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上旬，袁世凯再次电邀张振武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假意赠送张振武4000元路费。张不知是计，带领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余人进京，走上了不归路。抵京后，毫无警惕的张振武到处会客，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10时，酒阑人散，张振武与自己的亲信冯嗣鸿、时功玖等分乘三辆马车回旅社，途经正阳门时，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这之前，方维已于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16日凌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桩上，身中6枪毙命，年仅36岁。临刑前，愤怒的张振武仰天长啸：“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张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赶紧与他人联络。16日凌晨3时，当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时，被告知张振武已经被行刑，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孙武震惊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
如此残杀革命功臣，举世皆惊。8月18日，张伯烈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袁、黎“口衔行宪，意为生杀”。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刘成禺愤言道：“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但是，狡诈的袁世凯有脱身之策。21日下午，他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等到总统府面谈。袁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他将杀人之过全部算到黎元洪头上，自己则表现得非常无辜，让众人无言以对。袁世凯此招一举两得，既除掉心腹大患张振武，又搞臭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而自己则摆出无可奈何的架势，结果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说杀害张、方，袁世凯还能诿过他人，那么，杀害宋教仁则是袁世凯直接下的毒手。
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生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无不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为了向世人证明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卸职后即公开发表演说，表示今后将致力于中国的社会事业、振兴事业。不久，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铁路实业建设中，准备花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黄兴则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他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了。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宋教仁是个例外。
宋教仁，湖南桃源县人。自小淡薄科举功名，关心天下大事。1902年，在武昌就学的他结识黄兴，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1903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选黄兴为会长，宋为副会长。宋教仁在华兴会的活动初步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７月，他在武昌发起创建“科学补习所”，以此为掩护，在新军和学校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潜赴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春，长江中下游流域革命力量骤增，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担任《民主报》主笔，他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７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对军政首脑大权旁落甚为警惕，他试图策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未成功，又转而从地方政权建设入手，起草《鄂州约法》，经审定，随即由军政府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精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他很快就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仍然主张内阁制，并被孙中山所接受。以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就是以宋教仁的《鄂州约法》和该宪法草案为蓝本的。
宋教仁热心于政党政治，他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他计划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有制衡作用的议会型政党，以“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当时其他党派所谓联合，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党——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虽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委托宋教仁代理，因此，实际上是宋教仁一手领导国民党。
宋教仁的这些活动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袁世凯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为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袁世凯也曾设法对宋教仁进行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敬酒”不吃，袁世凯准备拿出“罚酒”。
正在这时，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初选告捷，取得了参众两院总议席870席中的392席，得票率高达45％。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第一次真正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一结果让宋教仁大受鼓舞，踌躇满志的他准备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宋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势必造成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局面。袁世凯动手了。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宋教仁自上海乘火车赴北京。正当宋走至车站入口的检票口，伸手去取收票员检过的车票时，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他的腰部并进入腹腔。送行的黄兴、于右任等人赶紧扶住他，一面派人报警，一面紧急送入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里，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但是致命。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无法挽救，与世长辞。这时他只有33岁。
案件发生后，举国哗然，社会各方都希望尽快侦破宋教仁被刺一案。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他闻讯后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路局声誉，也主动拿出5000元赏金缉凶……随着侦破工作的有力开展，原本扑朔迷离的案情真相，如剥笋般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凶手武士英受江苏驻沪巡查长、中华共进会会长应桂馨主使杀人，而应桂馨的后台，竟是袁世凯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在任内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侦查人员获得的大量极其重要的信件与电报是无可更移的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宋案确与国务院相连，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与无法洗清的嫌疑。然而，此时在北京的袁世凯还想做成毫不知情状，他于２１日得知宋被刺消息，大表惊诧和痛惜：“有此事乎？”“痛矣，这是怎么好。”他在急电慰问的同时，还发出“穷究刺宋主名令”，出演了一幕贼喊捉贼的闹剧。但上海毕竟不是袁的实力范围，袁鞭长莫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件刺宋案只用三四天就被破获。国人清楚地看到这样一张关系图：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真相大白之后，袁世凯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他知道自己与国民党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了，于是下定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彻底撕下伪装，向国民党开刀。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