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日臻繁盛并开始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的历史时期。

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结束邦国并立纷争状态，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奴隶制王朝，以王位的家族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天下为家”，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开上古王朝政治文明的先河。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以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和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著称于世，由此中华文明的特色凸显，自成一格，别具异彩。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封邦建国，家国同构，制礼作乐，首倡“明德”、“慎罚”、“保民”，创立了垂范华夏两三千年、影响远播域外的中华礼乐文明。

夏商西周三代历时约1300年，并非古人称颂的“黄金时代”，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在创造辉煌文明的同时，也经历着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第一节  夏朝

一  夏王朝的建立

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之子启继位称王，建立起以传子制度为标志的“家天下”——夏王朝。这是中国中原地区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朝，从此结束了早期文明时代邦国并立纷争多中心的局面。

相传禹曾推举东夷人首领益为继承人，但各邦国部落都反对益，而共同拥戴启。不论前来朝贺或裁定诉讼，他们都去启处，拒不见益。有的还为启大唱颂歌、造舆论。益不得不让位于启，自己为避祸而躲到箕山之阴（在今河南登封东）。这说明启早已为取得继承权而收揽人心、培植党羽。《战国策·燕策》所载“禹名传天下于益，而令启自取之”，系游士之言，未必可信。古本《竹书纪年》也许透露了更为真实的历史信息：“益干启位，启杀之。”说的则是益干预启继承其父之位，但一番较量的结果，益被启杀了。《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说：“启与交党攻益，夺之。”这两则记载说明禹去世前后的继位斗争十分尖锐而残酷。

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从禹开始，夏朝共传14世、17王。古本《竹书纪年》说夏朝共历471年，可能接近于实际。

夏朝的统治范围，大体上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抵湖北，北达河北。中心地区在今豫西和晋南一带。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二章夏商西周时期夏朝都城先后有过几次迁徙，如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又居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启都夏邑（今河南禹县），太康和夏桀曾都斟寻（今河南巩县西南），相居帝丘（今河南濮阳），杼（zhù）居原（今河南济源），又迁老邱（今河南陈留附近），胤甲居西河（今山西永济、虞乡一带）。夏都的多次迁移，或东进或西向，说明夏朝政治中心所在的地域前后是有很大变动的。

夏朝470余年的历史中，发生过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夏启继位称王，同姓的有扈（hù）氏（居今陕西户县）不服，起兵反对。启伐有扈，有扈氏被灭。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太康只顾畋猎游玩而不恤民事，结果东夷的后羿（yì）乘机夺取了王位，并得到夏民的拥护，史称“太康失邦”。羿掌控夏朝政权之后，恃其善射而不理政务，废弃武罗等贤臣，重用善于谄媚的寒浞（zhuó），结果寒浞乘羿畋猎之机，将羿及其全家杀死，并占有羿的妻室，篡夺了王位。后来太康侄孙少康在有虞氏的领地（今河南虞城）重新积聚力量，剿灭寒浞，夺回王位，史称“少康中兴”。少康子帝杼继位后，继续整顿武备，向东发展。《国语·鲁语》说帝杼能继承禹的伟业，夏人用隆重的“报”祭来纪念他的功绩。帝杼子帝槐继位以后，居住于今海岱和淮泗流域的“九夷来宾”，向夏王纳贡祝贺。可见，少康、帝杼、帝槐在位期间，夏王朝确实实现了“中兴”，属于夏朝的盛世。

夏朝的衰亡，始自孔甲。《夏本纪》说孔甲“好鬼神，事淫乱”，邦国部落首领相继叛夏。孔甲之后三世是夏桀，夏桀荒淫无度，为政暴虐，对外接连用兵，大伤夏的元气，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终于导致夏王朝的衰亡。夏王朝衰亡虽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腐败。

二  夏朝的国家结构与政治制度

夏朝脱胎于邦国联盟。以夏王为“天下共主”的奴隶制王朝建立后，各地邦国大都臣服于夏，接受它的统治。因此，夏朝呈现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在这个国家里，既可以看到作为王邦的夏后氏，也可以看到以臣服地位存在的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之类的属国；既有与夏后氏同族的族邦，如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也有一些与王邦关系不稳定的部族，如方夷、畎夷、于夷、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等。这种由多层次政治实体和多部族共同体组成的夏代社会，构建了以夏王为“天下共主”的王朝，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格局。夏王既直接统治着王邦，也间接支配着若干属国和族邦。

夏后氏与各个属国族邦之间存在着一种宗主与附庸的不平等关系。如《左传》宣公三年说，作为国家社稷象征的“九鼎”，是由远方诸邦所贡纳的金属铸成的。《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指夏代按田亩缴纳贡赋。《左传》定公元年还说，薛国之君奚仲担任夏的车正之官，专门造车，为夏王提供车辆。商侯冥担任夏的水官，因治水而殉职。这些属国和族邦的人，在王朝中央任职，既是对王朝国家事务的参与，也是对中央王国“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可；而各个属国和族邦，分处各地，则履行着藩屏王邦、守土卫疆的责任与义务。

关于夏王朝的政治制度，根据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难以复原它的历史全貌。夏王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正式称谓是“后”，如夏后启。王位继承实行“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夏朝设有中央行政机构，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管理。夏朝对地方除直接统治王邦外，主要是通过控制族邦和属国来进行间接统治。相传夏曾作“禹刑”。夏王还鼓吹对上帝和天命的崇拜，又利用本族和其他各族仍聚族而居、按族分治的宗族社会特点，将王权与神权、族权紧密结合。

夏朝刚从邦国联盟脱胎而来，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构建尚处于草创阶段。从复合型、较松散的国家结构可以看到此前邦国并立时代的孑遗，政治制度也很不完备周详。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肇始先行的政治体制和各项具体制度开上古政治文明的先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探索

记录夏代历史的先秦古籍，主要有《尚书》的《甘誓》、《汤誓》、《召诰》、《多士》、《多方》、《立政》和《诗经·大雅·荡》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夏本纪》紧接《五帝本纪》。但夏代至今尚未发现像商周那样用当时通用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来记录有关史实的情形。《夏本纪》是用周代以后的文献材料来叙述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未必都翔实可信。所以，考古发掘成为复原与确立夏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为了确切证明夏朝的存在，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是二里头都邑遗址的发现。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于1957年冬。其后数十年间，在豫西、晋南等地发现多处相同文化类型的遗址，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重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约5—6平方公里。在已发掘的面积约3平方公里之内，文化层堆积丰厚，被细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一期尚属普通村落，从第二期开始成为都城。

判定二里头遗址为都城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发现有宫殿建筑群和宫城。在二里头的宫殿建筑群中，一号宫殿最为壮观。它以面积近一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为底座，底座高出当时地表0.8米。四周有高耸的围墙，围墙内外建有回廊。大门开在南墙中部，由三个门道和四个门塾组成。主体殿堂南面是面积达5600平方米的广阔庭院。殿堂四周也有回廊。整个建筑气势宏伟，巍巍壮观，象征着主人的权力、地位和威严。在二里头遗址中，与一号宫殿相似的大型建筑还有多座，它们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外有宫城环绕。

青铜器是夏商西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种类齐全。其中，鼎、爵、斝（jiǎ）、盉（hé）等属于礼器；钺、戈、戚、镞等属于兵器；锛、凿、钻、锥、刀等属于工具；另外还有各种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和铜铃等。礼器可以反映等级身份，兵器显示出战争的重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二里头还出土了各种玉礼器，如玉钺、玉璋、玉戈、玉刀、玉戚、玉圭等。这些玉器制作颇为精美。在一个贵族墓中出土的用绿松石片粘嵌的大型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珍贵的精品。作为礼乐之邦的中国，玉器和玉礼器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铸造铜器、制陶、制骨、制造玉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二里头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存，范围约一万平方米，遗留有多座操作间，铸铜工具有坩埚、炉壁和陶范。这样大的铸铜作坊，说明二里头青铜铸造业已具一定的规模。

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王墓。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等，主要是出自中、小贵族的墓葬。

除墓葬外，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遗骸，不仅没有随葬品，而且是被捆绑埋入或被砍杀后丢弃在乱坑中，死者身份应是战俘、罪犯或奴隶。

就地域而言，据文献记载，豫西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夏王朝的王都所在地。从时间上看，在2005年以来最新碳十四测年数据中，二里头遗址第一期至第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600年，这是夏朝中晚期的年代。综合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大致可以推定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王都。[2]至于夏朝早期的王都，应该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龙山时代末期的遗址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