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袁世凯踌躇满志地回到北京就任总理大臣一职。与两年前被驱逐出京截然不同，此时的袁世凯已被清朝权贵们看成是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袁世凯相当清楚自己的有利地位，他开始利用南方的革命形势，一步步将清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以他为首的内阁，风卷残云般把留在清朝王族手中的全部政权、军权剥夺殆尽。曾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摄政王，已经自请退位，其他王室权贵也已噤若寒蝉，纷纷解职离去，朝廷上下来了一次大换血。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替换摄政王弟弟载涛做了军谘府大臣，亲信冯国璋摇身一变，成了禁卫军的统帅。满朝文武不仅眼睁睁看着袁世凯独揽大权，还哀求他能摒弃宿怨，“竭诚赞助，力顾大局”，满心指望他成为久旱甘霖，浇灭南方的革命烈焰，挽救清朝崩塌的命运，然而，袁世凯却不紧不慢地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为了给自己争取周旋的时间，袁世凯打出“停战议和”的大旗，竭力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他在取得内阁总理大权后，仅仅为清廷取消了山东一省的独立，那也是因为“山东独立”后，巡抚孙宝琦权欲熏心，野心膨胀，自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直接威胁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安徽巡抚朱家宝誓死效忠清王朝，原准备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袁世凯却致电让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成见。后来，在袁的默许和暗示下，朱家宝与省咨议局谈和，宣布安徽独立。远在西安的蒙古族总督升允在南北对峙期间，准备出兵勤王，袁先是致电“夸赞”他一番，同时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命令其驻兵潼关不得前进。（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袁的这些伎俩自然瞒不过明眼人，当时心存保皇的康有为也看出袁的私心，“其意专欲籍革力以胁满洲”。清朝亲贵更是抱怨袁在葬送大清江山，但此时他们已经大权旁落，奈袁不得。
在架空清廷全部权力的同时，12月28日，袁世凯派出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派谈判。唐绍仪早年曾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历任外务部、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以及邮传部尚书，深得袁世凯的信任。革命派方面的谈判代表是伍廷芳，也是英国归来的洋学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曾做过清朝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以及外务部和刑部的侍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直到1910年才回国。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并投入革命派阵营。唐伍之间的谈判主题是和与战问题，袁世凯公开宣称的是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但实际上，他的谈判代表明了袁的意图，所以，在谈判桌上，唐绍仪默认共和立宪，他甚至更为明确地表示，关键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袁氏易于和平转移”。（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9页。）可见，袁世凯想抛开清廷自己取而代之，在这时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孙中山回国之前，袁世凯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因为武昌首义之后，纷纷宣布独立的各省都督之间你争我夺的，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袁满心指望凭借北洋军的实力以及驾驭清廷的优势，让革命派乖乖交出大总统一职。然而，孙中山的归来却打乱了袁的阵脚。孙以其公认的革命声誉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虽有“临时”两字，但对袁世凯来说，依然是个挑战。袁马上做出一系列的反击。首先，他打断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的谈判，宣布不承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在1912年的1月1日，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让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之职。接着，在1月3日，袁发动其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48个将领联名电告伍廷芳，声称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其实，就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对南京政府亮出警告牌。1月5日，袁世凯又做出撤兵汉阳、汉口的命令，讨好和拉拢驻守武昌的黎元洪，企图分化革命阵营，孤立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更为甚者，袁世凯还指使在徐州的张勋率部南下，直接用武力威胁南京。袁世凯的这些行动只是为了给革命派一方施加压力，他另外一手又举起“胡萝卜”。南京政府成立后，因府库空虚，财政窘迫，孙中山等人一筹莫展，袁世凯却来一个雪中送炭，暗中资助临时政府一大笔钱，竟让黄兴有财力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民军。袁氏这种软硬兼施的做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最高权力，成就自己的大业。
软硬两手同时出击，让袁世凯得到了南京政府的保证：只要他让清皇帝下台，就一定推举他为大总统，他这才像吃了定心丸，又回过头来对付清朝亲贵。1月16日，他终于向清廷摊牌：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作战镇压革命军，“帝位去留”只能由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决定。这就是宣布他袁世凯从此撒手不管了。也就从1月16日起，袁世凯托称生病，不再上朝。与此同时，他暗中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的上台张罗。他派出得力亲信段祺瑞和南京政府谈判，段祺瑞等人当时拟定三种办法，以促使清室退位为筹码为袁世凯换取大总统宝座：一是运动亲贵，由内廷降旨，自行宣布共和；二是由各军联名要求宣布共和；三是用武力胁迫，要求宣布共和。（李德福：《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第一种办法马上引起以良弼和载泽为首的一部分清朝亲贵的反抗。良弼当时是禁卫军的协统，在军官和士兵多为满人的禁卫军中有相当的影响。袁世凯将这一消息通报革命党。1月26日，在京津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筹划了一次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革命青年彭家珍埋伏在良弼上朝回家的必经之路，用炸弹炸死了他，彭自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良弼的结局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那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清朝王公贵族从此无人敢出面坚持帝制。同一天，以段祺瑞为首的46名北洋将领电告清廷，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举动其实已经是逼宫了。清廷大受震动，更加惶恐不安。隆裕太后不得不央求袁世凯出面做主：“诸事听卿裁处，但求能保全余及皇帝之尊荣，别无他求。”然而，袁世凯此时对清廷已经失去耐心，哪管先前夸下的不欺负孤儿寡妇的海口。他甚至愤恨皇太后等人的啰唆，不识抬举，恨不得自己能立马“黄袍加身”。在他的授意下，他的亲信们对清廷公然发起一次又一次催逼。2月4日，冯国璋领衔60人通电，声称北方军界主张共和政体，再次以武力向清廷施压；紧接着2月5日，段祺瑞又一次代表北洋第一军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威胁那些已如惊弓之鸟的王公贵族们，倘若不赶紧自动下台，我段祺瑞等就要“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到那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言下之意，皇上再迟疑拖延不退，就要兵戎相见，不客气了。隆裕太后接到这封电报，知道大势已定，便彻底死了心，悲悲戚戚地于2月12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60余年之久的清王朝垮台。
从武昌首义到皇帝退位，才短短4个月时间，对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而言，这一场革命确实过于轻巧了。但是，人们可以发现，仅凭革命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成果的，这其中，袁世凯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几乎操纵着整个局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这么说，没有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清王朝不会崩塌；但没有袁世凯此人在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辛亥革命不可能有这样以雷霆一击而成就大业的戏剧性效果。
在分析袁世凯个人的作用时，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虽然武昌首义建立的新政权，早在1911年的10月12日，即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就以“中华国民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生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但是，革命的迅速发展，依然引起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疑虑。他们担心失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无法控制的革命烈火会烧到他们在中国的“自家庭院”。他们急忙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袁世凯的出场马上受到列强的欢迎。列强看好袁世凯，是因为他们看到袁世凯是夹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中间人物。袁能够凭借他在清廷的地位和实力，减弱革命的冲击力；同时，他又能被革命派所接受，有能力收拾清王朝的残局。所以，只有扶植袁世凯，才能确保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不会因清廷的覆灭而丧失，甚至可能会在这个新的代理人身上继续获得好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给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清晰地表明了帝国主义列强选择支持袁世凯的考虑：“以彼（指袁世凯）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大总理后，列强对袁世凯的信心大增。英国外交大臣当时致电朱尔典，表示：“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页。可见，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关心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否，他们只关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他们眼中的“美满情形”自然是让他们能够在治安保全的中国继续进行殖民统治。袁世凯能够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美满情形”，所以，“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表示欣慰。”（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5页。）
为扶植袁世凯，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各国军舰麇集长江，向革命军示威，准备随时进行武装干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10里内作战。一面竭力阻止革命战争的延续，促成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上海的议和会议就是由英国人朱尔典牵线进行的。此外，袁世凯还得到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的巨额贷款，这恰恰是革命派求而不得的。这些实例清楚地表明，列强不要孙中山而要袁世凯，帝国主义想使中国走的路和革命派的愿望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支持是袁世凯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9页。）然而，这样一场革命的成果最后被袁世凯一人所囊括，袁世凯个人的阴险狡诈与足智多谋是一个原因；当时中外各种势力风云际会，合力推捧而使竖子成名，又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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