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分析，清王朝统治者的堕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外战争刚一开始，封建落后的清统治者因愚昧无知，一度狂妄自大，在这种虚骄的支撑下，曾大张旗鼓地调兵遣将部署军队，准备迎战。然而，战场上的几次遭逢，就把统治者打得惊慌失措，一蹶不振，彻底暴露出这个表面威严显赫、内里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的真面目。当统治者明白西方列强并不想推翻大清政权，只是要通商贸易和掠夺财富，便开始屈膝投降，甚至希图依靠侵略者的力量，镇压国内民众的反抗，稳固反动统治。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勾结，“借师助剿”，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在取得镇南关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竟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出卖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仍然是消极对外备战，积极打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结果是甲午惨败，直接导致被清政府视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几乎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经营了30年之久，曾被国人指望可以“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也随之烟消云散、彻底破产。
但是，从总体上说，直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清政府虽然已经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并同他们一步步加紧勾结，但毕竟不甘心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即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还是勉强拾掇人马作短暂的抵抗。只是这种状况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就不复存在了。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仓皇逃亡西安，任凭侵略者在北京烧杀抢劫，把一个繁华京都变成人间地狱。然而，当这群帝国主义强盗在次年2月提出议和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将之视为转机，迫不及待地发出上谕回应。在这道上谕中竟然宣布中国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5页）。1901年9月7日，英、法、日、俄、德、美等11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次穷凶极恶的敲诈和勒索。对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并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字里行间已经清楚地表明，清朝统治者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了。《辛丑条约》是清政府对民族权益的一次空前大出卖，列强勒索到巨额赔款与各种权益，把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曾刻意坚守的“自尊”，彻底断了脊梁骨，全面执行对外投降政策：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战战兢兢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列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6－17页。）
在外来强敌面前束手无策的清政府，却有能力用高压手段加紧对国内人民的经济压榨。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以及历年战争的消耗都变成了苛捐杂税转嫁到人民头上。马克思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后就曾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64－265页。）从1842年以后的60年间，清政府对列强的主要赔款额，折合195300万银元，相当于1901年中国国库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2300多万两白银，仅此一项，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库收入的3倍。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对中国民众的经济压迫越来越严重，例如山西省从1896年起开征烟酒税，到1900年，此两项税负高达20余万两；四川巴县“常捐输”岁银仅为1.5万至1.7万两，但新增加的“新捐输”却达每年1.9万至3.3万两；山东巨野县的赋税，到1900年增加了两倍。（参见武斌《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辛丑条约》再次向清政府索要赔款，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两千余万两，把清政府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推到崩溃的边缘。为喂饱列强越发增大的胃口，清政府在国内进行涸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以下一组数据清楚地反映了当年清政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到1903年，岁入达1亿零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已达2亿3480余万两，直至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竟为2亿9696万两，岁出达3亿3865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增至四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中饱私囊，造成民不聊生，民怨鼎沸。（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清末的政治腐败和民众对政府的控诉，可以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的行文中窥见一斑：“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粟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中，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对外出卖主权，对内压榨百姓，这样的统治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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