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第一课：中国共产党成立全纪录》

以上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还突出表现在建立“租界”、攫取所谓“领事裁判权”以及控制中国的海关大权上。《南京条约》之后，列强以欺诈手段，逼迫清政府同意在各个通商口岸租用中国土地建立“国中之国”，到1904年，中国16个通商口岸设立了30多处租界。列强在租界内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统治制度，成为列强在中国境内占据的变相殖民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不仅如此，租界还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控制中国经济和财政命脉，以及进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桥头堡。纷至沓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租界干尽了损害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坏事。

“领事裁判权”则由英、美两国始作俑，是指外国在中国的侨民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凡列强的属民在中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时，只受其本国驻中国领事法庭的审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项特权显然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因为根据这项特权，外国入侵者在中国各地的犯罪活动，中国政府都无权过问，这无疑为列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行为、犯罪行为大开绿灯。

控制海关大权是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又一大罪证。海关是国家的经济大门，列强通过掌控这扇大门，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承认了列强享有“协定关税”的特权，从此，逐步丧失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英国全面攫取了中国海关大权，英国人赫德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官任上一待就是48年，并宣称“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目的还是掠夺中国的财富。每一次侵略战争都是对中国的一次疯狂抢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在厦门掠夺官库2万元；在舟山变卖财物3.5万元；在镇海变卖财物6.5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7万元。最为野蛮的抢劫还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浩劫。此外，列强还处心积虑、明抢暗夺无价之宝——中国各地的历史文物，如甘肃的敦煌、山西的云岗、河南的龙门、山东的千佛山等等，都没有幸免于他们的“黑手”。不仅如此，每次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都以其“坚船利炮”相威胁，向中国勒索大量的赔款。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两国赔偿白银800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后又追加3000万两。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各国赔偿4.5亿两，加上利息以及其他地方赔款，总计竟达10亿两。（参见武斌《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除直接的抢劫外，帝国主义还用各种经济手段掠夺中国财富。层出不穷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国门洞开，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让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地以及资本输出地。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64－265页。）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资本输出，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近千家。这些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掠夺廉价的原料，而产品又直接销售于中国市场。他们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少则20％，多则达30％－40％。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还包括在中国设立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发放高利贷款等等。

在瓜分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主权和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侵略。跟随列强的军舰而来的，是大批的传教士，他们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文化渗透，希图以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文化，正如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所言：“上帝的光荣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西方列强还在中国开办学校、医院、报社等，其目的均不外于：“在精神上和商业上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做些什么？

鸦片战争的炮火炸毁了貌似庞大的“天朝圣国”的表象，将这个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封建王朝的衰败和虚弱暴露无遗。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战屡败，其中最本质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落后。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因政治腐败、科技落后而武器陈旧、指挥无方，因武器陈旧、指挥无方而溃不成军、一败涂地。长期闭关锁国、与世隔绝的古老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治、中世纪的社会与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迅速走向近代化的西方列强较量，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只有奋起直追，尽快实现自身的近代化才能真正抵抗那些已经近代化的侵略者。当时，中国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以及开明的官僚士绅已经陆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清王朝愚昧腐败的主要统治者却积重难返、冥顽不化。大敌当前，他们不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变法图强，积极御侮，而是将国家看成一家之私，贪恋权位、贪图享受，希图苟延残喘，继续维持其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为此，面对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割地赔款的逼迫，清统治者亦步亦趋，完全俯首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发展到后来，为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稳固其反动统治，统治者甚至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完全堕落为“洋人的朝廷”，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站到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