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二节  商朝

一  商朝的建立和发展

商兴起于东方。成汤伐夏桀之前，大致活动于今天的冀南豫北及豫东鲁西一带，是夏朝的一个方国。

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与尧、舜、禹同时代，因辅佐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作司徒，封于商地，赐姓子氏，所以，商以地为名，以子为姓。《诗经·商颂·玄鸟》篇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契母简狄洗浴时，由于误吞玄鸟蛋而受孕生契的故事。如同许多古代民族起源传说一样，这则传说反映的是商始祖所具有的“天命”特质。从契到成汤，历经14世，称为商的先公时代，时间上基本与夏朝同时，其间先后八次迁徙，不断地推进商方国的发展。

成汤是商朝的第一个国王，定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他起用原本为奴隶的伊尹辅政，先是消灭夏的属国葛，接着剪除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3]，最后集中力量进攻夏桀，双方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败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夏亡。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自成汤建国到商亡，共传17世31王，时间长达五六百年。

成汤灭夏之后，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统治者，边远地区的众多诸侯国也纷纷来朝。由于长子太丁先死，成汤去世之后，其弟外丙、仲壬及其子太甲相继即位，都由伊尹辅政。由于太甲不遵循成汤制定的典则，曾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今河南偃师一带），三年悔过自新，得以恢复王位。此后，从太甲到太戊是商朝统治较为稳定的时期。随后出现了王位纷争，“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4]的局面，导致商朝的政治中心经常转移，曾有过五次迁都，最后盘庚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历8世12王273年，未再迁都。因此，商也称殷，或合称殷商。

盘庚即位之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突出，彼此离心离德，只知搜刮钱财，以致殷人认为上天要降大灾害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盘庚抱着进取的雄心，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从而扭转了商中期一度出现的混乱状态，加强了商王室的统治。这是商朝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商朝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

盘庚以后，传至武丁，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在位59年。据《尚书·无逸》篇记载，武丁年轻的时候，久在民间劳作，了解“小人”的疾苦，深知稼穑的艰难。他即位以后，提拔版筑匠人傅说为相，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取得重大胜利。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是一位英武的女将军，曾多次率兵攻伐。

后人赞美商朝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其势力范围东至于海，西达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江汉。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山西、陕西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文化遗存，表明商朝的统治区域已经远远超过夏代。远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其风格也明显受到过殷商文化的影响。

二  商朝的政治制度

商朝是继夏朝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直接控制的王都及其附近地区为王畿，又叫大邑商、天邑商，包括今天的晋东、鲁西、豫北和冀南一带的广阔平原。王畿四周分别由商朝贵族和分封的诸侯来统治，称为“四土”。在诸侯封地之间以及封地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和部落，或服属于商朝，或反叛无常。

商王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自称“予一人”、“余一人”或“我一人”，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并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

根据殷墟卜辞的记载，商代晚期，宗法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商王相对同姓贵族而言为大宗;同姓贵族相对商王而言为小宗。同样，在各级贵族之间也有大宗、小宗的划分，而嫡长子继承制正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它不仅有利于密切商王与各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联系，而且更有助于凸显王权的至高无上。

商王以下可以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是中央百官，外服是地方诸侯。中央百官有尹或相，辅佐国王，是最高行政长官。在尹或相之下，主要设有三类职官系统：一类是王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王室事务，有宰、寝以及相关的各种小臣等；一类是神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神祇（qí）事务，有史、卜、作册和巫等；一类是民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民众事务，有管理农事的小藉臣、管理众人的小众人臣，还有管理手工业的司工以及包括管理军事的多马、多亚、多射、师、旅、卫、犬、戍等。当时已经有了师、旅的建制，甲骨卜辞中有“王乍三师：右、中、左”的记录，战前要进行“登兵”(即征集兵众)，动辄千人、几千人，甚至多达万人以上。兵种有车兵和徒兵两种，作战时往往混合编队，以车战为主要作战方式。

地方诸侯则有同姓、异姓之分，见于殷墟卜辞的有侯、伯、子、男、田(甸)、任等不同称谓，他们仿效王室设有各自的职官系统，并且担负对王朝纳贡、服役、戍边以及出兵征伐等义务，商王主要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诸侯来维护其统治。

商朝还没有成文法，但已有残酷的刑罚，称之为“汤刑”。所谓墨(在脸上刺字)、劓(yì，割鼻)、剕(fèi，断足)、宫(男子阉割生殖器，妇女幽闭)、大辟(死刑)五刑，都已经具备，而且刑罚名目繁多。同时，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监狱，卜辞中有“圉（yǔ）”字，正像戴梏坐牢的形状。《荀子·正名》篇说：“刑名从商”，反映了商代刑制对后代的影响。

三  商朝的社会经济

随着商朝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商朝的奴隶制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农业是商朝的主要生产部门，一直受到商王室的高度重视，甲骨卜辞中祈求时雨、渴望丰年的记录很多。从考古资料来看，当时的生产工具仍然以木、石、骨、蚌器为主，包括一些青铜农具在内。器类有翻土的耒、耜、铲，中耕用的锄，以及收割用的镰刀等。其中耒和耜是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耒是木制的起土农具，前端分叉；耜呈铲状，安在木棒下，可以用石、蚌或金属制作。在殷墟发现的一处木耒遗留痕迹，齿长19厘米，齿径7厘米，两齿的间距有8厘米。常见的耕作方式有“田”，即众人协力耕作，而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正像田中有阡陌和沟洫一样，反映了我国古代井田制[5]的特征。

当时的农作物种类很多，仅卜辞所见有黍（大黄米）、稷（小米）、稻、麦（大麦）、麳（lái，小麦）、菽等。今天所说的“五谷”，在商代已经具备，而且产量很高。考古发现了不少储藏粮食的大型窖穴，卜辞中有仓廪的“廪”字，像露天谷堆的情形。商王经常派人到各地巡视储藏粮食的仓廪，即“省廪”。商人酗酒成风，相当一部分粮食用于酿酒，出土的殷代青铜器中，酒器种类和数量都很多。

除了农作物种类之外，商朝的经济作物种类也很丰富，圃（菜地）、囿（园林）、栗（果树）等都有发展，特别是蚕丝生产更为发达。卜辞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出土的玉器中还有玉蚕。同时，畜牧和狩猎经济也占有重要地位。后来的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也都已经具备。卜辞中还有捕获象、虎、鹿、兕（sì，犀牛）等记载，捕获野兽的方法有车攻、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办法。

青铜铸造业是商朝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不仅生产门类增加，手工作坊规模扩大，而且分工精细，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较快，到商后期达到高峰。青铜器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礼器、工具和兵器三大类别。礼器包括生活用具，有烹煮器鼎、鬲（lì）、甗（yǎn）；酒器爵、觚(gū)、觯(zhì)、斝、尊、卣（yǒu）、壶等；以及储盛器簋(guǐ)、盘、盂等。工具有斧、锛、斤、凿、刀、锯、钻等。兵器有戈、矛、钺、镞、剑、戟等。另外，还有乐器、车马器和建筑构件等。

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的演变尤为突出，其中饕餮（tāo tiè）纹最为常见，变化丰富，鸟纹、蝉纹也开始流行，而且铭文渐长，出现了几个到几十个字的短篇铭文，内容涉及祭祖、赏赐等多个方面，著名的司母戊[6]大方鼎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的最高水平。

制陶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商朝主要的手工业部门。随着质地坚硬的灰陶出现，在一些早商遗址当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器表施以青绿色或黄绿色的瓷釉，色泽光亮，吸水性弱，从而把我国瓷器的历史至少提早到三千多年前的早商时代。晚商的制陶业沿袭早商而来，最有代表性的刻纹白陶的烧制，以高岭土为陶坯，经过1000℃以上高温烧制而成，刻镂精美，色泽皎洁，纹饰和造型仿模青铜器风格。

其他诸如骨器业、玉器业，以及丝织业、建筑业、漆器制作业等，也都有许多突出成就。

在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朝的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已经出现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就是所谓的贝，贝有海贝和铜贝之分。考古发掘中，常常有用贝随葬的现象，少则数十枚，多则几千枚，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往往有“赐贝”、“赏贝”的记载，以朋为单位，最多赐贝30朋。

货币的出现是商业兴起的主要标志。甲骨文中有关商贾的记载也不少，除了民间交易外，主要还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在郑州、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遗物中，有一些并不是中原地区的物产，如鲸鱼骨、海蚌、大龟和玉石等，有的是从远方纳贡而来，有的则是通过商业贸易而来。

商朝的交通道路，主要有水路和陆路两种。水上的交通工具是船，卜辞有“舟”字，其形制与现在的小木船相仿；陆上的交通工具是车，卜辞的“车”字为两轮一轴之形，许多商代遗址都出土了车马坑和车马具，车是木结构，由车架、车舆和车轮三个重要部分构成，复原形制与卜辞“车”字形相仿，是使用马驾的两轮大车。商代的车除用做交通工具之外，还可用在攻战和狩猎等方面。

四  商朝的灭亡

商朝社会的阶级构成，主要有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不同层次。

奴隶主贵族是商代的统治阶级，以商王为总代表，包括王室宗族、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等，总称为“百姓”。王室宗族有王族、子族或多子族之分；邦伯即诸侯，有同姓、异姓之别；师长、百执事则包括畿内外各级政府官员在内，他们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的主体。

平民是商朝社会人数众多的被统治阶级，殷墟卜辞上叫做“众”或“众人”，古代文献上则又称做“小人”或“万民”，商王蔑称他们为“畜民”。他们主要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成员，其族属或是商人本族，或是其他族群的原住民或徙民，也有些由贵族沦落而来，大多在井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盘庚迁殷时召集本族“众人”来王庭，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可见他们的地位要比奴隶高。不过，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被牢固地束缚在井田上，还要承担当兵、纳贡和服徭役的义务，随时有被剥夺人身自由、沦为奴隶或遭受刑罚甚至被杀戮的危险。

奴隶则是商朝社会最下层的被统治阶级，大量用于手工作坊生产、畜牧及山林川泽开发。灿烂的青铜器，以及各种精美的手工制品，多数都出自于他们的劳动双手。殷墟卜辞中，称手工奴隶为“工”，还有一些罪犯在手工作坊充当苦役。

商代拥有大量的家内奴隶，被称为奴、婢、妾、臣等，主要为奴隶主贵族从事繁重的家内劳役，甚至在奴隶主贵族死后还要为他们殉葬。

战俘是商代奴隶的主要来源，其中除部分被杀之外，大都成为商王以及各级大小奴隶主贵族的奴隶。羌族战俘最多，卜辞累有“获羌”的记载，而且有些方国或部落被征服后，整个家族、氏族或部落都成为奴隶，或直接向商王朝进贡子女作为奴隶。

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奴隶主贵族统治更加腐朽，人祭人殉之风日益盛行。商王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死后，不仅要杀人殉葬，而且以后每次祭祀活动都要杀一批人，少则数十，多则几百不等。从1928年到1973年发掘的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可以辨认的人祭人殉，已经接近4000余人。目前，已知的这类卜辞有2000余条，至少残杀1.4万人，用于人祭。

祖甲统治后期，商朝由盛转衰。此后，历代商王都很腐朽，“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7]，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奴隶和平民采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商王朝统治危机四伏。

商朝末年，帝乙、帝辛（纣）不断用兵东南，征伐夷方。经年不息地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与商王朝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大修宫室台榭，广建离宫别馆，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8]。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仲、蜚廉等，排斥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危机。此时，商的属国周邦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腐败的商王朝灭亡之势已成定局。