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张珊珍 主编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内容简介】
书稿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时刻，用纪实通俗的笔法，分十讲记述了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这段中国历史上激荡的岁月，来展现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以及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到成立、再到扬帆起航这一伟大的历史画卷。书稿供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学习参考。
【作者简介】
张珊珍，1968年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著有《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一书，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目录】
第一讲 无法延宕的革命
天朝末路
汹涌而至的革命大潮
在历史的三岔口
一夜间成就的胜利
第二讲 共和之光稍纵即逝
形形色色的新都督
步履维艰的临时政府
袁世凯的渔翁之利
历史的回响
第三讲 山重水复的武人政治
“共和”招牌下的罪恶
一场退潮的革命
洪宪帝制的黄梁一梦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们
第四讲 启蒙如新蕾茁长
陈独秀和《新青年》
“打倒孔家店”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
中西文化狭路相逢
第五讲 新世纪的曙光
震惊世界的炮声
寰球赤风
革命狂澜迫近
李大钊与红楼
第六讲 全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从克林德碑到“公理战胜”碑
“十四等于零”
暴风雨的前夜
天安门前的呐喊
匡互生放火“赵家楼”
“位卑不敢忘忧国”
神州遍地风雷
第七讲 峰回路转的必然选择
“社会改造”的呼声
“隔着纱窗看晓雾”
石头上播撒希望的种子
昙花一现的工读互助团
马克思主义独领风骚
第八讲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南陈北李”之约
来自远方的呼唤
“到民间去”
空前的出国热潮
第九讲 骤然升起的新星
上海滩的“群英会”
走出书斋的北大学子
九省通衢燃明灯
王乐平与他的“齐鲁书社”
南国的“二谭一陈”
两封建党信
天涯热血
第十讲 开天辟地的伟业
两个远道而来的洋客人
热潮潜涌的夏季
来自五湖四海的相聚
这里的夜晚“静悄悄”
始料未及的惊险经历
南湖见证的辉煌时刻
后记
参考书目
【章节选读】
第一讲 无法延宕的革命
天朝末路
打开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触目惊心、悲愤交加的真切感受。眼前展现的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洋人；看到那些用刀枪、大炮杀戮中国人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明抢暗夺中国财富的外国资本家。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当时用血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参见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中国是如何丧失完整主权，走入半殖民地的黑暗之中的？这一切都要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说起。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的中英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国由一个封建的独立国家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旷古“奇变”：香港的割让开启了列强强占和分割中国领土的恶例；领事裁判权使中国丧失了司法独立；租界的设立以及外国军队常驻通商口岸，使中国失去了完整的主权；协商关税则让中国失去关税自主权。“天朝圣国”的迷梦从此结束了。
鸦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者们坚信“只有在炮口上才有外交”，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又接踵而至。就这样，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的短短60年间，中国几乎每隔十几年就要遭受一场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而每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和城下求和告终。结果是：大片领土被侵占，除英国占领香港、九龙外，俄国夺取了黑龙江北岸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割去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全国被列强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英国霸占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大片领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抢占了云南和两广为势力范围；德国强占了山东；日本占领了福建；俄国占据了整个东北三省。美国来迟了一步，就凭一个“门户开放”政策，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享受特权。列强在侵占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同时，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1904年的一份《外交报》上，曾经列举了中国丧失的主权：
1.全国税务属于英国人；
2.东清铁道属于俄国人；
3.关内外铁道属于英国人；
4.芦汉铁道属于比利时人；
5.津镇铁道属于英国人；
6.正太铁道属于俄国人；
7.津保铁道属于英国人；
8.山东铁道属于德国人；
9.粤汉铁道属于美国人；
10.江宁上海杭州间铁道属于英国人；
11.江宁汉口至重庆间铁道属于英国人；
12.云南铁道将属于英国人、法国人；
13。京口及福建铁道将属于美国人；
14.满州之矿属于俄国人；
15.河南北境及山西之矿属于英国人、意大利人；
16.山东之矿属于德国人；
17.浙江之矿属于意大利人；
18.安徽之矿属于英国人、日本人；
19.四川之矿属于法国人；
20.云南之矿属于英国人；
21.福建之矿属于法国人；
22.天主教徒属于法国人保护；
23.耶稣教徒属于英国人、美国人保护；
24.佛教徒将属于日本人保护；
25.回教徒将属于土耳其人保护；
26.凡商家必用一外国人为代表；
27.凡达官必用一外国人为顾问；
28.各省以赔款之故，自借洋债，各有抵押之件；
29.各商家因银根紧急，借用外国银行之款亦有抵押之件；
30.尚有船局铁厂之类，专属于一国名下者。（武斌：《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
以上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还突出表现在建立“租界”、攫取所谓“领事裁判权”以及控制中国的海关大权上。《南京条约》之后，列强以欺诈手段，逼迫清政府同意在各个通商口岸租用中国土地建立“国中之国”，到1904年，中国16个通商口岸设立了30多处租界。列强在租界内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成为列强在中国境内占据的变相殖民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不仅如此，租界还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经济和财政命脉，以及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桥头堡。纷至沓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租界干尽了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坏事。
“领事裁判权”则由英、美两国始作俑，是指外国在中国的侨民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凡列强的属民在中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受其本国驻中国领事法庭的审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项特权显然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因为根据这项特权，外国入侵者在中国各地的犯罪活动，中国政府都无权过问，这无疑为列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行为、犯罪行为大开绿灯。
控制海关大权是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又一大罪证。海关是国家的经济大门，列强通过掌控这扇大门，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承认了列强享有“协定关税”的特权，从此，逐步丧失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英国全面攫取了中国海关大权，英国人赫德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官任上一待就是48年，并宣称“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目的还是掠夺中国的财富。每一次侵略战争都是对中国的一次疯狂抢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在厦门掠夺官库2万元；在舟山变卖财物3.5万元；在镇海变卖财物6.5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7万元。最为野蛮的抢劫还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浩劫。此外，列强还处心积虑、明抢暗夺无价之宝——中国各地的历史文物，如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岗、河南的龙门、山东的千佛山等等，都没有幸免于他们的“黑手”。不仅如此，每次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都以其“坚船利炮”相威胁，向中国勒索大量的赔款。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两国赔偿白银800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后又追加3000万两。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各国赔偿4.5亿两，加上利息以及其他地方赔款，总计竟达10亿两。（参见武斌《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除直接的抢劫外，帝国主义还用各种经济手段掠夺中国财富。层出不穷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国门洞开，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让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地以及资本输出地。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64－265页。）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资本输出，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近千家。这些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掠夺廉价的原料，而产品又直接销售于中国市场。他们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少则20％，多则达30％－40％。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还包括在中国设立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发放高利贷款等等。
在瓜分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主权和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侵略。跟随列强的军舰而来的，是大批的传教士，他们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文化渗透，希图以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文化，正如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所言：“上帝的光荣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西方列强还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报社等，其目的均不外于：“在精神上和商业上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做些什么？
鸦片战争的炮火炸毁了貌似庞大的“天朝圣国”的表象，将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封建王朝的衰败和虚弱暴露无遗。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战屡败，其中最本质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落后。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因政治腐败、科技落后而武器陈旧、指挥无方，因武器陈旧、指挥无方而溃不成军、一败涂地。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治、中世纪的社会与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迅速走向近代化的西方列强较量，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只有奋起直追，尽快实现自身的近代化才能真正抵抗那些已经近代化的侵略者。当时，中国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以及开明的官僚士绅已经陆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清王朝愚昧腐败的主要统治者却积重难返、冥顽不化。大敌当前，他们不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变法图强，积极御侮，而是将国家看成一家之私，贪恋权位、贪图享受，希图苟延残喘，继续维持其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为此，面对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逼迫，清统治者亦步亦趋，完全俯首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发展到后来，为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稳固其反动统治，统治者甚至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完全堕落为“洋人的朝廷”，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站到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客观地分析，清王朝统治者的堕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外战争刚一开始，封建落后的清统治者因愚昧无知，一度狂妄自大，在这种虚骄的支撑下，曾大张旗鼓地调兵遣将部署军队，准备迎战。然而，战场上的几次遭逢，就把统治者打得惊慌失措，一蹶不振，彻底暴露出这个表面威严显赫、内里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的真面目。当统治者明白西方列强并不想推翻大清政权，只是要通商贸易和掠夺财富，便开始屈膝投降，甚至希图依靠侵略者的力量，镇压国内民众的反抗，稳固反动统治。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勾结，“借师助剿”，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仍然是消极对外备战，积极打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结果是甲午惨败，直接导致被清政府视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几乎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经营了30年之久，曾被国人指望可以“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彻底破产。
但是，从总体上说，直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清政府虽然已经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并同他们一步步加紧勾结，但毕竟不甘心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即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还是勉强拾掇人马作短暂的抵抗。只是这种状况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就不复存在了。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仓皇逃亡西安，任凭侵略者在北京烧杀抢劫，把一个繁华京都变成人间地狱。然而，当这群帝国主义强盗在次年2月提出议和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将之视为转机，迫不及待地发出上谕回应。在这道上谕中竟然宣布中国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5页）。1901年9月7日，英、法、日、俄、德、美等11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次穷凶极恶的敲诈和勒索。对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并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字里行间已经清楚地表明，清朝统治者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了。《辛丑条约》是清政府对民族权益的一次空前大出卖，列强勒索到巨额赔款与各种权益，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曾刻意坚守的“自尊”，彻底断了脊梁骨，全面执行对外投降政策：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战战兢兢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列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6－17页。）
在外来强敌面前束手无策的清政府，却有能力用高压手段加紧对国内人民的经济压榨。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以及历年战争的消耗都变成了苛捐杂税转嫁到人民头上。马克思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后就曾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64－265页。）从1842年以后的60年间，清政府对列强的主要赔款额，折合195300万银元，相当于1901年中国国库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2300多万两白银，仅此一项，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库收入的3倍。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对中国民众的经济压迫越来越严重，例如山西省从1896年起开征烟酒税，到1900年，此两项税负高达20余万两；四川巴县“常捐输”岁银仅为1.5万至1.7万两，但新增加的“新捐输”却达每年1.9万至3.3万两；山东巨野县的赋税，到1900年增加了两倍。（参见武斌《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辛丑条约》再次向清政府索要赔款，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两千余万两，把清政府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推到崩溃的边缘。为喂饱列强越发增大的胃口，清政府在国内进行涸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以下一组数据清楚地反映了当年清政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到1903年，岁入达1亿零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已达2亿3480余万两，直至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竟为2亿9696万两，岁出达3亿3865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增至四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中饱私囊，造成民不聊生，民怨鼎沸。（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清末的政治腐败和民众对政府的控诉，可以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的行文中窥见一斑：“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粟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中，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对外出卖主权，对内压榨百姓，这样的统治还能走多远？
第二讲 共和之光稍纵即逝
袁世凯的渔翁之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几乎成了反动政治的代名词。他是北洋军阀的鼻祖，一个对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命运都有重大影响的军阀集团首领。
袁世凯于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的官僚大地主家庭。袁氏家族人丁旺盛，子孙显贵，是当地有名的豪门大族。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在家乡联合当地富豪之家，择险筑寨，操办团练，以“袁寨”名闻乡里。受家族尚武传统的影响，袁世凯从小喜好拳棒，骄矜大胆，而且臂力过人。优越自由的生活不但养成了他为所欲为、豪放不羁的脾性，而且，因生于官宦之家，受官场逢迎捧奉的潜移默化，他尤以诡诈权变、纵横捭阖见长。1881年，22岁的袁世凯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军旅生涯。仰仗其父辈的影响，袁很快被委予营务处帮办一职，迈出其仕途上的第一步。但是，袁世凯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并带来日后的发迹，却是得益于朝鲜平叛。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袁世凯跟随吴长庆赴朝，无论在解决朝鲜大院君的行动中，还是在围剿起义军的战场上，袁世凯都大显身手，显得精明强干，这使袁世凯大出风头、声名鹊起。同年10月，清政府给与袁世凯“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的奖赏。1884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深感国无良将的李鸿章“慧眼识英雄”，奏荐袁世凯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要员。1885年，李鸿章又上折称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遇事冀可挽回匡正。”袁因此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后来，李鸿章又称赞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杨树标、王国永：《袁世凯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可见李鸿章当时对袁的赏识。袁世凯攀上了李鸿章这条高枝，从此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1895年，从朝鲜回国不久的袁世凯被清政府委派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这支总数不过7000人的新编陆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可与之匹敌。袁世凯深知军权的“硬实力”，他牢牢控制小站新军，将其视作自己的“命根子”。这便是日后北洋军的起源。后来，新编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所有军事骨干都出自小站，从而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集团。
1898年，在维新变法炙手可热之际，袁世凯曾一度混迹于维新派之中，被维新派引为“同志并寄予厚望”。然而，“帝党”和“后党”两派斗争日趋白热化，善于观察风向的袁世凯权衡利弊，在借维新派捞足自己的政治资本后，竟一脚踢开维新派，出卖维新运动的绝密计划，投入西太后的阵营，维新志士因此血流成河。中国近代史记下了这惨痛的一页，同时，也将袁世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出卖维新志士有功，袁世凯一时成了西太后的红人，一步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层。此后，以钻营见长的袁世凯利用这个首席总督的地位，进一步攫取更大更多的权力，诸如参政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的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邮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官衔联袂而至，茂典殊荣，靡不崇备。（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
然而，事物往往存在正反两面。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政坛上一路凯歌，看似轰轰烈烈，不可一世，其实，树大招风，危机四伏。袁的“擢太骤任太隆”，引发了他与清廷亲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西太后归天之后。1908年11月，载沣之子溥仪承继大统，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摄政使袁世凯顿时“不安于位”，因为载沣对袁世凯势力的膨胀早已愤激至极，如今自己儿子当了皇帝，为加强王权，恨不得马上拔了这颗“眼中钉”，铲尽袁的势力，稳保儿子稳坐江山而无人敢问鼎。按摄政王载沣的本意，自然是杀袁而后快，但迫于多方的牵扯，终未敢下手。就在新皇帝上台后两个月，载沣借故免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
被赶出朝廷的袁世凯以养病的名义回到河南彰德，但政坛上多年的历练早已使袁世凯处变不惊。表面上，他在乡间过着悠闲的退隐生活；暗地里，时时窥测时机，准备卷土重来。就在这时，革命发生了，袁世凯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武昌首义的枪声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言，不亚于催命的丧钟。清廷惊恐失措，如临大敌，连忙派出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荫昌带领的军队正是当年袁世凯的班底——驻扎在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它现在已经是清廷唯一的指靠。不用说，袁在官兵中的潜势力是很大的。荫昌以北洋六镇中的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自己兼任第一军统帅，冯国璋任第二军统帅。冯国璋何许人也？正是当年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对袁唯命是从，在袁“隐居”期间，一直与之暗通声气。荫昌带领这样一支军队，结果可想而知。军中上下将士不听荫昌指挥，冯国璋根据袁世凯的暗中指使，更是有意放慢军事行动，对荫昌阳奉阴违。两军接连交战五次，官军均告失败。于是，湖北军政府大获全胜的捷报迅速传遍全国，陕西、江西等其余各省纷纷起来响应。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戈，警报不断传到清廷，大清王朝一幅末日来临的景象。摄政王载沣惊愕万状，忙召集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徐世昌及各位大臣前来商议。一班大臣来齐以后，你看我，我瞧你，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这时，已被袁世凯悄悄买通的庆亲王便乘机推荐了袁世凯，说他一定可以平乱。提到袁世凯，摄政王老大不情愿，对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对手，摄政王当然不想起用。袁的老朋友徐世昌见状，进一步威胁摄政王，若不用袁世凯，大清帝国从此完了。摄政王又惧又急，无奈中，只得下令将袁世凯补授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没想到过了两三天，袁世凯却回电不肯出山。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胜券在握，他料定这个局面非他出来收拾不可，但他有意要让与他作对的摄政王等清朝权贵多受几日煎熬，逼迫他们交出更多的权力来。穷途末路的摄政王只得屈尊派出徐世昌于10月20日亲自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稳坐钓鱼台，一口气开出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一望便知，这六项条件分明是索取清廷的政治与军事全权。事已至此，已经容不得清廷与袁世凯讨价还价了，走投无路的摄政王被迫接受袁的全部条件。10月27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湖北援救的海陆各军都归他指挥，又命令冯国璋统率第一军，段祺瑞统率第二军，这两人也都归袁世凯调遣。袁世凯得了便宜，仍不想就此罢休，他要借此做足文章。他借口足疾未愈，继续留在彰德乡下不出来，只是遥遥指挥冯国璋的第一军进攻汉口。冯国璋得到袁世凯的指令，自然不遗余力猛攻汉口火车站，武汉革命军失利。11月1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革命军不得不退到汉阳。清军倚仗着这一胜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乘胜追击，将武昌的革命军赶尽杀绝。不料袁世凯却下达命令，停止作战，并说是此后未经下令，不准外出。各军将领莫名其妙，不知袁世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也只好执行命令。原来，袁世凯早有成竹在胸。他下令进攻汉口，并不是真正想与革命军真刀真枪地拼命，他只是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既让清廷看到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又让武汉军政府看看他的军事力量，让对方不敢小看他。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计划在清廷与革命军政府之间坐收渔翁之利。“他凭着几十年官场斗争的经验和对清廷亲贵集团的认识也深知，要不是爆发了这场辛亥革命，他根本无缘东山再起，也许只能老死村野；而如果镇压了这场革命，他可能也难逃鸟尽弓弃的最终结局。”（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他袁世凯正好趁这个天赐良机，一方面凭借北方清朝统治的力量来胁迫南方革命党人；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力量来要挟清政府，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正好让自己赚个满钵。
经过此番处心积虑的部署，袁世凯才于10月31日从彰德乡下到信阳督师，旋即又到汉口亮相。此时，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回京受命总理大臣一职，他要先对在武汉的革命阵营打探一下虚实。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用兵，一面派自己的亲信与军政府的黎元洪取得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按照他的吩咐，代表他致信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接受君主立宪。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清王朝，而当时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一呼而百应，气势如日中天。袁的这一要求自然无法得到革命派方面的同意，但是，袁世凯本人的实力，尤其是他手中指挥的北洋军，却极大地诱惑了革命阵营中的主要领导者。11月11日，黎元洪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劝说他相信投向革命比继续支持清王朝对他本人更有利。此后，黎元洪又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信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表示，只要他参加起义，同革命党人一起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9－800页。）袁世凯虽然摸清了革命的政治脉搏，但他觉得时机未到。当时，他夸口要“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因此，即便有这样的机会，他也不会去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指小皇帝和皇太后）。其实，袁世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知道现在从他们手中夺取江山还为时过早。清廷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余威仍在，他袁世凯此时断然把皇帝搞掉，必然激起朝廷中的反抗力量与他为敌。这种矛盾冲突势必削弱他同南方抗衡的力量，进一步影响到他将来是否能坐稳大总统的宝座，不如拖延些时日先彻底架空朝廷，让其无任何阻挡自己计划的能力；同时，利用当前革命的形势造成清帝不得不自动退位的局面，自己不但脱了干系，而且还可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与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5页。）
11月13日，袁世凯踌躇满志地回到北京就任总理大臣一职。与两年前被驱逐出京截然不同，此时的袁世凯已被清朝权贵们看成是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袁世凯相当清楚自己的有利地位，他开始利用南方的革命形势，一步步将清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以他为首的内阁，风卷残云般把留在清朝王族手中的全部政权、军权剥夺殆尽。曾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摄政王，已经自请退位，其他王室权贵也已噤若寒蝉，纷纷解职离去，朝廷上下来了一次大换血。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替换摄政王弟弟载涛做了军谘府大臣，亲信冯国璋摇身一变，成了禁卫军的统帅。满朝文武不仅眼睁睁看着袁世凯独揽大权，还哀求他能摒弃宿怨，“竭诚赞助，力顾大局”，满心指望他成为久旱甘霖，浇灭南方的革命烈焰，挽救清朝崩塌的命运，然而，袁世凯却不紧不慢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为了给自己争取周旋的时间，袁世凯打出“停战议和”的大旗，竭力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他在取得内阁总理大权后，仅仅为清廷取消了山东一省的独立，那也是因为“山东独立”后，巡抚孙宝琦权欲熏心，野心膨胀，自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直接威胁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安徽巡抚朱家宝誓死效忠清王朝，原准备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袁世凯却致电让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见。后来，在袁的默许和暗示下，朱家宝与省咨议局谈和，宣布安徽独立。远在西安的蒙古族总督升允在南北对峙期间，准备出兵勤王，袁先是致电“夸赞”他一番，同时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命令其驻兵潼关不得前进。（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袁的这些伎俩自然瞒不过明眼人，当时心存保皇的康有为也看出袁的私心，“其意专欲籍革力以胁满洲”。清朝亲贵更是抱怨袁在葬送大清江山，但此时他们已经大权旁落，奈袁不得。
在架空清廷全部权力的同时，12月28日，袁世凯派出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派谈判。唐绍仪早年曾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历任外务部、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以及邮传部尚书，深得袁世凯的信任。革命派方面的谈判代表是伍廷芳，也是英国归来的洋学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曾做过清朝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以及外务部和刑部的侍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直到1910年才回国。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并投入革命派阵营。唐伍之间的谈判主题是和与战问题，袁世凯公开宣称的是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但实际上，他的谈判代表明了袁的意图，所以，在谈判桌上，唐绍仪默认共和立宪，他甚至更为明确地表示，关键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袁氏易于和平转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9页。）可见，袁世凯想抛开清廷自己取而代之，在这时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孙中山回国之前，袁世凯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因为武昌首义之后，纷纷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之间你争我夺的，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袁满心指望凭借北洋军的实力以及驾驭清廷的优势，让革命派乖乖交出大总统一职。然而，孙中山的归来却打乱了袁的阵脚。孙以其公认的革命声誉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虽有“临时”两字，但对袁世凯来说，依然是个挑战。袁马上做出一系列的反击。首先，他打断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的谈判，宣布不承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在1912年的1月1日，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让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之职。接着，在1月3日，袁发动其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48个将领联名电告伍廷芳，声称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其实，就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对南京政府亮出警告牌。1月5日，袁世凯又做出撤兵汉阳、汉口的命令，讨好和拉拢驻守武昌的黎元洪，企图分化革命阵营，孤立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更为甚者，袁世凯还指使在徐州的张勋率部南下，直接用武力威胁南京。袁世凯的这些行动只是为了给革命派一方施加压力，他另外一手又举起“胡萝卜”。南京政府成立后，因府库空虚，财政窘迫，孙中山等人一筹莫展，袁世凯却来一个雪中送炭，暗中资助临时政府一大笔钱，竟让黄兴有财力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民军。袁氏这种软硬兼施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最高权力，成就自己的大业。
软硬两手同时出击，让袁世凯得到了南京政府的保证：只要他让清皇帝下台，就一定推举他为大总统，他这才像吃了定心丸，又回过头来对付清朝亲贵。1月16日，他终于向清廷摊牌：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作战镇压革命军，“帝位去留”只能由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决定。这就是宣布他袁世凯从此撒手不管了。也就从1月16日起，袁世凯托称生病，不再上朝。与此同时，他暗中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的上台张罗。他派出得力亲信段祺瑞和南京政府谈判，段祺瑞等人当时拟定三种办法，以促使清室退位为筹码为袁世凯换取大总统宝座：一是运动亲贵，由内廷降旨，自行宣布共和；二是由各军联名要求宣布共和；三是用武力胁迫，要求宣布共和。（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第一种办法马上引起以良弼和载泽为首的一部分清朝亲贵的反抗。良弼当时是禁卫军的协统，在军官和士兵多为满人的禁卫军中有相当的影响。袁世凯将这一消息通报革命党。1月26日，在京津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筹划了一次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革命青年彭家珍埋伏在良弼上朝回家的必经之路，用炸弹炸死了他，彭自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良弼的结局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那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清朝王公贵族从此无人敢出面坚持帝制。同一天，以段祺瑞为首的46名北洋将领电告清廷，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举动其实已经是逼宫了。清廷大受震动，更加惶恐不安。隆裕太后不得不央求袁世凯出面做主：“诸事听卿裁处，但求能保全余及皇帝之尊荣，别无他求。”然而，袁世凯此时对清廷已经失去耐心，哪管先前夸下的不欺负孤儿寡妇的海口。他甚至愤恨皇太后等人的啰唆，不识抬举，恨不得自己能立马“黄袍加身”。在他的授意下，他的亲信们对清廷公然发起一次又一次催逼。2月4日，冯国璋领衔60人通电，声称北方军界主张共和政体，再次以武力向清廷施压；紧接着2月5日，段祺瑞又一次代表北洋第一军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威胁那些已如惊弓之鸟的王公贵族们，倘若不赶紧自动下台，我段祺瑞等就要“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到那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言下之意，皇上再迟疑拖延不退，就要兵戎相见，不客气了。隆裕太后接到这封电报，知道大势已定，便彻底死了心，悲悲戚戚地于2月12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60余年之久的清王朝垮台。
从武昌首义到皇帝退位，才短短4个月时间，对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而言，这一场革命确实过于轻巧了。但是，人们可以发现，仅凭革命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的，这其中，袁世凯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几乎操纵着整个局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这么说，没有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清王朝不会崩塌；但没有袁世凯此人在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辛亥革命不可能有这样以雷霆一击而成就大业的戏剧性效果。
在分析袁世凯个人的作用时，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虽然武昌首义建立的新政权，早在1911年的10月12日，即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就以“中华国民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生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但是，革命的迅速发展，依然引起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疑虑。他们担心失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无法控制的革命烈火会烧到他们在中国的“自家庭院”。他们急忙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袁世凯的出场马上受到列强的欢迎。列强看好袁世凯，是因为他们看到袁世凯是夹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中间人物。袁能够凭借他在清廷的地位和实力，减弱革命的冲击力；同时，他又能被革命派所接受，有能力收拾清王朝的残局。所以，只有扶植袁世凯，才能确保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不会因清廷的覆灭而丧失，甚至可能会在这个新的代理人身上继续获得好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给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清晰地表明了帝国主义列强选择支持袁世凯的考虑：“以彼（指袁世凯）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大总理后，列强对袁世凯的信心大增。英国外交大臣当时致电朱尔典，表示：“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页。可见，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关心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否，他们只关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他们眼中的“美满情形”自然是让他们能够在治安保全的中国继续进行殖民统治。袁世凯能够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美满情形”，所以，“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表示欣慰。”（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页。）
为扶植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各国军舰麇集长江，向革命军示威，准备随时进行武装干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10里内作战。一面竭力阻止革命战争的延续，促成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上海的议和会议就是由英国人朱尔典牵线进行的。此外，袁世凯还得到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的巨额贷款，这恰恰是革命派求而不得的。这些实例清楚地表明，列强不要孙中山而要袁世凯，帝国主义想使中国走的路和革命派的愿望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支持是袁世凯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9页。）然而，这样一场革命的成果最后被袁世凯一人所囊括，袁世凯个人的阴险狡诈与足智多谋是一个原因；当时中外各种势力风云际会，合力推捧而使竖子成名，又是一个原因。
第三讲 山重水复的武人政治
“共和”招牌下的罪恶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登上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并不感到满足。对这个“专横的权力主义者”（《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页。）而言，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得来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是“索然无味”的。他“生长于兵间”，戎马一生，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游刃于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他熟悉和青睐的是那种集权统一的统治方式，脑子里根本没有共和、民主之类的概念。因此，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建章立制，对他都是无法忍受的约束，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对于袁世凯的个人野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是早有认识和防备的。孙中山在南北谈判期间，就袁世凯任大总统一职提出三条附加条件：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这是孙中山企望掣肘袁世凯设的防线，但孙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革命阵营中那些同盟者的支持，孙中山孤掌难鸣，这些防线都被狡诈的袁世凯一一击破。
首先，在清帝退位时，宣读的诏书是袁世凯授意起草的。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说，给了袁世凯“独立自主”，将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脑的权柄。这恰恰是清帝退位时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
其次，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在北京而不是南京就职。目的之一是盘踞在自己起家的老巢；目的之二则更为老谋深算：袁世凯要让世人知道，他继承的“衣钵”来自清廷而不是南京临时政府，他早早地为自己的下一步棋谋划。因此，袁世凯在与南京代表“恳谈”南下问题期间，一面密令亲信部队在京津一带制造混乱局面；一面串通帝国主义，让其出动驻军前来骚扰。这样一来，好像袁世凯一旦离开北京，中国北方的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中国就会亡国。这样，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妥协，袁世凯的阴谋又得逞了。
丧失了两道防线后，孙中山在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第二天，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限制袁世凯最强、也是最后的“紧箍咒”。
《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宣布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主权在民”这一重要原则肯定下来。在关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此外，《临时约法》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范围扩大了，并增加了弹劾权，国家主要行政权在内阁而不在大总统。
一开始，袁世凯似乎被罩在《临时约法》的“紧箍咒”之下而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深感欣慰。第一，袁世凯承认《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内阁。第二，唐绍仪被袁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内阁的10个部长中有4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130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有40余人。此外，在各省当权的实力派中，也有不少同盟会会员。（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1－892页。）鉴于这样的一种政治局面，孙中山等革命者甚至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袁世凯个人再有野心也无法撼动民主共和国的基石。因此，解职后的孙中山宣布进军实业界，黄兴也淡出政坛，开始作逍遥游。
然而，对付阴险老辣的袁世凯，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都过于自信了。对于《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等这类束缚，醉心于权力、迷信独裁的袁世凯是丝毫不能容忍的，一旦坐稳了江山，他马上本性毕露，着手清除这些碍手碍脚的“劳什子”。6月，袁世凯决定对责任内阁下手。内阁总理唐绍仪虽然是袁的朋友，但他同情革命，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在袁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南北谈判时期可资利用的“价值”，所以，袁任命他更信得过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替代了唐。9月，再次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赵秉钧。在此期间，4名同盟会阁员也被迫陆续辞职。这样一来，这个责任内阁完全换成了袁世凯自己的人马，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内阁”，完全丧失了对袁的约束作用。
如此“改造”内阁仅仅是袁世凯的小动作。在此前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向革命阵营举起了屠刀，连连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非法杀人事件，这就是张振武、方维事件和宋教仁案。
张振武原名张光鑫，湖北竹山人，是指挥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孙武和蒋翊武并称“三武”。张振武早年在武汉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后又到日本留学，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他一边在武昌教书，一边筹资创办了体育会和民国公学，宣传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储蓄革命力量。1911年初，革命气势空前高涨，张振武几乎将家产变卖殆尽，把所得的钱财全部交给了共进会的财务部。10月9日下午，起义计划不慎泄漏，起义机关的许多领导人都纷纷潜逃，革命面临毁灭的威胁，张振武挺身而出，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使革命获得成功。张振武本人也因此声名大振，在起义胜利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军政部副部长。但是，张振武与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不和。他从一开始就对旧官僚掌握新政权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在黎元洪当都督的问题上进行过四次坚决的反对，甚至想除掉黎元洪。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为他后来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在袁世凯带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期间，张振武一人主持军务部，组织抗击，并亲自带领军务部的成员和他的卫队奔赴前线与清军鏖战7小时。清军隔江炮轰武昌城，城内秩序混乱，这时候，张振武又和孙武一起发布命令张贴全城，然后亲自带领士兵在全城巡逻，稳定秩序，保住武昌城。
对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首义元勋，袁世凯非常不放心。1912年4月，袁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把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等主要骨干调至北京，严加控制。在袁和黎的威逼利诱下，多数革命骨干北上，被授予总统府顾问官一类的虚衔，唯张振武抗命不遵，愤然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耶？”坚决返回武昌。张振武的桀骜不驯既得罪了袁世凯，同时也惹恼了黎元洪。“三武（指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人在武昌本来就构成了对黎元洪掌权的一个巨大威胁，更何况张、黎之间早就有很深的怨隙。张振武一直看不起黎元洪这个被逼出来的都督，他在报纸上公开对黎元洪、袁世凯口诛笔伐，冷嘲热讽，还常常宣传“武装革命”。他在国民公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公开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这实际上就是在号召人们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武装反抗。不仅如此，张振武在主持军务部工作的时候，拥有60人的卫队，每个人配有短枪，出入军政府常常都由这些短枪队护送，弄得黎元洪心惊胆战。军政府成立后，他执意掌控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将校团不放，黎元洪虽然6次提议要进行“改编”，但他始终是拒交军权。这一切都让黎元洪如芒在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精于揣摸的袁世凯早已看出武昌军政府内部的刀光剑影。在张南返武汉后，与黎元洪密谋，为达到双方共同的目的，干脆除掉这个“拦路虎”。
8月上旬，袁世凯再次电邀张振武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假意赠送张振武4000元路费。张不知是计，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进京，走上了不归路。抵京后，毫无警惕的张振武到处会客，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10时，酒阑人散，张振武与自己的亲信冯嗣鸿、时功玖等分乘三辆马车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这之前，方维已于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桩上，身中6枪毙命，年仅36岁。临刑前，愤怒的张振武仰天长啸：“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张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赶紧与他人联络。16日凌晨3时，当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时，被告知张振武已经被行刑，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孙武震惊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
如此残杀革命功臣，举世皆惊。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行宪，意为生杀”。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刘成禺愤言道：“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但是，狡诈的袁世凯有脱身之策。21日下午，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他将杀人之过全部算到黎元洪头上，自己则表现得非常无辜，让众人无言以对。袁世凯此招一举两得，既除掉心腹大患张振武，又搞臭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而自己则摆出无可奈何的架势，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说杀害张、方，袁世凯还能诿过他人，那么，杀害宋教仁则是袁世凯直接下的毒手。
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生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无不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为了向世人证明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卸职后即公开发表演说，表示今后将致力于中国的社会事业、振兴事业。不久，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铁路实业建设中，准备花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黄兴则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他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宋教仁是个例外。
宋教仁，湖南桃源县人。自小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1902年，在武昌就学的他结识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3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７月，他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潜赴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担任《民主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７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甚为警惕，他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入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宋教仁热心于政党政治，他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他计划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有制衡作用的议会型政党，以“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当时其他党派所谓联合，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党——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虽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委托宋教仁代理，因此，实际上是宋教仁一手领导国民党。
宋教仁的这些活动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袁世凯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为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袁世凯也曾设法对宋教仁进行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敬酒”不吃，袁世凯准备拿出“罚酒”。
正在这时，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初选告捷，取得了参众两院总议席870席中的392席，得票率高达45％。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第一次真正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一结果让宋教仁大受鼓舞，踌躇满志的他准备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宋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势必造成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局面。袁世凯动手了。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自上海乘火车赴北京。正当宋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口，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时，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他的腰部并进入腹腔。送行的黄兴、于右任等人赶紧扶住他，一面派人报警，一面紧急送入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里，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但是致命。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无法挽救，与世长辞。这时他只有33岁。
案件发生后，举国哗然，社会各方都希望尽快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他闻讯后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凶手武士英受江苏驻沪巡查长、中华共进会会长应桂馨主使杀人，而应桂馨的后台，竟是袁世凯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在任内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侦查人员获得的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是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国务院相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然而，此时在北京的袁世凯还想做成毫不知情状，他于２１日得知宋被刺消息，大表惊诧和痛惜：“有此事乎？”“痛矣，这是怎么好。”他在急电慰问的同时，还发出“穷究刺宋主名令”，出演了一幕贼喊捉贼的闹剧。但上海毕竟不是袁的实力范围，袁鞭长莫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刺宋案只用三四天就被破获。国人清楚地看到这样一张关系图：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真相大白之后，袁世凯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他知道自己与国民党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下定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彻底撕下伪装，向国民党开刀。
第四讲 启蒙如新蕾茁长
陈独秀和《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创刊伊始，原名为《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起才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主办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出生时取谱名陈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因自幼丧父，幼小的陈独秀的启蒙教育便落在了祖父陈章旭的身上。陈独秀从6岁到8岁，都由祖父教读。其祖父学问甚笃、为人慷慨、个性独特，但性情严苛，粗暴易怒。在祖父严厉的管教下，小庆同没少挨板子，同时祖父的粗暴方式也造就了他叛逆的性格。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宽厚善良，她不像公公那样严厉，总是对幼小的庆同充满希望，每当他淘气犯错时，母亲总是温和地劝勉，母亲的宽厚造就了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以致后来陈独秀回忆时还说到：“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祖父去世后，又有很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长他9岁的兄长孟吉。孟吉为人忠厚，他深知幼弟不喜欢八股文，便对他不作严要求。陈独秀称他为好好先生。
1896年，陈独秀考中了秀才。次年，他离家去南京参加乡试。乡试共分为3场，每场3天，共9天。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几百名应试人员被安排在闷热的考棚里进行为时9天的考试。考试的环境极端恶劣，饱读诗书的儒生们已无心顾及读书人的斯文体面了，陈独秀印象最深的有一幕：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看到如此丑态的“今科必中”先生，陈独秀内心激起的厌恶及失望之情不可抑制。正如后来他描述的：“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有意外有益！”（陈独秀：《江南乡试》，张胜友、蒋和欣主编《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乡试的第二场和第三场，陈独秀都交了白卷。“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他选择了彻底放弃这次中举的机会。不过，这次乡试却使陈独秀获取了比乡试更大的收获。
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几个维新人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谈论最多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康、梁等维新派提倡西学，主张设立新式学堂，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这让本已对科举入仕心生厌恶的陈独秀大开眼界、茅塞顿开，他的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许多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他开始由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派。1903年夏，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到达上海。同年8月，他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接替当时已被清廷查封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更加注重理性的分析，它既继承了《苏报》的革命精神，又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由于清廷不能忍受任何与其政权相悖的“异端邪说”，于是“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再加上报社内部的纷争，经费短缺，《国民日日报》前后发行4个月，终于在12月份被迫停刊。之后，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酝酿着另一种刊物的创办。1904年3月，《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陈独秀既是主办人，又是撰稿人和编辑。这份报纸通俗易懂，白话文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它深受民众的喜欢。虽然表面上是为民众普及知识，其实它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暗中切合。后因该报涉及不利于洋人的内容，被迫停刊。
1904年冬，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安徽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暗杀团体，与已是该团成员的蔡元培相识。1905年安徽公学开学，这种新式学堂既可以培养进步青年力量，又可以为革命活动作掩护。是年夏，为了以暴力推翻清政府，陈独秀联合一些进步人士以安徽公学为基地成立了“岳王会”，取岳飞“精忠报国”之义，这是个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革命团体。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便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壮大，势不可挡，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开始让同盟会的骨干回国发展各地的革命组织，“岳王会”自然也是其整合的目标。后来，岳王会的成员几乎全体加入同盟会，最后只剩下总会长陈独秀一人。他始终不愿意加入同盟会，认为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差甚远。此后，陈独秀埋头深造，以一个书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炮响，让陈独秀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他又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2月，他应安徽都督孙毓筠之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在任秘书期间，他的好友汪孟邹曾找到他要求谋一份差事，陈独秀早已看出当时的时局并不稳定，便劝说好友还是开一个书店为好。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开办了“亚东图书馆”。果然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进一步发展，陈独秀被严令通缉。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的原则和专制统治，7月，陈独秀应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该杂志。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陈独秀在杂志里以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字以图唤起国民的觉醒，《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1915年初，《甲寅》杂志的出版移往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但不久，因为章士钊的一篇《帝制驳议》，杂志被禁止销售，不得不停刊。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让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号）。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到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向好友汪孟邹表达想要办一本杂志的愿望，请汪孟邹帮忙。据汪孟邹后来回忆：“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亚东图书馆财力较弱，但好友汪孟邹却对陈独秀鼎力相助。他找到了群益出版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讨此事，两兄弟欣然答应，并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二百元。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在上海诞生了。
《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原因是上海群益书社收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的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避免冒名之嫌。而当时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对假冒仿制等也有明文规定。于是，出版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它是《新青年》的发刊词，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文中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而要实现这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陈独秀在文章开篇就提出了青年应具有的思想和品质，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贯穿这六条的一条红线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陈独秀对青年寄托的希望，也是他理想中的新时代国民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内容。他的倡导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基础上诞生的，其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是对过去学习西方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补课。陈独秀和《新青年》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由于内容和形式上新颖夺目，《新青年》的销售量一路攀升。一开始每期只需要印一千份，后来一再重印，最多一期能销售一万五六千份，这在当时是惊人的业绩。那时候的报刊每篇文章都不分段落，也不使用标点符号，读起来非常不易。《新青年》开中国编辑业务的风气之先，决定使用分段编排和新式标点的方法，以克服旧式的编排带来的不便。在编辑业务上的创新，方便了读者，受到读者的欢迎。此外，《新青年》原本还计划像外文那样改为横排版，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群益书社的反对，只因横排版会使印刷费用增加。经费上的困难使《新青年》的这一方案未能实行。
1917年之前，《新青年》完全由陈独秀自己主办。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陈独秀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移到了北京，编辑工作在其家中故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进行。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的专家学者来北大任教。在陈独秀来京之前，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同年11月，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鲁迅当时虽没有任教于北大，但与北大教授们关系密切。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7人：陈独秀、周树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7人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的办法公之于众，据六卷一号封里《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以《新青年》为中心，以北大教授为主力的新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新青年》集结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都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满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主张从道德、文学上对社会进行改革。1917年2月，《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提出开展文学革命，以反击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化的文言文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对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阻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三大主张：“推倒阿谀奉承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投诉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些主张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支持和响应。
由于政治理想不同，《新青年》的编辑们在确立编辑方针方面各抒己见。陈独秀把青年的修养放在首位，注重改造青年的思想，以提高“修身治国”之道。而《新青年》的另一位撰稿人胡适，却决心不谈政治。李大钊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把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分析社会发展的动向，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诉诸笔端，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增强了《新青年》的战斗性。
1919年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加上《新青年》编辑部的内部意见分歧很大，《新青年》第6卷第6号拖延4个月才恢复出刊。第7卷第1号起又由陈独秀一人主要撰稿。1920年，陈独秀由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的编辑部又随之迁回上海。从第8卷开始，《新青年》成为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1日出版第9卷第6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随着陈独秀来到广州，改为季刊，根据中共“三大”决定，从6月15日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直到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创刊到休刊，期间有7年时间，这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震撼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极端仇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猛烈地展开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利用《新青年》这个阵地，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整个封建势力的非难，进一步澄清了一些笼罩在中国人民脑海中的疑惑。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都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如恽代英当年就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恽代英：《通信》，《新青年》第6卷第3号。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也正如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中所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时我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他又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诚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恽代英所言，《新青年》的确如同一个时代的启明星，照亮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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