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

第三讲   山重水复的武人政治

“共和”招牌下的罪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登上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并不感到满足。对这个“专横的权力主义者”（《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页。）而言，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得来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是“索然无味”的。他“生长于兵间”，戎马一生，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游刃于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他熟悉和青睐的是那种集权统一的统治方式，脑子里根本没有共和、民主之类的概念。因此，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建章立制，对他都是无法忍受的约束，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对于袁世凯的个人野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是早有认识和防备的。孙中山在南北谈判期间，就袁世凯任大总统一职提出三条附加条件：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这是孙中山企望掣肘袁世凯设的防线，但孙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革命阵营中那些同盟者的支持，孙中山孤掌难鸣，这些防线都被狡诈的袁世凯一一击破。

首先，在清帝退位时，宣读的诏书是袁世凯授意起草的。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说，给了袁世凯“独立自主”，将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脑的权柄。这恰恰是清帝退位时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

其次，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在北京而不是南京就职。目的之一是盘踞在自己起家的老巢；目的之二则更为老谋深算：袁世凯要让世人知道，他继承的“衣钵”来自清廷而不是南京临时政府，他早早地为自己的下一步棋谋划。因此，袁世凯在与南京代表“恳谈”南下问题期间，一面密令亲信部队在京津一带制造混乱局面；一面串通帝国主义，让其出动驻军前来骚扰。这样一来，好像袁世凯一旦离开北京，中国北方的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中国就会亡国。这样，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妥协，袁世凯的阴谋又得逞了。

丧失了两道防线后，孙中山在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第二天，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限制袁世凯最强、也是最后的“紧箍咒”。

《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宣布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主权在民”这一重要原则肯定下来。在关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此外，《临时约法》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范围扩大了，并增加了弹劾权，国家主要行政权在内阁而不在大总统。

一开始，袁世凯似乎被罩在《临时约法》的“紧箍咒”之下而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深感欣慰。第一，袁世凯承认《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内阁。第二，唐绍仪被袁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内阁的10个部长中有4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130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有40余人。此外，在各省当权的实力派中，也有不少同盟会会员。（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1－892页。）鉴于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孙中山等革命者甚至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袁世凯个人再有野心也无法撼动民主共和国的基石。因此，解职后的孙中山宣布进军实业界，黄兴也淡出政坛，开始作逍遥游。

然而，对付阴险老辣的袁世凯，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都过于自信了。对于《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等这类束缚，醉心于权力、迷信独裁的袁世凯是丝毫不能容忍的，一旦坐稳了江山，他马上本性毕露，着手清除这些碍手碍脚的“劳什子”。6月，袁世凯决定对责任内阁下手。内阁总理唐绍仪虽然是袁的朋友，但他同情革命，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在袁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南北谈判时期可资利用的“价值”，所以，袁任命他更信得过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替代了唐。9月，再次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赵秉钧。在此期间，4名同盟会阁员也被迫陆续辞职。这样一来，这个责任内阁完全换成了袁世凯自己的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完全丧失了对袁的约束作用。

如此“改造”内阁仅仅是袁世凯的小动作。在此前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向革命阵营举起了屠刀，连连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非法杀人事件，这就是张振武、方维事件和宋教仁案。

张振武原名张光鑫，湖北竹山人，是指挥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孙武和蒋翊武并称“三武”。张振武早年在武汉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后又到日本留学，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他一边在武昌教书，一边筹资创办了体育会和民国公学，宣传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储蓄革命力量。1911年初，革命气势空前高涨，张振武几乎将家产变卖殆尽，把所得的钱财全部交给了共进会的财务部。10月9日下午，起义计划不慎泄漏，起义机关的许多领导人都纷纷潜逃，革命面临毁灭的威胁，张振武挺身而出，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使革命获得成功。张振武本人也因此声名大振，在起义胜利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军政部副部长。但是，张振武与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和。他从一开始就对旧官僚掌握新政权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在黎元洪当都督的问题上进行过四次坚决的反对，甚至想除掉黎元洪。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为他后来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在袁世凯带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期间，张振武一人主持军务部，组织抗击，并亲自带领军务部的成员和他的卫队奔赴前线与清军鏖战7小时。清军隔江炮轰武昌城，城内秩序混乱，这时候，张振武又和孙武一起发布命令张贴全城，然后亲自带领士兵在全城巡逻，稳定秩序，保住武昌城。

对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首义元勋，袁世凯非常不放心。1912年4月，袁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把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等主要骨干调至北京，严加控制。在袁和黎的威逼利诱下，多数革命骨干北上，被授予总统府顾问官一类的虚衔，唯张振武抗命不遵，愤然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耶？”坚决返回武昌。张振武的桀骜不驯既得罪了袁世凯，同时也惹恼了黎元洪。“三武（指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人在武昌本来就构成了对黎元洪掌权的一个巨大威胁，更何况张、黎之间早就有很深的怨隙。张振武一直看不起黎元洪这个被逼出来的都督，他在报纸上公开对黎元洪、袁世凯口诛笔伐，冷嘲热讽，还常常宣传“武装革命”。他在国民公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公开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这实际上就是在号召人们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武装反抗。不仅如此，张振武在主持军务部工作的时候，拥有60人的卫队，每个人配有短枪，出入军政府常常都由这些短枪队护送，弄得黎元洪心惊胆战。军政府成立后，他执意掌控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将校团不放，黎元洪虽然6次提议要进行“改编”，但他始终是拒交军权。这一切都让黎元洪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精于揣摸的袁世凯早已看出武昌军政府内部的刀光剑影。在张南返武汉后，与黎元洪密谋，为达到双方共同的目的，干脆除掉这个“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