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共和之光稍纵即逝
袁世凯的渔翁之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几乎成了反动政治的代名词。他是北洋军阀的鼻祖，一个对大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命运都有重大影响的军阀集团首领。
袁世凯于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的官僚大地主家庭。袁氏家族人丁旺盛，子孙显贵，是当地有名的豪门大族。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在家乡联合当地富豪之家，择险筑寨，操办团练，以“袁寨”名闻乡里。受家族尚武传统的影响，袁世凯从小喜好拳棒，骄矜大胆，而且臂力过人。优越自由的生活不但养成了他为所欲为、豪放不羁的脾性，而且，因生于官宦之家，受官场逢迎捧奉的潜移默化，他尤以诡诈权变、纵横捭阖见长。1881年，22岁的袁世凯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军旅生涯。仰仗其父辈的影响，袁很快被委予营务处帮办一职，迈出其仕途上的第一步。但是，袁世凯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并带来日后的发迹，却是得益于朝鲜平叛。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袁世凯跟随吴长庆赴朝，无论在解决朝鲜大院君的行动中，还是在围剿起义军的战场上，袁世凯都大显身手，显得精明强干，这使袁世凯大出风头、声名鹊起。同年10月，清政府给与袁世凯“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的奖赏。1884年4月，中法战争爆发，深感国无良将的李鸿章“慧眼识英雄”，奏荐袁世凯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要员。1885年，李鸿章又上折称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遇事冀可挽回匡正。”袁因此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后来，李鸿章又称赞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杨树标、王国永：《袁世凯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可见李鸿章当时对袁的赏识。袁世凯攀上了李鸿章这条高枝，从此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1895年，从朝鲜回国不久的袁世凯被清政府委派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这支总数不过7000人的新编陆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可与之匹敌。袁世凯深知军权的“硬实力”，他牢牢控制小站新军，将其视作自己的“命根子”。这便是日后北洋军的起源。后来，新编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所有军事骨干都出自小站，从而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北洋军阀集团。
1898年，在维新变法炙手可热之际，袁世凯曾一度混迹于维新派之中，被维新派引为“同志并寄予厚望”。然而，“帝党”和“后党”两派斗争日趋白热化，善于观察风向的袁世凯权衡利弊，在借维新派捞足自己的政治资本后，竟一脚踢开维新派，出卖维新运动的绝密计划，投入西太后的阵营，维新志士因此血流成河。中国近代史记下了这惨痛的一页，同时，也将袁世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出卖维新志士有功，袁世凯一时成了西太后的红人，一步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层。此后，以钻营见长的袁世凯利用这个首席总督的地位，进一步攫取更大更多的权力，诸如参政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的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邮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官衔联袂而至，茂典殊荣，靡不崇备。（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
然而，事物往往存在正反两面。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政坛上一路凯歌，看似轰轰烈烈，不可一世，其实，树大招风，危机四伏。袁的“擢太骤任太隆”，引发了他与清廷亲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西太后归天之后。1908年11月，载沣之子溥仪承继大统，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摄政使袁世凯顿时“不安于位”，因为载沣对袁世凯势力的膨胀早已愤激至极，如今自己儿子当了皇帝，为加强王权，恨不得马上拔了这颗“眼中钉”，铲尽袁的势力，稳保儿子稳坐江山而无人敢问鼎。按摄政王载沣的本意，自然是杀袁而后快，但迫于多方的牵扯，终未敢下手。就在新皇帝上台后两个月，载沣借故免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
被赶出朝廷的袁世凯以养病的名义回到河南彰德，但政坛上多年的历练早已使袁世凯处变不惊。表面上，他在乡间过着悠闲的退隐生活；暗地里，时时窥测时机，准备卷土重来。就在这时，革命发生了，袁世凯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武昌首义的枪声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言，不亚于催命的丧钟。清廷惊恐失措，如临大敌，连忙派出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荫昌带领的军队正是当年袁世凯的班底——驻扎在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它现在已经是清廷唯一的指靠。不用说，袁在官兵中的潜势力是很大的。荫昌以北洋六镇中的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自己兼任第一军统帅，冯国璋任第二军统帅。冯国璋何许人也？正是当年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对袁唯命是从，在袁“隐居”期间，一直与之暗通声气。荫昌带领这样一支军队，结果可想而知。军中上下将士不听荫昌指挥，冯国璋根据袁世凯的暗中指使，更是有意放慢军事行动，对荫昌阳奉阴违。两军接连交战五次，官军均告失败。于是，湖北军政府大获全胜的捷报迅速传遍全国，陕西、江西等其余各省纷纷起来响应。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戈，警报不断传到清廷，大清王朝一幅末日来临的景象。摄政王载沣惊愕万状，忙召集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徐世昌及各位大臣前来商议。一班大臣来齐以后，你看我，我瞧你，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这时，已被袁世凯悄悄买通的庆亲王便乘机推荐了袁世凯，说他一定可以平乱。提到袁世凯，摄政王老大不情愿，对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对手，摄政王当然不想起用。袁的老朋友徐世昌见状，进一步威胁摄政王，若不用袁世凯，大清帝国从此完了。摄政王又惧又急，无奈中，只得下令将袁世凯补授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没想到过了两三天，袁世凯却回电不肯出山。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早已胜券在握，他料定这个局面非他出来收拾不可，但他有意要让与他作对的摄政王等清朝权贵多受几日煎熬，逼迫他们交出更多的权力来。穷途末路的摄政王只得屈尊派出徐世昌于10月20日亲自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稳坐钓鱼台，一口气开出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一望便知，这六项条件分明是索取清廷的政治与军事全权。事已至此，已经容不得清廷与袁世凯讨价还价了，走投无路的摄政王被迫接受袁的全部条件。10月27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湖北援救的海陆各军都归他指挥，又命令冯国璋统率第一军，段祺瑞统率第二军，这两人也都归袁世凯调遣。袁世凯得了便宜，仍不想就此罢休，他要借此做足文章。他借口足疾未愈，继续留在彰德乡下不出来，只是遥遥指挥冯国璋的第一军进攻汉口。冯国璋得到袁世凯的指令，自然不遗余力猛攻汉口火车站，武汉革命军失利。11月1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革命军不得不退到汉阳。清军倚仗着这一胜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乘胜追击，将武昌的革命军赶尽杀绝。不料袁世凯却下达命令，停止作战，并说是此后未经下令，不准外出。各军将领莫名其妙，不知袁世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也只好执行命令。原来，袁世凯早有成竹在胸。他下令进攻汉口，并不是真正想与革命军真刀真枪地拼命，他只是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既让清廷看到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又让武汉军政府看看他的军事力量，让对方不敢小看他。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计划在清廷与革命军政府之间坐收渔翁之利。“他凭着几十年官场斗争的经验和对清廷亲贵集团的认识也深知，要不是爆发了这场辛亥革命，他根本无缘东山再起，也许只能老死村野；而如果镇压了这场革命，他可能也难逃鸟尽弓弃的最终结局。”（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他袁世凯正好趁这个天赐良机，一方面凭借北方清朝统治的力量来胁迫南方革命党人；一方面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力量来要挟清政府，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正好让自己赚个满钵。
经过此番处心积虑的部署，袁世凯才于10月31日从彰德乡下到信阳督师，旋即又到汉口亮相。此时，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回京受命总理大臣一职，他要先对在武汉的革命阵营打探一下虚实。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用兵，一面派自己的亲信与军政府的黎元洪取得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按照他的吩咐，代表他致信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接受君主立宪。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清王朝，而当时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一呼而百应，气势如日中天。袁的这一要求自然无法得到革命派方面的同意，但是，袁世凯本人的实力，尤其是他手中指挥的北洋军，却极大地诱惑了革命阵营中的主要领导者。11月11日，黎元洪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劝说他相信投向革命比继续支持清王朝对他本人更有利。此后，黎元洪又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信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表示，只要他参加起义，同革命党人一起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9－800页。）袁世凯虽然摸清了革命的政治脉搏，但他觉得时机未到。当时，他夸口要“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因此，即便有这样的机会，他也不会去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指小皇帝和皇太后）。其实，袁世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知道现在从他们手中夺取江山还为时过早。清廷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余威仍在，他袁世凯此时断然把皇帝搞掉，必然激起朝廷中的反抗力量与他为敌。这种矛盾冲突势必削弱他同南方抗衡的力量，进一步影响到他将来是否能坐稳大总统的宝座，不如拖延些时日先彻底架空朝廷，让其无任何阻挡自己计划的能力；同时，利用当前革命的形势造成清帝不得不自动退位的局面，自己不但脱了干系，而且还可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与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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