：‘小谭，我们一起来照一张，留个纪念。’到了万年寺，夕阳的余晖给寺周的山林抹上了一层胭脂色的霞光。古寺里射出的灯光，透过茂密的楠木林，繁星似地闪烁着。
“峨眉山管理局（现为峨眉山管理委员会）的干部职工，准备了一席简朴而富有地方特色的便餐为小平同志一行洗尘。桌面上摆着白嫩嫩的四川豆花、红烧雪蘑芋、苦笋酸菜汤、凉拌红椒嫩姜和峨眉泡菜等，在柔和的灯光下喜气洋洋地散发着一缕缕乡土的清香。小平同志举起筷子，对服务人员说：‘四菜一汤好。什么也不再要了。’
“7月6日清晨，金灿灿的朝阳，抚照着万年寺无梁砖殿的穹窿顶。小平同志站在巍峨的大殿上迎着晨光，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保健医生小杜的问候：‘我睡得满好嘛！’饭后，小平同志游览了万年寺，看了唐代诗人李白与广浚和尚弹琴和诗的明月池，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的米芾榜书的‘第一山’碑，宋代太平兴国年间铸造的，通高７米多的金铜普贤大士像等文物之后，信步向‘峨眉十景’之一的‘双桥清音’走去。两地相隔３公里，都是苍苔满径的石级磴道。穿过城阙似的大峨楼，一股股山药的香味随着凉风迎面扑来。象牙坡两旁，山中的药农摆着一个一个的药摊，出售峨眉山特有的药材：天麻、黄连、八阵图、九子莲、普贤线、佛掌参、峨山竹七等，多达数百种。小平同志饶有兴致地猫着腰察看着、询问着，年逾古稀的老药农张大爷，如数家珍地向小平同志将药名、药性、应症、验方等说个不停。小平同志高兴地和张大爷合影留念。当听到纵横154平方公里的峨眉山景区内，约有高等植物3200多种，占全国拥有量的十分之一；药用植物近1700种，几乎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时，小平同志环顾如画的峨眉秀色，爽朗地说：‘峨眉山真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合理开发，让它为子子孙孙造福。’
“下象牙坡，就进入了丛楠郁郁的‘古功德林’。这功德林方圆大约1平方公里，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别传的老和尚带领着门徒，栽了7万多株桢楠、杉、柏，而今老树新枝，绿云蔽天。小平同志观赏着浓翠欲滴的树林，细听着深壑里白龙江汩汩的水声。正值旅游旺季，这里又是景区的交通枢纽，游人摩肩接踵，往来如织。‘小平同志好！’‘老人家得佛（福）呀！’的祝福声，充满了这游山古道。
“小平同志在清音阁足足休息了两个小时。站在黑龙江和白龙江汇合处的双飞桥上，仰望着参天古树，枝柯交茂；静听着深谷碧流，淙淙如琴。下午4时，沿着宝砚溪走下山。走出种玉溪的幽谷，来到太平桥边，离五显冈车站还有１公里。这时小平同志转过身来，从钵孟峰、天池峰、息心岭、玉笋峰直望到‘金顶三峰’。层峦叠翠，横绝蓝天。山野里的佛寺建筑，或高踞于险峰之巅，或巧构于悬崖之阿，或横跨于溪涧之上，或深隐于重翠之中，与雄秀的峨眉山水浑然一体。8亿年的自然史，5000年的人文史，历历在目。小平同志说：‘峨眉山是一个文化型的风景区，是一座宝库，要好好保护。要搞好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开发。要加强管理。办事情要有登山不止的精神！’……”
从万年寺下山途中，邓小平边走边看两边的的庄稼和山林。当他看到一些陡峭的山坡上也种植了不少玉米，长得稀稀拉拉，便关切地说：“这会造成水土流失，人摔下来更不得了，不要种粮啦，种树吧。”看到路旁一些地种了中药材黄连，邓小平说：“种黄连可以，不要去种那几颗玉米。”谭启龙趁便向邓小平汇报说，四川边区农民负责太重，生活穷困，省委正在讨论加快发展山区经济的政策，准备拿出10万吨粮食扶持山区发展生产，用于减免长期缺粮农民的负担，不征过头粮，陡峭山坡退耕还林还草，发展多种经营，让山区人民休养生息。
邓小平点了点头。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苦，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随行的省市干部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邓小平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邓小平等人遇到了一位坐在青石上休息的老阿婆，邓小平走上去与她打招呼。
“老人家，你好大年纪了？”
“76岁，我属龙的。”阿婆摇着芭蕉扇，慢慢地说道。
“哦，那咱们是老庚（同岁）噢。今年收成怎么样？”邓小平问。
“托菩萨的福，收成还不错。”老婆婆刚刚拜完菩萨。
邓小平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继续向前走去。
当年负责接待工作的原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毕清林回忆说：
“1980年，他来到峨眉山，我们考虑到他的安全起见，准备采取封山，分段封山，一段一段地封山。当他知道以后，他不同意。他说，我们也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要因为我们来了把游客挡在外边。当他住下来之后，他又把我们找过去，说，我们住下了人家游客住下了没有，游客有饭吃没有，你们去看一看。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钟了。我们下去看到群众已经吃了，睡下了，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报告，这个时候，他听了之后，他才放心了。
从这件事情来讲，是我终生难忘的。”
从峨眉山归来，邓小平视察了成都市郊的都江堰。
都江堰是秦代李冰父子在岷江上游与中游分界处的灌县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几千年来一直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它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科技史、文明史的突出成就，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非常珍视都江堰的成就。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利用休息时间借阅《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研究中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到灌县视察了都江堰。周恩来多次向外宾介绍都江堰，夸奖它经过了两千年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主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
20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亲自参加都江堰修缮工程的开工典礼。古代都江堰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到3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由于工程年久失修，一度下降到200余万亩。建国初期，在西南局领导下，经过几次修缮，灌溉面积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邓小平视察都江堰，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是要从都江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是要研究、继承、发展、提高都江堰的水利成就，为治理长江、开发长江，修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服务。
7月10日，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提议，邓小平视察了成都市郊农村沼气建设。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千里平畴，土肥水美，温暖潮湿，物产丰富。可是，燃料匮乏，困扰民生。早就有“千里贩煤，两煤斤米；树叶竹枝，不济什一”的谚语。新中国建立后，四川省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成都平原农村燃料问题。197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进行沼气开发利用的教育，试制、推广沼气池及炉具、灯具。成都平原农村的沼气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上午8点半，邓小平在杨超等陪同下，乘坐旅行车来到成都市金牛区簇桥公社，首先参观公社的沼气陈列室。杨超汇报道，四川省计划每年新建100万个沼气池；按此速度，到1990年可达到总数1400万口。
邓小平问，能不能搞快一些？三年实现全省沼气化行不行？
杨超说，三年恐怕不行。邓小平紧盯着问：“三年不行，五年怎么样？”他强调：“四川要搞快一点，先发展起来，这对于指导全国农村能源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杨超提出，四川要实现全省沼气化，需要国家投资3亿元人民币。
邓小平说：“国家给你贷款2亿，你们省自己出1亿，1985年以后开始陆续偿还。”
杨超解释，3亿元是作为修建沼气池的补助款，是按每修一口池补助10元计算的。除此之外，还有小水泥厂的建设投资和技术培训费用等等。所有这些加上，将是一笔很大的费用，社员负担将比较重，国家若不投资，社员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邓小平说：“沼气化了有收益嘛！沼气发展了，生产上去了，社队企业搞起来，会增加收益的。你们要把这笔账算清楚。”杨超会意地笑着点头。
上午9点半，邓小平参观完沼气陈列室后，又来到簇桥公社第五大队第三生产队。看到邓小平从旅行车上健步走下，社员们都呼起来：“邓副主席来了！邓副主席来了！”大家迅速围拢来，持续不断地热烈鼓掌。邓小平满面笑容，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首先来到生产队的沼气动力房。这个动力房由4个共320立方米的沼气池为它输气。沼气池又与养猪场相连，每天猪粪源源流入池内，发酵产气。动力房用沼气作动力，白天磨面、打米，晚上发电照明。动力房的社员为邓小平作了沼气发电示范。
邓小平看到沼气发电，电灯光也很明亮，很有兴趣、很是高兴。杨超介绍，如果全省沼气化，按每口池子平均产气率计算，每年相当于生产60亿立方米的天燃气。邓小平连连点头：“好，好，要抓紧一点。”杨超说，全省实现沼气化，每个大队甚至生产队都修建大沼气池，解决了动力问题，社队企业就如虎添翼，那就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说：“社队企业还要因地制宜地从各方面打主意，如种植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加工工业、乃至出口外贸产品等，都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多搞一点。”
听说这里是就地取材，建一口沼气池只花40多元钱，邓小平说：“很好，这是个方向，可以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邓小平对杨超说：“发展沼气要有一个规划，要有明确奋斗目标和方向，要抓科研。沼气池也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不这样不好管理，也保证不了质量。”
听到公社的同志介绍，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兼职人员负责沼气池时，邓小平问：“一个大队需要多少专业技术员？”回答说，要两个。邓小平说：“那就多了，一个就行。”邓小平又问全省有多少个大队，回答说有5万多个。邓小说：“将来一个大队配上一个真正懂得技术的沼气技术员，专管建池和修池技术，这样全省要配5万个。加上沼气配套所需的各种人员又是好几万，如果安排知青，全国就可以安排100万人。这就开辟了一个就业的渠道。”
参观了沼气动力房后，邓小平又来到社员吴绍清家里参观。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柴、煤灶改成了沼气灶，大铁锅换成了铝锅，厨房里没有堆放柴禾、燃炭，也没有了农村厨房常有的烟尘油垢，显得干净整洁。沼气灶燃烧时，蓝蓝的火焰，无臭无味。邓小平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
邓小平问吴绍清：“烧一锅开水要多少时间？”
吴答：“可能半个钟头吧。”
邓小平又问：“能不能炒菜？”
“能。”
邓小平突然很风趣地问：“能炒腰花么？”意在火力大不大。
“……少量的也能炒。”吴答。
邓小平高兴地笑了。大家都笑了。
吴又点燃沼气灯让邓小平看。
邓小平说：“沼气灯和电灯一样亮，沼气的灯具炉具，你们社队企业可以生产嘛！沼气化可以带动社队各种工业的发展。”
杨超向邓小平汇报，打算搞沼气压缩气体，用它来开汽车。邓小平很赞赏这个设想，并说：“你们可以出去学习学习嘛。”
大家汇报，办沼气可以提高肥效，可以除菌灭病，可以消灭钩虫病、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邓小平很重视，说：“血防工程搞了那么多年，不彻底，反复大，血吸虫病还是消灭不了。搞沼气能消灭血吸虫病，很好。”
沼气的开发利用使这个村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队20多户，家家都用沼气煮饭、照明，每户每年可节约燃料钱数十元。集体则用沼气作动力发电，磨面、打米、加工饲料。村里村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有条有理。许多人家的院落里砌起了水池、花台，水池里游弋着金鱼、鲫鱼，花台里盛开着太阳花、月季花等。1979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我国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来这里办过沼气建设讲习班。1980年3月28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等贵宾也来参观过。
听了这些情况介绍，邓小平很高兴，又问到四川农村农民的收入情况。杨超向他汇报，广汉等县的冒尖队、冒尖户中，已有年现金收入200元以上的；农业总收入与现金收入的比例，大致是3：1。邓小平说：“这很好嘛。”
参观完毕，邓小平高兴地和干部、社员们一起在“友谊沼气池”旁的坝子里合影留念。
回宾馆的途中，邓小平兴致未减，在车上继续和杨超谈论沼气开发建设问题。邓小平对杨超说：“你们要把沼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各种经济收益的账算清楚，能养活多少人？给中央好好写个报告。”杨超又提出要求，希望国家投点资，解决沼气建设资金问题。邓小平风趣地说：“杨超同志，算你把这笔生意做成了。”
第十三章 邓小平修建三峡水利工程
7月10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离开了成都，11日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他片刻不停，很快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汽轮，沿水道出川。专程前来迎接他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以及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此行。
谁也不知道这是邓小平第几次出川。可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那难忘的第一次。
1920年，16岁的少年邓希贤（邓小平原名）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打点行装，辞别父母，自重庆乘船东下，前往法兰西，开始了勤工俭学、实业救国的历程。那一次他走的就是这条水路，乘的是法国轮船“吉庆号”。
60年前，16岁的英发少年顺江东下，是为了冲出四川，走出国门，逐西潮，救中国。
60年后，76岁的老人顺江东下，是为了探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南之路。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看边听。他站在甲板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翻滚的浪花，陷入了沉思。
有时，他叫人搬来一把藤椅，摸出老花镜，翻阅着女儿带来的《唐宋词一百首》有关长江三峡的篇章，偶尔吟咏几句。
探求修建三峡工程的可能性，这是邓小平的此行的主要目的。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也是倾向于赞成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在全国蓬勃展开。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又提上了日程，争论也开始一步步升温。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三峡工程问题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决定再一次看看三峡，作一番调查研究。
船停泊万县的时候，邓小平向魏廷铮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存在着地下开采难度较大、矿石含磷较多以及交通运输困难等问题。”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川汉铁路选线时比较过南、中、北等线，中线即走清江河谷的线路，但由于工程过于艰巨，不如南线，在讨论开发清江水利资源时进行过研究，结果是铁路服从水坝，将来铁矿石运输靠水运。即在矿区建设架空索道，将矿石运到清江河边，然后用水运至长江沿岸各钢铁企业；开发渠化清江，可得水电约200万千瓦，通行由300吨驳船组成的船队，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进口外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该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西亦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在三峡大坝太平溪坝址附近还有铬矿，川东地区还有锰矿，鄂西除铁矿外，还有大规模的磷矿可以开采，除制造磷肥外，还可提炼黄磷供国内外需要。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于种植柑桔。讲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
“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铮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万县地委负责同志）说：“而他是不赞成的。”
邓小平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邓小平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10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10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全长700公里的川江两岸，和中游平均河宽大致相近，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且国外有采用活动进口的水电站进口布置，对下游农业生产不致产生不利影响。第三，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米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邓小平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夔门，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铮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约7000余万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少，约2500万立米；三斗坪坝土石方开挖较少，约5000多万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大，约3300万立米。前者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较少，但后者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两个坝址工程投资都差不多，约95亿元左右，全部建完约16年，平均每年投资约6亿元左右，如果利用围堰发电，从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约需6年半时间，总计投资约70亿元。”魏廷铮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问：“围堰发电的水轮发电机前后如何衔接？”
“先用临时机组，即葛洲坝的发电机，水轮机加套，将来换装正式三峡机组，两者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工程投资95亿元，不包括移民30多亿元，分16年使用。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6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95亿元工程费中，施工机械费是多少？”邓小平问。
“9亿多元，葛洲坝工程现在购进的5亿多元施工设备中，大部分可用到三峡工程。”魏廷铮答道。
“应当予以扣除。”邓小平说，“机电设备费用占多少？”
魏廷铮答：‘约20多亿元“。
接着，邓小平还询问了通航问题。
“三峡大坝建坝后，提高坝前水位130余米，回水到重庆以上的合江，过坝采用航闸过坝，设双线梯级船闸，单向年通过能力达5000万吨。”
邓小平说：“那么双向就是1亿吨。”
“现在宜昌的年货运量仅200余万吨。”
“什么原因？”邓小平问道。
“一方面是货源问题，现在下水是主要的运输流向，大宗货物为磷矿和木材，其他为石油及土特产、钢铁、百货等为数不多，属调剂物资；另一方面，现在航道条件不好，营运成本高，上游川江航道滩多流急，航道狭窄，运行周期长，成本高，坝址以下荆江河段沙滩多，枯水期航行困难，只有在建三峡大坝后，上游淹没了滩险，下游由于水库调节枯水流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长江航运条件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上次美国来的代表团由于不了解情况，说了些不正确的意见。”船舱里，湖北、四川两省领导人陈丕显、鲁大东等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人们各抒己见，争执不下。鲁大东因称此任务太大等原因坚决不同意修三峡大坝，陈丕显据理力争，是坚决主张上大坝的“积极分子“。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这天的考察就这样结束了。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邓小平，邓小平来了！”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葛洲坝工程局及宜昌地、市党政军负责人高兴万分，热情地迎上前去问候，邓小平向大家亲切地招手致意。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廉荣禄向他汇报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他凝视着工程电动模型，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介绍，时而点头，时而微笑。随后与人们合影留念。
紧接着，邓小平不顾炎热和旅途劳累，乘车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当廉荣禄汇报完二江电厂情况后，邓小平问：“发电是明年‘七一’呀？”
“是。”廉荣禄回答道。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视察结束临上车时，邓小平紧紧握住廉荣禄的手再一次问道：“你这里是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发电啊！”廉荣禄激动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一定要用横锁长江的捷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
葛洲坝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厚望。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历时36小时23分，比设计速度快8倍多。同年7月10日，葛洲坝二江电厂发电机组安装就绪，投入发电。
在葛洲坝工地视察时，行至上游围堰防淤堤，邓小平问魏廷铮：“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廷铮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两个坝址相距多远？”邓小平问。“约40公里。”魏廷铮答。
“是否修铁路，工人上班可乘火车。”
“前方建一些单身宿舍，平常不回宜昌。”廉荣禄回答说。
邓小平问：“沙石骨料运输单靠铁路是运不了的？”
陪同的同志回答说：“以机运和铁路运输相结合。”
“应以水运为主。”邓小平说。
“是这样的，并且还要利用开挖出来的新鲜岩石，轧一部分碎石料掺用。”
“这些附属工厂是否结合使用？容量够不够？”邓小平又问。
“结合使用，如机修厂、综合加工厂等，但混凝土系统等容量不够，还得增加、补充一部分。”
听到这些回答，邓小平坚定地说：“应该采用先进的施工设备。”
邓小平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邓小平关怀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关怀宜昌市的建设和发展。结束对葛洲坝的视察后，他乘面包车绕宜昌市区一圈，纵览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设。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同志找来，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大倒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6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在武汉，邓小平还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介绍了成都农村开发建设利用沼气的情况。
邓小平说：“这次在四川看到沼气，全国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气，一年就等于600万吨标准煤。搞沼气可以真正消灭血吸虫。卫生条件好了，周围干干净净，好处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规划，要办专门训练班，一批批地办，不要一哄而上，要搞专业队伍，要搞专业化厂生产各种用具。要给贷款，偿还期可以长些。要解决水泥问题。”
第十三章 邓希贤为何改名“邓小平”
7月15日上午9点半钟，一辆普通面包车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会址停下。司机打开右侧车门，邓小平从车上走下。他微笑着和迎上来的人们握手，然后环视一下街景，仰望着面前这座已经分别了53年的小洋房。
这天，“八七”会址纪念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们，一大清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他们早早地就在门前迎接，见是邓小平，个个欢欣鼓舞。
同邓小平一起来参观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址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小外孙女。
53年前的今天（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形成了宁汉合流。在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反共的叫嚣声中，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四·一二”反动政变不仅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戛然沉寂，民主革命严重受挫，更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那个血腥的岁月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往事仍历历在目。
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邓希贤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为了摆脱敌人的的魔掌，他随中央机关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经常转移，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此后，他开始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
1927年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作为中央政治秘书，他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但为了保密只得整天关着门窗，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静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干粮。在焦灼中等待着8月7日中央重要会议的召开。
53年过去了。今天，邓小平重新来到会议旧址。楼梯仍然是直道式的。他进门后径直走到楼梯口，一口气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缓步走进当年的会场，会场是按原样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同志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大家盼望得到邓小平指点。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期待着他的认可。
“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他环视了一下后，见会议室摆满整整齐齐的桌椅，补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纪念馆的另一位同志插话说：“李维汉同志看后，也说太整齐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年开会的情景仿佛又重新浮现在邓小平的眼前。原定7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8月7日终于召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那张条桌，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台，开会时条桌上还摆着一些手抄的文件。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别坐在条桌两侧。各地代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自寻板凳坐下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俄语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然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慷慨陈辞，批判把党引向歧途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点，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在党和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经过这次会议，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东北起义、湘南起义、渭华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爆发。武装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
1972年9月22日，作为参加“八七会议”的老同志，邓小平写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录，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是参加了（会议）的。还的瞿秋白、罗亦农（八七会议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书记，1928年在上海被捕牺牲）、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同时，邓小平在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信中又写道：“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当他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他非常高兴，委托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邓小平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于1980年5月20日，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他向大家介绍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道。“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走的。”他边看边回忆，想起了许许多往事。
“李维汉同志记得会议主席台的桌子靠窗户。桌子靠窗户应该是后面一间房子，”纪念馆的同志问，“会址是这间房子，还是那间房子？”
邓小平转身看了一下后面的房子说：“很可能是这间房子开的会。房子很小。”接着又指着后面的房间说：“很可能是这间房。”
看完会场复原陈列，他回到一楼图片陈列厅时，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从门外进来。
“怎么样，像不像？”陈丕显笑着问。
“基本上像。”邓小平回答。然后一起走进陈列厅。
邓小平首先参观了陈列室的前面部分——会议背景陈列。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好好看看。
在“八七会议”召开的经过和内容这部分，邓小平仔细地看了一些版面内容，边看边谈，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当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会议代表的名单排列基本上是按会议记录先后顺序时，邓小平说：“那个时候名单排列没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听到这里，陈丕显也插话说：“那时不讲这些。”邓小平笑着说：“那个时候不兴那些规矩。”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
邓小平看到版面上会议代表名单第一个是李维汉，说：“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李维汉，不是那样，不是按照什么资历呀，什么……排列。这些人到了就是了，就是那些委员。”
“当时中央委员没有到齐。”纪念馆的同志说。
邓小平说：“就这么选了政治局委员。”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下面“邓小平”三个字说：“我们按照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这里写的您的职务是党中央秘书。”
“是政治秘书。”邓小平强调说。
“有人说您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说：“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1927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还有谁是秘书？”纪念馆的同志问。
“还有刘伯坚，没到任，没选齐。”邓小平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往下看。
“邓副主席，‘八七会议’以前，您住在什么地方？”
“‘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
“住武昌什么地方？”
“武昌三道街1号、11号呀，我们党中央的地方”，“会后，武昌紧张，我们撤汉口”。
“在汉口住那里呢？”
邓小平说：“在汉口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我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块。”
“会议工作人员，除您以外，还有谁？”纪念馆的同志接着问道。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其他工作人员，就是有个翻译，翻译是谁，记不清了，我估计是瞿秋白。”
“罗明纳兹作的报告是这个翻译作的翻译吗？”
“那当然，”邓小平又想了一下说：“罗明纳兹作报告可能是瞿秋白作的翻译。”
“当时会议通过的文件，是会后形成的，还是会前就已形成？”
邓小平说：“那是原先准备好的。”“那个手续很简单，通过一下。”
“李维汉同志回忆《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是罗明纳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
邓小平点头说：“是罗明纳兹”，“报告主要是瞿秋白。”
“这是‘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文件。”纪念馆的同志向邓小平介绍说。
邓小平仔细地浏览了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到了陈列的最后部分，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说：“还有‘八一’嘛！这叫‘八七’。会后全国起义。起义从‘八一’就开始了。”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介绍说：“这里讲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面讲的是各地其他著名的起义，最后讲的是百色起义。”
邓小平好像没有看到陈列“八一起义”的版面，他强调说：“首先是‘八一’。”
纪念馆的同志解释道：“八一起义已在前面作为会议背景讲了。”
邓小平说：“‘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的方针。”
“什么时间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纪念馆的同志想借这个机会多问些问题。
邓小平说：“决定，那个时候只能少数人参加的，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决定的，反正很快就是了。那时政局变化很大，前几天就决定了，‘八一’以前。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说完，他高兴地观看了讲解员操作各地武装起义的电动图表。
在介绍会议代表的陈列前，邓小平端祥着与会者的照片，满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都是年轻人！”说着哈哈大笑。卓琳和陈丕显也会意地笑了。他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走到出口，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在准备好的笔砚桌上题词留念，邓小平摆摆手。但他欣然同意和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临走时和工作人员握手告别，连声说道：“劳神！劳神！”
这次视察共进行了半个小时。
第十三章 邓小平与武钢的不解之缘
7月16日，邓小平与卓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陪同下，来到武钢，视察投产后的一米七轧机生产情况。
邓小平与武钢有着不解之缘。这是邓小平第三次视察武钢。
从湖北省政府驻地水果湖到武钢途中，陈丕显抓紧时间汇报了湖北及武钢的一些工作情况。
汽车驶入武钢所在地青山区，宽阔洁净的冶金大道，鳞次栉比的高大楼房给邓小平留下了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印象。
上午9时45分，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来到武钢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的南大门前。虽然事先省委已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不组织群众欢迎仪式，一切按正常生产进行。”但是，武钢经理沈因洛和副经理张春铭在连铸车间门前迎接客人这一举动，却像通知一样告诉大家，将有重要人物来武钢视察。当有人打听到是邓小平来时，喜讯像电波似地迅速传开，附近的工人赶来了，过往的行人站住了，下夜班的工人不走了，自发的欢迎队伍把连铸车间南大门团团围住。当身穿白色短袖翻领衬衫，红光满面的邓小平走下汽车时，热烈的掌声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邓小平一下车，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边向第二炼钢厂的连铸车间走去。他边走边问：“为什么先看连铸呀？”张春铭上前说明，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600毫米板坯连续铸锭机，是一米七三个轧钢厂的前期工序，素有“粮仓”之称，钢水在这里铸成钢坯后，首先送往热轧带钢厂轧成热轧卷（板），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卖给用户，部分产品送到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进行产品深加工。
听罢，邓小平点了点头，便对沈因洛等人说：“这里是一米七轧机的咽喉，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要抓好。”
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又以关切的口吻问道：“硅钢厂生产怎么样，你们的矿石含铜，对钢的质量有影响吧？”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切准了武钢生产的脉搏。武钢负责人就这个话题，就攻克含铜钢及“海比”专利的有关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是从日本、联邦德国引进的成套设备。合同规定：“海比”硅钢片只允许含铜001％，镀锡板只允许含铜006％。而武钢生产的钢最低含铜量在03％上下，不符合合同要求。国家花40个亿建成一米七轧机工程，却不能轧武钢的钢，这怎么行？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以及冶金部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武钢立刻成立了以张春铭总工程师为首的攻关队伍，广泛收集吸收国际钢铁生产先进技术，反复进行试验。在武钢第二炼钢厂工人的支持下，终于攻克了一这难关，结束了只能用进口原料生产硅钢的历史，生产了荣获国家金、银牌奖的优质硅钢。
在交谈的过程中，当听说“海比”专利是美国发明出口到日本，日本改进后又卖给美国，而中国是从日本进口时，邓小平说：“武钢也要有这个志气。我们要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光跟在别人后边不行，要有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1975年，第二炼钢厂曾因漏钢事故受到邓小平的严肃批评。第二炼钢厂的职工卧薪尝胆，狠抓管理，在消化、吸收引进连铸技术中勇于改革创新，终于实现全国钢厂中第一家全连铸，达到国际炼钢工业技术的新水平。今天他们能用自己的成就向邓小平汇报，心中感到无比自豪。
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随邓小平边说边走，来到连铸机的出钢口。邓小平看见连铸机下B5操作室青年工人正聚精会神操作时，便走进去，热情鼓励青年工人学习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
从操作室出来，邓小平又走到连铸机尾转盘上，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连铸坯的输送流程。
邓小平一行从第二炼钢厂出来后，又连续视察了冷轧薄板厂、硅钢片厂和热轧钢厂。
在冷轧厂，厂负责同志向邓小平介绍了冷轧工艺和生产情况，并陪同他沿着主要生产线依次参观。邓小平在五机架旁登上参观台，观看了轧钢生产。随后又参观了镀锌、双机架平整、纵剪和镀锡线，并在镀锡线仔细地观看了工人分选成品的操作。
参观冷轧之后，邓小平来到硅钢片厂，公司和厂的负责人陪同他由西向东，横跨厂房参观了森吉米尔轧机、连续退火炉等主要机组，最后，邓小平来到热轧带钢厂，健步登上扶梯，进入精轧操作室。邓小平坐在操作台前，透过明亮的玻璃壁，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轧钢过程，一边听取公司和厂负责人向他介绍情况。
当邓小平听说一米七轮机产品质量好，热轧钢板经平整后误差不到半头发丝，冷轧板平整后误差约一根头发丝的1／16时，满意地笑着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命，也是产品的生命。早在1975年9月28日邓小平和其他四位副总理共同签发的关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问题的批示中就说：“我们对于武钢一米七连轧机组能否按时投产和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十分关心，也十分担心。……加强对建设基地的领导，协调各部门之间工作，逐步做到备品备件自给，特别是立即在基地指挥部内建立生产准备指挥系统，做到按时投产，并且能保证持续生产。要通过这个基地的建设和生产实践培养出一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具有更高水平的骨干队伍，使今后国内也能制造并发展这类机组。”这个批示，对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设和顺利投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观看了一米七轧机产品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操纵台前，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迅速地奔驰着。钢坯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卷取成卷。邓小平观看时问沈因洛：“原来建设一米七这几个厂时，钢和钢坯打算从哪里来，是怎么设计的？武钢达到400万吨钢，还差多少矿石？配起套来，需要多少投资？”
沈因洛回答后，邓小平继续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
邓小平走出操作室时，不断地向坚守岗位的操作工人致意，挥手告别。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力挺”朱镕基搞改革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历史进入90年代后邓小平的第一次外出视察。
1月26日，在举国欢庆、万民同乐的除夕之夜，邓小平与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欢聚一堂，共迎90年代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了。
邓小平、杨尚昆健步来到洋溢着新春气氛的会见厅，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市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等负责同志一一亲切握手，互致节日问候。朱镕基代表上海人民祝邓小平、杨尚昆同志健康长寿。
邓小平高兴地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向你们拜年来了！并通过你们向上海人民拜年！”
在一片欢笑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和大家合影留念。
大年初一的上午，朱镕基、陈国栋等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来到了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邓小平拜年。
话题很快落到了上海的浦东开发建设上。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赶快给中央报。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作为一个统领全局的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形象的先天条件。
邓小平看得更远，长江流域地处全国中心腹地，东西横贯华东、华中、华南三大经济区，南北纵穿10多个省区，内结大西南，外联大西北，交汇黄淮珠海四大水系，陆空交通发达，延伸全国各地，具有总揽沿海与内地、南北与东西，相互联系、相互开放的特征。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邓小平回到了北京，心里仍装着浦东的开发。他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2月17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接见前，邓小平拉住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说：“你是国务院总理，你要关心上海的开发开放”。
2月26日，上海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上海市提出准备开发的浦东地区，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市区的一块三角地区。它东北濒长江、南临杭州湾、西靠黄浦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有良好的建港和水运条件，初步具备了起步开发的条件。
3月3日，邓小平找江泽民、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儿，邓小平亮出了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这次谈话后不久，3月28日至4月8日，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部门的负责人来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在听取上海市关于浦东开发基本思路和总体规划的汇报后，他们又对浦东外高桥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此同时，国内外专家也被请到上海，作浦东开发的可行性研究。
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４月中旬，李鹏总理前往上海。18日，他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１０年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从而奏响了实施对开放第二个战略步骤的号角。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开发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
浦东的开发正式启动了。
……
这一年在上海，邓小平还视察了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月6日上午9时30分，邓小平在朱镕基的陪同下到上海大众视察。邓小平在汽车一厂总装车间门口下车后与在门口迎接他的陆吉安、刘雅琴、方宏、王荣钧、尤逸尘一一握手，然后参观了总装配厂、发动机厂和国产化展览室，详细询问了桑塔纳车的型号、性能、原材料是否国产化、出口的价格等。他一边参观一边兴致勃勃地与陪同的负责人讲话，他看了一辆辆桑塔纳从总装流水线上下来，高兴地说：“还是改革开放，如果不开放，车身还得用手敲出来呢！”他赞扬车间里很干净说：“文明生产搞得很好，”同时又指出：“你们的厂房利用率比丰田差远了，我到日本参观过汽车厂，他们的厂房里设备摆得很紧凑，按你们的面积，可以年产100万台。”当邓小平听说桑塔纳轿车的质量受到用户好评时说：“上海与德国的合作是成功的，德国产品质量好，唐山地震时地下管道设施都坏了，德国造的却是好的。”
在参观发动机厂看到发动机缸体铸件毛坯时说：“中国的稀土（稀土元素），中东的石油都是宝。钢铁里加稀土，好像饭菜里加味之素一样，钢铁的性能就更好了，你们用了稀土没有？”
最后，邓小平还参观了当时设立在发动机厂的桑塔纳国产化陈列室。
邓小平还说，你们还要抓紧创新，搞新产品，变换车型。
10时23分，邓小平一行离开上海大众。
第二十二章 小女儿调侃邓小平：个子矮房子也变矮了
这年的9月，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召开。
为了迎接盛会的到来，北京新建成了不少建筑。邓小平要看一看。
12年前，邓小平就曾视察过北京的建筑行业。
那是在1978年的10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等陪同下来到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工地视察。
邓小平走进宣武门东大街16号塔楼的第三层，先看了一个两居室，后看了一个三居室。
他环顾四白落地的一间起居室问道：“房间有多大？”
回答：“两居室的大间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中间12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
“小了点”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邓小平指着天花板问：“房间有多高？”
回答：“层高29米、净高27米。”
又问：“前三门大街都是几层楼？”
回答：“塔楼高12层，板楼高8至9层。”
邓小平还问及楼房抗震系数。陪同的市建委领导说，前三门大街的住宅楼动工时赶上了唐山地震，在后来的设计上考虑到了按8度设防。
邓小平点点头，又仔细地看了钢门窗、阳台，并推门看了厨房和卫生间。
随后，邓小平又来到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登上中单元二层，观看了还散发着油漆味儿的单元式住房。从房间里出来后，在二楼的楼梯间里，邓小平用商量的口气提出了一个对建筑业影响重大的主张：“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大一些？”
随行的小女儿毛毛俏皮地说道：“爸爸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
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邓小平也慈祥地笑了。
12年过去了。如今北京的房子是越盖越漂亮。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为了迎接亚运会盖起了不少的亚运比赛场馆。这些场馆无论是外型设计，还是建筑风格都可以与国外相媲美。
1990年7月3日上午，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北京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馆名，就是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
邓小平对在场的伍绍祖、张百发说，我这次来看亚运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月亮也是圆的，而且圆得更好一点。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随后，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京广大厦第40层，俯瞰京城壮丽景色。近处，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第十一届亚运会精心装点打扮；远处，崭新的亚运村建筑群拔地而起，形成一座洁白的体育新城。望着这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当他听说北京市政府将采取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相结合的方针，争取在10年内把北京破旧危房基本改造时，再次点头表示满意。
在京广大厦，邓小平遥指中央电视发射塔问道：是电视塔高，还是京广大厦高？毛毛说：老爷子总夸那个塔建得好。张百发说，电视塔建好以后，请小平同志登高视察。邓小平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资本主义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1959年，我们能搞十大建筑，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搞十大建筑，没有社会主义，行吗？人民大会堂是为庆祝建国10周年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那一年搞了十个，最大的是人民大会堂。说到这里，邓小平指着张百发说，他是突击队队长。
张百发说，人民大会堂现在看，也经得住看。邓小平点点头，高兴地说，人民大会党现在看起来，保证质量，经得住考验，特别是宴会厅、大会堂好。
今天，邓小平兴致特别高。谈到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宣传应该回答，为什么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不能是资本主义。回答这个问题，有好多例子可以借鉴哪！可惜的是，现在解释很平淡，讲不出很多道理。他指着窗外的建设场景说：北京的改造，搞了这么多亚运会建筑，也是集中力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出来的，而且搞得这么好。不是社会主义行吗？资本主义只能拼拼凑凑地搞，搞不出这么大的声势和规模。
接着，邓小平又说起了对外开放。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回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搞资本主义，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闹事，不能不爆发革命啊！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喝了口橙汁，继续说，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家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对这个要管。
说完，邓小平起身走到窗前，再次眺望京城。他指着东北方向的一座高层建筑问是什么楼？邓楠说，是京城大厦，52层高。邓小平又望着西边的民族风格的建筑问，邓楠介绍说，那是王府饭店。
看到这一切的一切，邓小平十分开心地笑了。
随后，邓小平又巡视了京广大厦一些设施，并在贵宾簿上签名留念，还同中外方经理一一握手。
临行前，邓小平高兴地对张百发等人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一针见血批评“左”的言论
1992年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第一站，武昌
车轮滚滚。专列穿过华北平原，越过中原大地，过黄河，跨长江，于18日上午10点31分到达武昌，稳稳地停在1号站台上。车门打开，在站台上所有的人期待的目光中，一位老人走下车来，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头戴铝灰色鸭舌帽，身穿深灰色呢大衣，围着一条白色围巾，步伐走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湖北省省长郭树言，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几位领导人快步走上前去，代表湖北省和武汉市人民向小平同志问好。邓小平把手向前轻轻一挥，说：“我们边散步边谈吧。”邓小平这次南行，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这一天经停武昌，是因为邓小平有话要讲。
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的500米。他们走走停停，边走边谈，这是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小平同志一边走一边听着关广富的汇报，时而插上几句话，时而停下脚步。关广富后来回忆说，他们就这样来回走了四趟，一共停下来六次。
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他还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谆谆告诫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关广富、钱运录等：“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同时，他也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他还对培养年轻干部提出了要求。他说，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懂得多，不是照样干？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要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湖北的负责人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马列在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国际政治风云急剧变化，国内也发生了一场严重政治风波之后，党内外有些人对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同时，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仍然存在。
时间过得真快。29分钟过去了。小平与湖北省的负责人握手告别，走上专列。上午11点零2分，火车开动，向南方驶去……
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走进武昌火车站贵宾厅，他们三个人凭着记忆，将小平同志29分钟的谈话记录下来，由钱运录作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第二站，长沙
18日下午4时，邓小平专列徐徐驶进了长沙火车站。按计划，专列要在这里停留10分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和湖南省的负责人一同上车迎接和问候小平同志。邓小平与熊清泉等人一一握手。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应允，随即健步下车。
长沙火车站始建于1911年，到70年代已经陈旧不堪了。1975年7月开工兴建新火车站，1977年6月30日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京广线上的一等客运站，就是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搞起来的。熊清泉介绍后，邓小平说：“这事，我知道。那年，万里当铁道部长。”说完，又举目望了望站台、轨道，神态是那样怡然。熊清泉陪邓小平在站台上漫步，同时简要地汇报了湖南的工作。
他说，1991年，湖南的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损失相当大。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全省党政军民千万余人参加抢险救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头，因而大灾之年夺取了大丰收，粮、棉、油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后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接着，熊清泉又把湖南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目标等作了简要汇报。
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就好嘛！”他还特别强调：“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
开车的时间快到了，熊清泉依依不舍地恳请邓小平返回时能在长沙住些日子，邓小平微笑着说：“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的人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邓小平高兴地说：“大家都长寿。”接着又高兴地向大家一边招手一边说：“来，一起照个像。”摄影师举起照相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第二十四章 特区姓“社”不姓“资”
第三站，深圳
1月19日上午9时，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车停稳后，身穿深灰色夹克、黑色西裤的邓小平健步走出车门，在车站静候多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立即迎上前去。邓小平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
谢非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出站后，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一起登上一辆中巴，前往深圳迎宾馆。住进了他8年前住过的深圳迎宾馆桂园。经过装修后的桂园天顶比原来矮了些，工作人员担心邓小平不习惯，邓小平说：房子还是小点的好。一句话消除了大家的担忧。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同邓小平握手寒暄后，考虑到小平同志长时间乘火车比较劳累，需要先休息，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大家都劝邓小平好好休息，同小平同志道别后就走了。
市委书记李灏来到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的房间，与他商量小平同志下午的行程。时间不长，卓琳同志也来了。省委书记谢非想会不会还有什么事，就留在门口没有走。果然，刚过一会，邓小平就走出来，说要出去看看。谢非考虑他毕竟是88岁高龄了，旅途又这么劳累，就劝他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听了这句话，谢非顿时心头一热。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办经济特区的倡导者和决策者，对特区的探索实践，对广东的建设发展，心里是多么惦念啊！于是，他只好一边叫工作人员准备车辆，一边陪着小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散步时，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提起1984年爸爸为深圳特区题词的事，邓小平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地将8年前的题词念了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场的人无不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
接着，谢非向邓小平介绍了深圳和珠海在城市建设中不同的地方，他称赞说：“好嘛，各有特色。”
车准备好了，谢非等人就陪同邓小平乘车游览市容。
一上车，邓小平就说：“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陪同的人们说：“不会，不会，你放心。”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车窗外，景色一一掠过，街宽路阔，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而8年前，这里有些地方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和低矮的房舍，对此，他记忆犹新。目睹眼前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邓小平十分高兴，他一边观光市容，一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汇报说，这些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深圳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平均增长超过20％。利用外资情况也比较好，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增长也很快。小平同志问外资在经济总量中占多大比重，李灏回答说，约占25％。在总量中不到四分之一。邓小平听后频频点头。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这时，车行至火车站前。这个火车站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是深圳市的标志性建筑。大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上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邓楠在一旁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开心地笑了起来。
接着，邓小平问谢非，广东省多少人口，谢非回答说，有6300万人，面积178万平方公里。邓小平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认为，在市场经济方面，香港、新加坡做得好，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参观市容的途中，李灏在汇报深圳市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说，深圳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我们不仅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进行的土地有偿使用、发展股份制、建立证券市场，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等许多改革和做法，也是借鉴了香港和国外的经验。当谈到股票市场时，邓小平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不知不觉中，车子到了皇岗口岸，邓小平站在深圳河大桥的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邓小平介绍说，皇岗口岸是1986年初筹建，1989年12月29日开通的。占地1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5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7000辆车次和2000人次。邓小平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天晚上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邓楠对爸爸说，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家常菜，知道你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
邓小平风趣地说，这好，各取所需，不强加于人。
邓楠又说，对深圳人民来说，你是一朵大牡丹花，大家爱你！
邓小平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和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崇敬地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你，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你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富裕之路！
邓小平指着小曾说，你也成了小理论家了。
不一会儿，邓小平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说，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技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
晚饭后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邓小平一边散步，一边同市负责人交谈，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深圳国贸大厦。国贸中心大厦，楼高160米，高高耸立，直插云端，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楼。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们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的景色。
邓小平每到一地，总喜欢登高望远，纵览全貌。这天，邓小平登上53层楼，来到了旋转餐厅。临窗而坐，俯瞰深圳市区全貌。他先听市委书记李灏介绍眼前的市容。望远处，高楼林立，马路纵横，全是新建筑，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看近处，老宝安城已变得巴掌般大，矮房窄巷湮没在高楼大厦之中。上次来深圳曾经登临的国商大厦，如今成了“小弟弟”。邓小平看了后很是高兴。
接着，李灏打开一张深圳市总体规划图，简要汇报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
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完汇报，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接着说，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邓小平望望窗外，谈兴更浓。他语气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李灏汇报说，我们这些年接待了不少国家首脑级外宾，特别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几次来过深圳，并发表过不少意见。概括起来是三句话：一句是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开放和试验场；第二句话是深圳进行的改革如果成功，说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走得通；第三句话讲廉政建设，他说他当了多年新加坡总理，培养了不少百万富翁，但他自己不能做百万富翁。这实际上表明了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邓小平当即接过话题说道，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廉政建设、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济，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在国贸大厦，邓小平还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会议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他批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纵论天下事，从特区谈到全国，从国内谈到国际，足足讲了30多分钟。这时旋转餐厅转完一圈，邓小平起身乘观光电梯下到一楼大厅。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
这时，早在邓小平下车走进大厅时就发现他的正在国贸中心商场购物的人们，早已聚集在环绕大厅的三层回廊上，从一楼到三楼，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不容易才挤在了人群的前面，当公安人员要他们后退时，他一边顺从地后退，一边央求说：“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我让我看看他老人家吧！”这番话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在场的公安局长梁达均，他作了一个手势，示意给老人个方便。
不一会，邓小平从电梯下来了，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之情，表达他们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支持。
邓小平也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在国贸大厦参观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参观时，谢非原是有准备的，他带了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当小平同志讲话时，他只按下了放音键，没有同时按下录音键，结果，没录下音来。谢非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幸好，他的秘书陈建华也录音，而且录得很完整。
离开国贸大厦，邓小平一行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它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当时我国惟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
据先科集团原董事长叶华明先生介绍，早在1991年7月的一天，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曾亲自向先科打招呼，说将有“重要外宾”来深圳，当时叶华明就预感到可能是邓小平。12月中旬，几个市领导又开了一次会，与会的叶华明听取了有关准备工作的要求。那次会议确定了“重要外宾”的参观路线。在先科的参观程序是从展示厅走到生产车间，最后是负责人作简短汇报。1月10日的晚上，有关部门到先科检查安全工作时发现从展示厅到生产车间的台阶不便于老人行走，提出要另修通道。这样，先科人用了3天的时间修了一条平坦的走廊，走廊上铺了红地毯，两旁摆上了鲜花。1月16日，先科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再次检查。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同邓小平热烈握手。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叶华明和弟弟叶正光曾先后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邓小平常去聂帅家，见过叶华明和他弟弟。
此时，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激动地握着这位慈祥的老人的手，并伸出四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接着，邓小平又关心地询问了叶华明弟弟的情况。此情此景，十分感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革命后代的关心。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了叶华明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并兴趣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在这里，当邓小平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坐在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随后，邓小平还和二女儿邓楠就邓颖超的籍贯究竟是河南还是广西进行了一番对话。先科的一位四川籍歌手还当场用先科生产的音响唱了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邓小平听完后，高兴地带头鼓掌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30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两侧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
“这些职工多大年纪？”看着欢迎的人群，邓小平问叶华明。
“大多数是25岁到30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的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邓小平满意地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邓小平边看边仔细询问公司的情况，从职工待遇到产品原料来源到生产质量，无不涉及。走到一个正在检查视盘效果的女工面前，邓小平停下了脚步，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每月拿多少工资，生活习不习惯，等等。这位女工正巧也是从四川来的，不知不觉中，邓小平已与这位老乡聊了好几分钟。
临离开车间前，邓小平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介绍说：“今年要生产50万张激光视盘，250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OK。总产值可达3亿多元，利润8000万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从车间出来，许多员工仍在等着欢送邓小平。叶华明代表先科公司向邓小平赠送了10张激光唱片，内容包括革命歌曲选曲和京剧。10时40分，邓小平一行离开先科。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不鼓励吃“大锅饭”
1月21日，虽然天气还比较寒冷，但风和日丽。邓小平来到华侨城，兴致勃勃地游览了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
上午9点50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
中国民俗文化村，是深圳人按照中国众多兄弟民族各有特色的生活习惯建设的体现各民族民俗特色的村落，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当邓小平出现在民俗村东大门广场时，广场上顿时一片欢腾。这边，唢呐管弦，悠悠扬扬；那边，威风锣鼓，铿铿锵锵；这里是秧歌队，扭得热火朝天；那里是高跷队，踩得多彩多姿。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载歌载舞。邓小平在人群中走着、笑着，走得是那么轻盈，笑得是那么开心。他不时停下脚步向大家鼓掌，招手致意。
在广场西侧，邓小平登上电瓶车，由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邓小平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根据邓小平事前的嘱咐，当天景区照常开放，此时景区已经有此游客，邓小平沿途不断地向各村寨的少数民族员工、景区工作人员和游客亲切招手。在电瓶车经过陕北窑洞时，正好碰上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旅行团。当他们发现车上乘坐的是邓小平时，都喜出望外，许多人高喊：“是邓小平，邓小平！”并争相拍照，邓小平也高兴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次日香港一家报纸发表的一张邓小平坐在电瓶车的的“独家照片”，就是这个团的一位团员提供的。
参观过程中，当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马志民介绍到现在民俗村每天平均有一万多游客时，邓小平风趣地说：“今天可能就要受干扰了。”
经过海边椰林时，邓小平对高大的铸铜千手观音很感兴趣，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大的千手观音。”
在民俗村景区过了陕北窑洞之后，邓小平下车步行至新疆村寨，抱着小孙子观看新疆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兴致很高。
游览了民俗文化村，邓小平又步行一段路来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这是集中国内名胜古迹于一体的微缩景区，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缩微景区。
听说邓小平来了，正在这里游览的港澳同胞、外国朋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不约而同地从远处、近处，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向他鼓掌，表示敬意。有许多人还举起相机，拍下珍贵的镜头。邓小平乘电瓶车游览了各个景点。
在“天安门”前，他走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饶有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当经过乐山大佛、云南大理三塔、桂林山水等景点时，邓小平说：“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在“布达拉宫”前，大家都下了车，邓小平说：“中国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就是没有到过西藏。卓琳当即说：“恐怕你以后也去不了了。”于是，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分别同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及陪同的负责人在“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他还高兴地同全家人合影，拍摄了一张“合家欢”。
在驱车回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据李灏回忆，当时，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深圳支援相对落后地区的有关情况。我提到，深圳市1990年成立了合作发展基金，每年都按固定的比例从财政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这种基金。基金主要为贫困地区开发“造血”型项目，已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小平同志听后表示赞同，他说，将来，发达地区上缴利润的方式可以改变一下，用发达地区上缴的钱来补内地。当然现在不变。将来国家要抓这个问题，否则，差额太大。你们好，人家都往你这里跑，你也受不了。对于这种事情，一方面当然要控制人口流入；另一方面特区要多上缴一些利润、税金给国家，投向内地。对于这一点，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当然，不是现在就要向你们开刀，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主要还要增加你们的活力。但到一定程度，就要向你们开刀。到本世纪末，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听到这里，车里的同志都热烈鼓掌。
邓小平还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邓小平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
邓小平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1月22日上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邓小平偕全家到深圳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
在植物专家陈谭清的陪同下，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植于室内的各种珍奇植物。
在阴生植物区，当陈谭清介绍到桫椤，说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距今1亿8千万年的古生植物时，邓小平立即问他：“我国还有一种古生植物叫什么水？”
陈谭清说叫水杉。
邓小平说：“好像长在长江边不远的地方是吗？”
陈说：“是的，长在鄂西，利川县水杉坝。”
邓小平说：“水杉现在全国都有引种，这种植物能不能引到其他地方栽植呢？”
没等陈谭清回答，毛毛在一旁说：“这是南方植物，只能在南方栽植。”
邓小平说：“好。”
邓小平一行边走边看，当看到金花茶时，邓小平问这叫什么花，陈谭清说叫金花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邓小平说这不是最好的茶花，云南有一种茶花，有碗口那么大，那才好看，叫什么茶花，毛毛笑着说：“那就叫碗茶。”
在转弯的地方，邓小平看到一种十分特殊的竹子，陈谭清介绍说这是悄悄地从四川的宜宾地区引种来的，竹节似人面，所以叫人面竹，号称每株价值一万元。邓小平听后风趣地说：“我是四川人，我有技术产权，你悄悄地从我们四川引种，我要罚你的啊！”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再往前走，邓小平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竹芋栽植区。他指着一棵竹芋问陈谭清：“这竹芋长不长芋头？”毛毛说：“我爸爸最喜欢吃芋头了。”
陈谭清说，这竹芋不长芋头，只是好看而已，摸起来毛绒绒的，有点像天鹅绒毛，所以她的名字叫天鹅绒竹芋。邓小平顺手摸了一下，说：“真是有一点像天鹅绒啊！”
来到一棵“发财树”前，女儿毛毛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深情地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随后邓小平和全家一起来到大草坪上，草坪中央已挖好一个树坑，邓小平走近坑边栽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拿起铁锹一锹一锹给树根培土。夫人卓琳和长女邓林、三女毛毛在一旁帮忙。长子邓朴方也推着轮椅过来，拿起铁锹培了土。小孙子拎过来小水桶，和爷爷一起浇了水。
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是80年代以来一年一度的义务植树的倡导者。1982年3月12日，邓小平带着三岁的外孙女羊羊，扛着一把铁锹到北京西山，与解放军战士们一起参加植树活动。一老带一小，共用一把锹，栽种了油松。此后连续多年，邓小平每年都参加植树活动。如今，羊羊长大了，树也长高了，现在邓小平又带小孙子在深圳种了树。
栽完树后，邓小平领着小孙子在草坪南侧的小路上继续散步。在这山清水秀的环境里散步，邓小平显得格外高兴。快到上车的时间了，人们舍不得打扰他，都在远远地望着他健步地走呀，走呀。终于，临近中午了，工作人员不得不告诉他该开车了。邓小平扭头对身后的毛毛说：“不自由啊！”说完有些无奈地上了汽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仙湖植物园。
第二十四章 广东争取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22日下午3点10分，邓小平在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后，邓小平对省市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邓小平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1月23日，邓小平在谢非的陪同下准备去珠海特区。
上午8点30分，深圳市委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迎宾馆依依不舍地同邓小平握手告别。
车子在宽阔的马路上向蛇口驶去。在车上，邓小平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关锐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热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三个郊区；等等。
邓小平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听到这里，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敢闯，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车到蛇口港码头，邓小平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亲切握手。然后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手告别。
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第四站，珠海
23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902快艇，启程到珠海特区考察。快艇劈波斩浪向珠海疾驶而去。8年前邓小平由深圳到珠海时也是横渡百里珠江口，走的也是这条航线。舰舱内，谢非打开一张广东省地图，和梁广大一起向邓小平汇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情况。邓小平戴上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汇报。
谢非说，广东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片是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一片是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谢非讲到这里，邓小平说，那余下的是“第三世界”了？谢非说，是，我省广大山区经济还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邓小平说，要得。他肯定了广东发展的思路，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他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强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者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条件具备，国际条件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快艇已接近珠海市九洲港，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淼的从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还联系党的历史说到：“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快艇行驶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不停地与省市领导交谈着。快艇靠岸了，他和艇上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然后在谢非和梁广大等同志的陪同下，踏上了阔别了8年的珠海大地。
整整8年，当邓小平第二次到珠海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
稍事休息，邓小平在谢非和梁广大以及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游览珠海市容。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座小桥，一条小路，现在没有了，变了。”路过吉大村时邓小平指着景山路说道，“昔日这里是一条石头铺的小路，还有一座小桥（白沙河桥）。”他在回忆8年前的珠海。
当汽车驶近珠海影剧院时，邓小平又指了一指窗外说：“我1984年来这里时，记得这里只有一座石头砌的大房子，现在都盖上新大楼，变化真大呀！”
梁广大在车上边陪邓小平浏览珠海城市景观边介绍珠海这些年来的建设发展情况。邓小平边听边看，不断地点头表示赞许：“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他幽默地说：“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由此，邓小平两次谈到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他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们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9年开始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5年的加速发展？那5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5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3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汽车由凤凰路桥转入即将竣工的海湾大道。这条连接珠海香洲和唐家、金鼎等生活小区的纽带，全长10多公里，宽30多米，清一色的混凝土路面，中间由姹紫嫣红、绿郁葱茏的绿化带隔离，犹如青山绿水间的一条漂亮的彩练。
1984年，海湾大道还是广珠公路的一部分，不足10米宽的柏油路面到处坑坑洼洼，而公路两侧看不到几间住房。
邓小平看出了这一条农民生活的变化，他指着一座座漂亮的村民住宅问道：“广东的农民收入有多少？”
“去年全省人均收1100元”。谢非回答说。
“我看不止这个数。”邓小平肯定地说，“如果是这个收入，盖不了这么好的楼房，买不起这么好、这么多的家当。这个算法不准确，有很多没有算进去。”
高科技企业，是珠海经济特区的主要产业之一。在珠海特区的7天里，邓小平一连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
1月24日上午9点40分，邓小平来到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迎候在厂门口的厂长迟斌元握住邓小平的手说：“我们全厂职工盼望您来啊！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邓小平摆摆手说：“过奖了。”
在工厂会议室里，邓小平听取了关于“凝血酶”的研制生产和工厂发展等情况，高兴地对厂长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该厂的生产车间。在一个车间门口，他透过玻璃门，向里面起立鼓掌的科技人员亲切招手。走到一座楼梯的转弯处，邓小平看到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停下脚步，轻声地念了一遍，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
1月25日上午9点35分，邓小平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汇报到亚仿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往脚吗？”
游景玉回答说：“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随后，邓小平又亲切地问游景玉：“你是留美学生吗？”
游景玉说，我曾去美国接受培训，负责引进仿真技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过。他们每天工作10个小时，决心把祖国的高科技事业发展起来。
邓小平沉思片刻，深情地说：“你们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贡献，还是回国好。”
参观中，游景玉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邓小平马上接着道，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
游景玉向邓小平介绍说，他们公司105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邓小平听后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颇有感慨地对科技人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50年代好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我们的要求也更多、更高了。“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90年代进步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新科领域，中国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计算机房内，邓小平在游景玉的陪同下进入机房，参观了正在研制的两套火电站仿真机。邓小平连声称赞：“好东西，好东西啊！”
游景玉介绍说，这两套电站仿真机设备是追踪世界最新技术搞起来的。邓小平高兴地说：“我是看新鲜。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
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机房里坐在计算机旁的都是年轻人。邓小平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在同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邓小平转过身去，望着一大群年轻人说：“我要和大家拉拉手。”霎时间，一双双年轻的手伸过来，邓小平一一同大家握手。
在返回的路上，邓小平反复对省市负责人说：“要不断造就人才，只要有了人才，事业就兴旺。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科技队伍，中国有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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