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

　　第十三章　邓希贤为何改名“邓小平”

　　7月15日上午9点半钟，一辆普通面包车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会址停下。司机打开右侧车门，邓小平从车上走下。他微笑着和迎上来的人们握手，然后环视一下街景，仰望着面前这座已经分别了53年的小洋房。

　　这天，“八七”会址纪念馆和武汉市文物管理处的同志们，一大清早就接到电话通知，说有位中央首长要来参观。他们早早地就在门前迎接，见是邓小平，个个欢欣鼓舞。

　　同邓小平一起来参观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址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小外孙女。

　　53年前的今天（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形成了宁汉合流。在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反共的叫嚣声中，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四·一二”反动政变不仅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戛然沉寂，民主革命严重受挫，更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那个血腥的岁月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往事仍历历在目。

　　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邓希贤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为了摆脱敌人的的魔掌，他随中央机关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经常转移，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此后，他开始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

　　1927年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作为中央政治秘书，他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但为了保密只得整天关着门窗，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一二十名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静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干粮。在焦灼中等待着8月7日中央重要会议的召开。

　　53年过去了。今天，邓小平重新来到会议旧址。楼梯仍然是直道式的。他进门后径直走到楼梯口，一口气登上29级台阶，来到二楼，缓步走进当年的会场，会场是按原样陈设复原的，但究竟符不符合原貌，纪念馆同志心里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大家盼望得到邓小平指点。

　　“邓副主席，您看当年是不是这样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期待着他的认可。

　　“我记不清楚了，基本上是的。”他环视了一下后，见会议室摆满整整齐齐的桌椅，补充说：“不过当时没有这么规矩。”纪念馆的另一位同志插话说：“李维汉同志看后，也说太整齐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年开会的情景仿佛又重新浮现在邓小平的眼前。原定7月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8月7日终于召开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重要会议─“八七会议”。那张条桌，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台，开会时条桌上还摆着一些手抄的文件。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别坐在条桌两侧。各地代表，不论职务高低，一律自寻板凳坐下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俄语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然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慷慨陈辞，批判把党引向歧途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点，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的。在党和革命的紧要关头，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方针。经过这次会议，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东北起义、湘南起义、渭华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爆发。武装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

　　1972年9月22日，作为参加“八七会议”的老同志，邓小平写了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录，寄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是参加了（会议）的。还的瞿秋白、罗亦农（八七会议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书记，1928年在上海被捕牺牲）、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同时，邓小平在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的信中又写道：“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当他得知武汉市有几位同志到北京征集有关“八七会议”的资料时，他非常高兴，委托邓垦捎去他对“八七会议”的回忆材料和对恢复“八七”会议会址的意见。邓小平指出：“搞这个纪念馆，就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主要是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起了什么作用……要体现当时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于1980年5月20日，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送给纪念馆。

　　今天，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会址。他向大家介绍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道。“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地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六天，最后走的。”他边看边回忆，想起了许许多往事。

　　“李维汉同志记得会议主席台的桌子靠窗户。桌子靠窗户应该是后面一间房子，”纪念馆的同志问，“会址是这间房子，还是那间房子？”

　　邓小平转身看了一下后面的房子说：“很可能是这间房子开的会。房子很小。”接着又指着后面的房间说：“很可能是这间房。”

　　看完会场复原陈列，他回到一楼图片陈列厅时，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正从门外进来。

　　“怎么样，像不像？”陈丕显笑着问。

　　“基本上像。”邓小平回答。然后一起走进陈列厅。

　　邓小平首先参观了陈列室的前面部分——会议背景陈列。一边观看展览，一边解答纪念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不时地关照女儿和外孙女好好看看。

　　在“八七会议”召开的经过和内容这部分，邓小平仔细地看了一些版面内容，边看边谈，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当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会议代表的名单排列基本上是按会议记录先后顺序时，邓小平说：“那个时候名单排列没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听到这里，陈丕显也插话说：“那时不讲这些。”邓小平笑着说：“那个时候不兴那些规矩。”一句话把大家全逗乐了。

　　邓小平看到版面上会议代表名单第一个是李维汉，说：“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李维汉，不是那样，不是按照什么资历呀，什么……排列。这些人到了就是了，就是那些委员。”

　　“当时中央委员没有到齐。”纪念馆的同志说。

　　邓小平说：“就这么选了政治局委员。”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下面“邓小平”三个字说：“我们按照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在这里写的您的职务是党中央秘书。”

　　“是政治秘书。”邓小平强调说。

　　“有人说您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说：“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1927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还有谁是秘书？”纪念馆的同志问。

　　“还有刘伯坚，没到任，没选齐。”邓小平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往下看。

　　“邓副主席，‘八七会议’以前，您住在什么地方？”

　　“‘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

　　“住武昌什么地方？”

　　“武昌三道街1号、11号呀，我们党中央的地方”，“会后，武昌紧张，我们撤汉口”。

　　“在汉口住那里呢？”

　　邓小平说：“在汉口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我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块。”

　　“会议工作人员，除您以外，还有谁？”纪念馆的同志接着问道。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其他工作人员，就是有个翻译，翻译是谁，记不清了，我估计是瞿秋白。”

　　“罗明纳兹作的报告是这个翻译作的翻译吗？”

　　“那当然，”邓小平又想了一下说：“罗明纳兹作报告可能是瞿秋白作的翻译。”

　　“当时会议通过的文件，是会后形成的，还是会前就已形成？”

　　邓小平说：“那是原先准备好的。”“那个手续很简单，通过一下。”

　　“李维汉同志回忆《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是罗明纳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

　　邓小平点头说：“是罗明纳兹”，“报告主要是瞿秋白。”

　　“这是‘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文件。”纪念馆的同志向邓小平介绍说。

　　邓小平仔细地浏览了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到了陈列的最后部分，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说：“还有‘八一’嘛！这叫‘八七’。会后全国起义。起义从‘八一’就开始了。”

　　纪念馆的同志指着版面介绍说：“这里讲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面讲的是各地其他著名的起义，最后讲的是百色起义。”

　　邓小平好像没有看到陈列“八一起义”的版面，他强调说：“首先是‘八一’。”

　　纪念馆的同志解释道：“八一起义已在前面作为会议背景讲了。”

　　邓小平说：“‘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的方针。”

　　“什么时间决定召开‘八七会议’的？”纪念馆的同志想借这个机会多问些问题。

　　邓小平说：“决定，那个时候只能少数人参加的，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决定的，反正很快就是了。那时政局变化很大，前几天就决定了，‘八一’以前。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说完，他高兴地观看了讲解员操作各地武装起义的电动图表。

　　在介绍会议代表的陈列前，邓小平端祥着与会者的照片，满含深情地对大家说：“都是年轻人！”说着哈哈大笑。卓琳和陈丕显也会意地笑了。他又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

　　走到出口，纪念馆的同志请邓小平在准备好的笔砚桌上题词留念，邓小平摆摆手。但他欣然同意和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临走时和工作人员握手告别，连声说道：“劳神！劳神！”

　　这次视察共进行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