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

书，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老师。

《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盛世危言》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著作，都曾在他的头脑里“演义”过造反救国、精忠救国、谋略救国、商战救国、变法救国……历史走进20世纪，梁启超已不是戊戌变法时的梁启超，他的《新民说》阐述救中国的伟大力量在于唤起民众，造就新民，此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渐渐如火炬般点燃他思想的激情。但毛泽东仍在探索，他在给斯诺讲自己的历程时也曾这样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怎么看毛泽东这段话？

紧接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毛泽东说的“这个时候”，是1915年前后。他说自己的头脑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我想指出，这“大杂烩”对于成长中的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这是他敞开头脑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时期。毛泽东还告诉斯诺，他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曾经自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如此有半年时间。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这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毛泽东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这就是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不是哪一本书，哪一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毛泽东用半年时间如此广读博览，得到的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他善于思索。博读可以得到他人的知识，唯善于思索，得到的是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更宝贵的在于他不只是为自己思索，是为中国人民的命运而思索，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而思索。如果说这种思索中仍有不能忽视的个人意义，就在于他始终想着，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能为中国人民作出贡献。

由少年而迈入青年的毛泽东，就处在这样一个为中国人民的命运去博读世界，寻找中国道路的时期。他已经有了很多收获，但也有诸种认知尚不稳定。

191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已经有所了解并予以积极宣传的时候，他对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仍很赞赏，要再过一年，才会感到“无政府主义”不适合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解放事业，从而放弃。至于毛泽东曾说的“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到胡适十分明确地写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等一系列文章时，毛泽东就知道其有害了。

毛泽东也需要不断地同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作斗争。对这“是与不是”的判断，用以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衡量标准，简言之就是“人民观”。

在他投身书海，遨游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日月，他琢磨过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们的作为，也拜访过亚当·斯密、达尔文、孟德斯鸠们的头脑，但他始终不曾忘记脚下的土地。

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的半年时间里，“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经过了披沙拣金般的阅读和思索后，有一个“中国学说”在他头脑里日益清晰起来——梁启超的“新民说”回到了他的心中。这时，他看到了：拯救中国的力量确实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身上。但是，人民像一盘散沙般，如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就存在着改变穷苦的力量，这便是有志青年的任务。去唤醒民众，去造就新民。这样的决心，终于在他读师范学校的岁月里日益坚定起来。这是毛泽东在1918年最重要的收获，标志就是他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唤醒人民，成为他这个时期最活跃的精神动向，这在他1919年夏天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表现得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