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启蒙如新蕾茁长
陈独秀和《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创刊伊始，原名为《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起才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主办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出生时取谱名陈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因自幼丧父，幼小的陈独秀的启蒙教育便落在了祖父陈章旭的身上。陈独秀从6岁到8岁，都由祖父教读。其祖父学问甚笃、为人慷慨、个性独特，但性情严苛，粗暴易怒。在祖父严厉的管教下，小庆同没少挨板子，同时祖父的粗暴方式也造就了他叛逆的性格。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宽厚善良，她不像公公那样严厉，总是对幼小的庆同充满希望，每当他淘气犯错时，母亲总是温和地劝勉，母亲的宽厚造就了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以致后来陈独秀回忆时还说到：“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之命令。”（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祖父去世后，又有很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长他9岁的兄长孟吉。孟吉为人忠厚，他深知幼弟不喜欢八股文，便对他不作严要求。陈独秀称他为好好先生。
1896年，陈独秀考中了秀才。次年，他离家去南京参加乡试。乡试共分为3场，每场3天，共9天。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几百名应试人员被安排在闷热的考棚里进行为时9天的考试。考试的环境极端恶劣，饱读诗书的儒生们已无心顾及读书人的斯文体面了，陈独秀印象最深的有一幕：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看到如此丑态的“今科必中”先生，陈独秀内心激起的厌恶及失望之情不可抑制。正如后来他描述的：“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有意外有益！”（陈独秀：《江南乡试》，张胜友、蒋和欣主编《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吾国吾民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9页。）乡试的第二场和第三场，陈独秀都交了白卷。“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他选择了彻底放弃这次中举的机会。不过，这次乡试却使陈独秀获取了比乡试更大的收获。
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几个维新人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谈论最多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康、梁等维新派提倡西学，主张设立新式学堂，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这让本已对科举入仕心生厌恶的陈独秀大开眼界、茅塞顿开，他的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变。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许多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他开始由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派。1903年夏，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到达上海。同年8月，他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接替当时已被清廷查封的《苏报》。《国民日日报》更加注重理性的分析，它既继承了《苏报》的革命精神，又使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由于清廷不能忍受任何与其政权相悖的“异端邪说”，于是“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再加上报社内部的纷争，经费短缺，《国民日日报》前后发行4个月，终于在12月份被迫停刊。之后，陈独秀从上海回到安庆，酝酿着另一种刊物的创办。1904年3月，《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陈独秀既是主办人，又是撰稿人和编辑。这份报纸通俗易懂，白话文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它深受民众的喜欢。虽然表面上是为民众普及知识，其实它与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暗中切合。后因该报涉及不利于洋人的内容，被迫停刊。
1904年冬，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安徽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暗杀团体，与已是该团成员的蔡元培相识。1905年安徽公学开学，这种新式学堂既可以培养进步青年力量，又可以为革命活动作掩护。是年夏，为了以暴力推翻清政府，陈独秀联合一些进步人士以安徽公学为基地成立了“岳王会”，取岳飞“精忠报国”之义，这是个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革命团体。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后便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壮大，势不可挡，为了适应不断壮大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开始让同盟会的骨干回国发展各地的革命组织，“岳王会”自然也是其整合的目标。后来，岳王会的成员几乎全体加入同盟会，最后只剩下总会长陈独秀一人。他始终不愿意加入同盟会，认为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相差甚远。此后，陈独秀埋头深造，以一个书生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炮响，让陈独秀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他又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2月，他应安徽都督孙毓筠之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在任秘书期间，他的好友汪孟邹曾找到他要求谋一份差事，陈独秀早已看出当时的时局并不稳定，便劝说好友还是开一个书店为好。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开办了“亚东图书馆”。果然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势力进一步发展，陈独秀被严令通缉。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的原则和专制统治，7月，陈独秀应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该杂志。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陈独秀在杂志里以其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字以图唤起国民的觉醒，《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1915年初，《甲寅》杂志的出版移往上海，由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但不久，因为章士钊的一篇《帝制驳议》，杂志被禁止销售，不得不停刊。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让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号）。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到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向好友汪孟邹表达想要办一本杂志的愿望，请汪孟邹帮忙。据汪孟邹后来回忆：“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亚东图书馆财力较弱，但好友汪孟邹却对陈独秀鼎力相助。他找到了群益出版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讨此事，两兄弟欣然答应，并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二百元。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在上海诞生了。
《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原因是上海群益书社收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的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避免冒名之嫌。而当时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对假冒仿制等也有明文规定。于是，出版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它是《新青年》的发刊词，同时也是《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文中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而要实现这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陈独秀在文章开篇就提出了青年应具有的思想和品质，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贯穿这六条的一条红线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陈独秀对青年寄托的希望，也是他理想中的新时代国民应具备的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内容。他的倡导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基础上诞生的，其对民主和科学的宣传是对过去学习西方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补课。陈独秀和《新青年》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由于内容和形式上新颖夺目，《新青年》的销售量一路攀升。一开始每期只需要印一千份，后来一再重印，最多一期能销售一万五六千份，这在当时是惊人的业绩。那时候的报刊每篇文章都不分段落，也不使用标点符号，读起来非常不易。《新青年》开中国编辑业务的风气之先，决定使用分段编排和新式标点的方法，以克服旧式的编排带来的不便。在编辑业务上的创新，方便了读者，受到读者的欢迎。此外，《新青年》原本还计划像外文那样改为横排版，但这个想法遭到了群益书社的反对，只因横排版会使印刷费用增加。经费上的困难使《新青年》的这一方案未能实行。
1917年之前，《新青年》完全由陈独秀自己主办。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长。陈独秀从上海来到了北京，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移到了北京，编辑工作在其家中故宫东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进行。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不同学派、不同主张同时并存，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他依此原则聘请了各种不同的专家学者来北大任教。在陈独秀来京之前，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同年11月，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鲁迅当时虽没有任教于北大，但与北大教授们关系密切。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7人：陈独秀、周树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7人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的办法公之于众，据六卷一号封里《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以《新青年》为中心，以北大教授为主力的新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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