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

 

【基本信息】

作者：王宏甲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内容简介】

《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是一部风格独具的文史著作。作者以国史、党史、军史三线交织结撰全书，将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政治融为一体。

上起《尚书》，下至当今。这是一次在岁月之河中不寻常的跋涉。哪怕是从远古的坍塌中发见一个碎片，作者也以敬畏之忱小心拂去尘封，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废墟里埋藏着诸多英魂。即使断简残篇留下的残破音节，也能让我们看到殷切的梦想、壮烈的呼号。

作者于四千年有史可稽的殷殷相继中发掘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从未中断地发展至今，盖因中国先民在历史的黎明中就有巍巍耸立的人民观，虽历战乱暴政洗劫，仍颠扑不破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品质。

在本书中，作者秉持“文章千古事”的一切努力都指向：人民观，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建立一支胸有人民、勤政廉明的干部队伍，是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根本。

全书闪烁的历史新论启人思索。诸多历史叙述如诉如泣，如歌如弦。《卷末三论》用语平和却振聋发聩。

满纸铮铮言，力透纸背；一册谏劝书，情感奔涌。

【作者简介】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当代文学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鲁迅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与《新教育风暴》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广播文艺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等多种全国性大奖。曾赴韩国出席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做《我的中华文明观》演讲；赴法国参加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做《世界需要良知——兼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演讲。

【目录】

第1章/毛泽东：人民观的集大成者

1 怀想毛主席

2 慈母的哺育

3 走出韶山冲

4 看见人民的力量

5 民众的大联合

6 接受马克思主义

7 发现农民，1925年

第2章/从《尚书》说起

1 聪明的含义

2 不朽的诞生

3 无失误即可得民

4 李树下听讼

5 为官九德

6 为政四项要务

第3章/尧都的世界：平章百姓，协和万邦

1 用铲子写出来的历史

2 先民共有的符号

3 先夏文明

4 龙盘里的图腾

5 墓壁上的政治观

6 伟大的治水方舟

7 植根于庄稼的民族智慧

8 四千年前的英雄史诗

第4章/革命的本义：顺乎天而应乎人

1 甲骨文里藏着的帝国

2 透过废墟

3 发明商业的民族

4 三千年前世界最发达国家

5 三千六百年前的革命思想

第5章/殷亡的教训：追逐富而欺贫弱

1 伊尹的意义

2 制《官刑》儆戒百官

3 伊尹改造帝王

4 盘庚的拯救

5 重建一支官员队伍

6 何谓殷鉴不远

7 殷不止败于纣残暴

第6章/周兴的根本：民心高于天命

1 《易》的启示

2 商代文明的继承者

3 王道意识

4 民心高于天命

5 德的社会意义

第7章/试图从人心内部建出一个社会

1 一个与庶民相接的阶层

2 教育是范天下的重器

3 比长城更有保障力的文化平台

4 孔子与上古文献

第8章/试图用刑罚苛政管住人民

1 焚书对秦政治的伤害

2 辅佐秦始皇的李斯

3 抨击秦始皇的侯生

第9章/西汉与隋的文化抢救工程

1 西汉政府下诏求天下书

2 汉武帝把孔子请回来

3 曹操的唯才是举

4 隋政府下诏求书劝学

第10章/梁启超的《新民说》

1 去留肝胆两昆仑

2 梁启超的转折

3 新民说的重大启蒙作用

第11章/人民观：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1 在落后中看见新社会

2 毛泽东与蒋介石，1927年

3 建人民军队

4 建苏区人民政权

5 人民感情

第12章/中国梦：人民的梦

1 雷锋从哪里来

2 重温时传祥

3 人民医生

4 中关村之梦

5 人民教师

6 民办教育

7 人民来访

8 千万个男女生下了你

9 人民观与中国梦

卷末三论

【章节选读】

第1章  毛泽东：人民观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生于1893年，第二年，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为日军所败，终至全军覆没，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毛泽东7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此时的中国不仅贫穷落后，外敌侵凌，且内政黑暗，民族灾难愈发深重。毛泽东就生长在这个时期，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这个中国人长大后将会为他的祖国做些什么？

1 怀想毛主席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么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诞生以来的120年，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以这120年的中外现实作为“入门的向导”，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实质”：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能有尊严地生活而思索和工作。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一年毛主席64岁，他看到了苏联，当然也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不知毛主席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当年写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的那段岁月，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青年寄予特别深切的期望。

那一年我才4岁，坐在村头的一棵大樟树下，看到公路正从远方向我的家乡延伸。我不知道公路的那一头有什么，更不知道世界上有个莫斯科……几年后，我进了学校，在公社中心小学读书。我们的小学共有六百多学生。我们课后玩捉迷藏，可以从一个教室钻到另一个教室去，因为板壁破了。小学篮球场的篮板上只有铁圈，没有篮网，直到小学毕业，我也不知那铁圈下是应该有个网的……后来我去插队了，因我的父亲是公社卫生院院长，我们家是居民户，我属于插队对象。那时我才15岁半，我插队八年，那以后还要过很多年，我才知道，我在家乡小学接受的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这最好的标志就是：我进了小学，老师就教导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不要损人利己，要助人为乐，要有远大理想，长大了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这使我幼小的心得以开阔。我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是空洞的说教，童年唱过的歌也那么晴朗，没有一丝皱纹，歌声里唱到的艰难困苦是有的……

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

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冈。

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

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

……

那歌声里充满画面，那旋律里有无限思念，让我们感受到了艰苦里有一种光荣，一种崇高……至今记得夏令营的篝火，记得我们的队旗比漫山的映山红更红，记得我们的歌声穿过田野，农民伯伯投来赞赏的目光。“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人生值得歌颂？雷锋、雷锋……”我们开始学雷锋，懂得即使是在打赤脚、穿补丁衣服的日子里，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人获得快乐。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的灵魂里得到了一种东西，但我肯定我得到了。我明白了，人生在世，应该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现在想来，没有比这更大的收获了。

这就是我少年时所接受的教育赐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它可以使自己的人生不那么狭隘，使渺小的生命体会到人间的高山流水、海阔天空。这不是头脑里装进了多少知识，这是灵魂沐浴着阳光。

我和我的同学是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后第24天，去插队的。那时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仍然是我所接受的教育，让我在心里和感情上都与农民的距离不那么遥远，但我的困难是“成分不好”。插队岁月，艰苦或者痛苦是有的。那个年代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每当有同学招工走的时候，上面都说是“国家需要”。当我的同学一个个招工走了后，我仍然年复一年地留在农村，就像是个国家不需要的人。我插队的小山村只有13户人家，当仅剩我一个知青在那山沟里插队时，我也曾感到灵魂就要崩溃了。我还恪守着“人生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信念吗？我曾在繁星满天的夜晚，在那个名叫“火爬山”的小山村高高的谷坪上，独自唱起《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我唱得泪流满面，知道自己的灵魂在经历着选择，知道这歌声里有壮烈的牺牲，有崇高，有美，知道这旋律深深地浸透了自己的灵魂。我听到灵魂中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宏甲，你可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背叛，对自己曾经认取的人生意义的背叛。

1976年底，我终于招工了。当我告别生产队的乡亲离开我插队八年的村庄时，我知道我获得了理解农民的能力，理解毛泽东的能力。

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我怀想毛主席，看到的依然是：毛泽东一生都尊重劳动人民，写出《愚公移山》，号召向愚公学习；他还希望我们要爱国，但不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别忘了向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的人学习，他写了《纪念白求恩》；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干部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要贪污腐败。他晚年痛哭，哭自己做得不够……我庆幸自己没有丧失对毛主席的理解力，庆幸自己没有丢弃从少年时代就认取的人生意义，这是毛泽东时代给我的。它使我一生都没有羡慕富人的苦恼，没有在任何权力面前感到自卑，也懂得识别专家名流从而知尊敬或不为所惑，能体会到高尚所给予我的感动，能与最普通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容易有真朋友，这些都和我自己的生命存在、生活感受休戚相关，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至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我为自己能写下一点文字来纪念我心中的伟大导师而感到荣幸。

2 慈母的哺育

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这是我始终关注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母亲，母亲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老师。毛泽东的母亲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毛泽东思想和情感最早的来源。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是文家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叫她七妹（斯诺的《西行漫记》写毛泽东母亲名“其美”，是把“七妹”谐音为“其美”）。文七妹是湖南湘乡棠佳阁人，湘乡棠佳阁与湘潭的韶山冲只隔着一座山，叫云盘山。120多年前，18岁的文七妹就是攀过这座山，走十几里山路，嫁到了韶山冲。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贻昌，字顺生，乡亲们都叫他顺生。此时的毛家正家境窘迫，毛泽东的爷爷毛恩普已经不得不把祖上传下来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文七妹的娘家则相对宽裕些。

七妹生的前两个孩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怀第三胎时，七妹就替腹中的孩子向观音菩萨许愿，答应孩子将来长大成人一定去还愿。这个孩子就是毛泽东。这一年是1893年，是七妹婚后的第八年，七妹26岁了。

毛泽东诞生的第二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海内外震惊。此时的七妹正全力地哺育着她的长子。七妹生怕再有闪失，生怕自己爱抚孩子的力量不够，让孩子拜“石观音”为干娘，所以毛泽东的小名叫“石三伢子”，七妹还自此开始吃“观音斋”，以表虔诚。

七妹一共生了五男二女，夭折了四个，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1919年10月5日，毛母因患淋巴腺炎去世，终年53岁。毛泽东极为悲痛，守在灵前，席地而坐，写下《祭母文》。这是毛泽东26岁的文字，是我们现在可以读到的毛泽东同母亲精神的对话，情感深深，动人肺腑，我把全文陆续恭录于此：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祭母文》如诉如泣，长歌当哭。

毛泽东说，母亲突然就过世了，母亲的一生，全是伤心史啊，千言万语说不完，我只说两点：一是母亲的浩荡恩德，二是母亲的隐痛抱恨。

毛泽东咏道，母亲高尚的风格啊，首推博爱！不论远近亲疏，母亲待人都像天空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无私，乐人之乐，痛人之痛，无比慈祥。母亲感动了许多人，这博大的爱心，源于母亲的真诚。

这真诚历历在目啊！毛泽东继续写道：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毛泽东说，母亲从不说假话，一点儿欺人之心都没有。母亲头脑清晰，处事能把感情和道理分得很清楚。母亲做事没有什么失误，不妥的事物也很难逃过她的眼睛。母亲清净的风尚，传遍亲戚邻里。母亲一尘不染啊，表里如一。母亲五德鲜明，这为人的大节，合成了母亲的人格。长歌至此，毛泽东当是想起了母亲领着幼小的他拜观音的情景，于是写下“如在上焉”，感觉母亲就像端坐在上的观音菩萨！仔细体会，毛泽东对母亲品德人格的回忆，是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德追述的，并明确写出“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毛泽东3岁时，弟弟毛泽民出生，母亲曾带毛泽东到棠佳阁外婆家去住。毛泽东小时候有几年时光在外婆家度过。舅舅文玉钦是读书人，家里开了个启蒙馆，附近有十几个孩子来上学，毛泽东3岁在这里听诵《三字经》，4岁对学识字感兴趣。他正式读私塾始于8岁，止于13岁，据称“读遍韶山私塾”。这时他已经私自读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禁书了。渐渐长大的毛泽东，期望接受新事物，而四书五经里的教导，仁义礼智信这五德，已经深深地进入毛泽东的内心，成为他怀念母亲最浓郁的情感。这在《祭母文》中一目了然。

毛泽东接着诉说母亲的隐痛和抱恨……这里凝聚着他对母亲最深的爱，是他不能不在母亲灵前诉说的：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祭母文》所述的“恨偏”大抵就这八句，虽然短小，却是整篇祭文中最沉重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毛泽东这里讲的“三纲之末”，是说母亲处在夫权的统治下，有志向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母亲精神的痛苦，以此最为突出。

我们认真地来看一下“三纲”。

“三纲”之说出自董仲舒。从孔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取义，认为上德风正，民风就正，所以，君应当为臣之表率，父应当为子之表率，夫应当为妻之表率。

董仲舒此说之来源，可追溯到秦汉以前，如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礼记·乐记》说：“君好之，则臣为之。”在汉代之后，有韩愈说：“……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文天祥《正气歌》更说：“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些都是在讲，处在重要位置的人，要起表率作用。这与《尚书·皋陶谟》讲帝王要从修养自身做起，还要教导好自己的亲属，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正统文化。《三字经》讲得更加通俗：“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说的是君臣之间要讲信义，父子、夫妇要亲密和顺。可是，到后世，怎么变成了对臣子、对儿女、对妻子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异化了“三纲”，至今值得深加研究。

我们接着看毛泽东《祭母文》的第三部分。这部分是母亲文七妹的临终嘱咐，以及毛泽东对母亲在天之灵表达的决心。从这决心中，已能看到毛泽东的大志向。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1919年10月8日

母亲是在韶山家中去世的，毛泽东当时在长沙，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韶山，母亲入棺已有两天。毛泽东在母亲灵前作这篇《祭母文》，泪流满面，他接着写下：……母亲叮嘱儿子们，你们各自一定要做个好人。母亲还嘱咐说，平时有恩于我们家的人，还有劳累病苦的，无论大小亲疏，都有待你们去报答周济。

毛泽东说，母亲啊，我对你的思念将和时光同在。你的养育之恩，如春日的朝晖和云霞，我何时能够回报？我会如精卫填海那般奋斗不已。母亲！你没有离去，身躯虽逝，灵魂万古。我今生的每一天，都是报答你恩情的时辰。我今生的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

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中也曾这样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穷人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母亲的善良与慈祥，特别是她对邻里对劳累病苦的乡邻的关怀，使少年毛泽东不只是关心自己一家人，此影响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能体会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那样的崇高美德的源泉。

我曾经站在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前久久瞻仰，玛利亚怀里抱着死去的耶稣，作品题名《慈悲》。这尊作品陈列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我感叹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慈母形象，实在是欧洲文明永恒的精神财富。

慈母，是文明的缔造和传承者。我们民族也应该记住哺育了毛泽东的这位伟大的母亲，应该有滋养灵魂的作品来表现这位中国的慈祥的母亲，永远纪念她。

3 走出韶山冲

毛泽东的父亲，对毛泽东的成长，也是有重要影响的。毛泽东长到少年时代，追寻人生的意义，则是他孜孜以求的大事。这一点，在毛泽东与父亲日益发生的冲突中，体现得尤其充分。

我第一次到毛主席故居那年，只有13岁半，那是1967年2月。我们八个同学用两个月时间，从家乡福建建阳徒步走到了韶山。其中三人脚走肿了，走不动了，搭过车；另五人完全是用双脚走到韶山的，我是五人之一。当我随着人流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毛主席的家怎么这么偏僻啊，孤零零的，也不与村里其他房屋相连。

毛泽东怎么走出韶山冲？在我当时的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13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记账。要有怎样的机缘才能促使他走出韶山冲呢？

毛顺生有了两个儿子的时候，家里生活更加拮据。他不愿过固贫守困的日子，就离别妻儿走出韶山去当兵加入了湘军。靠着积攒起来的那点兵饷，几年后毛顺生回乡赎回了父亲毛恩普曾经典出去的田，又买进了一些田，使田产增加到了22亩，每年能收80担谷，日子渐渐宽裕起来。

毛顺生不只是带回了那些兵饷，还带回了山外的见识。他知道，湘潭有米市，生意红火，而韶山人有自食有余的稻谷，如果收集起来贩卖到湘潭的米行去，可以比种稻谷更赚钱。韶山不仅有稻谷，还有猪，还有牛，都是可以用来做买卖的。他就这么做了。

钱就这样生出钱来。毛顺生看到还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可是资本不够，他就学着湘潭商界的做法，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用这种纸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去做生意。这生意不只是做买卖，比如做牛的生意并不是贩牛赚钱，而是把母牛买来“承包”给他人放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把牛犊养大后出卖。他还在韶山冲外的米店入了股。在这样的经营中盈利了，他可以给购买他纸票的农户分红，这实际上已有“股票”的性质。村里人怎么能相信他呢，万一他亏本了怎么办？毛顺生至少有22亩田，这是他的不动产。只要这田产还是他的，不怕他亏本了还不了。加上毛顺生家一向信誉好，这些事就都做起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大约还不很清楚父亲的忙碌是怎样改变了家庭的穷困，但父亲穷则思变，克勤克俭，勤于思索，精明能干，意志坚定，都对少年毛泽东有影响。他看到了父亲身上有四书五经里没有的学问，这些学问来自外面的世界，这是促使他想去看看山外世界的原因之一。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毛泽东说自己当时正在读一本名叫《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不知毛泽东对斯诺讲的——对《盛世危言》的主要印象——为什么是这些，莫非斯诺在记录或整理时遗漏了什么？因为《盛世危言》全书特别讲到，“师夷之长技”，购铁舰，造枪械，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如学西方倾力兴商务。

《盛世危言》出版于中日甲午海战前夕，作者是郑观应。全书充满了“富强救国”的呼唤，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教育等多方面革新提出了系统的主张，最振聋发聩的思想就题写在封面上：首为商战鼓与呼。

郑观应把外国列强的侵略手段划分为“兵战”和“商战”，“兵战”为军事侵略，“商战”为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隐蔽，因而具有更大的威胁和侵害。他在书中说，西方强国“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

郑观应还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我们根本没有懂“商战”的人才。因此提出，中国反侵略应该把反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军事入侵更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此说至今值得我们重视。

郑观应接着说要变革中国教育，指出现在的中国学子，“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至此，我大约理解了，毛泽东当时反观自己所学的四书五经，正如郑观应说的，所学不足以抵抗西方列强之入侵，而郑观应说的应广开学校，传授西洋铁路、轮船、电报、电话之类的技术，毛泽东特别有感触，所以印象深刻。

但《盛世危言》所强调的“商战”，毛泽东不会没有印象。我相信他还可能由此对父亲（从单纯务农转向兼营商务并迅速改变家庭贫穷）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总之，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但是，这时的毛泽东正受着父亲的“统治”。儿子已经是家里的劳动力，而且会记账，这太好了。在父亲看来，长子毛泽东已是很有用的帮手了。

1910年，毛顺生的理想还有了一些扩张，他似乎觉得让儿子当务农的劳动力有点儿浪费，应该让他有更大的作为，于是打算让16岁的毛泽东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去当学徒，目的是有利于日后把韶山和湘潭米店之间的生意做得更大。

毛泽东起初没有反对，他想只要能走出去，在县城里也许就能找到更好的学习机会。就在这时，他从表兄那里听说，湘乡县的东山有一所新学堂，表兄已经在那里上学。毛泽东就有了想去新学堂上学的愿望，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愿望告诉了父亲。

父亲不同意。

父子不同的愿望，不同的人生追求，发生了严重冲突。

作为父亲，从一个普通的农民起家，他已经开始运用市场经营的方式使传统的农家劳作出现了新气象，他确实非常需要儿子来共同经营这份家业。

作为儿子，父亲培养他读了六年私塾，这无疑是那年代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很有决心培养儿子的举措，然而四书五经里的主体精神，从问世之日起就是教导士子关怀天下的，仅仅一部《尚书》里就有不小的世界，何况毛泽东还看了《盛世危言》……现在要让他把所学都用来为自家经营和记账，毛泽东做不到了。

双方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对待这件事。

双方的痛苦都是真实而深刻的。

所不同是，毛顺生的理想中包含着对儿子的设计和要求，少年毛泽东则在为自己的人生争取前途。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毛泽东说，“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朋友们”，其实主要是舅舅家有文化的亲戚们，更主要的支持者还是十分体谅儿子心情的母亲文七妹，她不动声色地请娘家人来走亲戚，帮助说说。这也是毛泽东在《祭母文》中称母亲“头脑精密”、“事无遗算”的原因。

就这样，毛泽东要出发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清晨，母亲早早就起来给儿子做饭。

这个早餐，漫长而又短暂。

终于要走了。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个装有衣衫被单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一个书筐。这年，大弟弟毛泽民13岁，小弟毛泽覃只有5岁。父亲和母亲，两个弟弟，送他走过门前的池塘。母亲的眼里有慈祥的感伤，似乎预感到儿子这一去，就要远走高飞了。毛泽东从父亲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爱和希望。

4 看见人民的力量

毛泽东出现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16岁来读高小，显然年龄偏大，个头也比别的孩子高出不少。

就在这里，他从合为“一本书”形式的《新民丛报》里读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书是表兄送给他的。毛泽东反复读之，对梁启超的“新文体”也着意模仿。不仅如此，由于梁启超自号任公，毛泽东还给自己取个笔名叫“学任”。与“任”有关的笔名，毛泽东还用过子任、与任、事任、自任。

1914年，毛泽东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批评毛泽东着意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多年后，毛泽东同斯诺谈起他的老师袁仲谦，曾这样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

但实际上，毛泽东只是出于袁仲谦老师的要求，去钻研韩愈的文章。他学习梁启超的文风非但没改，甚至日渐写得比梁启超更通俗。因为一个渗透了群众观的思想，已经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隐隐闪现：要想唤起民众，那就要写出人民群众能够看懂的文章。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之影响创办的《青年》杂志问世。至此，有志者可以遥听新文化运动之雷鸣。同年，22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掀起学潮，校长欲开除毛泽东等人，袁仲谦等教师到校长面前力言：“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

1918年4月，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毕业前夕，与蔡和森等创建的一个革命团体就叫“新民学会”。在毛泽东早期的活动中，《新民说》对他的影响，已见端倪。

书，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老师。

《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传》《盛世危言》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著作，都曾在他的头脑里“演义”过造反救国、精忠救国、谋略救国、商战救国、变法救国……历史走进20世纪，梁启超已不是戊戌变法时的梁启超，他的《新民说》阐述救中国的伟大力量在于唤起民众，造就新民，此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渐渐如火炬般点燃他思想的激情。但毛泽东仍在探索，他在给斯诺讲自己的历程时也曾这样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怎么看毛泽东这段话？

紧接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毛泽东说的“这个时候”，是1915年前后。他说自己的头脑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我想指出，这“大杂烩”对于成长中的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这是他敞开头脑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时期。毛泽东还告诉斯诺，他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曾经自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如此有半年时间。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这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毛泽东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这就是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不是哪一本书，哪一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毛泽东用半年时间如此广读博览，得到的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他善于思索。博读可以得到他人的知识，唯善于思索，得到的是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更宝贵的在于他不只是为自己思索，是为中国人民的命运而思索，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而思索。如果说这种思索中仍有不能忽视的个人意义，就在于他始终想着，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能为中国人民作出贡献。

由少年而迈入青年的毛泽东，就处在这样一个为中国人民的命运去博读世界，寻找中国道路的时期。他已经有了很多收获，但也有诸种认知尚不稳定。

191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已经有所了解并予以积极宣传的时候，他对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仍很赞赏，要再过一年，才会感到“无政府主义”不适合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解放事业，从而放弃。至于毛泽东曾说的“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到胡适十分明确地写出中国必须全盘西化等一系列文章时，毛泽东就知道其有害了。

毛泽东也需要不断地同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作斗争。对这“是与不是”的判断，用以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衡量标准，简言之就是“人民观”。

在他投身书海，遨游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日月，他琢磨过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们的作为，也拜访过亚当·斯密、达尔文、孟德斯鸠们的头脑，但他始终不曾忘记脚下的土地。

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的半年时间里，“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经过了披沙拣金般的阅读和思索后，有一个“中国学说”在他头脑里日益清晰起来——梁启超的“新民说”回到了他的心中。这时，他看到了：拯救中国的力量确实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身上。但是，人民像一盘散沙般，如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就存在着改变穷苦的力量，这便是有志青年的任务。去唤醒民众，去造就新民。这样的决心，终于在他读师范学校的岁月里日益坚定起来。这是毛泽东在1918年最重要的收获，标志就是他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唤醒人民，成为他这个时期最活跃的精神动向，这在他1919年夏天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表现得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