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

　　第十三章　邓小平修建三峡水利工程

　　7月10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离开了成都，11日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他片刻不停，很快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汽轮，沿水道出川。专程前来迎接他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以及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此行。

　　谁也不知道这是邓小平第几次出川。可是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那难忘的第一次。

　　1920年，16岁的少年邓希贤（邓小平原名）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打点行装，辞别父母，自重庆乘船东下，前往法兰西，开始了勤工俭学、实业救国的历程。那一次他走的就是这条水路，乘的是法国轮船“吉庆号”。

　　60年前，16岁的英发少年顺江东下，是为了冲出四川，走出国门，逐西潮，救中国。

　　60年后，76岁的老人顺江东下，是为了探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南之路。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看边听。他站在甲板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翻滚的浪花，陷入了沉思。

　　有时，他叫人搬来一把藤椅，摸出老花镜，翻阅着女儿带来的《唐宋词一百首》有关长江三峡的篇章，偶尔吟咏几句。

　　探求修建三峡工程的可能性，这是邓小平的此行的主要目的。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也是倾向于赞成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在全国蓬勃展开。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又提上了日程，争论也开始一步步升温。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三峡工程问题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作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决定再一次看看三峡，作一番调查研究。

　　船停泊万县的时候，邓小平向魏廷铮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17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但存在着地下开采难度较大、矿石含磷较多以及交通运输困难等问题。”

　　邓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

　　魏廷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川汉铁路选线时比较过南、中、北等线，中线即走清江河谷的线路，但由于工程过于艰巨，不如南线，在讨论开发清江水利资源时进行过研究，结果是铁路服从水坝，将来铁矿石运输靠水运。即在矿区建设架空索道，将矿石运到清江河边，然后用水运至长江沿岸各钢铁企业；开发渠化清江，可得水电约200万千瓦，通行由300吨驳船组成的船队，现在长江沿岸大型钢铁企业进口外矿，从长远看是不合理的，应该积极建设鄂西铁矿基地；另外，川东巫山、鄂西北郧西亦有大型或较大型铁矿，在三峡大坝太平溪坝址附近还有铬矿，川东地区还有锰矿，鄂西除铁矿外，还有大规模的磷矿可以开采，除制造磷肥外，还可提炼黄磷供国内外需要。三峡及其以上长江河谷地区，500米高程以下适于种植柑桔。讲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

　　“鄂西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邓小平马上听出了魏廷铮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万县地委负责同志）说：“而他是不赞成的。”

　　邓小平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邓小平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邓小平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10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10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邓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全长700公里的川江两岸，和中游平均河宽大致相近，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且国外有采用活动进口的水电站进口布置，对下游农业生产不致产生不利影响。第三，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米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邓小平点点头，他认为魏廷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邓小平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船过夔门，邓小平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邓小平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

　　魏廷铮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说：“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约7000余万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少，约2500万立米；三斗坪坝土石方开挖较少，约5000多万立米，混凝土工程量较大，约3300万立米。前者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较少，但后者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两个坝址工程投资都差不多，约95亿元左右，全部建完约16年，平均每年投资约6亿元左右，如果利用围堰发电，从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约需6年半时间，总计投资约70亿元。”魏廷铮一一作了回答。

　　邓小平问：“围堰发电的水轮发电机前后如何衔接？”

　　“先用临时机组，即葛洲坝的发电机，水轮机加套，将来换装正式三峡机组，两者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工程投资95亿元，不包括移民30多亿元，分16年使用。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6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95亿元工程费中，施工机械费是多少？”邓小平问。

　　“9亿多元，葛洲坝工程现在购进的5亿多元施工设备中，大部分可用到三峡工程。”魏廷铮答道。

　　“应当予以扣除。”邓小平说，“机电设备费用占多少？”

　　魏廷铮答：‘约20多亿元“。

　　接着，邓小平还询问了通航问题。

　　“三峡大坝建坝后，提高坝前水位130余米，回水到重庆以上的合江，过坝采用航闸过坝，设双线梯级船闸，单向年通过能力达5000万吨。”

　　邓小平说：“那么双向就是1亿吨。”

　　“现在宜昌的年货运量仅200余万吨。”

　　“什么原因？”邓小平问道。

　　“一方面是货源问题，现在下水是主要的运输流向，大宗货物为磷矿和木材，其他为石油及土特产、钢铁、百货等为数不多，属调剂物资；另一方面，现在航道条件不好，营运成本高，上游川江航道滩多流急，航道狭窄，运行周期长，成本高，坝址以下荆江河段沙滩多，枯水期航行困难，只有在建三峡大坝后，上游淹没了滩险，下游由于水库调节枯水流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长江航运条件才能得到根本改善。上次美国来的代表团由于不了解情况，说了些不正确的意见。”船舱里，湖北、四川两省领导人陈丕显、鲁大东等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人们各抒己见，争执不下。鲁大东因称此任务太大等原因坚决不同意修三峡大坝，陈丕显据理力争，是坚决主张上大坝的“积极分子“。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这天的考察就这样结束了。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邓小平，邓小平来了！”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葛洲坝工程局及宜昌地、市党政军负责人高兴万分，热情地迎上前去问候，邓小平向大家亲切地招手致意。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廉荣禄向他汇报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他凝视着工程电动模型，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介绍，时而点头，时而微笑。随后与人们合影留念。

　　紧接着，邓小平不顾炎热和旅途劳累，乘车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当廉荣禄汇报完二江电厂情况后，邓小平问：“发电是明年‘七一’呀？”

　　“是。”廉荣禄回答道。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视察结束临上车时，邓小平紧紧握住廉荣禄的手再一次问道：“你这里是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发电啊！”廉荣禄激动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一定要用横锁长江的捷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

　　葛洲坝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厚望。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历时36小时23分，比设计速度快8倍多。同年7月10日，葛洲坝二江电厂发电机组安装就绪，投入发电。

　　在葛洲坝工地视察时，行至上游围堰防淤堤，邓小平问魏廷铮：“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廷铮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两个坝址相距多远？”邓小平问。“约40公里。”魏廷铮答。

　　“是否修铁路，工人上班可乘火车。”

　　“前方建一些单身宿舍，平常不回宜昌。”廉荣禄回答说。

　　邓小平问：“沙石骨料运输单靠铁路是运不了的？”

　　陪同的同志回答说：“以机运和铁路运输相结合。”

　　“应以水运为主。”邓小平说。

　　“是这样的，并且还要利用开挖出来的新鲜岩石，轧一部分碎石料掺用。”

　　“这些附属工厂是否结合使用？容量够不够？”邓小平又问。

　　“结合使用，如机修厂、综合加工厂等，但混凝土系统等容量不够，还得增加、补充一部分。”

　　听到这些回答，邓小平坚定地说：“应该采用先进的施工设备。”

　　邓小平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邓小平关怀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关怀宜昌市的建设和发展。结束对葛洲坝的视察后，他乘面包车绕宜昌市区一圈，纵览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设。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同志找来，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开会。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大倒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6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在武汉，邓小平还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介绍了成都农村开发建设利用沼气的情况。

　　邓小平说：“这次在四川看到沼气，全国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气，一年就等于600万吨标准煤。搞沼气可以真正消灭血吸虫。卫生条件好了，周围干干净净，好处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规划，要办专门训练班，一批批地办，不要一哄而上，要搞专业队伍，要搞专业化厂生产各种用具。要给贷款，偿还期可以长些。要解决水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