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

《盛世危言》出版于中日甲午海战前夕，作者是郑观应。全书充满了“富强救国”的呼唤，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教育等多方面革新提出了系统的主张，最振聋发聩的思想就题写在封面上：首为商战鼓与呼。

郑观应把外国列强的侵略手段划分为“兵战”和“商战”，“兵战”为军事侵略，“商战”为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隐蔽，因而具有更大的威胁和侵害。他在书中说，西方强国“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

郑观应还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我们根本没有懂“商战”的人才。因此提出，中国反侵略应该把反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军事入侵更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此说至今值得我们重视。

郑观应接着说要变革中国教育，指出现在的中国学子，“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至此，我大约理解了，毛泽东当时反观自己所学的四书五经，正如郑观应说的，所学不足以抵抗西方列强之入侵，而郑观应说的应广开学校，传授西洋铁路、轮船、电报、电话之类的技术，毛泽东特别有感触，所以印象深刻。

但《盛世危言》所强调的“商战”，毛泽东不会没有印象。我相信他还可能由此对父亲（从单纯务农转向兼营商务并迅速改变家庭贫穷）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总之，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但是，这时的毛泽东正受着父亲的“统治”。儿子已经是家里的劳动力，而且会记账，这太好了。在父亲看来，长子毛泽东已是很有用的帮手了。

1910年，毛顺生的理想还有了一些扩张，他似乎觉得让儿子当务农的劳动力有点儿浪费，应该让他有更大的作为，于是打算让16岁的毛泽东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去当学徒，目的是有利于日后把韶山和湘潭米店之间的生意做得更大。

毛泽东起初没有反对，他想只要能走出去，在县城里也许就能找到更好的学习机会。就在这时，他从表兄那里听说，湘乡县的东山有一所新学堂，表兄已经在那里上学。毛泽东就有了想去新学堂上学的愿望，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愿望告诉了父亲。

父亲不同意。

父子不同的愿望，不同的人生追求，发生了严重冲突。

作为父亲，从一个普通的农民起家，他已经开始运用市场经营的方式使传统的农家劳作出现了新气象，他确实非常需要儿子来共同经营这份家业。

作为儿子，父亲培养他读了六年私塾，这无疑是那年代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很有决心培养儿子的举措，然而四书五经里的主体精神，从问世之日起就是教导士子关怀天下的，仅仅一部《尚书》里就有不小的世界，何况毛泽东还看了《盛世危言》……现在要让他把所学都用来为自家经营和记账，毛泽东做不到了。

双方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对待这件事。

双方的痛苦都是真实而深刻的。

所不同是，毛顺生的理想中包含着对儿子的设计和要求，少年毛泽东则在为自己的人生争取前途。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毛泽东说，“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朋友们”，其实主要是舅舅家有文化的亲戚们，更主要的支持者还是十分体谅儿子心情的母亲文七妹，她不动声色地请娘家人来走亲戚，帮助说说。这也是毛泽东在《祭母文》中称母亲“头脑精密”、“事无遗算”的原因。

就这样，毛泽东要出发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清晨，母亲早早就起来给儿子做饭。

这个早餐，漫长而又短暂。

终于要走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个装有衣衫被单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一个书筐。这年，大弟弟毛泽民13岁，小弟毛泽覃只有5岁。父亲和母亲，两个弟弟，送他走过门前的池塘。母亲的眼里有慈祥的感伤，似乎预感到儿子这一去，就要远走高飞了。毛泽东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爱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